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棵著名的树，矗立在英国剑河上一座单拱桥的桥头，横亘在徐志摩两篇文章的文字里，有十几年的时间，也纠结在我硕大而愚钝的头脑里。
它肯定有它的名字。糊涂的是我，多少年了，一直未能厘清。
徐志摩的文章，写的是剑河某桥头的实情。一篇写于1922年，名为《雨后虹》，文中说：“我一口气跑到河边，四围打量了一下，觉得还是桥上的位置最好，我就去靠在桥栏上老等，我头顶正是那株靠河最大的橘树。对面是棵柳树，从柳丝里望见克莱亚学院的一角。”同文中还有这样的字句：“我仰庇椈〈橘〉老翁的高荫，身上并不太湿。”另一篇写于1926年，名为《我所知道的康桥》，文中说：“假如你站在王家学院桥边的那棵大橘树荫下眺望，右侧面，隔着一大方浅草坪，是我们的校友居……更左是克莱亚”；“桥的两端有斜倚的垂柳与橘荫护住”。
从站立处看到的景物（克莱亚学院），可知站的是同一桥上，桥头是同一棵树。两篇均选自我编的《徐志摩全集》的散文卷。同一棵树用了两个名字，当时就知道这样做的荒诞。想改又觉得不妥。
编这套全集，我还是下了点功夫的。徐志摩的作品，凡能找到原刊载处的，均复印下来，与流行版本一一校勘。《雨后虹》原刊《时事新报》学灯副刊，我在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找见复印了。《我所知道的康桥》原刊《晨报副刊》，我的书房里就有这套副刊的影印本，不太清，曾拿着放大镜反复验证。两处的树名，都近似橘的样子。更早，在写《徐志摩传》时，我就留意到这个字了。
流行的版本又是怎样的呢？以《雨后虹》为例，1995年8月上海书店出版的九卷本《徐志摩全集》中，用的是个橘字；这个九卷本，实为1989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徐志摩文集》及其《补编》的大陆版。1991年7月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徐志摩全集》中，用的则是榆字。
我编的《徐志摩全集》，2005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了。书是出了，我心里知道，不管是橘字、榆字，还是椈字，都是错的。我疑心该是榉字。理由是，徐志摩知道这个树叫榉树，但下笔时想不起这个榉字该怎么写，便自造了个“木字旁菊字不带草头”的榉字。在《晨报副刊》，他是编辑，他只要写下，排版工人就会给他造一个字排上。这样的推断，心里想想还行，说出口就离谱了。
那是棵什么树，我决心弄它个清楚。
大约就在编全集的前后，我的四弟去剑桥大学作短期进修，我给他发电子邮件，请他留意一下剑河上某个拱桥桥头的一棵大树（我将徐志摩写那棵树的文字全抄了），问问当地人，看是什么树。直到学习结束，回到他在法国任教的学院，才给我来了个电邮说：“关于橘树还是榉树的问题，我已托一个英国籍的老师去打听。根据我们一般的印象，橘树在法国也只是南部才有，剑桥那地方的气候条件似乎不应该有什么橘树，特别是长在河边，还要长得很大，那可能性就更小了。至于说榉树，法国北部到处可见，剑桥那边有也就不足为奇了。”他的推测再准确，也不可凭信。
又过了两年，我去德国美因兹大学开学术会议，休息时，在校园里散步，忽然看到路旁有棵枝叶披覆的大树，眼前一亮，这不就是徐志摩笔下的“橘老翁”吗？很想揪下两个叶子，回去对照《植物志》的配图查看是不是榉树。总觉得揪树叶有违公德，没有动手。
机会又来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洪涛先生，去剑桥大学访学一年且有意研究徐志摩在彼邦的行踪。我给了些微不足道的帮助，叮嘱他留意一下那棵树。过了一年多，他此行的学术成果出来了，2007年台湾秀威书局出版了《徐志摩与剑桥大学》。书中最重要的是，发现了徐志摩当年给奥格顿的六封信。有专章写徐志摩在剑桥的居所与游踪。我赶紧看，又是一个失望。该书第23页说：“这座小拱桥由一棵铺展著盈盈华盖的高大榉树庇护著。”啊，终于见到了一个跟我心中所想的树名一样的字了。接下来又不然了。第15页引用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的原话，提到此字时却是：“假如你站在王家学院桥边的那棵大橘树下眺望。”还是个橘！我写信提出何以两处有异，洪涛先生表示歉意，说是他的疏忽，那棵树，就是榉树。也就是说，无意中写下的，是对的，到了该较真的时候，却疏忽了。我要的是确凿的证据。这样的证据，不能说错，却不能引述。
转眼到了2012年夏天。济南要开个徐志摩学术研讨会，请来了徐志摩的孙子徐善曾先生及其家人。我有幸躬逢其盛。组织者张葵女士是一位在法国某大学任教的理科博士。参加者中，有中科院院士孙枢先生。他提交的关于金柳的论文，用科学的方法论证，徐志摩《再别康桥》诗中的“金柳”系实指而非夸饰。为此他研究了金柳在英国的种植史，还去颐和园拍了金柳的照片。张女士常在国外跑，剑桥有她的好朋友。往后的电邮交流中，我提出这个困惑我多年的小问题，希望她能给我个确凿的解答。
真也神了，过了没有多久，张葵博士发来一个剑桥大学的航拍图（局部）并用中文一一标明徐志摩文章中说到的各个学院及后花园的位置，就连那座单拱桥的名称与榉树所在的位置，也标了出来。
张博士确定地说：那棵树，就是榉树。
2013年7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