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回家时，发现刚才那伙青年坐过的草地上，只剩下一堆零乱的饮料瓶子，人却不见了。看着那堆散乱的饮料瓶，我觉得很气愤：“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做呢？作为年轻人，特别是有知识懂文化的年青人，怎么会不懂得保护环境的道理呢？”
“元奚，快去，把那些瓶子扔进垃圾箱，不要让它们破坏了我们的环境！”妈妈指着那堆饮料瓶对我说。我也正有此意，于是往那堆饮料瓶走去。就在这时，一位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老奶奶已经先行一步，弯下腰，用她干枯的手捡起了那些饮料瓶，然后再把它们一个一个装进了大塑料袋子里。我很疑惑，走上前去问：“老奶奶，这些瓶子不是应该扔进垃圾桶的吗？为什么要放进这个袋子里？”
老奶奶抬起头，对我笑了笑，说：“小朋友，这些瓶子是可以回收的，能够再利用。你看，这样既保护了环境，又有利于资源的无限的循环呀！”说完，奶奶又弯下腰捡起了最后一个瓶子。
奶奶说得多有道理呀！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像老奶奶一样，处处保护环境，让每份资源都能得到循环利用，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就会少一份污染，多一份希望。
“惊魂”之阅
文/成涛
阅读本应该是一种轻松愉悦的事儿，可我却有过一段“惊魂”之阅。
暑假里，我迷上了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那天晚上，我又像往常一样翻开《西游记》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正看到孙悟空大战白骨精的精彩之处时，墙上的大挂钟“当当”地响了10下。老妈见我快睡觉了还舍不得放下手中的书，便一催再催，直到我在她的“唠叨神功”下依依不舍把《西游记》合上，拖着沉重的步子上床睡觉才罢休。
虽然我身在床上，可心却还在《西游记》中神游。“孙悟空是用什么方法打败白骨精，又是怎样救出自己的师父呢？真想一口气把书看完啊！”正当我在心中胡思乱想时，一个念头在我心头闪过：可以先把门关上，再趁老妈不备之时把书拿到被窝中用手电照着看啊！对，就这么办！
说干就干，还没等我开始实施“计划”，门就“吱呀吱呀”地响了起来。紧接着，一道亮光从卧室门外射了进来，然后就是老妈的头从门缝中探出来，吓得我心中一惊，赶忙闭住双眼，装作已经熟睡的样子，没想到这一“睡”居然不小心睡着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等我醒来时，发现房间漆黑一片——老妈已经关门了。“我的《西游记》。”想到这，我快步走下床，到书橱中轻轻地抽出我的最爱——《西游记》。
就在我准备上床时，左手不小心碰到了什么东西。“咚”的一声“巨响”，把准备上床的我吓了一大跳。原来是台灯倒了，一想到被老妈发现我在被窝中偷看《西游记》时的“彪悍”作风，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我急忙顺手把台灯扶起，把书放回原处，跳上床，闭上眼睛假装已经熟睡。第一次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
但我并不甘心——接下来的故事如此精彩，我怎能轻言放弃呢？过了许久，并没听到母亲的脚步声，于是我决定再次行动，为了书中精彩而又曲折的情节“奋斗”。我又蹑手蹑脚地走下了床，拉开抽屉，拿出计划中用于照明的手电。正当我准备拿上《西游记》时，手关抽屉使劲大了些，使抽屉发出“嘭”的一声响。由于害怕被老妈发现，我急忙把小手电放到枕头下，再次跳上床假装睡觉。
就在我暗自庆幸没有被老妈发现之时，一道身影从紧闭的卧室门外走了进来。还好我早有准备，只要一闭上眼睛，外面什么事我都不管了。只是隐隐听见老妈嘀咕了一句：“刚才明明听见‘嘭’的声音，难道是我幻听吗？”过了许久，直到再听不到一点动静，我第二次下床把《西游记》拿上，满是喜悦地在被窝中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
虽然我最后如愿地读到了《西游记》，但那一晚上的担惊受怕，现在想起来仍有些惊魂未定！
刻苦读书的余秋雨
摘编/余四诗
余秋雨是我国著名美学家、作家、艺术理论家和中国文化史学者，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海企业联合馆文化总策划。他的书籍，长期位列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他是公认在全球各华人社区影响最大的极少数作家之一。海内外读者高度评价他集“深度研究、亲历考察、有效传播”于一身，以整整20年的不懈努力，为守护和解读中华文化做出了先于他人的杰出贡献。最近几年，他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编辑部、鼎极摄影文化等机构评为“中国十大艺术精英”“中国文化传播坐标人物”“2007十大学术精英”之首，被世界华人经济测评体系授予“影响世界100年100位杰出华人奖”。
余秋雨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跟他少年时如饥似渴的发愤读书是分不开的。
余秋雨出生在浙江余姚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一位基层公务员，母亲是一位没落大家族的小姐。余秋雨的童年是在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慈溪市)度过的。
4岁那年，余秋雨背上书包走进了乡村的小学。当时，这所小学有一个图书馆，里面有几十本童话和民间故事。老师规定，写100个毛笔小楷字才能借阅一本书。为了能借阅这些书，余秋雨一有时间便写毛笔字。他在回忆那段日子时曾说：“我正是用晨昏的笔墨，换取了享受《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和《伊索寓言》的权利。直到今天，我读任何一本书都非常恭敬，那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余秋雨11岁的时候，为了能让他有更好的前途，他们全家借住到上海市区。余秋雨在上海报考了中学。这所中学的图书馆虽然不小，但每天借书都要排长长的队，而且想借的书十次有九次都被借出去了。后来，余秋雨打听到有个叫“上海青年宫图书馆”的地方借书比较方便，就立即去申办了一张借书证。
当时正值困难时期，人们每天都吃不饱饭。余秋雨从家步行到青年宫需一个多小时，他每次晚饭后去青年宫借书时，往往走到一半就饿了。而当他走到图书馆，离图书馆关门已经不到一个小时了。等他找到书，也就只剩下半个多小时了。并且从那里把书借出来也不容易，所以余秋雨每次只能在那里看。在半个多小时里，能读几页书？但是，就为了阅读这几页书，十三四岁的余秋雨每天都要忍着饥饿来回走两个多小时。
正是少年时这段艰辛的阅读时光，为余秋雨今后的文化之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长者》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余秋雨那时发愤读书的情景。
关于读书的方法，余秋雨有一个著名的“畏友”论：“应该着力寻找高于自己的‘畏友’，使阅读成为一种既亲切又需花费不少脑力的进取性活动。尽量减少与自己已有水平基本相同的阅读层面，乐于接受好书对自己的塑造。我们的书架里可能有各种不同等级的书，适于选作精读对象的，不应是那些我们可以俯视、平视的书，而应该是我们需要仰视的书。”
20世纪80年代，余秋雨陆续出版了《艺术创造论》《观众心理学》《中国戏剧史》《戏剧思想史》以及《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Aesthetics of Primitive Theatre》等一系列学术著作。先后荣获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近年来余秋雨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之余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先后获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台湾联合报读书最佳书奖、金石堂最具影响力的书奖、上海市出版一等奖等。1997年，余秋雨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的荣誉称号。
宋词里面的忧伤
文/匡天龙
宋词如烟，如雾，如雨，湿漉漉地挂满了宋朝的天空。宋词网住了整整一个王朝。
年幼时，便对宋词一见钟情，许多个夜晚将窗帘拉上，挡住了城市的喧嚣，一个人独对宋词。夜，真的静了下来；心，真的空了出来。一颗被尘世磨砺得麻木的心灵变得敏感而热烈，我虔诚地走进宋词的意境之中。宋词以其独特的美感熏陶着我，使我如痴如醉，难以自拔。在反复的阅读中，我发现忧伤和哀愁是宋词的永恒主题。宋词是一个软弱的王朝在频繁战乱的历史中集体感伤的汇合，一位又一位词人将感伤和哀愁填在人生平平仄仄的格律中，词人或许并没有比常人经受更多的苦难，但是因为他们的正直、悲悯、敏感和多思，他们的忧伤才具有了更深刻的内容。词人们以丰富的想象、精妙的比拟、清雅的文字，整理着自己的忧伤，如同受伤的天鹅不忘保持自己优雅的姿态，一边流泪，一边梳理着自己的羽毛。
最先向我走来的是词皇李煜。李煜称帝时，所作之词格调并不高。后来，成了阶下囚，消极颓废到了极限，词的艺术魅力也达到了极限。“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这些隽永的千古名句，在中国人的心里流动了千年。李煜用国家与自身的命运和精神血肉，铸造了宋词的辉煌。王国维《人间词话》称：“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
想起宋朝那朵卓绝一世的凄凉之花，想起了李清照。李清照是千古第一女词人，她用一支亦秀亦豪的如椽巨笔，勾画出半壁江山。她原是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父亲的藏书将她浇灌得外美如花，内蕴如竹。她满载着少女的幸福，涉入爱河，与夫婿赵明诚琴瑟相和。他们在琴棋书画金石诗文中共享爱的甜蜜。可是婚后不久，赵明诚在战乱中病亡。李清照在国破家亡的磨难中，颠沛流离、四处逃亡，她将锥心蚀骨的痛苦和哀愁化为凄凉的文字。“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双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者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不是真正的伤心人，未到真正的伤心处，是断然写不出这空前绝后的哀婉之词的。李清照是深知自己生命的含金量的。她以笔抗世，以词唤天，将故国之思与家亡之恨，抽丝剥茧般进行纺织，化愁为词，为后人留下了苦难时代的灵魂绝唱。她的词永远被人们传诵。
捧读辛弃疾饱蘸血泪谱写的词，总能清清楚楚地听到他一遍遍的哭诉，感受到他一次次的表白。他因爱国悯民而生怨，因尽职尽力而遭灾。国有危难时招他启用，朝有谤言又弃之一旁，这是他一生的悲剧。他徒然带着山河破碎报国无门的心病而流英雄泪：“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盈盈翠袖，扭英雄泪？”如果说东坡常用“安时而处顺”的态度来排遣所遭受的痛苦，那么，辛弃疾多以慷慨悲歌来倾吐抑郁的哀愁。到了“而今说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中，已是愁到深处却无言，此时无声胜有声。辛弃疾的词是正义和忠烈的化身，缘此才能燃烧，才能振聋发聩。
手执磨得起了毛边的《宋词》，我被一望无边的哀愁和忧伤包围着。逸怀浩气的东坡感叹“江海寄余生”；多愁善感的柳永咏唱“执手相看泪眼”；深婉含蓄的晏殊于“小园香径独徘徊”；仕途坎坷的欧阳修“为伊消得人憔悴”；姜白石问“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300多年北宋南宋之动荡，产生了宋朝的词人和宋词。宋人写宋词，是心有所动、情有所发，是为一己而写，以浇一己之块垒。孰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宋词竟然从一代代文人手中流传千古。这正应了哲人康德的一句至理名言：“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宋词中所弥漫的无边无际的哀愁与忧伤，是“小我”之愁，亦是“大我”之愁。在国破家亡的战乱中飘泊天涯，万千愁绪哀思齐赴心头，创造了独特而又极具普遍意义的宋词情境。缘此，引起百代之后众生的共鸣。“哀愁”的内涵各不相同，但它恰恰是人们常常产生，而且永远具有的一种感情。
情境相通的那一刻，宋词会跨越千年的门槛，跋山涉水而来，叩响我们心的弦索。
达·芬奇画鸡蛋
摘编/米米
达·芬奇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画家，他创作的《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是人们所熟知的世界名画。而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著名画家，跟他父亲及时发现他的爱好，并着力培养他的绘画特长不无关系。
达·芬奇的父亲是佛罗伦萨有名的公证人，家庭非常富有。达·芬奇的童年是在祖父的田庄里度过的。孩提时代的达·芬奇就表现出对画画的特别兴趣。那时，他经常独自一人坐在草丛中，用心地观看五彩缤纷的花草树木，并饶有兴趣地描绘着这些花草树木的花瓣和树叶的形状。有时，他还会从田野里抓几个小动物带回家里，然后仔细观察，并按照小动物的样子进行描绘。开始画得有些四不像，但是，时间久了，他画的那些东西渐渐有了画意，镇上的人们都称他小画家。
有一次，达·芬奇的父亲受一位农民的委托，要画一幅盾面画。他想试试儿子的画艺，便将这任务交给了小芬奇。小芬奇凭借自己丰富的想象力，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画成了一个骇人的妖怪美杜莎。这幅作品完成后，小芬奇请父亲来到他的房间。他把窗遮去一半，将画架竖在光线恰好落在妖怪身上的地方。达·芬奇的父亲走进房间时，一眼就看到了这个面目狰狞的妖怪，马上吓得大叫起来。小芬奇则笑着对父亲说：“你把画拿去吧，这就是它该产生的效果。”
父亲确信达·芬奇有绘画天赋后，就决定把他培养成为一名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