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6月我第三次重访海德贝格，回想五十六年前在海德贝格学习时的往事，略有可记者，现追记如下。
一 关于译名
在中国人们都把海德贝格译为海德堡。实际上这个地名的第二个音节，音译应译为“贝格”，意译应译为“山”，无论音译或意译都与“堡”无关。我不知道我们的译者为什么对于“堡”那么有感情。同样情形，第二次大战后审判**战犯国际军事法庭的所在地纽伦卑尔格被译为纽伦堡；瑞典著名作家斯特林贝（按瑞典语读法省略“格”音），也命名为斯特林堡。这些不应译为“堡”而译为“堡”的地名人名，散见于辞书里、文学译品里、学术著作里，似乎约定俗成，想改也改不过来了。我只手难挽狂澜，自知呼吁无门，至于写文章，由自己负责，我就不把地名人名的尾音“贝格”译成“堡”了。
但是海德贝格这个译名，带有一定的妥协性，也可以说是取长补短。因为我在1930年9月底到达这座城时，遇见为数少得不能再少的几个中国人，他们给它的命名不是海德堡，也不是海德贝格，而是海岱山。海岱山这个名称的确很文雅，海岱二字不只是译音，而且颇有诗意。我不加思索，后来作文写信都采用了这个译名，有数十年之久。如今仔细一想，这座山城秀丽有余，雄伟不足，它既不临海，也不似岱岳，徒有诗意，却与事实不合，倒不如实事求是，朴素一些，索性译为海德贝格。“海德”，取“海德堡”的前两个字，“贝格”则是坚持我的主张。这样，字头虽有一个“海”字，则与大海无关，只是取其音了。
二 记徐诗荃
（徐诗荃（1909—2000），原名徐琥，现名梵澄，笔名冯珧、梵可等。湖南长沙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翻译工作者。）
1930年9月12日，我从北平起身，经过我在《北游》里写过的哈尔滨，经过广袤的西伯利亚，经过正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莫斯科，在柏林住了几天，乘夜车到了海德贝格。海德贝格晨雾初散，只见两山对峙，涅卡河一水横流，我觉得很新鲜，又很生疏。我心里想，这就是我的终点站，要在这里住下去吗？山和水都沉默无言，显出不拒绝也不欢迎的样子。
当天上午我在一个小学教员的家里租了一间有家具设备的房屋。出乎意料地凑巧，这里还住着一个姓戴的中国学生，约十七八岁，正在读中学。他告诉我说，海德贝格中国人很少，他只知道在大学里学习的有两位同胞，一个学文的姓徐，一个姓蒋的学医，此外就没有了。我听了他的介绍，中国人如此稀少，并不觉得惊奇，因为我在国内时，很少听人谈到过海德贝格，我是听从了一个德国友人的建议才到这里来的。那个德国朋友向我说，若去德国学习，不要到大城市。大城市太热闹，人也忙，谁也顾不了谁，同学之间，师生之间，不容易接近。在较小的城市，尤其是在所谓大学城里，除了大学外，没有其他重要的机构，整个城市都围着大学转，人们容易很快就熟悉起来，这对于提高语言能力，增进知识，了解社会生活都有好处。他帮助我选择了海德贝格。理由是海德贝格大学是德国境内最古老的大学，已有五百五十年的历史，有著名的教授，若学文，享有盛名的宫多尔夫（宫多尔夫（Friedrich Gundolf，1880—1931），德国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教授正在那里讲学。这番道理，那时人们知道得还不多，所以在海德贝格的中国留学生寥寥无几。
第二天下午，我到涅卡河南岸的一个小巷里拜访了学文学的徐君。我的突然来访，主人并不觉得惊奇，我们互相报了姓名，好像一见如故，虽然二人都有些矜持。他来德国已经一年多，向我介绍了海德贝格大学的情形，我也跟他谈了些国内的近况。我看见他的书桌上摆着一幅鲁迅的照片，又看见书架上德文书中间夹杂着些中文书刊，我心里想，今年春天，我在《萌芽》月刊里读到过一篇从德国寄给鲁迅的通信，署名季海，莫非就是这个人吗？但我没有向他说明，因为他告诉我他姓徐名琥。那时大学还没有开学，他带我熟悉海德贝格的某些名胜古迹，以及与大学有关的机构，如图书馆、报刊阅览室等。渐渐熟了，谈话的内容也渐渐丰富而深入了。他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过，1928年5月，鲁迅在复旦实验中学讲演，他做了记录寄给鲁迅，后又在《语丝》上发表了《谈谈复旦大学》一文，揭露复旦大学当时的腐败现象，惹起复旦当局的不满与复旦校友们的非议。也许就是这个缘故，他不愿在复旦待下去了，他到了德国。他少年气盛，谈世事谈到愤慨时，便朗诵清代诗人王仲瞿祭西楚霸王的诗句：“如我文章遭鬼击，嗟渠身手竟天亡。”他也欣赏南社诗人高天梅拟作的“石达开遗诗”，如“我志未酬人亦苦，东南到处有啼痕”、“只觉苍天方愦愦，莫凭赤手拯元元”，这有多么沉痛！他不仅古典文学知识渊博，也常常和我谈起他湖南家乡的王湘绮（王湘绮（1832—1916）：即王闿运，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湖南湘潭人，咸丰乙卯年举人，后钦赐翰林院检讨。以文章见长，有《湘绮楼全集》。）、杨皙子（杨皙子：杨度（1874—1931），湖南湘潭人，字晳子，王闿运的门生。曾留学日本，宣传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又在袁世凯内阁任职，主张恢复帝制。后思想转变，倾向革命，***被捕后曾多方设法营救。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为党工作。）等人物。
大学开学后，我主要选修文学史课程，徐琥则用更多的时间研究美术史，并练习木刻，他室内挂着一大幅他自制的高尔基木刻像。日子久了，我们也就无所不谈。一天，他笑着对我说，我们首次会晤后，他曾写信给鲁迅先生，里边有这样一句话，“今日下午有某诗人来访”，但没有说出我的姓名。后来他收到鲁迅的回信，信里说到“某诗人”时，也没有提名道姓，只在文字中间画了一个小小的骆驼。不言而喻，这指的是我于1930年夏在北平和废名共同编的一个小型刊物《骆驼草》。关于《骆驼草》我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在这里边发表的散文和诗，有的内容庸俗，情绪低沉，反映我的思想和创作在这时都陷入危机。”从信里画的小骆驼也可以看出，鲁迅对这刊物是不以为然的。
从此我知道，徐琥经常和鲁迅通信。徐琥有不同的别名和笔名，如冯珧、季海、诗荃等，鲁迅则对他以诗荃相称。如今翻阅鲁迅的日记，从“1929年8月20日徐诗荃赴德来别”到“1932年8月30日夜诗荃来自柏林”三年零十天（即徐琥在德国的时期）的日记里，提到诗荃有一百五十四处之多，内容都是书信来往。徐琥在德国为鲁迅搜集图书画册以及报纸杂志，鲁迅也把国内的出版物寄给他。鲁迅日记里提到的“寄诗荃以《梅花喜神谱》一部”、“为诗荃买《贯休罗汉像》一本……”以及“小报”，我在徐琥那里都见到过；所谓“小报”是上海低级趣味的《晶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鲁迅的用心，要使海外的游子，不要忘记国内仍然有这样下流的东西在流行。1931年7月6日的日记“得诗荃信，上月18日发，附冯至所与信二种”，这两纸信里我写的是什么，如今我怎么想也回想不起来了。有一件事在鲁迅的日记里没有提到。那时曹靖华在列宁格勒，翻译绥拉非摩维奇的《铁流》，他把译稿用复写纸抄成两份，一份直接寄给鲁迅，一份寄给徐琥，由他转寄。这是因为从苏联寄给国内的邮件，常被国民党审查机关扣留，为了安全起见，再从德国寄去一份，比较保险。不知鲁迅收到的《铁流》译稿最后是一份呢还是两份？徐琥向我谈及此事时，还把他收到译稿后写给曹靖华的短信背给我听，是用文言写的，很古雅。他和鲁迅通信也常用深奥的古文，鲁迅在复他的信中有时还穿插几句骈体。遗憾的是鲁迅给他的信（这该是多么宝贵的一笔遗产！）在抗日战争时期失散了。
徐琥回国后，由鲁迅介绍他在《申报·自由谈》上用不同的笔名撰写杂文，也是由鲁迅介绍，他翻译尼采的《苏鲁支语录》和《自传》得以出版，署名徐梵澄。徐琥用过许多笔名，恐怕他自己也难以胜数，正如众流归大海一般，徐梵澄这个名字算是最后定下来了，一直沿用到现在。他在德国时期，梵澄二字还在虚无缥缈间，因为鲁迅的日记里称他为诗荃，所以我把“记徐诗荃”作为这一段的小标题。
三 “同胞事，请帮忙”
初到外国，多么想看见中国人啊。我在海德贝格，能与徐琥一见如故，自己觉得是出乎意料的幸运。那一位学医的蒋君，我当然也要去看看他。这一看，非同小可，我几乎吓呆了，也可以说是又一次的出乎意料。我叫开蒋君住室的门，走进来，在比较阴暗的房里看见四个中国人围着一张桌子在打麻将。我脑子里立即发生疑问，不是说这里包括我在内只有四个中国人吗，现在除了蒋君外怎么又多出来三个人呢？他们交谈用浙东的方言，我一句话也听不懂。蒋君对于我这不速之客似乎很不欢迎，冷冷淡淡，使我进退维谷，我记不得是坐了一会儿，还是在麻将桌旁站了一会儿，便匆匆告别走了。此后我再也没有遇见蒋君。后来我才知道，那三个人是浙江省青田县人，他们迢迢万里来到欧洲，在各处串街走巷，兜售青田石雕刻的花瓶笔筒以及其他用具。但青田石雕是有限的，货源并不通畅，不知是从欧洲的什么地方他们贩来一些仿制东方的瓷器，上边描绘的风景人物，说像中国的又有几分像日本的，说像日本的又有几分像中国的，总之这类恶劣的赝品是用来骗没有到过东方的欧洲人的。但这些商贩有艰苦的冒险精神，他们到欧洲来，有的经海路，有的甚至经过中亚的陆路，有的没有正式护照，有的护照过了期，他们居无定所，警察经常和他们发生纠葛。人们轻蔑地称他们为“青田小贩”。
说实话，我那时对于这些青田的同胞也是蔑视的，觉得他们给中国人“丢脸”，而对于他们离乡背井、长途跋涉、遭受凌辱的苦情却毫无体会，也不想一想是什么缘故使他们走上这条渺茫的不可知的道路。我和徐琥天天谈的是什么，他们天天干的是什么，完全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我有时在路上遇见他们，也不打招呼。如今回想，我蔑视他们是错误的。真正给中国人丢脸的并不是他们，而是那些军阀官僚、洋奴买办。可是有一次在1931年春，徐琥在路上被一个青田同胞截住，这人用不容易听懂的青田话向他说，他的两个同伴被警察拘留了，语言不通，请他帮助。他随即拿出一个名片，说这是在街上遇到的一个中国的旅游者给他的。徐琥接过名片，上边写着六个字“同胞事，请帮忙”，他再看名片上的姓名，是“林语堂”。徐琥于是到了警察局，他不仅勉勉强强地当了一次翻译，再且替被拘留者做了一些解释，同时充当了辩护人。
四 内心的空虚
我的房东有一幢三层的小楼，除自住外把空余的四间租给学生居住。我每月付出的房租包括天天在他家里吃早餐。我早餐时，作为小学教员的房东主人和读中学的小戴都已到学校去了。精明的房东太太在客厅里预备好面包和咖啡。与我同桌的有两个在他们家里租住的大学生，一个是匈牙利人，同情共产党；另一个可能与房东有亲戚关系，戴着花色小帽，一望而知是某一个大学生社团的成员。德国的大学生社团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它们创始于反拿破仑自由战争后的1815年，本来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进取精神，它们反对专制统治，甚至于1819年至1848年被政府禁止活动，后来又渐渐恢复，形成各种性质不同的组织。到了20世纪，大学里的社团种类繁多，有以政治倾向为基础的，有以同乡为基础的，各自用不同的颜色作为社团的标志，但总的说来，大都不再有1815年的革新精神，而带有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的保守色彩了。这个与我同桌的属于某社团的大学生，浑浑噩噩，说不出一句有内容的话来，那个匈牙利人求知欲很强，经常谈到世界大事，也问我中国革命的形势。我们这三个人天天共进早餐，人人的心境不同，眼前的远景也不一样，却能和平相处，好像河水不犯井水。
但是街头上和大学里就完全不一样了。1930年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德国的经济更为恶化，工厂倒闭，资金外流，失业人口日益增加，以中央党领袖布吕宁为总理的魏玛共和国政府费尽心机，采取种种措施，克服不了这个艰难困苦的局面。**党利用经济危机和民族情绪，大肆蛊惑群众，迅速膨胀起来，同时共产党的力量也增强了。在街上，常常看见共产党的红色战线战士同盟和**党的冲锋队在激烈斗争。有时有右翼党派的学生成群搭伙，把大学旧楼的入口处堵得水泄不通，叫嚣不已。他们向学校当局提出无理的要求，如解聘具有进步思想反对战争的教授、限制犹太族师生的活动等。左派学生也出来据理力争，揭露和批判他们的谬论。但在学生中间也有袖手旁观的“逍遥派”，在两方面争辩得不可开交时，我听到过有一个学生冷笑着向我说：“看，德国是多么热闹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