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过我曾同时杀了两个人，事情是这样的。
费力克斯原来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读人文科学专业。多亏他迷人的嗓音，大一时他就在学生广播电台担任重要职务，还被选为班里的副班长。1944年春天，第二学期刚结束，他被责令入伍服役。
他本该在五月第二个周六到哥伦比亚报到，不过部队特许他在家多待一晚，第二天白天（也就是母亲节）再去报到。
那天没有人哭，其实也没什么好哭的，毕竟军队是要让费力克斯去做广播员。但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是去做什么，我们没哭是因为父亲说，自古以来战时能为国家效力就是值得骄傲和开心的。
同时，马可·马力提莫的儿子也应召入伍。那时候马可和吉诺已经成为镇上最大的承建商。母亲节的前一晚，马可夫妇带着儿子来到我家，全家人哭得像婴儿一样，也不在乎被别人看见。
他们哭是应该的。他们的儿子胡里奥最后在德国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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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那天破晓时分，母亲还在睡觉，父亲、费力克斯和我来到来过不下百次的米德兰枪支俱乐部步枪射击场。周末早上去那里打枪是我们的惯例，虽然那时候我只有十二岁，但各类步枪、手枪、猎枪对我来说都不在话下。这不是什么稀奇事儿，当时有很多父子经常结伴来射击场打枪。
我记得当时弗朗西斯·莫里西警长也带着他的儿子巴奇去了。莫里西就是1916年老奥古斯特·巩特尔发生意外时，和父亲、约翰·福均一起去打鹅的那帮伙计中的一个。直到最近我才听说，是莫里西杀了老巩特尔，当时他不小心发动了手里的猎枪，就在距离巩特尔约三十厘米的地方，枪口正对着巩特尔的头。
所以才找不到巩特尔的头。
意外谁都可能碰上。为了不让莫里西的人生被意外摧毁，父亲那帮人把巩特尔的尸体扔到糖河里，让它顺流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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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那天早上，父亲、费力克斯和我并未带外国枪支。当时以为费力克斯要上战场，我们只带了M1903春田步枪。那时候春田步枪已经被M-1加兰德步枪取代，不再是美国步兵标准配枪了，但因其射击的精准性，狙击手并未停止使用。
那天早上我们都打得很好，我打得尤其好，引来众人称赞，但没人叫我“神枪手迪克”。直到那天下午我失手开枪打死了一位怀孕的家庭主妇后，这个绰号便如影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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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我在射击场获得了嘉奖。射击结束后，父亲对费力克斯说：“把钥匙给你弟弟鲁迪。”
费力克斯有点困惑：“什么钥匙？”
不出我所料，父亲说的是他的“至圣所”。费力克斯直到十五岁才拿到那间屋子的钥匙，而我连碰都没碰过。“给他，”父亲说，“枪械室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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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实还不到可以拿枪室钥匙的年纪。费力克斯拿到枪室钥匙那年十五岁，年龄就已经偏小了，而我才十二岁。父亲一直对我的年龄没什么概念，直到我打死一位孕妇。警察到的时候，我听到他说我大约十六岁。
我的个头在同龄人当中属于高的，这可能是人们对我的年龄产生误会的原因。其实对任何年龄层而言，我的个头都算是高的，当时男性人口的平均身高远不到一米八二，我十二岁就已经一米八二了，估计是我的脑垂体故障了一段时间，后来自己调整过来了。我并未长成畸形，与同龄人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十二岁杀了两个人。
不过有段时间我的个头确实高得不正常，身体也很虚弱。可能我的身体曾想进化成超人，但迫于其他部位的反对，不得已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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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枪械俱乐部回家后，我便拿到了这把钥匙。它就像一团火似的快把我的口袋烧出一个洞了。此外，我还得负责砍掉两只鸡头用作那天的晚餐，这曾是专属费力克斯的特权，他只让我在旁边看着他做，但现在他离开了，这就成了我的工作。这是另外一个我长大成人的证据。
这两只鸡的处决之地就在那棵被砍掉了的胡桃树的树桩那里。很久以前，马力提莫兄弟抵达米德兰市时，父亲和老奥古斯特·巩特尔就是在那棵树下共进午餐。在树旁的基座上还有一座大理石半身像，它也得在一旁目睹屠宰的全过程。这座雕像是伏尔泰的半身像，是父亲从奥地利的冯·福斯坦伯格家里获得的战利品之一。
费力克斯在杀鸡之前通常会扮演上帝，用低沉的嗓音对它们说“如果你还有临终遗言，现在可以说了”或者“最后看看这个世界吧”等。我们自己不养鸡，每周日早上会有位农民给我们带两只鸡来，它们的“小孔”会在费力克斯右手挥下弯刀的那一瞬间闭合。
而现在的费力克斯马上就要乘坐前往哥伦比亚的火车，然后乘坐巴士去佐治亚州的班宁堡[1]报到。因此这次杀鸡，是他在一旁观看，而我来挥动弯刀。
于是我抓住一只鸡的腿，把已经精疲力竭的它放在树桩上，然后我用玩具哨笛一般的声音轻轻地说：“最后再看一眼这个世界吧。”
然后，鸡头被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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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力克斯在火车站亲吻了母亲，又和父亲握了手，便踏上了离开的火车。之后父母和我必须赶紧回家，因为我们要接待一位重要的客人共进午餐。她不是别人，正是美国总统的妻子埃莉诺·罗斯福。她正在各偏远地区访问军工厂以鼓舞士气。
只要是名人来到米德兰市，他/她一般都会被带到父亲的画室里来，因为米德兰市实在没什么好看的景点。通常来讲，名人到了米德兰市，就会去基督教青年会举办一场讲座、一场小型演唱会或乐器演奏会之类的，比如我小的时候见到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莫里·巴特勒，演讲家、作家兼播音员亚历山大·沃尔科特，独角戏表演者柯尼利亚·奥蒂斯·斯金纳，大提琴手格雷格尔·皮亚提戈尔斯基等，都是在那这么见到的。
他们都说，罗斯福女士一定会说：“真不敢相信我正站在俄亥俄州米德兰市这片土地上。”
之前父亲会滴几滴松节油和亚麻籽油在热风排气扇上，这样室内空气的味道会让人精神振奋。客人走进画室时，留声机里总是放着经典歌曲唱片，不过在父亲意识到做一名纳粹分子会招来麻烦后，他就再也不放德国音乐了。画室里总是备着进口红酒，即使在战时也从未断过；利德克兰兹干酪也是常备的，父亲还能讲出它的起源。
战争年代的肉类有着严格的定量配给，但即便如此，画室也总是有丰盛可口的食物，这真多亏了玛丽·胡布勒。她能从糖河里捕捞出许多鲇鱼和小龙虾，而且其他人认为不能食用的动物部位她也能拿来做出美味的菜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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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胡布勒的猪肠：
把猪小肠切成五厘米的小块，反复清洗，多换几次水，直到清洗干净、没有脂肪颗粒为止。
锅中入水、洋葱、药草、大蒜，和小肠一起煮三至四小时，后佐以绿色蔬菜和粗玉米粉食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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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母亲节的午宴，我们就是用玛丽的猪肠这道菜招待埃莉诺·罗斯福女士的。她对这道菜赞赏有加，而且她很亲民，饭后还走进厨房与玛丽和其他用人友好交谈。以她的身份，当然有特工随行，我还记得其中一个对父亲说：“我听说你有很多枪。”
特工对我们搜了身。他们肯定知道父亲曾经是希特勒的追随者，但现在洗心革面了，应该是这样的。
这名特工还问父亲，留声机里播放的是什么音乐。
“肖邦。”父亲说。这名特工还想接着问，父亲猜到了他要问什么，忙说：“他是波兰人，波兰人，波兰人，波兰人。”
后来我和费力克斯搬到海地后说起这些事，才意识到已经有人提醒过这些来自城外的贵客：父亲是个冒牌画家，没有一个人请求要看看父亲的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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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出于无知或无礼向父亲提出了这样的请求，我猜父亲会给他们看粗犷画架里夹着的一张小画布。我觉得他的画架其实能夹住一张长三米六、宽两米四的画布。就像我前面提到过的，尤其是从这间屋子其他角度上看，这个画架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断头台。
若将这个画架看作断头台，这张背朝访客的小画布，大概就是在断头台落刀的位置。这张画布是自我出生以来，我在这个画架上看到的唯一一幅画。一定有些宾客不辞辛苦地要看看这个画架，我觉得罗斯福女士一定看过了，而且我保证那些特工也看过了。他们巴不得把这个画室里里外外全都看个遍。
他们看到的只是二十岁的父亲在战前的维也纳作的画，落下的每一笔都充满想象、自信与希望。它是一幅裸体模特素描，是父亲从维也纳的亲戚家里搬出来后，在他租的画室里画的。画里有一扇天窗，在格子桌布上有红酒、奶酪和面包。
母亲会嫉妒那位裸体模特吗？她怎么会呢！画那幅画的时候，她才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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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粗略的素描是我见过的唯一一幅父亲值得称赞的画作。1960年他去世之后，我和母亲便搬去了埃文代尔的那个只有两间卧室的蜗居房里，那幅素描就挂在壁炉上面。夺走我母亲性命的正是这个壁炉。二战时期曾发生过一次原子弹爆炸事件，即“曼哈顿计划”[2]。这个壁炉台就是用那场事件遗留下的具有辐射性的水泥做的。
现在的米德兰市在国民军的掌管治理下，抢劫者几乎不可见，因此我猜那幅画还在那个破屋子里。对我来说，那幅画有着特殊含义，它见证了在父亲很年轻的时候，还曾有过想要认真努力生活的时候。
我甚至能想象，他在粗略地画完这幅颇有前途的素描后，无不震惊地对自己说：“天啊！我终归还是个画家！”
但其实他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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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的午宴主菜是猪肠，搭配饼干、利德克兰兹干酪和咖啡。席间，罗斯福女士告诉我们，在绿钻犁的坦克武装战线上的男女是多么无私、多么正能量、多么令人骄傲；他们在那里没日没夜地战斗着，就连母亲节那天的午宴期间，画室还被外面轰隆作响的坦克震得直颤，当时那些坦克正开往试验场。试验场的前身是约翰·福均的奶厂，后来变成了马力提莫兄弟名下的“蜗居房社区”，即埃文代尔。
罗斯福女士得知费力克斯刚离家入伍，便祈祷他能够平安归来。她对我们说，她丈夫的工作最艰难的部分就是不可能在不造成伤亡的情况下赢得战争。
罗斯福女士以为我十六岁了，因为我个子高，这思路跟我父亲一样。她觉得日后我也很有可能入伍，她当然希望不用再征兵了。
至于我，我希望在那之前我也能变个声。
她表示战争一旦胜利，美好新世界就会到来。饿者有所食，病者有所医，人们可以拥有言论自由及宗教信仰自由，也不会再有领导人胆敢声张非正义，因为一旦如此，全世界都会联合起来对付他们。世界上不会再有希特勒了，因为他在作恶之前就已经像臭虫一样被踩死了。
后来父亲问我有没有清理那把春田步枪。那是随着枪室钥匙一起落到我身上的责任：清理枪械。
费力克斯说父亲现在已经把原来赋予钥匙的荣耀与迷恋抛诸脑后了，因为他实在懒得去清理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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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对我拿到枪室钥匙这事儿很是吃惊，她之前对此毫不知情。我还记得罗斯福女士很有礼貌地问了我一些问题以弄清我对枪械的熟悉程度。
于是父亲很骄傲地告诉他们，费力克斯和我在小型武器这块比专业军人懂得都多，还说了很多国家枪支协会到现在都会用的说辞，即美国人爱枪是很自然也是很美妙的事。他说在费力克斯和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已经教我们有关枪械的知识了，就是为了让这项安全的爱好变成我们的第二天性。“我的儿子们从来没在用枪上出过意外，”他说，“因为对于枪械的敬畏已经成为他们神经系统的一部分了。”
虽然我没说话，但我对父亲说的有一点儿还是心存怀疑的，那就是对于费力克斯以及他的朋友、警长的儿子巴奇·莫里西来说，玩枪是不是一项安全的爱好。过去几年里，在父亲不知情的情况下，费力克斯和巴奇一直在枪室里偷拿各种各样的枪出来玩，曾经在耶稣受难像墓园打死几只正在墓碑上栖息的乌鸦；在牧羊人镇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处击断电线，使得好几家农场的电话无法使用；在全市范围内打坏了不知道多少邮箱；还在神圣奇迹洞穴附近对着一群羊开了好几枪。
此外，米德兰市和牧羊人镇曾在某年感恩节联合举办了一次盛大的足球比赛，一群牧羊人镇的小混混在费力克斯和巴奇从球场回家路上堵住他们，想暴打他们一顿，但最终没能得手，费力克斯把他们吓跑了，他从被夹克盖住的腰带里拿出了一支上满子弹的柯尔特手枪。
他不是在吓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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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显然父亲并不知道这些，他正就安全爱好的话题在那儿侃侃而谈。在罗斯福女士离开之后，他忙不迭地带我去了枪室去清理春田步枪。
那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是母亲节，但对我来说，不管我有没有做好准备，那都是我成年的日子。以前我只杀过鸡，现在我成了这些枪支弹药的主人，我可以尽情享受玩枪的乐趣了，可以想象甚至真的把春田步枪抱在怀里。它也喜欢被人抱着；它天生就是要被抱着的。
我们对彼此的喜欢显而易见，那天早上我用它射击取得佳绩就是证据。于是我带着它，顺着梯子爬上了圆顶塔楼，想在那里坐一会儿。我透过窗户眺望城市的屋顶，感受着下面街道上轰隆隆的坦克，想着哥哥很有可能是去赴死。啊，生活是神秘的，也是甜蜜的。
我胸前的口袋里有一梭子子弹，从早上开始就放在那里，它们让我感觉很爽。于是我把子弹放进了弹匣，我知道这么做步枪也很享受，它欣然接纳了它们。
我向前滑动枪机上膛，然后将其锁住。现在这支步枪枪膛躺着一颗真子弹，枪身还被举起来了，处于待命状态。
对于任何一个像我一样懂枪的人来说，这并不算什么。我完全可以不发射子弹，轻柔地放下枪，撤回枪机，取出子弹，把它扔掉。
但是我扣动了扳机。
注释：
[1]班宁堡（Fort Benning）：美国陆军训练基地。
[2]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美国陆军部于1942年6月开始实施利用核裂变反应来研制原子弹的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