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会预想到，我收到您从美丽的阿尔卑斯山的来信，我是多么高兴。但是，我的朋友，您不能预想到，我现在是多么悲哀，我自从到海德贝格以来，这样的悲哀我还没有感到过。我一向所想象的，从今天起，都“写在水里”了。几月之久，宫多尔夫以他的讲授鼓舞了我。我衷心敬重他的人格以及他的著作。我是一个寻路的人，并把他看作是我的指路者，但是，他现在怎样了呢？我应该告诉您吗？——不，我不愿意……
您常常向我说，宫多尔夫有过许多计划。我迫切地等待着他关于里尔克的讲演。现在一切都随着他消散了。这对于德国文学是多么大的损失！我忽然觉得，好像海德贝格变得不美了，——下半年我不想待在这里了。
您什么时候回斯图卡特？若是我得到您从斯图卡特的来信，我就去拜访您。
以友好的祝愿
冯 至
鲍尔的父母住在斯图卡特附近的坎史塔特，鲍尔从阿尔卑斯山旅行回来后，我在离开海德贝格去柏林之前曾到他家里去拜访过他。他陪同我参观了一些与席勒、舒巴特（舒巴特（Franz Schubert，1797—1828），奥地利作曲家。又译舒伯特。）有关的遗迹。
从此我们书信往还很少中断。我们有时也谈到对于盖欧尔格与里尔克的看法。后来我在柏林读到沃尔特斯（沃尔特斯（Friedrich Wolters，1876—1930），德国作家及文学史家。）写的《盖欧尔格与〈艺术之页〉》，过分推崇盖欧尔格，贬低其他有贡献的诗人。有一次我写信给鲍尔：“我觉得，有些盖欧尔格的信徒太偏激了。例如沃尔特斯在《盖欧尔格》这部书里说，里尔克‘这种不安定的自我暴弃，我们认为对于培养一种更高尚的生活是有害的，我们从来没有被这完全是斯拉夫倾向的灵魂震动所震动’。我想，宫多尔夫就不会这样说。所以我很想知道他对于里尔克的意见。”后来我才听说，宫多尔夫在他逝世前一个多月在埃森做了论里尔克的讲演，给里尔克以与盖欧尔格同等的评价。
1933年4月底我又回到海德贝格。有一次在8月里的一天我访问了宫多尔夫夫人，随后我写信给当时住在巴黎的鲍尔：“这是一个偶然的侥幸，我给宫多尔夫夫人通电话，我立即被她很友好地接待了，就在这唯一的一天她在海德贝格。因为她在这天以前还在史特拉斯堡，明天又要到瑞士去。我们谈了许多有趣的事，谈到宫多尔夫丰富的藏书，谈到她拜访过里尔克，谈到她热爱中国的绘画。”这次会面，她赠给我一幅她在瑞士摄制的里尔克的照片。这照片我不曾在任何关于里尔克的书或画册里看到过，后来我把它带回国，在1936年12月份的《新诗》月刊配合纪念里尔克逝世十周年发表了。
宫多尔夫关于里尔克讲演的全文，由他的夫人于1937年在维也纳出版（这时宫多尔夫的书已经不能在**德国印行），装帧精美，鲍尔来中国时赠给我一本，说是作为我们1931年在海德贝格结交、1938年在江西赣县重逢的纪念。
七 山河无恙
1933年春到1935年夏，我又在海德贝格住了两年多。这次重来，山河无恙，人事已非。徐琥、梁宗岱早已回国，久无消息。鲍尔在南欧各地行踪不定。继任宫多尔夫讲座的阿莱文教授，我参加过一个学期他开设的研究班，不久因为他是犹太族被解职了。著名的哲学家雅斯丕斯和艺术史家戈利塞巴赫都有犹太族的妻子，他们还继续讲课，但是心里知道，早晚会有那么一天，不得不离开他们工作多年的处所。（果然，我1935年回国后，他们都先后被解聘了。）在他们的课室里仍然挤满听讲的学生，可是笼罩着一种不知明天将要怎样的不安气氛。学校里再也没有左右两派学生的斗争，只看见身穿冲锋队、党卫队服装的**学生横冲直闯，也有一部分学生噤若寒蝉，有的敢跟比较要好的外国同学说几句不满或讽刺的话。一向受人称赞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德国哲学家，受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影响甚深。）和表现派诗人贝恩（贝恩（Gottfried Benn，1886—1956），德国诗人。）也大声疾呼地颂扬那个既没有哲学也没有诗的“领袖”，使人惶惑不解。（半个世纪以后，有一回，偶然和一位德国朋友谈起这两个人，他不无惋惜地说，这是他们传记里黑色的一章。）有时大学前的广场上点起熊熊烈火，眼看着亨利希·曼（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1870—1950），德国小说家。）、托玛斯·曼（托玛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德国小说家、散文家。）、史推芳·茨威格（史推芳·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奥地利作家，又译斯特凡·茨韦格。）等人的书一本本地被投入火焰。前边提到的我在8月里的一天访问了宫多尔夫夫人，可以说是一个消逝了的时代的回光返照。
我这时做些什么呢？我只有读我愿意读的书，听我愿意听的课。为了将来回国有个交代，找一位思想比较开明的教授，在他的指导下写博士论文。这教授姓布克，徐琥曾署名徐梵澄在《星花旧影》一文中说他给鲁迅写信谈到布克，说布克“思想比较开明，在美国讲过学，已秃顶了，上课照例不带讲稿。有一趟我告诉他易卜生的剧本，在中国多有翻译了，他听了很高兴。次日在课堂讲世界文学思潮传播之迅速，在东方的日本、中国、南洋各地，思想之传播多是先于作品的翻译云云。他时常引据狄尔泰的《体验与诗》及勃兰兑斯的《19世纪文学主潮》，算是相当进步了，却未尝根据唯物史观立论”（见《鲁迅资料研究》第十一辑，152页）。
我仍然住在1931年住过的鸣池街15号。房东兴德勒夫人的丈夫已逝世多年，有一儿一女，儿子约二十五六岁，女儿二十岁左右。她的丈夫可能曾经是某工厂或某公司的经理，人们都称呼她经理太太。这个人家非常清静，与世无争，女儿天天出去上班，儿子似乎从小就娇生惯养，终日自由自在，无所事事。在这里住着，更是与现实隔离，与时代脱节。有时也和个别的德国同学以及学医、学法律的中国同学交往，可是再也不能像和徐琥、梁宗岱、鲍尔那样畅谈文学艺术、交流思想了。这时我要感谢姚可崑，她在海德贝格学哲学、文学，我们共同享受着、分担着这里的寂寞。我们不知有过多少次在我住室的凉台上望着晨雾慢慢散开，望着落日缓缓西沉，也难忘在涅卡河畔、在鲜花盛开的果树林里没有止境、没有终点的散步。我们也百无聊赖地联句拼凑打油诗，记得有一首七律，为首的两句是“他年重话旧游时，难忘春城花满枝”。
八 三次的旧地重游
四十四年后，我又有三次重来海德贝格。这三次是在1979年、1982年、1987年，正巧都是6月。
第一次，我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联邦德国。6月20日我们从图平根乘汽车出发，驶过涅卡葛闵特，沿着涅卡河畔走入海德贝格，首先的印象跟四十四年前一样，仍然是山河无恙，而且街道两旁也没有什么变化。在战争时，德国许多城市一度成为废墟，海德贝格却没有遭受轰炸，保持完好。下午四时半，到达海德贝格西郊新建的欧罗大旅馆，没想到，旅馆的大厅里有九个台湾留学生在等候我们，其中有四人是从法兰克福赶来的，他们显示出想和大陆同胞见面的迫切心情。他们有的学政治、经济、社会学，有的学哲学、文学，却没有人是学理科或医科的。我也为了首次遇见在台湾成长起来的青年感到高兴。略做交谈后，他们跟我们一起到了大学广场，我重新瞻仰了大学的旧楼、新楼，外表也是和四十四年前没有两样。新楼于1931年落成时，宫多尔夫为此提的铭语“献给生动的精神”仍然完整地镶刻在楼正面雅典娜女神雕像的上边。到了哲学研究室门前，哲学系主任亨利希正在门外准备回家，见我们来了，立即转身回来，热情招待我们参观室内的藏书。随后一部分台湾同学特意陪同我一个人走上山坡，访我在鸣池街的旧居。门牌的号数没有改变仍旧是15号。旧日房东的女儿已经不是兴德勒小姐，而是满头华发的邵尔夫人了。她说，遗憾的是她的哥哥在十天前死去了，她热情地请我到屋里坐一坐，由于时间不够，我感谢她的好意，在房门前与她合影留念便辞去了。
第二天，我访问了日尔曼学研究室、东方美术研究室和大学图书馆后，在保留着文艺复兴建筑风格的骑士饭店午餐，与哲学家兼文艺评论家噶达迈尔会晤。噶达迈尔曾继任雅斯丕斯讲座，现已退休。他跟我谈了些文艺问题。他认为盖欧尔格、里尔克、霍夫曼斯塔尔（霍夫曼斯塔尔（Hugovon Hofmannsthal，1874—1929），奥地利诗人。）是20世纪德语文学中最杰出的诗人，在当代诗人中，他推崇采岚（采岚（Paul Celan，1920—1970），奥地利诗人，又译策兰。），他写过一本书阐释采岚的诗，题为《我是谁和你是谁？》。他还说，人们对于19世纪的诗风感到厌烦，要用新的创作方法，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
三年后，1982年，又是6月，我第二次到海德贝格。因为从1日至4日参加“歌德与中国——中国与歌德”国际学术讨论会，无暇外出，5日是星期六，在德国等于是星期日，我得暇在大街小巷温习温习往日熟悉的地方。60年代至70年代，学生运动在海德贝格最活跃，至今墙壁上还残存着油墨写的标语。也看到一些想不到的新奇景象：街旁有青年人三五成群，横躺竖卧地弹着吉他唱歌，颇有19世纪初期浪漫派的情调；又有成群印度教黑山派的信仰者披着黄袈裟，且歌且舞，在街心走过。这些人好像在“逆反”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现代文明。还有男女学生在大学广场上骑着自行车游行，他们要求海德贝格减少汽车行驶，代之以自行车，这不禁使我想起三年前噶达迈尔向我说的一句话，“从前人们信仰上帝，如今汽车主宰人”。
五年后，1987年，也是6月，我第三次到海德贝格，姚可崑与我同来。6月上旬，正当基督教圣灵降临节前后的几天，海德贝格大学的历史学家拉甫教授驾驶汽车引导我们游览许多地方，有的是旧地重游，有的从前没有去过。一天上午，重访鸣池街15号的旧居，不料人去楼空，房已易主。新的房主人刚把这所房子买下，还没有迁入，正在修缮，他告诉我，邵尔夫人已逝世。他允许我们走上楼看一看我从前住过的房间，我们穿过房间到凉台上伫立了许久，舍不得立即走去。眺望西方的远景，当年是一片田园风光，如今有更多的高楼耸立了。这中间，五十多年的寒暑从我们身边过去了，——确切地说，在这全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半个多世纪内，不是寒暑从我们身边走过，而是我们穿行了五十多年的严寒和酷暑，当然，这中间也有过风和日暖的春秋佳日。我常常嘲笑过去，说那时是多么幼稚！可是在继续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下，我又成熟了多少呢？我很怀疑。
1987年8月 初稿
1988年3月 誊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