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香港友人赠给我一册陆丹林编的《郁达夫诗词钞》，我读后在书的末页空白处写了一首旧体诗：
展读诗词二百篇，两当、海涅忆华年，
寒风凛冽旧书肆，细雨氤氳冷酒边。
浩劫中原家国毁，投荒南岛志节坚；
晨曦将现人长瞑，彩笔难题解放天。
这首诗后半写的是郁达夫晚年不幸的遭遇，惋惜他没有看到全国的解放，他那清新俊逸的文笔也无缘描绘新中国的山水人物了。诗的前半是回忆20年代（主要是1924年）在北京我和几个朋友与达夫交往的情景。
1921年创造社的出现、《创造》季刊的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当时不少爱好文学的青年读到作为“创造社丛书”第一种的《女神》，都被那些气势磅礴、富有时代精神的诗篇所震动，他们顿开茅塞，预感新中国将从旧中国自焚的火焰中诞生。不久，丛书的第三种《沉沦》问世了，作者大胆地写出一个久居异国的青年精神上和生理上的忧郁和苦闷，在文艺界激起强烈的反应，它被抱有同感的青年读者所欢迎，也受到一些卫道者的诟骂，一时毁誉交加，成为一部有争议的作品。这时，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一篇评论《沉沦》的短文，给《沉沦》以公平的评价，并启发读者，应如何看待这部小说。此后，《采石矶》《春风沉醉的晚上》等名篇陆续发表，郁达夫读者的范围也就更扩大了。那时，住在上海的浅草社的朋友林如稷、陈翔鹤常与达夫交往，他们给我写信也有时提到他。
1923年下半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陈启修（豹隐）被学校派往苏联考察经济，他推荐郁达夫代替他讲授统计学。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兴奋。那时我刚满十八岁，从来不曾拜访过名人，可是郁达夫，我从朋友们的信中知道，他为人如何率真，如何热情，尤其是对待爱好文学的年轻人，这使我下决心要去认识他。当时位于北京北河沿的北京大学第三院主要是政治、经济、法律三系学生上课的地方，我按照学校注册科公布的郁达夫授课的时间和地点，于10月18日下午准时走进一座可容八九十人的课室，里边坐满了经济系的同学，我混在他们中间，我知道，我期待的心情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上课钟响了，郁达夫走上了讲台，如今我还记得他在课堂上讲的两段话。他先说：“我们学文科和法科的一般都对数字不感兴趣，可是统计学离不开数字。”他继而说：“陈启修先生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我们讲的是从同一个老师那里得来的，所以讲的内容不会有什么不同。”这两段话说得那样坦率，我感到惊奇，我已经念过四年中学，两年大学预科，从来没有从一位教员或教授口里听到过这类的话。这对于那些一本正经、求知若渴的经济系的同学无异于泼了一盆冷水。而且刚过了半个钟头，他就提前下课了，许多听讲者的脸上显露出失望的神情。可是我很高兴，可以早一点去找他谈话。我尾随着他走进教员休息室，向他做了自我介绍，还说陈翔鹤给我写信常常提到他。他详细地问我是哪省人，住在哪里，学什么，会哪种外国语，我也问他是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对北京有何感想等。我们谈了大约有半个多小时。此后，我再也没有去听他的课，不知他是怎样讲授那离不开数字的统计学的。可是他下课后有时顺路来找我，因为我住在距离北大第三院很近，被称为“三斋”的宿舍里。他约我出去走走，北京的气候渐渐进入冬季，也没有多少可供玩赏的去处，我们多半是逛逛市场，逛逛旧书摊。东安市场里有十几家小书店，出售的书籍中有不少是上海扫叶山房石印的线装蓝布套的诗文集、笔记、小说等。我向达夫说，“我读了你的《采石矶》才知道黄仲则（黄仲则（1749—1783），即黄景仁，清代诗人，字汉镛，一字仲则，号鹿菲子，武进（今江苏常州）人，有著作《两当轩集》22卷。），我的《两当轩全集》就是在这里的一家书店里买的。”他笑着说，“扫叶山房的老板应该谢谢我，我的那篇小说不知给他推销了多少部本来不大有人过问的《两当轩全集》。”关于黄仲则的诗，他并没有向我谈过他在《采石矶》里引用的诗篇，以及“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等名句，他却对《焦节妇行》一诗赞叹不已，他说，“这首诗写的恐怖而又感人的梦境，中国诗里真是绝无仅有，西方的诗歌间或有这种类似的写法。”
有一次，北京刮着刺骨的寒风，我想不起是什么缘故了，我们来到宣武门内头发胡同的“小市”。这“小市”有卖旧衣旧家具的，有卖真假古玩的，也有卖旧书的。（鲁迅在教育部任佥事时，就常路过这里买些小古董。）那天的风很大，尘沙扑面，几乎看不清对面的来人。我们走进一家旧书店，我从乱书堆里，抽出一本德文书，是两篇文章的合集，分别评论《茵梦湖》的作者施笃姆（施笃姆（Theodor Storm，1817—1888），德国小说家、诗人。又译施托姆。）和19世纪末期诗人利林克朗（利林克朗（Detlevvon Liliencron，1844—1909），德国诗人。又译李利恩克龙。）这两个人的诗。郁达夫问了问书的价钱，从衣袋里掏出六角五分钱交给书商，转过身来向我说，“这本书送给你吧，我还有约会，我先走了。”实际上那天我身边带的钱连六角五分也凑不起来。
1923年底（或1924年初），陈翔鹤从上海来到北京后，我和郁达夫见面的机会多起来了。1924年是我们交往比较频繁的一年。
我不止一次地和陈翔鹤、陈炜谟一起到西城巡捕厅胡同他的长兄郁曼陀的家里去看他。他住在一大间（按照北京的说法是三间没有隔开的）房子里，一面墙壁摆着满架的图书，有英文的、德文的、日文的，当然也有中文的。我翻阅架上的书，在一本德文书的里页看到他用德文写的一句话，“我读这书时写了一封信，叙述了对于结婚的意见”。这可能是他在日本留学时写的，可是我想不起来这是一本什么书。这时，他向我推荐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他说，“这篇游记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散文里的一篇，写得真好。”我听了他的话，就找出这本书来读，书中明畅的语言、尖锐的讽刺、自然美景生动的描绘，把一座哈尔茨山写得活灵活现，并引起我的愿望，将来把它译成中文。我们在他那里谈外国文学、中国文学，也谈文坛上的一些琐事。他曾应翔鹤的要求，把他喜欢读的外国文学作品开列一个清单，约有二十几种，我记得的其中有斯特恩（斯特恩（Laurence Sterne，1713—1768），英国小说家。）的《感伤的旅行》、王尔德的《道林·格莱的画像》、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凯勒（凯勒（Gottfried Keller，1819—1890），瑞士德语作家。）的《乡村里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屠格涅夫的小说等。有一次我们正谈得兴高采烈，郁曼陀从院中走过，也进来打个招呼，随即走去了。
有时郁达夫和我们不期而遇，便邀我们到任何一个小饭馆里小酌。我难以忘记的是一个晚春的夜里，断断续续地下着迷濛小雨，他引导我们在前门外他熟识的酒馆中间，走出一家又走进一家，这样出入了三四家。酒，并没有喝多少，可是他的兴致很高，他愤世嫉俗，谈古论今，吟诵他的旧作“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直到子夜后，大家才各自散去。
达夫也喜欢独自漫游。那时一般人游览只懂得近则公园，远则西山，达夫则往往走到人们不常去的地方，而且有所发现。一天，大约是将放暑假的时候，他向我说，朝阳门外三四里的地方有一座荷塘，别饶风趣。我听了他的话，便和一位姓张的同学，出了朝阳门，按照达夫形容的方向走去，果然三四里外，看到一片池塘，荷花盛开。我们在池边的小亭里坐下从附近的小饭馆买到包子和面条，也很适口。同时，不远的地方传来管弦清唱的声音。我当时想，这必定是北京本地人的常游之地，外来人不大知晓罢了。我没有打听那地方的地名，也没有再去第二次。如今那一带已是高楼大厦，那荷塘、那小亭，早已寻找不出一点遗迹了。
1925年2月，郁达夫去武昌师范大学任教，这年暑假把他的家属移居在北京什刹海附近，此后他往返于武昌、北京、上海、广州各处，在北京几做停留，都是时间不长，我们见面的机会也渐渐稀少了。
郁达夫有时到鲁迅新居的老虎尾巴、到周作人的苦雨斋闲谈，他跟现代评论社的一部分成员也有交往，他众中俯仰，不沾不滞，永远保持他独特的风度。
庄子的《大宗师》和《天运》里同样有这么一段话：“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煦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鲁迅晚年，写文章和写信一再提到这句话前半句里的“相濡以沫”，这意味着在黑暗重重的社会里，处于困境的进步力量要互相协助，像困在陆地上的鱼吐着口沫互相湿润那样。但庄子全句的主要含义并不在此，而是说与其这样以沫相濡，倒不如回到江湖里彼此相忘。“相濡”与“相忘”是两种迥然不同的人生态度。但是郁达夫，这两种态度则兼而有之。他对待朋友和来访的青年，无不推心置腹，坦率交谈，对穷困者乐于解囊相助，恳切之情的确像是“相濡以沫”。可是一旦分离，他则如行云流水，很少依恋故旧。我从1926年后，再也没有见到达夫，我们各自浮沉在人海中，除了我仍然以极大的兴趣读他的《迟桂花》《钓鱼台的春昼》等著名的小说与散文外，也就“相忘于江湖”了。
1984年8月27日 写于青岛
附记：
这篇短文是我受陈子善同志的嘱托，为他编辑的《郁达夫回忆录》写的。当时在青岛疗养，资料缺乏，文中所记大都是从记忆里掏出来的。写好后就寄给陈子善同志编审付印，并在《散文世界》1985年第一期发表过一次。后来杨铸同志给我送来他父亲杨晦同志保存的我在20年代写给他的信数封，其中有一信记有顺治门（即宣武门）小市买书事，与文中所记颇有出入。但文已发表，不便改动，仅将信里的话抄在下边，做为更正。由此可见，人的记忆是多么靠不住。
摘录1924年11月30日自北京中老胡同23号寄给杨晦的信：“……今天午后（也是狂风后）我一个人跑到顺治门小市去看旧书。遇见达夫披着日本的幔斗也在那儿盘桓。他说他要写一篇明末的长篇历史小说。我随便买了一本Lilien-cron的小说。他约我到他家喝了一点白干。归来已是斜阳淡染林梢，新月如眉，醺醺欲醉了。”
1986年5月2日 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