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的三月】
马：你算是琢磨透了啊。谈点儿别的。去年冬天的某一天，你送你的诗集《小杨与马丽》给我，在去什刹海酒吧的出租车上，你朗诵了你自己最喜欢的《非非一号》里面的《三月或预言》那段。很不好意思，我是第一次读或听到这首诗，我当时的感觉只有一个字，美。我说，这是杨黎创造的民谣，是人间的杰作。而你说，吴晨骏说此曲只应天上有。
杨：是吴晨骏说的吗？那我说错了，应该是闲梦说的，他也在南京。
马：这首诗也属于我们刚才谈的抒情诗。这是你最好的诗歌吗？
杨：不是。是这样的，实际上《小杨与马丽》是我对自己做的一个总结，也是我1996年之前的作品结集，但我只选了其中的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一丢了，还有三分之一我没有要。比如我认为早期我写得好的是1983年写的《看水的男人》，我就一直没有找到。找到了，我肯定要把它放在里面。最近我也重新反复地读了这个集子，就我自己到现在能够真正还觉得问心无愧的诗，也有几首，我也在家里选了一下，我选了11首，我比较喜欢11这个数字。这11首诗歌，才是我最喜欢的。
马：这个《三月》算一首？
杨：这个不算，《非非一号》不算。
马：那你当时说是你最喜欢的。
杨：我喜欢的是它里面的部分。实际上，我是不喜欢这首诗的。
马：呵呵，你在出租车上念的时候，说这是你最好的诗。
杨：它是这样的，因为那是一首长诗歌，它有点杂，里面也提到了三月，那是很好的，但也有一些很不好的东西，有杂念和写作意图太明确的东西。
马：我带来了。像这样的句子多美啊。你看：在三月/我点一支烟/不再用火柴/不吃饭/也不知道饿……
杨：但是你再看，除了你说的这些东西，《非非一号》里面同样也有《十九个名词》这样的东西，这是我最遗憾的，感到很不应该的，这种东西今后不会再出现在我的诗歌中，后来也的确没出现过，这首诗它当然太弱（乱）了，不像其他诗那么单纯，比如说《西西弗神话》。那么是不是长的东西都不单纯？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一块讨论一下。
马：我觉得长的东西是很难单纯的，它趋向复杂，会想去整合某种结构力，比如爱伦·坡就认为诗歌在100行以内为好，而我曾经极端地认为，不超过30行更好。但我确实很喜欢这个《三月》，我再念一念吧——三月/我约了几个朋友/去喝酒/那是晚上/他们说/好吧！好吧！好吧！还有——三月/三月/树上开红花/地上长绿草。还有——三月/好好的三月/坐在茶园喝茶/坐在饭店吃饭/坐在床上/睡觉/三月/三月/旗帜飘在天空……
杨：别把它搞成诗歌朗诵会啊，我们还是谈其他问题吧。
马：当时你用四川话跟我念的嘛。
杨：这个问题我可以这样说一遍，就是我从来都用四川话念诗，因为我普通话说得不好，一些声母分不清，念的时候不仅不好听，自己的情绪还会因此受到影响，所以我用成都话，这是其一。第二点，我最反对朗诵，很多人都在做戏嘛。要么就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像孙道临，像赵丹；要么就像摇滚，在朗诵中加入很多插科打诨的东西，搞成行为艺术。朗诵是一门独立的艺术，朗诵得好与不好，和诗歌好与不好根本没有关系。像赵丹，他能把菜单都朗诵得像一首诗。而我们诗人开个诗歌朗诵会，只是对朗诵原意的借用，它的含义应该叫读诗会，我们一块读吧，我把我的诗读给你听，你把你的诗读给我听，我读你的诗也是这样读，这样就达到了交流的目的。读，就是一个字一个字把它念出来：天，天空的天；地，大地的地。就是这样，而不需要任何嘴巴上的加工、用气上的加工以及神态上的加工，更不需要做动作。
马：不过我倒没想这么多，我只是那次听你读觉得特别有意思，让我一下子很喜欢四川话，当然主要是很喜欢那首诗，你有时间了能不能录一盒读诗的带子给我？我把它收藏起来。
杨：可以啊，这个随时可以满足你的愿望。我以前是见到人就要读诗给他听的，以前没有网络嘛，手稿又乱七八糟不愿拿给人看，我最大的满足就是别人到我这儿玩，听我读诗。
马：是作为传播还是？
杨：它有点另外的，但主要是传播。那时在成都嘛，很舒服。
马：回到前面去，你刚才提到诗集《小杨与马丽》中有11首自己满意的作品，它们具有经典的意义吗？
杨：不具有，因为我不喜欢经典这个词。经典总是拿来吓别人的，是对真正的诗歌或者说写作的反动。80年代的时候，就有人说我的《怪客》已经是经典了。我先还高兴，后来一想就觉得不是滋味。经典是什么？经典就是把血和肉抽干，然后挂在树上面的躯体。有经典，就有人要为经典写作。你想，这是多么可怕的写作？
马：那你怎么说？
杨：我说喜欢。
马：那你能不能把你喜欢的那11首诗歌帮我勾一下……
杨：也只是我自己认为的嘛，当时是这样想的，可能过些日子又要变。比如说《红灯亮了》《西西弗神话》《英语学习》《大声》《木头》《高处》《深秋致爱》……差不多了吧。
马：是这样的，最近有一家诗歌刊物，他们搞了个“经典存盘”的栏目，让我推荐作品，你这下可帮我省点懒了。
杨：还是经典，这些媒体啊。
【100首诗和100万字作品】
马：你这次（过完年后）是什么时候回北京的？
杨：2月25号。
马：写东西了吗？
杨：这次没写，乱七八糟的，主要是为那个长篇小说出版作准备。
马：《向毛主席保证》？
杨：对。
马：那次是什么时候来北京的？就是决定来北京生活的那次。
杨：2001年8月10号左右吧，反正是我过完生日，满了39岁以后。
马：到北京以后，诗歌方面除了刚才谈到的那11首充满回忆的抒情诗，就开始转入《早课》系列的写作吗？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些风格上的变化？
杨：诗歌这一年多来写得比较多嘛，刚来的时候写的那11首，何小竹不是说废话也抒情吗？后来又写了很多其他的诗。《早课》仅仅是去年5月底开始写的。最近我不是有一本新诗集《打炮》吗？其中的三分之二就是在北京写的。
马：《早课》是每天醒来时写的吗？
杨：是每天睡觉前或起来后写的：如果我是在深夜两三点钟睡觉，就睡前写，写了再睡；如果睡得早，就第二天起来时写。北京阳光很好，我每天起床后心情也很好。所以，我觉得《早课》写得非常愉快。反正每天一首，都是上网在线写的，应该说是和网络与时俱进了一把，呵呵。
马：《早课》系列你自己满意吗？
杨：应该说除了这个名字之外，我非常喜欢这组诗。在我新编的《打炮》中没有这组诗，那是因为我想为它单独出一本，另外还要写一些，现在主要是还没想到好的名字。“早课”这个名字过于比喻了，过于强调它的写作意图、目的什么的，这不好，实际上我写诗是没有动机的。但这个名字无形中构成了某种动机，特别是冠以“早课”这个名字后，总显得有点像和尚做功课、念经那种感觉。
马：我理解你是把《早课》当作自我修习、自我教育的一部分。不过，当时好像也引来了一些跟随者，什么《晚课》啊，《日课》啊，《午间操》啊，一时间橡皮论坛上像在搞诗歌竞赛，但又让人觉得是在互相攀比炮制水平似的。
杨：呵呵，每天写一首，诗歌是写不完的，也没有这种写得完写不完的感觉，一个人应该认为，生命常在，诗歌写作就常在。诗歌没有一种过去时，诗歌是必须永远写的。你说你杨黎曾经写过诗，那完全跟我没什么关系，那么它仅仅因为是我写的，只有当我重读它们的时候，它们才跟我发生关系，这是外在关系，而内在关系是要解决当时的问题。我为什么要经常写诗呢？它跟一个人天天要吃饭是一个道理，如果哪个人想一顿吃完所有的饭，那是不可能的。
马：那组诗在网上，一些人认为特别好，一些人则认为过于简单，不太饱满。
杨：对，我知道。那些说三道四的东西，我心里很明确，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我知道他们会有什么反应，或者某些人、哪些人会该有什么反应。喜欢我诗歌的人，我知道他喜欢我什么，为什么喜欢。刚才我也隐约听到你谈到变化，我认为在我的诗歌写作道路上，到现在没有变化可言，我完全是随我的心情，孤独的时候就抒发一点感情，活得平静的时候也影响到诗歌的平静，这也跟吃饭喝酒一样，今天胃口好饭菜可口，我就多吃点，一起喝酒的人舒服我就多喝几杯。这不涉及我对诗歌最根本的理解和认识。在这种情况下，我恰好是最不教条的。
马：除了诗歌，在北京还写了些什么？
杨：哦，那太多了，我给你掰手指算吧。说正规写作，非正规的我完全不算。
马：也一起算算吧。
杨：谋生计的那些就免了吧，那东西没意义嘛。首先诗歌，写了有一百来首吧，肯定不低于100这个数。这个也可以不谈了，诗歌近乎另外一种生存，必须写的。那就说小说吧。写了三个短篇，短篇写得少，包括《一根皮筋》《一路狂奔》《两三个东西》。中篇写了一个，就是《双抠》。另外就是两个长篇，《关于我的小说〈睡觉〉》和《向毛主席保证》。还写了一个话剧，最主要还写了一本叫《灿烂》的书，是关于第三代诗歌运动代表人物追踪访谈的。
话剧本来是帮别人写的，但写着写着就变成了我自己的东西，别人不是很满意，等这个关系理顺了，我会把它当作自己的东西拿出来的。
马：是改编自张小波的小说《法院》吗？一开始不是准备上演吗？
杨：是的。那么就是这么多吧。你看，《灿烂》有50万字，《睡觉》和《向毛主席保证》各20万字，再加上那些个中短篇，百来万字吧，是写得多了点，我都觉得不好意思。
马：据说还写了几个电影剧本，那是纯粹为了谋生？
杨：这些我们就不谈了嘛，还写了多着呢，每天没事嘛，就坐在那儿写。为书商写书啊，编东西啊，这样那样，都是为了挣钱吃饭。主要是，来北京这一年多时间，除诗歌外，我那100万字写得是多了点，所以准备再慢些。
【写作：把字写得没有意义】
马：我可没说多，我说灿烂，确实够灿烂的，你是天才嘛。在这样的时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所说，我们的时代，是最伟大的时代，也是最痛苦的时代，我们很快就要上天堂了，也要下地狱了。诗歌会让你上天堂吗？或者让我换一种说法，在这么复杂的时代，诗歌怎么套现？诗歌可以套利吗？
杨：这个问题很复杂也很简单。如果说能，我认为这句话是空话，是错的；如果说不能，这句话就不是空话了吗？怎样套现它跟诗歌没有关系，只跟操作者有关。假如说我现在很有钱，我可以包装一些人，比如竖、乌青，还有长得漂亮的那几个，像蝈蝈他们，我就可以把他们包装成新时代另类明星，这样他们也可以赚钱，但这跟诗歌没有关系，诗歌跟世界、时代永远没有关系。
马：诗歌是（或者假定是）一种文化稀缺资源，按照经济学原理，稀缺资源必然带来高额利润甚至暴利，可这个逻辑在诗歌市场行不通。为什么？
杨：我知道你喜欢用经济学解释文学，用经济学的观点来谈论文化，你这个说得很对。但是诗歌不是文化的一部分，它更不是文化的稀缺资源，所以你这个假设是错误的。
马：当然，我是从智慧的角度或者说大文化概念、范畴来谈论的。
杨：大的文化概念……从你这个观点反证了另外一点，在大的文化概念里，它也不是，因为人类不需要诗歌，你不管稀缺的还是看得着的、普遍的，它的前提是人们的需求，在这点上……
马：人们不需要诗歌？
杨：不需要，人们要诗歌干什么呢？人类从来就没需要过真正的诗歌。
马：你说得好。唐代可能是个例外，唐代以诗取士，也刺激了诗歌……所以这也是你转向小说的一个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