这就是她那熟练巧妙的损人方式。她用那瘦骨伶仃的蜡黄小手，那在敖德萨真正戴上一位有钱有势人物的结婚戒指的手，猛地拧开水龙头，水便哗啦啦冲了进来，愚蠢笨拙的人便沉下去，金钱、体力、肥肉、丝绸、糖果盒，一切的一切也随之沉下去——只剩下聪明绝顶的人含笑注视涟漪。你也应该像我一样，了解这件事：一九二二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38]，上午十一点钟，当工厂庄严地鸣起汽笛时，老奶奶本该站立静默的，她却走下楼来并在楼梯上扭伤了脚踝；在她愁眉苦脸啐着唾沫时，是五产把她抱起，急忙送进厨房的。可是她对言行失检和错误过失记性特好，就像她两眼之间那条贵族气派的皱纹一样，永远不会磨灭。而且又有不满的天性。
五产极想结婚。他对每个人都提起这件事，自然也去请教过劳希奶奶。她照例脸上不露真情，看上去一副殷勤、关心的模样，而肚子里却在暗自查核，并把她需要的材料记住备用。可是她也看到自己可以从中得到好处，一笔做媒费。她是很留意赚钱机会的。有一次，她曾策划让一些移民从加拿大偷渡入境。我碰巧知道她和克雷道尔商定的有关他太太的侄女的事，由克雷道尔正式出面撮合，老婆子则在五产这边下功夫。这计划结果落了空，开始时五产对此很起劲，把自己打扮得光鲜整洁，脸刮得一直红到眼角，来到约定的会面地点——克雷道尔的地下室。可是那女孩子又瘦又苍白，不中他的意。他心里想的是一个活蹦乱跳、黑头发、阔嘴巴、爱交际的漂亮妞儿。他虽然敬谢不敏，但颇有君子之风，还是请那瘦女孩出去了一两次，送给她一只赛璐珞娃娃和一盒深红扁圆盒装的本特牌糖果。这件事他就这样了结了。老太婆当时说，她以后不管他的事了。不过我相信，她和克雷道尔后来还继续一起张罗了一段时间，克雷道尔并没有死心。每逢周六，他仍到考布林家来，这有双重目的。除婚事外，还为了兜售犹太贺年卡，以收佣金方式为一个印刷商代销。这是他平常的赚钱路子之一，就像他廉价收买整批杂物和拍卖品，或者听到街坊中有人要买成套家具，就带他们上霍尔斯特德街家具店一样。
他狡猾地对五产做工作，我常看到他俩在车房里交谈。克雷道尔撑着那双罗圈脚，他那极欲巴结、谦恭忍辱的腰背显出了应征入伍的历史，那张壮汉的脸胀大高抬到了脑门；他力陈所说的那个女孩的优点：出身良好家庭，由母亲亲手用最纯白的食物喂养成人，已养成好习惯，从不粗鲁顶撞，胸部到时候定会隆起，至今还没有邪念，可说是毫无杂物的最新的清汤——看着五产抱着双臂咧嘴冷笑、面露讥讽在听着的样子，我可以想象出他当时的心思。她真的那么温顺、漂亮、纯洁么？要是结婚后不久她就变得粗俗肥胖呢？她会躺在舒服的床上啃无花果夹心饼干、生活腐化懒惰、用窗帘向油头粉面的小伙子打信号么？或者她父亲是个贪污犯，她兄弟都是流氓赌棍，她母亲是个荡妇或者挥霍犯呢？五产要十分当心，他的姐姐安娜在这方面曾给过他不少警告和告诫。她比他大十岁，完全有资格提醒他美国的危险，特别是那些美国女人对新从欧洲老家来的小伙子的危险。她这样做显得很可笑，然而这种可笑是残忍的，因为那正是她本应悲伤的时候。
“和我这种人比那可就有些不同了，有的人懂得生活嘛。要是她想要一件皮大衣，像她那些阔朋友一样，你就得给她买，哪怕这使你流尽最后一滴血她也不在乎。嘿，一个年轻活泼的漂亮姑娘。”
“我可不要那种女孩子。”五产用坚定的口气说，和安娜说“我的儿子决不会的”时差不多。他粗壮的手指在搓着面包丸子，嘴里抽着雪茄，一对绿眼睛既清醒又冷静。
只穿着条三角裤的考布林——那天下午很热——正忙着在算账，见我停下不看书听两姐弟谈话，朝我眨了眨眼睛，还笑了笑。他从不因我闯入洗澡间侵扰他的隐私而对我耿耿于怀；情况恰恰相反。
至于我在看的书，那是本西蒙的《伊利亚特》。我正看到美丽的布里塞伊斯怎样被人从这个篷帐拖到那个篷帐，阿喀琉斯则搁下长矛，挂起铠甲[39]。
一贯早起的考布林夫妇吃过晚饭不久便上床，就像庄稼人一样。起得最早的是五产，三点半起床后便叫醒考布林。考布林带我到贝尔蒙特大街一家小饭馆里吃早餐，这是个卡车司机、售票员、邮局职工、闹市区的擦地女工等夜里干活的人聚集的地方。考布林喝俾斯麦酒和咖啡，我吃薄煎饼喝牛奶。他在这儿很爱和人交往，和别的老主顾以及希腊人克里斯托弗，还有女招待们聊天。他没有应对敏捷的才能，但对什么都哈哈大笑。到了四五点钟那谋财害命的时刻，连胆子最大的人也变得阴沉、严肃起来时，人变得越来越昏昏欲睡。可是考布林却不是这样。至少在夏天，他爱早上早早离家，面前有杯咖啡，腋下夹着晨报第一版。
然后我们回到发报棚，等着送报车隆隆响着开进小巷，扯下树叶，车尾的门旁立着几个小流氓（在送报车上立足，跟蹲过拘留所或驾过偷来的车兜风一样，是他们提升为正式流氓的一个必要步骤），把一捆捆的《论坛报》或《检查报》踢下车来。过后，报童们纷纷骑着自行车或踩着滑板车到来，到八点钟报纸便全部送到了订户家；考布林和年纪较大的手下专在后门送，因为要把报纸飞投过横梁和晒衣绳落到三楼，得有一手本领。这时候，表亲安娜也已醒来，重又恢复她的各项专门活动——仿佛能源用尽，一夜来这座房子里的这些活动都已处于停顿——眼泪汪汪、喋喋不休、哭哭啼啼，并且频频照镜子。可是，她也把第二顿早餐摆好在桌上，考布林吃了饭后就戴上精致的巴拿马草帽，出门去收报费。他轻轻敲开人家的纱门，两眼飞快地眨动着。因为早上第一个穿过人家院子，他裤子上挂着游丝，他还准备和任何人谈论有关黑社会私酒大王们火并的最新消息，以及股市的最新行情——那时候在英萨尔[40]的带头下，人人都炒股票。
我和安娜母女都待在家里。往常，在八月份时，安娜总要去威斯康星北部以避花粉过敏，可是这年因为霍华德的出走，小弗丽德就被剥夺了度假之行。安娜常常叹气诉苦说，上等人家的孩子中只有弗丽德一个没有假期。为了对此有所补偿，她就要女儿比平时更加多吃，结果弄得这孩子脸上有了营养过多的面色。她原来有的就是一张布满潮红、过分敏感和粗俗难看的脸。她上厕所时，老是没学会把门关上，而这连乔治都学会了。
看球赛避而不见她那天——就在球员们在结冰球场的白线上撞得砰砰倒下的时候——我并没有忘记以前弗丽德曾许配给我。她这时已是个少女，我敢肯定，那些习惯早已改了过来，她的个子已长得和母亲一般高大，有像她舅舅那样红苹果似的肤色，身穿浣熊皮短大衣，手挥密歇根大学校旗，笑得很起劲。她正在安阿伯[41]攻读营养学。这离每逢星期天考布林给我钱要我带她去看电影的那段日子，大约已经有十年了。
安娜并不反对我们去看电影，不过她自己在宗教节日是决不碰钱的。她所有这类清规戒律都遵守，其中包括根据一本希伯来文小历书上写的，每逢新月时就纱布蒙头，点上蜡烛，轻诵祷文，瞪着两眼，神情坚决，以约拿被迫进可怕的尼尼微城时[42]所怀有的恐惧和勇气，追求宗教的恐怖。她认为我在她家时，她给我讲讲道是她的责任。于是我从她那里听到了有关万物的创造和人的堕落、通天塔的建造、洪水浩劫、天使往见罗得、他妻子之受天罚、她两个女儿淫荡乱伦等[43]奇怪的故事。她是用希伯来语、意第绪语和英语混杂着讲的，凭她的记忆和幻想，讲得既具虔诚又有义愤，有小花的委婉，也有怒火的激烈。像以撒和利百加在亚比米勒的花园中交欢以及底拿被示剑奸污的故事[44]都没有多少删略。
“他对她施暴。”她说。
“怎样施暴？”
“就是施暴嘛！”
她认为不需要多讲，而她是对的。我不得不钦服她洞识听者的高明。在这类事情上不想有任何轻浮戏谑之言。她用她发自肺腑之言，指点我倾心于伟大永恒的事物。
第三章
就连在那时候，我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做考布林家的女婿。当安娜从我手中把霍华德的萨克斯管夺过去时，我心里想：“你尽管拿走好了，我要它干什么！我会干得比这更好。”我的脑子里已经为自己酝酿着一个够好的命运。
对于我的命运，老奶奶有自己的主张，她据此为我继续寻找各种各样的工作。
所说的“各种各样工作”，是我的罗塞塔石[45]，可说是构成我整个一生的基础。
她为我们挑选的那些早期工作，一般都不太粗重。要是很辛苦，那只是暂时的，为的是通过这得到一个更好的工作。她不打算让我们成为普通的劳动者。不，我们穿的应该是套装而不是工装裤。她要使我们踏上绅士之途，不顾我们生来就没有这种造化，不像她自己的儿子那样有德国保姆和家庭教师，还有中学制服。虽然他们后来只成了小镇上的商人，没能有更好的职业，那可不能怪她，因为培养时还是为了使他们在世上能有大作为的。她并没有责怪他们，他们对她也堪称尊敬。他们俩身材都很高大，大衣都扣上腰带，脚上有鞋罩。斯蒂伐开一辆史蒂倍克，亚历山大开的是斯坦利蒸汽汽车。两个人都沉默寡言，一脸厌烦神色。跟他们说俄语，他们用英语回答，对于母亲的苦心栽培，显然并不十分感激。可能，她对西蒙和我这般严格管教，就是要给他们看看，像我们条件如此之差的人，她都可以栽培成材。也许，她对我们兄弟俩不厌其烦地晓以爱心，就因为她自己两个儿子的缘故。尽管当他们出于礼俗俯身吻她时，她仍以一个迅速的动作把他们的头搂住。
不管怎么说，她把我们管得严严的。我们必须用盐刷牙，用橄榄油香皂洗头发，要把成绩报告单带回家，不许穿汗衫睡觉；一定得穿睡衣。要不是我们大家都能成为贵族，丹东[46]何必丢掉他的脑袋，又怎么会产生一个拿破仑？这种人人皆能成为贵族的观念，到处都在教导，使得西蒙也因此有了重荣誉的气概，易洛魁人[47]精神，鹰似的神采，连细枝也不会踩响的轻捷脚步，骑士巴亚尔[48]的优美仪态，有辛辛纳图斯[49]扶犁的手，有后来成为企业大王的拿骚街上卖火柴孩子的勤奋。在一个红彤彤的秋天早晨，我们穿着黑色羊皮外套、歪歪扭扭的黑袜子、表面剥落的皮鞋、戴着连指手套和西部长手套，排队站在学校操场上，鼓号队吹打得震天响，尖叫着的阵阵寒风刮得野草、树叶和晨雾团团转，旗被拉扯得硬邦邦的，钢旗杆上绳扣咣当咣当直响。这时候，没有天赋的独特眼光，也许你是看不出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有什么特别气质的。可是西蒙一定非常突出。他站在学校警卫队的最前面，头戴毛哔叽帽，身佩头天晚上浆烫过的亚麻布武装带，一头金发衬托出一张英俊的旁若无人的脸，连他额上的一个小伤疤也显得端庄威严。校舍的窗子里贴着感恩节剪纸画，黑色和橙色的清教徒移民、火鸡、一串串的蔓越橘，擦得光亮的玻璃窗映出蓝红两色的寒天、室内的电灯和黑板。一幢红色和浅黑色的房子。一座修道院，一座福尔河或萨斯奎哈纳河畔的磨坊，一座县监狱——它全都有点像。
西蒙在学校里成绩优异。他是忠心同盟会的会长，毛线衫上佩着盾形会徽，他也是在毕业典礼上致词的毕业生代表。我不像他那么专心致志，很容易分心，只要有人想出什么有趣的玩意儿，我就会逃课，到小胡同里去捡破烂，到船坞去闲荡，到礁湖桥下去爬桥架。这一切，都在我的学业成绩上显示出来了。我一把成绩单带回家，就会挨老太太的骂，说我是“猫脑袋”，用法语骂我“坏孩子”，还恫吓说，我十四岁就得去做工。“我会从教育委员会替你弄张证明，你可以像个波兰佬那样，到牲畜围场里去干活。”她常说。
别的时候，她和我说话的口气就不同了。“你不是没有脑子，你的聪明比得上任何人。要是克雷道尔的儿子都能做牙医，你就可以成为伊利诺伊州州长。只是你太容易动心了。只要答应给你讲个笑话，让你笑一笑，给你一颗糖或一个卷筒冰淇淋，你就会扔下一切跑掉。简单一句话，你是个傻瓜。”她说着，一面双手抓住毛织蛛网形披肩往下拉了拉，就像男人翻起上衣领子那样。“如果你以为只要靠笑上几笑和吃吃桃子馅饼就能混下去，那你可不知道以后会有什么日子过哩！”是考布林使我喜欢上馅饼的；老奶奶对馅饼看不上眼。“那是纸和浆糊，”她充满仇恨和那耶和华排斥外来影响般的妒忌说，“他还教了你什么？”她咄咄逼人地问道。
“没教我什么。”
“没教你倒好！”她会让我站在那儿，忍受沉默的惩罚，作为她对我和我干的傻事的批评。那时候，我还穿着短裤，个子显得特别高大，腿很长，头很大，头上黑发浓密，下巴仿佛裂成两半，由此常被人取笑。我连我健康的肤色也白白地糟蹋了，因为她常说，“瞧，瞧，瞧他的脸！瞧那模样！”她一面咧嘴而笑，一面又得用齿龈咬住烟嘴，她的香烟中缓缓冒出缕缕青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