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利顿公司的屋顶是弗莱德·巴利和他的母亲此次行程的终点，离开前巴利先生也没忘记我和费力克斯是他的下属这一说辞，严肃地指示飞行员带我们去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并一直在一旁待命，直到我们不再需要他为止。之后他对我们说，我们已经成了很好的朋友，一起经历了许多，米德兰市大部分人没有我们这么风趣幽默、经历丰富，真的应该相互多走动，等等。
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再未见过巴利先生，也没有收到他的来信，也没能再见到他的母亲。离久情疏，这是我和巴利一家的真实写照。
托巴利先生的福，我和费力克斯能把这架军用直升机当出租车用。我们立刻折回了我家的车房。当时我们穿着厚夹克、戴着帽子和手套，但没穿雪地靴，只穿着普通的便鞋，进屋过程中不停地摔倒、下沉、打滚，鞋里都是雪。这附近没有脚印，父母很有可能被埋在雪下。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们一定已经死了。
楼梯下半部分已经被雪覆盖了。以我们对父母的了解，暴风雪侵袭时，他们应该是在床上睡着；即使楼下已经被该死的雪淹没，他们应该也不会下床。于是我们好不容易挪到楼梯处，向他们的卧室走去，结果发现他们的床是空的，连床上的毛毯和床单都被扯下来了，所以父母很有可能是用铺盖把自己裹起来下楼去了。
我攀上楼去检查曾用作枪室的那间房，费力克斯则去检查阁楼上的其他房间。
我们以为找到的会是像壁炉柴架一般又冷又硬的尸体，因为屋里实在太冷了。突然几个词跳进了我的脑海里：“死库存”[1]。
我听到费力克斯在阳台上叫嚷：“家里有人吗？”然后，当我从枪室走下来时，他又抬头看着我，憔悴地对我说：“欢迎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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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在市医院找到了父母。父亲因患有双侧肺炎及肾衰竭将不久于世，母亲手脚生满冻疮。其实在暴风雪来临前父亲已经病重、需要住院就医了。
路在完全被封死之前，母亲身着睡袍，脚踩拖鞋，外裹浴衣，肩上挂着匈牙利保卫队的紧身上衣，头上顶着黑貂高皮帽步入暴风雪中。她在暴风雪中走了很久，难怪会生冻疮；终于她成功吸引到一位扫雪机司机的注意。那位司机开着扫雪机，带着身上绑着铺盖的父母去了有独立柴油发电厂的医院。
我和费力克斯去医院的时候并不确定父母是否在那里。一进医院大厅我们就被眼前的混乱景象吓坏了。虽然医院是重病患者才该来的地方，但上百个身体健康的人都在医院寻求庇护。难民寄生于医院各个角落，到处寻找吃食物、水和能躺下的地方，医院的卫生设施已如泥沼般不堪入目。
这就是我的同乡，他们再一次成为勇敢的拓荒者，开始了新一轮的移民。
我和费力克斯想去服务台处打听情况，但那里一层围一层全是人，就像克朗代克河[2]岸边的酒吧一样热闹。因此我对费力克斯说，我留下来继续挤进人群去服务台询问情况，他可以到别的地方看看有没有认识的人可以打听到父母的消息。
在我挤过人群，一寸寸往服务台挪的时候，仿佛有一群无形的虫子正绕着我的脑袋嗡嗡直叫。以医院大厅闷热潮湿的程度，生出真虫子也并不奇怪，但那个一直烦扰我的“虫子”其实是我的精神状态。在纽约的时候，这些虫子并未出现，但一回到家乡他们就又开始侵扰我。它们就是我对于他人、他人对于我的零碎认知。
确实，我是米德兰市的名人，因此我最常听到的，或者是我以为我最常听到的，就是“神枪手迪克”这几个字。
我没法证明我听到他们这么叫我了。难道要我直直地盯着对方的眼睛，指责他/她叫我“神枪手迪克”吗？这么做有什么意义？毕竟我确实称得上这个称号。
好不容易挤到服务台前，我发现那里的护士真的应该多少得到些尊重。服务台后的三位疲惫不堪的工作人员面对的真不是什么特别紧急的问题。
比如：
“小姐，最近有什么新闻？”
“毛毯可以去哪里拿？”
“你知道女厕里已经没有厕纸了吗？”
“生多重的病才能进病房？”
“电话正常运转之后，你能给我几枚一角硬币打电话吗？”
“这个表准吗？”
“我们能不能借用一下厨房里灶台？一个就行，就用十五分钟。”
“米切尔医生是我的主治医生。我没生病，不过能否请你告诉他我在这里？”
“你们需要整理这里所有人的名单吗？你需要知道我的名字吗？”
“这里有没有可以兑现个人支票的办公室？”
“我能帮上忙吗？”
“我母亲左腿很疼走不了路，我应该怎么做？”
“电力照明公司都不工作的吗？”
“一战期间我整条腿各处都被子弹击中过，我应该跟谁说？”
我对服务台后的三位女士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她们基本上一直保持着耐心与礼貌的服务态度。后来有一位女士忍不住对着那位曾满腿枪伤的男人发了火，因为那人对她最初的回应感到不满，于是斥责她不关心病人对自身情况的陈述，这说明她非常没有医学职业素养。我大概知道他是谁，并且对他参军这件事表示怀疑。不过我可以确定的是，他是盖奇兄弟里的一个，曾在马力提莫兄弟建筑公司工作，后来因偷盗建筑工具和材料被开除。
如果他真是那个人，那他还有一个做商店窃贼的女儿，比我早两年上学，名字可能叫作玛丽、玛莎或者马莉。她交朋友的方式就是把偷来的东西当作礼物送给别人。
服务台后面那位女士愁苦地对他说，她只是个普通的家庭主妇，自愿来医院帮忙，已经二十四小时没有睡觉了。她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傍晚了。
我发现我认识她，不是大概，而是确定。在我看来，她二十四小时不眠不休、兢兢业业，堪称坚忍不拔、富有同情心的理想女性代表，不论在哪个地区、与哪个年龄层的女性做比较，她都能拔得头筹。她说她不是个护士，但她确实称得上是一名无欺瞒、不虚伪的真正的护士。
虽然我并未在这些有教养的女性面前表露出来，但我已被她们深深地折服，反观我自己的母亲，却是一位如此冷淡、挑理却又无助的老太婆。
所以服务台后这位拥有傲人美貌与无私品格的女性是谁？太惊喜了！她是西莉亚·胡佛，娘家姓希尔德雷思，是庞蒂克经销商的妻子，曾被认为是整个高中里最沉默的姑娘。我想让费力克斯过来看看她，但我完全看不见他人影。费力克斯最后一次和她见面还是在1943年，那晚她抄近路穿过一片空地，躲开了他的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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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像个机器人似的在服务台后站着，疲倦完全消损了她的记忆力。我问她奥拓·沃茨夫妇是否在医院里，她看了一下卡片目录，机械地告诉我奥拓·沃茨住进了特护病房，情况非常危急，谢绝任何访客；艾玛·维策尔·沃茨则没有生命危险，已经住进了安排在地下室的临时病房。
于是我们这一尊贵家族中又有一人进了地下室。
之前我从来没去过医院的地下室，但是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医院地下室是干什么的：那是市里的陈尸所。
那是埃勒维茨·梅茨格被我开枪射中眉心后，她前往的第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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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费力克斯，他正殷切地看向服务台，完全没去找父母的所在位置道。“鲁迪快帮帮我，”他特别没出息地说，“我又回到十七岁了。”看起来倒是真的。
“刚刚有人叫我‘丝绒雾’。”他惊异地说。那是流行音乐著名歌手梅尔·托尔梅[3]的绰号，费力克斯高中时期的绰号也是这个。
“不知道是谁，用很轻蔑的语气叫的，”他说，“好像我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似的。那是个很胖的成年男子，长着一双冰冷的蓝色眼睛，穿着商务西装。我参军之后还没遇过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的人。”
我很容易就猜到他说的是谁了，那肯定是费力克斯高中时期的死对头杰瑞·米切尔。
“那是杰瑞·米切尔。”我告诉他。
“那是杰瑞？”费力克斯惊奇道，“他怎么那么胖，还掉了好多头发！”
“他的外貌变得可不只这点，”我说，“不过他现在是个医生。”
“我对他的病人表示同情，”费力克斯说，“他曾经虐待小猫小狗，还说他在做科学实验。”
米切尔医生开过一个规模较大的诊所，秉承“一切病痛都有药可治，现代人不应感受一丝不适或不快”的原则经营。后来他在郊外的费尔奇尔德高地买了一所大房子，就住在德维恩和西莉亚·胡佛夫妻俩隔壁。他以医生的身份引诱西莉亚，他自己的妻子和很多不知道是谁的人，吞下安非他明，损毁自己的心智和精神。
我脑袋周围的虫群，也就是我对他人的认知告诉我：杰罗姆·米切尔医生的前妻，是安东尼·斯夸尔的妹妹芭芭拉·斯夸尔，而安东尼·斯夸尔就是那个给我取名叫“神枪手迪克”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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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临终时的场景是这样的：母亲、费力克斯和我都围在他的床前，吉诺和马可·马力提莫两兄弟开着推土机来医院看他——他们直到父亲生命的终结都始终忠诚于他。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两位可爱的老糊涂在来的路上毁坏了价值成百上千美元的财物，埋在雪下那些机动车、栅栏、消防栓、邮箱等都被他们碾碎了。但他们不是父亲的血亲，因此只能站在走廊里。
父亲戴着氧气罩，全身都被注射了抗生素，但他的身体还是没能战胜肺炎，很多器官都有问题。医院剃光了他浓密、有活力的头发和胡子，以免发生意外出现火花，在充斥氧气的环境内它会像火药一样爆炸。我和费力克斯进屋时，他看起来像是睡着了在做噩梦，拼命地想把眼睛睁开。
母亲已经在那里待了好几小时了，她生冻疮的手脚用装满黄色药膏的塑料袋套住，因此她没法触碰我们。后来才知道，这是那天早上刚被市里一位名叫迈尔斯·彭德尔顿的医生发明出的冻疮实验疗法。我们以为所有冻疮患者的受伤部位都有塑料袋和药膏包裹着，而事实却是母亲可能是史上第一个被这样治疗的病人。
她是人类的“小白鼠”，我们却完全不知情。
幸运的是，这种疗法并未造成任何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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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戏剧闭幕之后的第二天傍晚，父亲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费力克斯和我赶回家后听到父亲说的唯一、也是最后的话，就是“妈妈”。后来母亲对我们说，在此之前父亲还说过几句话，他说他至少和孩子们相处愉快，他一直举止体面，虽然没能成为艺术家，但还是希望为米德兰市的审美水平做出点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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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说他临终前提到了枪，但他并未就此发表任何言论，他只是说了一个词：“枪”。
那些被砸坏的枪，包括那把带来灾难春田步枪，连同风向标一起，在战时被捐到废弃厂。它们可能被丢进熔炉里，重新锻造成炮弹、炸弹、手榴弹等武器，然后去杀了更多的人。
希望它们不要被浪费。希望它们不要用来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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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他本有机会在临终前吐露一个秘密，那就是杀害奥古斯特·巩特尔的凶手是谁，以及巩特尔那颗头是怎么回事。但他没有。谁会在意呢？四十年前确实是弗朗西斯·莫里西用一把十口径猎枪意外打爆巩尔特的头，如今他已经年迈，成为警长，并且快退休了，再对他提起公诉对社会有什么好处呢？
还是不要自找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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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费力克斯走近父亲时，他回到了婴儿时期，以为他的母亲就在他身边陪着他。他死前坚信自己曾收藏过一幅位列世界前十的佳作，这并非指向阿道夫·希特勒所画的《维也纳的方济会教堂》，父亲死前再未提过希特勒一个字，他生前已经在希特勒身上得过教训了。他眼里那幅可以称得上是世界十大画作之一的，是由约翰·雷蒂希画的《受难的罗马》。那是他学生时期在荷兰以极低的价格买下的，如今那幅画挂在辛辛那提艺术博物馆。
其实在父亲走过的六十八年岁月里，艺术市场甚至是各类市场里的成功画作并不多见，但《受难的罗马》绝对是其中之一。后来为了赔偿梅茨格一家的损失，他和母亲不得不拍卖所有收藏品。当时他们以为光是他们收藏的画作就能卖上好几百万美元。我记得他们在艺术杂志上刊登广告，大意是即将清算重要艺术收藏，欢迎严肃收藏家和博物馆馆长通过预约前来查看。
我记得当时确实有五个人不远万里到米德兰市一探究竟，其中有一人是想要为他位于密西西比比洛克希的汽车旅馆找一百幅画做装饰，其他人都有很高的艺术修养，结果他们发现这所谓的艺术收藏荒唐可笑。
但唯一一幅每个人都想要的画就是《受难的罗马》。最后，辛辛那提艺术博物馆以一个不算高的价格买下它。我敢担保馆长并非因为它的巨大价值显而易见才想收藏它，而是因为著画之人是地道的辛辛那提人，这确实是一件轻若鸿毛的小事，其重要程度仅如衬衫纸板大小一般——如父亲在维也纳画室裸体模特那幅画所取得的进步幅度一般。
其实约翰·雷蒂希死于1932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年。他早年离家并且再也没有回去，这点跟我是很不一样的。他先去了近东地区[4]，接着去了欧洲，最后在荷兰的福伦丹定居。一战前，父亲就是在那里遇到他的。
福伦丹就是约翰·雷蒂希的加德满都。父亲第一次见到他时，这位生于辛辛那提的美国人脚上穿着一双木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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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难的罗马》上有“约翰·雷蒂希”的签名，并标注时间“1888”，表明这幅画的完成时间比父亲出生还早四年。父亲是在1913年前后买下的这幅画；费力克斯由此推断，那趟荷兰欢乐之旅，父亲很有可能是和希特勒一起去的。
可能真是这样。
《受难的罗马》的确是以罗马为背景。我从未去过罗马，但以我对罗马的了解，看得出来画中充斥着错置年代的建筑物。比如画中的古罗马圆形大剧场已被修复完好，基督教教堂的塔尖、纪念像和一些建筑细节都是文艺复兴之后、甚至十九世纪才会出现的风格。画中有六十八个人在各种建筑和雕塑之间参加某种仪式，我和费力克斯小时候数过一次，他们很小，但各不相同；另外几百个人则是用印象派的墨点代替；画中横幅飞扬，墙上缀满用叶子制成的绳子。很有意思。
那六十八个人位于画的左下角，与其他部分相得益彰；但如果你仔细看看，你就会发觉他们其实很痛苦——他们被挂在十字架上。
我觉得这幅画是对人类宗教对人的暴虐的一种温和的批判——甚至是身处现代社会的约翰·雷蒂希也对此深有体会。
我猜它跟我看过的毕加索画的《格尔尼卡》[5]有着相同的主旨。当时我去纽约参加《加德满都》的彩排时，趁着彩排的间隙，我跑去现代艺术博物馆看了《格尔尼卡》。
伟大的画作！
注释：
[1]死库存（Dead storage）：一语双关。这里是指他父母的家，以及他父母的生活就像死库存一样无人问津，毫无生气和希望。
[2]克朗代克（Klondike）：在加拿大育空地区西部，育空河支流。该河流域曾发现黄金，1966年采金业全部停止。
[3]梅尔·托尔梅（Mel Tormé，1925—1999）：美国爵士乐歌手。
[4]近东地区（Near East）：一般是相对中东、远东地区而言的概念，指距离西欧较近的国家和地区，过去主要指欧洲的巴尔干国家、亚洲的地中海沿岸国家和东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此称已为“中东”取代，但两者常通用。近东一般用在文明史上，而中东常用在政治上。
[5]《格尔尼卡》（"Guernica"）：是毕加索创作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一件具有重大影响及历史意义的杰作。画面表现的是1937年德国空军疯狂轰炸西班牙小城格尔尼卡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