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官道上却没有多少行人，只有几抬滑竿和几架鸡公车，在被太阳晒得发白的土石官道上，按照各自不同的节奏和方式行进着。滑竿走得很轻捷，很激情，晃晃悠悠的闪荡中，只听见轿夫穿着草鞋的大脚板拍在土石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只听见细长柔韧的竹竿在轿夫的肩头上，嘎吱嘎吱地鸣唱着。鸡公车则走得很艰难，很缓慢，如同某种沉重的包袱，在坑洼不平的道路上艰涩地滚动。那些穿着蓝布长衫倾着腰身奋力推车的农人，大多在头上扎着草箍，额头中央，像鸡嘴似的伸出一截草尖。他们头上的热汗被稻草汇集起来，顺着鸡嘴样的草尖不停地往下滴落，雨点般地砸在官道上。偶尔吹来一阵风，他们的长衫后摆便在屁股后面飞扬起来，使人想到某种负重飞翔的大鸟。
夕阳西下，滑竿终于抬到了一个叫“界牌”的地方。那个年轻男子看见官道旁边歪斜着一块石碑，上面残留着“天府县界”的字样，顿时变得兴奋起来，回头朝年轻女子大声喊叫：“到了，到了，我们马上就要到家了！”
可那个女子似乎没有听明白他的话一样，懵懂地望着他。
男子这才反应过来，赶急用一种轿夫听不懂的语言，叽里哇啦地跟她讲了几句。
那女子顿即面色绯红，羞羞地低下了头。
男子哈哈大笑，说：“中国有句老话，丑媳妇迟早都要见公婆！何况你不是丑媳妇，你是一个漂亮媳妇，我的家人，特别是我妈，一定会非常喜欢你的！你不要怕。”
女子抬起头来，朝着男子感激地笑了笑。但她遮着纱缦的脸上，依旧惴惴不安的，有着一种异乡人的紧张与惶恐。
不久，他们的滑竿就经过一面巨大的石头牌坊，进入了崇义镇。
这是由过去的驿站逐渐衍生起来的川西小镇：一条石板街道贯穿其间，两旁排列着一些板壁黑瓦的住家和商铺。此时，正是小镇最为闲适的时刻，忙碌了一天的居民大多坐在自家的店铺或者屋门前，休憩聊天。有几个白头发白胡子的老汉，还后仰着身子坐在竹椅上，双手扶着两三尺长的铜烟杆，吧嗒着当地出产的叶子烟，仿佛从那长长的铜烟杆里吸烟，是件很费力的事一样。街面上的青石板已被女人们泼上了水，清冽冽地冒着一股凉意，明晃晃地映照着天上的霞云和西边的落日。街边上，则有几个剃着瓦片头的小男孩在打铜钱，有几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在踢着鸡毛毽子。
他们的出现，即刻在小镇上引起了轰动。那些坐在店铺或者家门前的居民全都停止了闲谈，伸长颈子傻傻地望着他们。一个吸烟的老汉，将长长的烟杆戳在嘴里，一时忘记了吧嗒，竟翕着嘴唇，露出了黑洞洞的没牙的嘴巴。一个扎着蓝布围腰的胸脯饱满的女人，端着一只木盆出来，正要将洗菜的剩水泼到街中央，一见他们的滑竿走来，不由得愣住了，站在街沿上，惊愕地看着他们。好一会儿，那女人才回过神来，嘴里啧啧有声地赞叹道：“哟哟哟！这是哪里来的千金小姐和大少爷啊？这么洋盘！”
而那些打铜钱的小男孩和踢毽子的小女孩，则把他们当成了新婚的夫妇，蜂拥而上，跟在他们的滑竿后面，拍着手跳着脚，大声唱道：“新媳妇，坐花轿，又是哭来又是笑！”
男子不由得哈哈大笑。他回头将小孩们的歌唱告诉了那女子。那女子的脸红得更厉害了，仿若一块打湿的红布，在黄昏的天空下羞涩地荡漾。
他们就这样穿过闲适的镇子，来到了镇外。
正是夕阳衔山的时刻，镇外的田野里金光闪耀，密集怒放的罂粟花朵，在灿烂的夕照中炽烈地燃烧。
坐在滑竿上的男子，霎时被这片夺目的绚烂惊呆了。
在他的记忆中，故乡的田地是只种小麦、油菜、玉米、水稻之类的农作物的，是从来不种与粮食无关的花花草草的。在外面那些求学与闯荡的日子里，他每每与人谈及故乡，说得最多的就是故乡的绿色：绿色的麦田，绿色的稻浪，绿色的玉米地与青纱帐，无边无际的绿色几乎装点和弥漫了故乡的每一个季节。故乡就像一条浩阔的绿色的河流，在他怀乡的梦中，日夜不息地流淌。可现在，故乡的田野里却出现了五颜六色的罂粟花，故乡那片宁静深沉的绿色却变成了蓬勃燃烧的花色火海！这些罂粟花种来干什么？这片花色火海将结出什么样的恶果来？作为一个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青年学人，男子是再清楚不过了。
他在震惊中皱起了眉头。他举目四望，发现这片种满了罂粟花的田野，竟全是他们家的土地，那种对家乡家园的刻骨的忧伤与愤懑，不觉再次涌上了他的心头。
这时，一阵晚风吹来，将田野里灼热的气息和浓郁的花香，送进了男子的肺腑。男子禁不住在这片浓密的浊气与熏香中，感到了一阵胸闷与头痛。他仰头朝向天空，使劲揉揉鼻子，又使劲吸了几口气。可当滑竿进入那片斑斓灼目的花色火海时，这种胸闷与头痛的感觉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变得更加强烈了。他坐在晃晃悠悠的滑竿上，不由得头晕目眩起来。
跟在他后面的女子，也瞪大眼睛，惊愕地望着夕照中的罂粟花地。她隐在黑纱后面的脸庞上，除了惊奇之外，还有一种恍惚梦游的神情。
两抬滑竿就这样穿过缤纷绚丽的罂粟花地，穿过浓郁刺鼻的罂粟花香，朝前走去。
不久，男子就看见了一片蓊郁的楠木树林，以及树林下蜿蜒的青砖围墙和飞檐翘角的大宅院。最让人赏心悦目的是，那楠木树冠上还停息着一群白鹤，像铺了一层雪花似的，在金灿灿的夕照下灼灼闪亮。有几只成年白鹤，正弯翘着细长的颈子，对着绚烂的天空鸣叫，清脆的叫声响彻云天。
男子这才从那沉闷的晕眩与恍惚中清醒过来。他指着前面的大宅院，回身对女子说：“那就是我们家，我们家的庄园！”
及至到了近前，男子才发现，在他家高高的龙门坎上，已经站满了迎候的人群：有他母亲，他二哥、二嫂，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他认识和不认识的丫鬟与下人。她们全都沐浴在金灿灿的夕阳中，衣饰鲜亮，表情激动，朝着他惊喜地张望。
男子赶紧催促轿夫落轿。
男子刚一落地，一位穿着白绸褂子的老妇人就从龙门坎上跑了下来，一把将他拉进怀里，泪涟涟地说道：“哎哟，我的嘉祺儿呀，你可回来了！你一走就是七八年，你让妈想得好苦哇！”
李嘉祺也情不自禁地抱住母亲，泪光闪闪地说：“妈，我……我也想您呀！”母子俩的泪水顿即流落到脸上，决堤的河水一样，在夕阳里闪烁。
这时，那女子已经撩起遮在脸前的纱缦，提着长裙下摆，走出滑竿，走到了他们母子身旁，将两手交叉放在腹前，恭身候立着。
李嘉祺赶忙擦去脸上的泪水，给母亲介绍那女子，说她叫伊藤良子。
母亲扭头望着伊藤良子，问李嘉祺：“这就是你信中说的那个日本婆娘？”
李嘉祺的脸唰地就红了，说：“不是婆娘，是妻子。说婆娘多难听呀。”
母亲呵呵笑道：“那还不是一样，就是跟你吃饭睡觉的女人嘛！”然后就拉着伊藤良子上看下看，左看右看起来。她一边看，一边点着头说：“唔，不错，还真像你信中说的那样，长得很漂亮，跟墙上的画儿一样！”
李嘉祺正想附和着说点什么，不料母亲的目光却停留在良子的髋部上，摇着头，面有憾色地说：“就是盆骨窄了点，今后生娃娃艰难！”
李嘉祺没想到母亲会当着良子与众多下人的面，说起生娃娃的事来，一时尴尬至极，不知如何应答。
旁边的良子见状，不由得紧张起来。她忐忑不安地注视着满面通红的李嘉祺，急于想知道他母亲在说什么。
李嘉祺赶急掩住尴尬，笑逐颜开地大声说道：“我妈说你长得很漂亮，她很喜欢你！我妈还说……还说你今后一定能为我们李家生一大串漂亮的娃娃！”
良子惊喜地眨动着双眼，像受了最高奖赏似的激动不已。她红着脸，朝老太太深深地弯下腰去，用半生不熟的汉语，泪盈盈地说道：“谢谢母亲大人，谢谢您对良子的夸奖！”
围在四周的丫鬟都不觉捂住嘴，哧哧地笑起来。
这时，他二哥李嘉瑞已经带着人去搬行李了。行李共有三件，有两件是黄色的牛皮箱子，有一件是灰色的铁皮箱子，已经被轿夫从滑竿上解下来，放到了地上。李嘉瑞走上前，指挥两个下人去提牛皮箱子，自己则亲自去提那个铁皮箱子。然而，他刚将铁皮箱子提起来，就禁不住大声嚷叫道：“三弟，你这箱子里装的啥啊？这么重！”说着，还提拎着那铁皮箱子，上下颠了颠。
正与母亲说话的李嘉祺不禁被他这个动作吓得骇然失色，赶急奔过去，将那铁皮箱子按放到地上，惊魂不定地说：“不麻烦你了，二哥，还是我……我自己来吧！”
李嘉瑞怔怔地看着他，发现他的鼻尖上竟然浸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夕阳终于燃尽最后一抹余晖，跌落到遥远的西山后面去了。龙门前顿即一片阴暗凉爽。人们在老太太的带领下，簇拥着李嘉祺和伊藤良子，踏着龙门的石梯往家里走去。可李嘉瑞却站在坝地上没有动步。他仰起脖子，蹙着眉头，望着李嘉祺的背影和他手里的铁皮箱子发愣。
暮色四起，雾幔一样涌向远处的田野，也爬上了他的额头。
在自己从小居住的“木栖三馆”里安顿下来后，李嘉祺和伊藤良子就被一个小手小脚的丫鬟请到餐堂去吃晚饭。这是母亲特意为了他们安排的洗尘家宴。可李嘉祺坐在摆满了鸡鸭鱼肉的八仙桌旁，只草草吃了几口菜扒了几口饭后，就把筷子放下了。他蹙着眉头，用手按住腹部。他觉得，下午那阵胸闷与头痛突然又泛涌起来，在他的身体里四散弥溢，到处窜走。他的胃里，控制不住地绞起一阵痉挛，一阵痛楚。
坐在旁边的母亲回过身来，关切地问他：“咋啦？胃子不舒服？”
他摇着头，不说话。他想起了外面田野里的那些罂粟。
作为一个见多识广的青年知识分子，李嘉祺当然知道罂粟是什么东西，当然知道罂粟与鸦片的关系，当然知道自清朝末年以来，鸦片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祸害！记得七八年前，他还未去南京上学，就曾在故乡的县城和小镇里，听说过一些关于鸦片的事。那时，川西平原是根本不种罂粟的，人们吸食的鸦片都是从西面的大山里，翻山越岭贩运出来的。由于稀有和贵重，吸食的人很少，仅限于富贵人家无所事事的老爷和太太，至于那些穷家小户的人们，基本上连鸦片的影子都见不着。他们唯一见识鸦片的机会，就是在孩子伤风感冒的时候，前去央求那些吸食鸦片的老爷或者太太，往孩子的脸上喷一口烟雾，以医治孩子的头痛脑热。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鸦片就像一种神秘诡异的妙药仙丹，只在那些高墙深院里秘密流传，而非街头市井的凡俗之物。至于他们李家，虽说是崇义镇的头等大户，却没有一个人敢去沾染鸦片。他们祖上早就立下了规矩：“凡染鸦片者，鞭刑五十，逐出家门，废其所有！”不仅要挨鞭子，还要被逐出家门，废其在家中所有的财产继承权，他们这些儿孙辈中，哪个还敢去动那东西呢？可现在，一直讳莫如深地隐匿在大山深处的罂粟，竟堂而皇之地种到了川西平原，种到了自己的家门口！难道他二哥就不知道这东西的可怕与祸害？就不怕坏了祖上的规矩，受到严厉的责罚？
李嘉祺抬起头来，把目光投向坐在桌子对面的李嘉瑞，愤愤地说：“二哥，你的胆子也太大了，竟敢去种这东西！”
李嘉瑞无所谓地笑了笑，说：“我哪有这胆量啊？都是大哥的主张！”
“大哥的主张？！”李嘉祺惊住了。他怔怔地看着李嘉瑞，感到有一股寒气从脚底升起，冬日之蛇似的，蹿向他的胸膛，蹿向他的后背。他胃里的疼痛突然加剧了，似要把刚才吃下去的饭食全都翻搅出来。他用拳头紧紧地抵着痛处，瞪着李嘉瑞说：“大哥在部队上当他的团长，家里的地上种啥东西，跟他有啥关系呀！”
李嘉瑞苦笑着摇了摇头，说：“家里的事你还不清楚？这么多年来，哪样事情不是大哥说了算嘛！”
李嘉祺沉默了。他知道，由于父亲过早离世，大哥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担负起了家族兴旺的重任。大哥曾在崇义镇上开过粮店、布店，还曾跑到山里去开过炭厂。但混乱的世道并没有给大哥多少希望和出路，倒是给了他很多惨痛的教训。他的粮店和布店，曾在一夜之间被换防的军队抢个精光，他的炭厂则遭到土匪的打劫，甚至还被拉了“肥猪”，把他绑到土匪窝里，勒索了三千块银圆才放了他。大哥从这一系列的惨痛遭遇中，终于明白了一个在乱世安身立命的道理：你要想活得好，活得不受人欺负，你就得有势力！势力从哪里来？最简单直接的，就是要有人马，要有枪！于是，企图以商富强的大哥便抛家弃业投了军，开始将家里的银圆一袋又一袋地搬到军队上去，不惜血本地买官。大哥很快就成功了。先是排长、连长，后是营长、团长。先是带着马弁回家，后是坐着轿子回家。最风光的一次，大哥竟带了一个警卫排回李家花园过年，那威风凛凛的马队，那前呼后拥的气势，把崇义镇的人全都看傻了眼，木戳戳地站立在大路两旁，肃然无声地望着他大哥的背影发呆。
随着大哥在军队官位的节节高升，他在家族中的权威也变得毋庸置疑起来。他像一棵参天大树，守护着家族的一切，也遮蔽着家族的一切。像种罂粟这样破天荒的大事，没有大哥的主张或者准许，他二哥是绝对不敢去妄作非为的！
但是，在军队里当了团长的大哥，就能如此胆大包天，胡作非为么？
李嘉祺不觉转过脸去，望着他母亲。老太太已经吃完了饭，正端坐在椅子上，手掐佛珠，闭目念着佛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