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胡适出使美国，无论是在胡适个人的历史上，还是在中国抗战的历史上，甚至在蒋介石的执政史上，都是鲜亮的一笔。史书载之凿凿，此处毋庸辞费。要说的是胡适使美的背后，亦不乏鲜亮的光彩。
国民党政府里有个文人集团，与官僚集团和军人集团，有合作也有斗争。胡适得以使美，且任期长达四年之久，可说是这个文人集团运作的成功，也可说是跟官僚集团与军事集团对抗的胜利。
此前的驻美大使，是资深外交家王正廷。他的后台是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其时王正廷正在办理一宗向美国政府的大额借款，以舒缓中国政府的经济拮据。久拖不见成效，遂给了王世杰、蒋廷黻、傅斯年等人施展手脚的机会。王是参事室主任，又是参政会负责人，蒋是行政院行政处处长，两人从政前，都当过北大教授。傅是北大学生，本人职务不高，但他是参议员，可说是清流的代表。
胡适要上，先得王正廷下来，当务之急是倒王。充当倒王急先锋的，是有“傅大炮”之称的傅斯年。台湾出的《王世杰日记》（手稿本）1938年7月23日载：“蒋先生决定撤销驻美大使王正廷，而请胡适继任。此事由来，系因王氏在美办理借款，耗费巨资，毫无成效，受各方面指责。日前傅斯年曾面向蒋先生指责之。周鲠生向蒋先生所提外交方略（由予送阅），亦力言关于对美外交，应调整使节。”正是这样的多方进谏，才有了蒋介石的礼贤下士，敦请胡适出山，也才有了胡适那封气概非凡的回电。（回蒋的电文为：“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征调，我不敢推辞。”）
好事多磨。王正廷其人，也不是你让走就痛痛快快走的。作梗的是行政院长孔祥熙。孔明白此事对他的影响，竭力拖延，使胡难以赴任。办法是，一面让蒋同意王正廷回国后再发表胡的任命，一面让王正廷在美继续奔走借款之事。此时胡适正在英国，已接蒋廷黻信，知有此事，对内情并不了然，能否成行，不无担忧。比胡更担忧的是王世杰。这时就用得上文人集团的另一个关键人物——陈布雷了。王只是蒋的股肱，陈才是蒋的心腹。《王世杰日记》1938年8月25日载：“胡适之今日自英来电询问内容。余今日电陈布雷，请其转陈介公，确定发表期。”
蒋同意了。发表大使的任命，是行政院的事。孔祥熙又使出了新招。他知道这事是王世杰在暗中操纵，8月31日这天见了王，说“胡适之使美事，彼早已经电令王儒堂向美政府征求同意，儒堂以美总统不在京，遂搁置。此言自属遁词。孔复谓，儒堂经办之六万万元美金借款，款既未能成交，而经济人反以为责在我方，依约坚索佣金三百万元美金。孔以此事如不了结，将使胡适之为难，故暂留儒堂了结此事，而将胡事延缓发表。此殆为胡事延缓之真因”。王世杰是何等聪明的人，“余因请其一面电促儒堂负责速了，一面预定十月一日为胡适之赴美递国书之期。孔应允。余遂电告胡适之”。（《王世杰日记》）儒堂是王正廷的字。
1938年9月17日，胡适使美的命令正式发表。10月3日抵美，5日赴华盛顿就职。
孔祥熙在胡适使美一事上的阳奉阴违，借故拖延，换来的是在国民参政会上傅斯年对他的攻击骤然间激烈了许多。
国民党军事集团中，对胡适使美不满，且多有攻击者，一是冯玉祥，一是白崇禧。
《王世杰日记》1939年1月25日载：“今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会时，冯玉祥委员向大会宣读一私人来函，指述胡适之在美国对人谈话，倾向于‘失败主义’与和议。外交部王部长对于胡适之去年十一月间演词中，有所辩明。孔庸之亦云，彼亦有与冯委员所述极为相同之报告，正在调查中。事后余以此事显有挟嫌捏造之痕迹，致书面于蒋先生，请其纠正。”隔了一天，中执会又开会时，冯玉祥的气焰更为嚣张，声言他“另有函致蒋先生请其撤回胡适之”。庸之是孔祥熙的字，这里的外交部王部长系指王宠惠。
另据《王世杰日记》1939年7月11日载：“今晨晤陈辞修，据云白健生对胡适之极不满，前此中央全会时，攻击胡适最力者非冯焕章而实为白健生。余意民国二十五年夏粤桂称兵与冬间西安事变时，适之曾为文切责健生等。似健生之反对出自此等嫌怨，则其为人未免狭刻了。”健生为白崇禧的字，焕章为冯玉祥的字。陈辞修即陈诚。此人虽为国民党军事集团的重要人物，但与王世杰、胡适等人私交甚厚。
1940年春，蔡元培病逝，中研院院长出缺，蒋介石有意让顾孟余就此职，翁文灏、傅斯年等人极力反对，抬出胡适与之对抗，又引发了一场调胡适回国的危机。具体情形，傅斯年给胡适的信上，有详细的说明。中研院长的推举办法是，评议会票选三人，由蒋圈点。顾孟余未入选，选出的三人是翁文灏、朱家骅、胡适之。选举次日，王世杰遇到蒋介石，将选举结果陈明，介公笑了一下。又次日，蒋对孔祥熙说：“他们既然要适之，就打电给他回来罢。”自胡使美以来，孔一直在人前宣扬“适之不如儒堂”。此时孔仍是行政院长，正好借此机会将胡适调回了事。当初选胡适，不过是为了对抗顾孟余，没料想会有这样的节外生枝，傅斯年等人大为恐慌。一面四处运动，以使此事胎死腹中，一面安抚胡适，万不可意气用事，辞去大使之职。同时劝告胡适，在美国处理事情，不妨权宜行事，不可树敌过多。比如“馆中纪律亦缺欠，先生看到人家打牌，自己也加入。此事似值得考虑也”。（台湾《傅斯年遗札》第二卷第1101页）
胡适听从傅的劝告，给王世杰写信，表示绝不就中研院院长之职，真要免了他的大使职务，“则将往昆明任北大教授，以保其独立发言之自由”。王接信后，“将此信送布雷阅，并请其呈蒋先生阅”。（《王世杰日记》1940年8月5日）
隔了两天，王世杰“为胡适之事，向蒋先生面言，在此时期，大使不宜更动，蒋先生亦以为然。调适之回国之议，已暂时再度取消”。（《王世杰日记》1940年8月8日）
1942年夏天，胡适积劳成疾，虽力疾从公，确有难任繁剧之感。蒋介石去电慰问，可有解职休养之意。胡当即回电表示感谢。9月11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免去胡适驻美大使职务，由驻法大使魏道明接任。总括这四年的使美经历，诚如王世杰给胡适的信中所说：“兄自抵华盛顿使署以后，所谓进退问题，便几无日不在传说着。有的传说出于‘公敌’，有的传说出于‘小人’，有的传说也不是完全无根。”（中华书局《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471页）无论哪一方面的攻讦与责难，都是王世杰、傅斯年这个文人集团的朋友给兜着。
有这样的护持，胡适使美四年，才平安度过，大体可说是慎使而善终。
2013年7月31日于潺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