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又来信催我回去办婚事了，他在信中威胁说，若再托词不归，将断了我的生活费，还要把我押解回村，不让我念大学了。
我的主意已定，宁愿放弃读书，也决不回去跟那个我一点儿都不喜欢的村姑结婚，她不光年龄大我五岁，而且嘴大、脸大，粗粗的腰身，再加上黑布条缠裹着的小脚，看上去活像个老太婆……唉！
看来，大学是上不成了，那，今后的路怎么走呢？
其实，我早就有弃学投军的打算，而且，听说本校好几位学长已在革命队伍里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近一年来，自己参加革命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只因顾虑到父母大人的感受才没能付诸行动，现在，父亲的强逼，恰好给了我这样一个契机。刚上大学时，自己就是个活跃分子，在形形色色的思想和主义中，我最终选择了信仰马列，我们这个学校不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在中国传播的发祥地，那些讲演者的宣传确实有感染力，还有那本名叫“共产党宣言”的小册子，读了它，不能不使你激情澎湃、斗志昂扬！
奔向南方红色根据地的决定一旦做出，我心里油然升起一种解脱感，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
这天晚上，我彻底失眠了，一会儿背诵起“共产党宣言”里的佳句：“他们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一会儿又开始憧憬红色苏维埃政权下的根据地盛况：那里是一片平等、自由的乐土，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经济繁荣，各项事业蒸蒸日上；那里的人民有理想、有觉悟、思想高、文化好，扛枪能打仗，扶犁能耕地……
历经千难万苦，我终于来到了红色根据地。
说真的，我实在难以相信，这里，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破旧的房屋，衣不蔽体的农民，既无书可念又营养不良的儿童……它和自己那百业凋敝穷困落后的家乡并无两样啊！
不过，既然来到这里，我也想通了，毕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刚刚成立，而国民党一心要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使得苏区一带硝烟四起战事不断。面对现实，我只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
因这里缺少文化人，又有同学朋友的引荐，我被安排在军委宣传部担任书记员一职。
新的环境，新的工作，使我心中残存的那点失落感很快就被兴奋和激情所替代。
然而，刚刚遇见的一件事，又让我神经紧张了起来。
这天下午，我去保卫局送文件，迎面碰上两个士兵抬一副担架气喘吁吁走了过来，我好生奇怪：伤员应该送医院，他们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我正在那里发呆，保卫局的一位同志把我接进了他们办公室。他接过我手里的文件看了看然后递给他们领导说：“总部文件和犯人都到了。”
我越发纳闷了，趁那位同志回过头来跟我客套的时候，问：“哦，刚才担架上抬的不是伤病员啊。”
“什么伤病员，是刚刚被逮捕的陈兴！”
“他怎么了？”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此时此地，绝对不该乱问，可那个陈兴我认识，是红二师师长，刚刚带领部队打过胜仗。
“他是反革命，很快就要被审判、正法！”
走出保卫局时，我的脚步十分沉重。
到苏区不久，我就听说这里在搞肃反，当时，并搞不清楚那是怎么回事儿，只是感觉这里的气氛怪怪的，熟人见了面也不说话，形同陌路，似乎战友之间根本不存在革命情谊，有的只是互相猜疑、互相提防，后来我才知道，大家怕的是成为肃反对象。以前，就有那样的例子：因几个人一起吃了顿饭或一起交谈了几句，就说人家搞秘密活动，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据说，仅肃清“AB团”一项，从前年到现在就枪毙了上千人。
如今，肃反运动还在轰轰烈烈地进行，肃反是在苏区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张国焘的领导下进行的，他是我的学长，也是我曾经的偶像，说实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我真担心根据地的命运，如此内耗下去，它最终会走向哪里？
当然，我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管不了那么大的事情，眼下最要紧的，是在这严酷的现实面前，要倍加小心，不可出任何差错。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虽然自己处处小心谨慎，可工作上的纰漏还是找上门来了，而且，差点儿把我送到断头台！
今天早上，我接到一个任务，给前线直属部队号房子，只因当地有两个相同的地名，结果，出了差错，这事儿，偏偏给中央局的大领导发现了，他一看我是个白面书生，大骂我有意搞破坏，还让保卫局把我抓起来审问。
被五花大绑关在小黑屋里，我预感自己凶多吉少，因自“肃反”以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被捕、被杀的特别多，他们和地主富农出身的以及从白军中过来的人被列为肃反的主要对象。
事到如今，我并不后悔当初的选择，我对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始终不渝；死，我也不怕，既然走上了这条路，我随时准备为理想为革命事业献身，可是，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我心实有不甘，想想一个热血男儿，没有战死沙场或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刑场，反倒死于窝里斗，被自己人当做敌人杀害，怎不叫人痛心？！
我的罪名是“改组派”，正要被拉出去枪毙的当口，军委总部的首长及时赶到，将我救了下来。
这天，肖淑芬拿着一份油印杂志又来找我教她学文化了。
去年底至今年春天，我当过一段扫盲班的老师，小肖曾是班里的一名学生，我对她印象不是很深，只知道她学习很用功，当时，她还在少共中央局工作，下了课，便又缠上了她的顶头上司吴秘书长，让他继续教自己读课本。为此，吴秘书长见了我打趣道，你的这位学生，可真是学习模范哪！
前不久，肖淑芬调到了妇联，而宣传部和妇女联合会是近邻，两个机关的人都很熟，更由于有在扫盲班的那层所谓师生关系，她经常跑过来来找我，来了以后，我们只谈学习，不谈别的，小肖出身贫苦农民，对革命事业有一种既纯朴又狂热的情感，作为知识分子，我应该好好向她看齐。
另外，男女单独接触，我还得注意礼貌问题，保持一定的矜持，不能让人说我们的闲话，她来找我，是为革命而学，我呢，是为革命而教。
其实，我对她也真的没有什么想法。
昨天和前天没见肖淑芬的面，我想，或许因为她工作忙，顾不上来我这学习，再说，学文化这事儿急不得，坚持下去，日积月累才能有成效。
到了今儿晚上，仍不见她的人影，怎么回事儿，莫非嫌我冷淡她了，或者是——想起同事们说我交桃花运之类的玩笑话，我心里像翻江倒海一般，怎么也难以平静下来……
第二天上午，整个单位的人都在谈论一件新鲜事儿，说是新来的共产国际派往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布莱恩耐不住寂寞，看上了后勤部一位领导的漂亮妻子，于是，便开始穷追不舍，又是主动送礼，又是露骨表白要与人家有夫之妇同床共眠。那女子的丈夫当即找中央汇报，要求赶紧采取措施，不然，将酿会出大的事端。中央领导当然不敢怠慢，但又不能对共产国际的特派员进行警告或管束，只好委托妇联给布莱恩介绍对象。先介绍了一位妇女，一见面就给吓跑了，说那洋人长得太肥大、太粗暴，她的身体受不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最后抬出了她们妇联自己的人出来支应这份儿差事。
听到此，我心里一激灵：那个人，会不会是肖淑芬？联想到这两天她没来我这学习的情况，我突然感到一阵胸闷气短……
中午，我饭都没顾得上吃，匆匆赶往妇联去找肖淑芬。
三天不见，她似乎一下变老了许多，跟以前那个天真活泼的肖淑芬相比，简直判若两人！顿时，我心里什么都明白了。
看到我，肖淑芬先是一愣，紧接着，眼睛里闪出异样的光芒。
半天，我俩谁也没说话。最后，还是我打破了沉默：
“组织上是不是要你嫁给那个洋顾问？”
“嗯。”
“你答应了？”
“答应了。”
“唉，这种事儿，你怎么可以随便答应呢？！”
“领导说，这是政治任务。”
“你愿意嫁给那个外国人？”
“……”
肖淑芬没答话，泪水却顺着脸颊扑簌簌流了下来。
“走，我陪你去退了这件婚事，婚姻自由是你的权利，谁都不能剥夺，”
“不，我不去！”
肖淑芬拒绝的可叫干脆、利落，这次，轮到我吃惊了：
“你为什么不去，为什么要干违背个人意愿的事情？”
“个人意愿？参加革命前，我听父母的；参加革命后，我听党的，从来就没想过什么个人意愿。”
两句话，把我说得哑口无言。从崇尚民主、自由的校园里走出来的我，面对这样一个没有文化，没有独立精神只有纯朴阶级感情的革命者，沟通起来，确实很难。回想前些日子对她的教学或辅导，我感到自己有一个最大的失误，那就是，光教她识字了，忽视了思想解放方面的教育，致使她她脑子里缺少了个人的自由意识那根弦儿。
看来，我再在这儿待下去显得多余了。正打算告辞，脑子里忽地又冒出个新的念头，于是，我两眼紧盯着她问：
“淑芬同志，在你心目中，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咋问起这个来了？”
“对，我就要你一句话。”
“你不光学问好，人品也好，在咱革命队伍里，你是我顶顶敬佩的人了。”
“那好，我们现在就去找妇联领导，告诉他们，你已经有对象了，就是我李从山，我们明天就登记结婚。”
“不行不行，这可使不得！”
“我们是自由恋爱，是革命爱情，谁敢说使不得？”
“这，不是跟组织上对着干吗？你有文化，有能力，是干大事情的，我可不能因为我的私事毁了你的前程。”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我怕对不住党，对不住革命。”
“……”
“李从山同志，你走吧，我这是在撵你了。”
最后，我无可奈何地退了出来。
昨晚，我做梦梦见自己再次找到了肖淑芬，要求和她一起私奔，她拒绝了，并大声说道：我死都不怕，还怕嫁给个外国佬？！
这是我进入“苏区”以来经历的最黑暗的一天。我怎么也想不透，在充满自由和理想的红色土地上，竟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更让我感到悲哀的是，肖淑芬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遭到了侵犯时，她不去抗争，却选择了逆来顺受，天大的苦默默往自己肚里咽。
有时，我也捉摸，为什么她那么坚决地拒绝自己的建议？我想，不是她不喜欢我，而是在她心目中革命事业重于个人情感；而我呢，昨天突然做出那样大胆的决定，也并非真正出于爱情，更多的是道义使然。
不过，她那句“不能因为我的私事毁了你的前程”又让我心里一阵阵发热，使我一次次产生再去找她的冲动，每每这个时候，眼前就会浮现她那副坚定的甚至有点儿大义凛然的神态，于是，我一次又一次以缴械而告终。
肖淑芬到底和那个洋顾问结了婚。作为我来讲，我想把它忘了，忘得越彻底、越干净越好，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没能做到，这，倒不是我自己的悲天悯人或多愁善感，而是因为洋顾问克莱恩娶中国媳妇这件事儿勾起了某些好奇之人的好奇心，当你刚刚平静下来，几乎要忘掉那件事的时候，有关克莱恩和肖淑芬二人之间的故事就冒出来了。什么俩人虽然成了夫妻，但他们大多数时间并不在一起，小肖依然在妇联工作，只是到了晚上才到丈夫那里尽妻子的义务，等等，等等。
其实，这样的消息听了只能让人感到悲哀和难过，我们毕竟同属炎黄子孙，常言说，家丑不可外嚷，为什么就有人那么热衷于传播和议论此类话题，拿别人的痛苦寻开心找乐子？
看来，革命队伍里也不乏无聊之辈，他们低俗、阴暗的心灵世界，与共产主义的高尚情操想去甚远。
转眼间，我们根据地从1933年进入到了1934年，算来，肖淑芬结婚有三个多月了，她究竟咋样了？
这天，趁到妇联公干的机会，我特意去看了肖淑芬。
我的突然造访，似乎让她颇感意外，她嘴张了张，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瞪大了眼睛望着我。
三个月不见，她消瘦了许多，看样子，这桩跨国婚姻的确是一场悲剧，幸福和美满根本和她不沾边。
“工作还跟以前一样？”
“嗯。”
“千万要注意身体，有了好的身体，才有干革命的本钱。克莱恩享受着特供，你们家的生活在苏区算是最高的，你呢，既然有那个条件，就多吃点儿，吃好点儿。”
“他享受特供，是他的事儿，跟我一点关系没有，他吃他的洋大餐，我吃我的粗米饭、南瓜汤。”
“不在一起吃饭，过生活，那还叫结婚？”
“我们这儿就是妻子不像妻子，丈夫不像丈夫！”
“你们两个是履行了结婚登记手续的，你有你做妻子的权力。”
“登记？那张纸不过是给他占有我的身体提供了方便。”
“这——刚开始，语言不通，风俗习惯差异也较大，以后时间长了，会慢慢好的。”
“好？你就甭安慰我了，那个外国佬根本就不把我当人看，整天像防贼一样盯着我，生怕我偷吃他的东西。”
“是吗？”
“有一回，他就赖我偷吃了他盒子里的饼干，对我又是打，又是骂。”
“他怎么能这样！大家都是革命队伍里的战友，更何况，你们还是名正言顺的两口子。”
“战友啊妻子的就别提了，在他眼里，我只不过是他使用的一件工具。想想看，世界上哪有我们这样的两口子？一没感情，二没语言交流，每晚，我到他那里，感觉就跟进鬼门关一个样，他的屋子，简直就像一座坟墓！不怕你笑话，最让我害怕，最使我最恶心的，就是晚上看见他那淫邪目光的时候……”
“唉！”
除了一声长叹，我想不出任何语言来安慰她，并且，我真的不能再继续听她的哭诉了，否则，我会崩溃的。
最终，我逃也似的从她那里走了出来。
晚上，我彻底失眠了，我想的很多，往事如演戏般在我脑子里一幕幕重现，前年，我怀抱着远大理想千里迢迢奔赴这革命的圣地，自由的乐土，然而，严酷的现实和我先前的期待和梦想形成了巨大反差，一次次使我陷入彷徨，但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两年，我一直在和自己的悲观失望情绪做斗争，努力让自己适应新的环境，事实上，在这革命的熔炉中，我确实变得成熟了不少，可今儿白天和肖淑芬的相遇，使我的心一下子被阴霾笼罩，她说的克莱恩那里是鬼门关，是坟墓的话语，不时在耳边响起，像重锤一样砸在我那颗脆弱的心上。这桩婚姻的不美满、不幸福，我是预料到了的，但没想到竟会这样惨！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淑芬你怕对不住革命对不住党，咋就不怕对不住自己？再说，婚姻和革命怎么能混为一谈？还有那个克莱恩也实在可恶，既然结了婚，就应该履行丈夫的职责，如果仅仅是为了满足生理上的需要，那跟动物有什么区别？另外，在这件事情上，有关领导部门也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婚姻的基础是爱情，而婚姻和爱情的自由是不可侵犯的，怎么能以政治任务为名剥夺个人这一神圣权利？打着反帝反封建旗号的红色根据地，怎么可以发生这种让人匪夷所思的事件？！
越思越想，我越为我们这块根据地的前途和命运担忧，与此同时，也为自己的未来担忧……
不久，我收到了调任外宣室主任的命令，对个人来说，提升总归是件喜事，可就在我手里拿着任命书还没来得及高兴的时候，小杨闯进来报告：
刘克被保卫局抓了！
“怎么回事儿？”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把我刚才那点儿喜悦的心情一下冲得无影无踪。刘克才十六岁，是本科最小的科员，但他机敏聪慧，人小能力大，接替我担任科长职务的就是他。
小杨气喘吁吁回答说：“西南处落下一枚未爆炸的国民党炮弹，兵工厂的人想把弹头取下来加以研究，为安全起见，洋顾问克莱恩下令：靠近炸弹者，一律枪毙！昨晚，刘克和少工委一小年轻的受好奇心驱使跑去看那个大家伙，结果，被逮了个正着，说是要按规定执行枪决。您赶紧去找肖淑英吧，让她跟顾问求个情，再晚，他们俩就没命了！”
人命关天，事不宜迟，我二话不说，拔腿就走。
刚出门不远，小杨在后面喊上了：“肖淑英在那边！”
我头也不回答道：“找她不顶用！”
“你要去哪儿？”
“总部！”
我直接找了总部首长，向他当面陈述事情原委，首长听说是两个小孩子，随即写下一条要保卫局放人的手谕。
两个年轻的生命保住了，我终于舒了一口长气。
由于心中有一个理想社会情结，我经常到军委总部附近的村庄走走转转，想看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这块共产主义实验田搞得咋样。
然而，客观情况实在不容乐观。按说，农民分得了田地，理应生产积极性高涨，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才对，事实仿佛要有意捉弄人似的，土地革命后的两年，产量不升反降，苏区普遍闹粮荒。革命天天搞，土地年年分，查田运动或打击富农运动搞的人人自危，谁也不敢致富，因为只要你一富起来马上就会成为打击对象，于是在人们中间形成了一种“吃完再共产”的意识，加上扩大红军导致劳动力缺乏，这样搞下去，生产能不下降？生产没上去，却还要被强征比以前多得多的钱粮，庞大的苏维埃机构和军队也得运转啊！
总之，今天这样的局面，不光是我，恐怕也是苏维埃共和国创立者想不到的，看来，要建设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任重而道远，光靠理想和热情是远远不够的！
当然，我们现在进行的只能说是一种探索和实验，幸好，这种探索和实验范围很小，不过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倘若以后取得了全国政权还这么干，那后果可就严重多了，想一下，就叫人不寒而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