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翻阅笔记本，看见我在1984年1月10日从当天《人民日报》第8版抄录下来的胡絜青同志《记齐白石大师》里的一段话。那段话说，她曾在日本千叶县访问东山魁夷，这位著名画家“珍藏着一幅齐白石的画，仅仅一幅，是他的家宝之一”。作者“打开画卷一看，是一幅装裱得相当素雅的小画，仅一尺见方，纸灰暗，画的是一只大黑老鼠，正在吃一粒樱桃，署名白石翁……东山先生以能收藏一幅齐白石先生的真迹而非常得意，非常高兴”。
我当时为什么读了胡絜青的文章后立即把这段话抄录下来呢？原因是我痛切地想到老舍先生以及我曾经珍藏过的一幅白石翁的画。
50年代中期，北京市还没有现在这么大，人口没有现在这么多，公共汽车和电车的线路也比现在少，却没有现在这么拥挤，我正在中年，工作繁忙，却觉得时间相当充裕。我那时住在西郊北京大学，若是进城办事，事前或事后有时就到朋友家里坐一坐，老舍家里我也去过。有一次，可能是作协开会，会后老舍邀我和几位同志到他家里吃晚饭。饭前他给我们看他收藏的齐白石的几幅画，我越看越眼馋，我问他能不能请白石老人给我画一幅。他未置可否，就有人谈起别的事，把话岔开了。我没有继续追问，这念头也渐渐淡下去了。
过了几个月，老舍因事来北京大学，随后到我家里，腋下夹着一轴画。我喜出望外，这是老舍给我带来了怎样一件宝贵的物品。我请他坐下，把画接过来，立即悬挂在他对面的壁上。画面约二尺长，挺拔的枝条下垂着三个大小不一的藤黄色的匏瓜。老舍望着画向我说，白石老人作画时，他在案旁，画完后，他趁着老人题上款时，向老人说了说我是怎样一个人。老人听了很高兴，又提起朱笔在一个匏瓜上点出一个鲜红的小甲虫。老舍指着红甲虫说：“这小虫俗称红娘子，它非同小可，能使这幅画增加一倍的价值。”的确，一个藤黄色的匏瓜上有了这么一点红，全画都显得格外出色。老舍不仅为我求得了这幅画，还装裱好了送给我，我对他感戴的心情不是用语言所能说得出的。
我记得，画的下款是“九十三岁白石”，据此推算，这应该是1955年的事。此后这幅画有时在壁上悬挂几个月，有时我又把它卷好收藏起来。每次我重新打开画卷悬挂时，那“红娘子”总是焕发着夺目的光彩。这样过了十一个年头。
不料到了1966年夏，在可敬而又可亲的老舍先生被迫害逝世后不久，这幅白石老人的画被一群无知而又可怜的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撕成碎片，连同其他几件我心爱的艺术品同归于尽。我那时感到的痛苦也同样不是用语言所能说得出的。粉碎“四人帮”后，想到十年浩劫，有那么多宝贵的图书文物被毁，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遭受多么严重的破坏，我这一点损失的确算不了什么，心里也就释然了。
不料——又是不料！——读到胡絜青同志的文章，其中提到一位日本画家珍藏的白石翁的一幅画，纸是灰暗的，老鼠是黑的。那么，老鼠嘴边的樱桃呢？我虽然没有见过那幅画，眼前却仿佛有一粒深红色的樱桃闪闪发光。杰出的画家是运用颜色的能手，能让颜色充分发挥迷人的魅力。我可以确信，是这粒红樱桃在灰暗的纸面上、黑老鼠的嘴边使那幅画成为神品，成为一位著名画家的“家宝”。我想到这里，我怎能遏制住久已“释然”的痛苦，叫它不涌上心头呢？白石老人给我画的匏瓜和匏瓜上的“红娘子”在我身边（也就是在世间）只存在了十一年，老舍先生送给我这幅画时的深情厚谊和言谈动作，我却永远不会忘记。
1985年11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