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我还不会问这个问题起，我妈妈就打算回答我了。
我妈妈大概知道有些问题很难回避，之后的某一天，她是一定要面对我的。果真有一天，我问我妈妈：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
我妈妈张口就来：你是捡来的。
这个回答让我纳闷，以及伤心。在我们家，我爸爸妈妈不光有我，还有我哥哥，我就从没有听她说过我哥哥是捡来的。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反驳，只能提出我的怀疑。
我问：那你是从哪里捡来的？
我妈妈说：在十字街捡的。
我妈妈的语气四平八稳，一点也不像开玩笑的样子，更看不出说谎话的心虚。我一下子傻了眼，不知道往下该怎么应对。
我只好拿出小孩子仅有的能耐，大声道：你骗人！你是胡说的！
我没有哭，我只是带着哭腔，愤怒和绝望已淹没了我的伤心。
我妈妈这才有了笑容。很淡的一点点，就像枯萎的花上很淡的一点残香。但她的声音轻下来，为了让我平静，好听她继续说下去。
我妈妈说，你看嘛，你长得和我们谁也不像，既不像你爸爸，也不像我……
我不愿再听她说下去。有关我的长相，在我还没有问这个问题之前，我就听她说过一万回了。她的观点大不了两种：一是我哥哥长得像她，那眼睛，那头发，就是那不白也不黑的黄皮肤，她也看着顺眼，跟她一模一样；而我呢，我妈妈从没有说过我像她，甚至也不说我像我爸爸。我妈妈看着我，就像看着一堆甲骨文，皱着眉，身体微微拉开，说，你看你，黄毛丫头一个，头发那么少，眼睛又那么小，就像用茅草割开的一样，一条缝，额头又那么高，眼睛长进去，就像长在岩腔里，下雨也打不湿眼睛眶眶……
以前我单以为我是我们家长得最丑的，现在我知道了，我是我们家的异类。
二
从那天起我就成了我们家最听话的人。超过了我哥哥，也超过了我爸爸。当然了，是听我妈妈的话。
我妈妈是我们家唯一的管理者。由此她总是觉得，其余的人都不太服她管，都喜欢和她作对。比如说，我哥哥刚上初中就抽烟，而且还偷我爸爸的烟躲去公厕里抽。我妈妈不能进男厕，但她有耳目，于是我哥哥就成了我妈妈成天忧心的对象；我爸爸喜欢钓鱼，一有时间，他就骑着他那辆永久牌自行车，戴着顶草帽出去了。我和哥哥总是既看不见他出去，也看不见他回来，就听见我妈叨叨——他实在走得太早，回来得太晚；没时间时，他就把下班之余的时间，都用去做准备——整理他那些钓线啦，钓钩啦，浮漂啦，为的是下一次出去时走得更利索。几个小时在我爸爸那里就像一阵风，还没有回过神来，就没了，吹过了；几个小时在我妈妈那里，足够她把人生的意义从头到尾想个遍，于是我妈妈问：我这么辛苦我是为啥呀我？
但我妈妈抱怨归抱怨，作为一名管理者，她的职责还得尽。就像我，虽然知道了我是异类，是家里最不受重视的角色，但我仍然要待在家里，还生怕我妈妈要赶我走似的。
我知道我妈妈的耐心都给了我哥哥和爸爸，留给我的已经不多了。
我只有主动接受她的管理，尽量让她省心。
比如说，有一次我去倒垃圾，在院子的大门口捡回来一根木棍，形状和大小都和我妈妈的“刑具”相似。
我妈妈问：你把它捡回来干啥？
我说：我不听话时，你好打我呀！
比如说，在我长大的过程中，我爸爸和我妈妈都一致认为，电影里或电视里的接吻镜头，小孩子是不能看的。于是每当有这种情形出现，我就主动蒙上眼睛。
我的眼睛在我的手掌后面紧闭着，一点也不弄虚作假。
过了好一阵，我爸爸妈妈都把我忘了，我才问：好了没有？
我妈妈说，好了。
我这才放下手来。
在这样的主动成长中，我终于越过重重危机，长到了读初中的年纪。
三
读初中时我十二岁差一点。我还记得为了差这一点，我没少给我妈妈添麻烦。
我们那里不知谁做的规定，七岁启蒙。全社会都一样，只能推后不能提前。所谓推后和提前，是以新学年的九月一号为界。我生于九月五号，新学年后的第五天，因此我没有资格在七岁那年启蒙。我妈妈不但精于管理也精于算计。我妈妈说，今年你不上学，就要等到明年，而明年的话，你都八岁了。
其实在我妈妈眼里，我现在已经八岁了。从小到大，在我的印象中，我每满一岁，我妈妈就要在我的年龄上多加一岁。比如说，我刚满五岁，我妈妈就说，你都吃六岁的饭了；我刚满六岁，我妈妈就说，你都吃七岁的饭了。
当时我就想，我妈妈是巴不得我快点长大，好再也不吃她的饭。
我现在眼看就要满七岁了，我妈妈哪里还坐得住。
我妈妈怨不得制定政策的人，就来怨我。我妈妈说，你看你，连生都生得不是时候，你就不能早出来几天，让我活得省心点？
我当时肯定是被我妈妈的态度吓傻了，来不及想点别的，甚至也来不及想起她说过，我是捡来的。
当然更来不及追究，生早生晚，都是她说了算，我说了不算的。
我妈妈怀着一腔怨气去求人，最终把我塞进了那一年的小学校。如今我小学毕业，我妈妈又开始担心起来：我还不满十二岁，他们能让我上初中吗？
我们家在这种忐忑中等待着报名时间的到来，因此我妈妈全忘了，十二岁，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已经到了一个紧要的阶段。
四
我是从同学那里听出不同来的。
我们班的女生中，我年纪最小，加之我的个子矮，眼睛又那么小，头发又那么稀疏，额头又高，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都没有发言权，只能跟在大个子女生后面，像一条尾巴那样谨慎而收敛。
大女生们说话从不回避我，但也从不对我做任何解释，就像我真是一条尾巴，只会跟随，从不会说话和思考。
她们说，我们班，有好几个都来“那个”了。
我就想，“那个”是什么？但我没问。
她们又说，来了“那个”，要是和男生睡了觉的话，就会生孩子。
有一个就说，李月明就和男生睡了觉。
另一个说，真的？不会吧，不可能吧？
就有人认真讲述，说得有鼻子有眼。李月明是我们班长得最好看的女生，她所上的小学和我不是同一所。据说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她就跟他们班一个叫东林的男生手牵过手。后来那男生把她带到家里，躺在同一张乘凉的床上。
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这叫八卦，属捕风捉影无事生非性质。我们那时候更不知道，人类从诞生起，就醉心于这种八卦，而且每一个人都是创作者。
我那时候只知道，这是丑事——天，这怎么了得！
我当时就有种被击晕了的兴奋感和惊骇感，以至于竟忘掉了一个关键的前提：她来“那个”没有？
还是比我大的一个女生头脑清醒：那她来“那个”没有？
女生的话一问出，大家面面相觑，没人回答。
没有人敢贸然说出来或者不来。这件事太重大了，由不得你轻易造谣。即使你敢断然说出李月明和十个男生牵手或者睡觉，你也不敢编造说，李月明来“那个”了。
于是李月明会不会生孩子，成为一个悬念。
五
那之后我就陷入了一种可怕的境地。
就是现在想来，我也深深觉得，李月明确实长得好。她的眼睛，与她的名字正相反，不是明亮，而是灰蒙蒙的，好比深潭上罩上了一层白雾，你不是看不清而是始终感觉没有满足，不能不对她多看几眼。她的皮肤青涩，透明，白得脆弱，白得紧张，细致得有些失真，就像陈列室里的一枚瓷器。加上她那又尖又窄的鼻子，整个人就是一幅病态的维纳斯像。男生们没有办法放下她，女生们没有办法不说她，说的同时，又忍不住要多看她几眼。
但我那时已不去看李月明的脸，我去看她的屁股。从大女生们的经验中，我仿佛知道来了“那个”的女生，屁股上能看出端倪：她们走路时都夹着屁股，还喜欢把书包的带子放得老长，用书包掩护那个部位。
我警惕一切将书包垂在屁股上，一搭一搭走路的女生。我的眼睛穿过她们的书包，在每一个可能的缝隙里蹲守、潜伏、搜寻……但我看不出异样，包括李月明。即使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天天盯着她的屁股看，我也看不出她的体内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
“那个”究竟是什么？“那个”来了又是怎么回事？我的脑子里一团迷雾。
六
那一天说来就来，我毫无准备。
那一天，我照常去上学，走在路上，一股温热的浪潮袭上来，我刚刚意识到，它就涌出了我的体内。跟着我感觉，它蛇一样紧贴着我的皮肤走，爬至我的大腿根部，再在那里慢慢变冷，转眼间，又消失得无踪无影，只留下一丝湿的影子，让我怕鬼似的有些悚然。这之后我体内的某种警觉之物被唤醒了。我咳嗽，大声地说话，无端地在地上跳来跳去，想用有意识的刺激去探个究竟……就在我差不多放心的时候，一股温热的浪潮再度袭来，这一次，它不再那么听话了，那么含蓄又那么羞涩，它就像熟门熟路的不速之客，既来了，就毫不客气地到处乱窜，我的内裤很快就寡不敌众，被彻底攻破，眨眼间，那股莫名的洪流越过堤坝，正四处肆虐。
我在厕所里被吓得差点晕了过去。我不是晕血，是被自己的现状吓晕了。我流了那么多血，我的整个下身鲜血淋漓，活脱脱一个屠宰场。要紧的还不是这些，要紧的是，我的身体已变成一块血红的云，正哗啦啦下着如注的雨。
外面吹着风。阳光在树梢蹲着，被风一吹，丁零铃响，就像上课的铃声在拉响。上课铃已经响过好长时间。现在，下课铃又响了。我蹲在厕所里，就像厕所上的一只盖子，就像扎根在厕所的一棵树，一堵墙。我没有办法离开厕所。这种隐秘而污秽的地方，是我唯一的归宿。我完了，我毁了。我只能蹲在厕所里，等着我的血一点点流尽。
七
后来我长大了，恋爱结婚，生儿育女。可无论我多么忙碌，或者无论岁月怎样走远，也带不走有关那一天刀刻般的记忆。
那一天，在我的记忆里是血腥而恐怖的，是彻底的寂灭和绝望。
铃声就那样一次次拉响，同学们来了一拨又一拨。到后来，我已分不出是上课铃还是下课铃。她们就在距我一个或两个蹲位上，蹲下或者起立。我不敢抬头。我把我稀疏的长发垂下来，遮住我的脸。
假如我就要死去，我希望在死之前，没有任何人发现我的狼狈，没有任何人知道我是如此这般丢人的死去。
曾经听谁说过，一个人要自杀，只需割一道小口，就可以把血流尽。而我现在是血流如注，是电闪是雷鸣是狂风暴雨般的倾泻……
记得外婆也曾讲过一个故事，蜘蛛精吸人血，只需把一根针一般的吸管插入人体，就能将人血吸干。
我在垂死中一直等到四周彻底静下来。再也没有铃声响起，也没有人来人往。我知道已是午后放学时间，校园里静得像一块冰，能听出太阳化成水的嘀嗒声。太阳在高处的窗格子上晃过来，晃过去，无忧无虑，永远也不会长大似的。我看着窗格子上的阳光，终于有了勇气站起来，同时我发现，因为蹲的时间太长，我那血染的内裤已经风干，结成了硬硬的壳。
我穿着那条铁甲般的内裤，摇摇晃晃回到了家里。
八
那天，看着躺在床上苍白得奄奄一息的我，妈妈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然后她转身就走，再回来，递给我一样东西。是一方长布条，用布厚厚地扎成，前后和中间有一些莫名的带子。也是暗红色。与我大腿间那些已经风干的血迹很相似。我反感至极，还是接了过来。
我妈妈说，给，这是月经带。女孩子到了一定年龄，都得用这个。
“这个”就是“那个”。我一下子明白过来，我不会死了，我还可以活下去。
那之后我又恢复了无忧无虑的生活。我像尾巴一样跟在那些大女生后面，无足轻重又自由自在。我仍然喜欢观察李月明或者每一个女生的屁股，但我现在观察的目的不同了，我是想看看她们究竟有没有异样，并因此推断每个月的那几天，我自己究竟有没有异样。
我是绝不愿露出任何异样的。每个月的那几天，我仿佛成了特务，心里怀着极大的鬼胎，兜里装着不敢示人的纸巾。下课铃响了，我坐在教室不动，上课铃响了，我拔腿就往厕所跑。我不怕迟到，只要我不被人视为异类、尤物——视为有可能生孩子的危险分子。
“那个”就是一个耻辱架，我们谁也没有力气背动它。
我们拼命扮演着还没有长大的角色，我们彼此隐瞒又彼此猜疑，我们向往纯洁又希望别人满身污秽。日子在这样的泥泞中一天天迈进，所不同的是，女厕所里染满血迹的纸张越来越多，但谁也不知道它是谁的。
九
到我十四岁时，已经读初三了。
那阵子我爸爸妈妈经常出差，哥哥也因为我妈妈的能耐，提前去了一个离家很远的地方参加工作。我妈妈留下一筐鸡蛋、一袋大米、两把挂面，那意思是说，我和你爸就是走一个月，也饿不着你。
我确实从没有被饿着过。没有爸妈管束，我的日子一下子空出来不少。星期天，我吃完了煮鸡蛋，蒸鸡蛋，炒鸡蛋，被撑得两眼发愣，便端一把椅子，对着院子发呆。
我们家的院子在闹市的背后，一条深深长长的巷子，白天看不见路，晚上伸手不见五指，钻进去，却像俄罗斯套娃一般，一个院子套着一个院子。我们家的院子在最里层，头顶一棵大榕树，树干一半死了，一半还活着，树冠便去了别的屋顶，留下光秃秃的院子，像剥了皮的死狗一般被太阳烤着。院子里不光住着我们家，还有一户吴姓人家。吴家人不多，和我们家一模一样，一儿一女外加一对爸爸妈妈。所不同的是，吴家的父母比我爸妈大很多，几乎已到了老年，所以吴家的一儿一女也比我和我哥大很多，而且吴家的女儿在先，是姐姐，吴家的儿子在后，是弟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