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云回忆》初稿成于一九六〇年夏，欲补充修正，而因病未果，初不拟间世。一九六一年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日述部主持人韦慕庭先生Dr.C.Martin Wilbur及何淬廉先生，要我日述有关膺白及我的部分。知我己写有初稿，请摄影而巨缩译。先后由王周明德女士及唐德刚先生下乡来访。为供中国历史研究，我不计文章芜蔓，临时尽量加入足供参考之初手材料，不能者作为附件。德刚在哥大限期六个月中，从我初稿伸缩写成英文稿甘五章。我和他及他夫人吴昭文，因工作而常常晤面，成忘年交。（德刚诗言：“少年喜得忘年友，续史才惊读史人。”）我未及采用的一些材料，他为我分组巨编出目录，中日交涉时“觉书”“会谈录”等原件均在内。有几处他注出“重要”字样，我无力再研究写文章了。一次，他指着这些故纸说：这堆故纸给外行人揩桌子用不会要，给内行人则是无价宝。又说：如果他的老师郭量宇先生见此，比他还要了解更多。后来我认识了郭先生伉俪，他二位在纽约曾见过哥大所影我的初稿。我回台湾第一次参观的地方，“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即与郭先生、郭夫人同去的。郭先生曾愿代印《回忆》。我不敢滥竿学术界，巨《传记文学》刘绍唐先生己陆续刊出我稿，遂由《传记文学》付印，以资熟手。我在台期间，近史所研究员曾作过定期访间，我得认识几位更年轻的历史家。往昔“家天下”时代，以宗庙社稷代表国家，而今历史就是全国全民的宗庙。以往在朝在野，为正为负，形形色色，后果今日可见。对研究的人，我深深起敬。
一九六五年，我从台湾回到纽约，又会见哥大的各位。韦慕庭先生拟出版英文稿，我感其盛意，而谢却其事。我复信理由：一是我的中文稿未出版，二是《传记文学》刊出的部分，有与初稿不同。他很谅解。我曾要影赠一份给另一研究机关，他们不但代为影印，连邮寄都不要我费事。先后种种，我深感谢。我还自保有带出来的原件，想待来日，带归送本国的历史研究机关。
我虽然以信史与是非为一个民族存在的重要条件，却不敢认自己家臣的人在历史中有何地位。在我开始写回忆后不久，一日遇张公权先生，他是从西岸来纽约参加哥大的一个史会的，他告诉我：顷间开会，他在席上说：刚的事不知，若说中国近代，尤其民十六（一九二七）前后，黄膺白这个人是不可抹煞的。民十六前后是国民政府初建都南京，财政基础未定，政府与上海金融界、企业界开始接触。金融界、企业界怀疑恐惧，膺白是两面奔走的人，他劝金融界支持这个有朝气有希望的政府。公权先生当时是个中重要的一面，他听见膺白的主张和活动，一次他在我家臣送膺白上车到枫林桥去看蒋先生，临行带了铺盖，预备尽所欲言，迟了不回来。公权先生把这段时期看得很重要，而在无人知道之际提出。我上面提及哥大，不能不说出这位公道的朋友。其后韦、何二位找我，则有劳李惠菩、殷珊姑夫妇，或开车接送，或做茶饭招待。这本小小的册子，不知能否报答这几位老少朋友们的热情？
作者五十岁时，在抗日战中，私愿欲得古稀之寿。以为人生自卅至七十，乃向社会努力报效时期，而五十尚只半生。岁月不居，私愿早偿，努力何有？惭憾不己。作者七十岁时，亲好数人，曾醇资为寿，欲成就此稿付印，适患胃病，无力整理，故未实现。今《传记文学》月刊己登过原稿之半，朋友们屡催全书出版。自顾老钝，未必再有迸步。此区区文字，对过去是沧海一粟，在我是一心只手，如长空孤雁，飞不动、停不住，每一笔端，带着家国之恩。兹值膺白逝世卅周纪念，决定交出付印，以了生平一愿。
回想半世纪以前，我的前辈，正大声疾呼，鼓励对国家的热诚，教个人以克己。今所需要热诚与克己者，更甚于半世纪以前，而我之一代，曾何所贡献于后辈？作者于本书中，窃欲忠实报道过去数十年之一生，读者视为一代中一个人的回忆以外，若能同时视为一代中一个人发于内心之呼声，则更是作者所祈笔。
胡遁之、张公权二先生函，均承面许公开并代序。遁之先生为本书题签，惜未见本书付印。吾弟君恰历年应我商榷，并先后两次为校对全文，改正标点。我本拟搁置身后，待他退休之年，从容为我整理，今得提先应朋好之嘱，付粹以就正于同辈及后辈之前。熙治屡次为我复印，付邮，她不喜欢我所写的一类文字，但亦常不得己应我要求，看我杂乱无章的草稿。甥女陶维大曾译我《自序》为英文。
本书原为三十三章，后因有二章过于冗长，各分为二，故成三十五章。
二十年前，我写膺白《家传》，承蒋先生写一情文并茂的序言。这次，我再将《家传》附录书后，故仍以蒋序置于卷首。张岳军先生羹曾谦辞，今亦拨冗写序。本书不但向中国历史交卷，亦向中国伦理道德交卷了。
沈亦云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在台北
（原载《传记文学》第十二卷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