篱笆墙的房子，日晒雨淋，每当雨后或阴天，便散发出一股特殊的腐烂霉味。因下雨天漏得厉害，地上泥泞不堪，干后变得坑坑洼洼。母亲常跟邻居说：“住习惯了，也就罢了。比露天强！”
和我家住对门的是一个四口之家，夫妻俩，年龄悬殊，体重悬殊。妻子姓唐，比丈夫小二十岁，高半个头。虽不算好看，但体态丰满，肤色白净，红扑扑的脸。唐阿姨是个热心肠的女人，心灵手巧，家有一台老旧的缝纫机，这在我们篱笆墙胡同是个宝。唐阿姨没工作，负责两个女儿和一台缝纫机，谁家补个床单被罩，长裤袖口之类，一会儿奉还。还有就是坐在缝纫机前，头也不抬地向自己的丈夫发号施令。
丈夫个矮，一米五出头，姓高，四十几岁，不知谁给起个绰号，叫他“高爹”。“高爹”原是上海浙江路上一家照相馆的小老板，公私合营后，到一家食品厂当了一名司炉工。一九五七年“反右”，被撵出家门，搬来和我们为伍。唐阿姨原是他照相馆的小员工，十七岁怀孕，嫁给了他，后生了两个女儿。
“高爹”乐观，整天快快乐乐，是个没有心事的人。家务活全都在妻子的指令下活蹦乱跳地干着，买菜做饭，洗衣晒被，刷洗马桶，无所不能。干活时，九腔十八调地哼着沪剧、京剧、淮剧、绍兴大板。“高爹”的一大爱好是下象棋，门前放个方凳，放张纸板棋盘，得空和谁下都行。
唐阿姨嫌他做家务从来不如下象棋主动，多次发狠：“总有一天要你死！”“高爹”回她：“早死，晚死，总要死……”一个死字拉得巨长。
那天终于到来，胡同里除我之外，再没别人。唐阿姨拉上两个女儿，说是去娘家一趟，让“高爹”在家等着，说有事商量。“高爹”木头木脑，不知要被收拾，耐心地在家等着。
不一会儿，唐阿姨回家，随手关上门。篱笆胡同，平时没有一家闩门的，除了晚上关门。我正奇怪，却听到里面发出闷着劲的厮打声响。
我紧张地站在家门口听着，也就半分钟，屋里传出“高爹”挤着嗓子喊：“救命……救命……”
那年我刚工作不久，听到喊救命，紧张地一步冲到他家门口，站着，惊恐不已。
他家是第二排的第一户，东墙两米处有个小窗，我急忙绕过去，扒着窗架子，两脚尖顶着凹凸不平的墙面，弓着身子，往窗缝里看。眼前一幕，让我目瞪口呆，不敢出大气。
只见唐阿姨骑在“高爹”小腿上，左手抓住“高爹”的裤裆，此时的“高爹”双手极力握住唐阿姨的左手腕，弓起上身，嘴里喊着：“放、放、放，啊……哎……喔……”这“噢”声充满了急降急升的声调。
只见唐阿姨抡起右手，没头没脸地抽打着“高爹”的头和脸，还时不时地拧着“高爹”的脸皮，“你叫！你叫！”此时的唐阿姨像抓着马鞍子、扬鞭催马的架势。再看“高爹”，全无还手招架的能力，不停地“啊……噢……喔”地叫着，叫声可怜、凄惨！
唐阿姨总算松手，但并未就此放过“高爹”，不知从哪儿抽出根竹片子，把在床上蜷缩成一团的“高爹”一翻，就势一下骑在“高爹”的后背上，抡起小竹片，抽打起“高爹”的屁股和腿。
起先的三五下，“高爹”没叫喊，这比起刚才下的狠手不算什么。没想到唐阿姨打得兴起，越是不叫，不求饶，一下比一下抽得实在。“高爹”开始喊了，唐阿姨抽一下，“高爹”喊一声，唐阿姨抽一下问一句：“小囡的衣服也洗不干净，啊！”
“吃饭的碗也洗不干净，啊！”
“饭焦了也不管，啊！”
“烧个青菜，前头走一盘，后头走一盘，啊！不喊不做，喊多少遍，走完棋再做，啊！走棋要紧，还是家务要紧，啊！”
唐阿姨涨红着脸，打一下，理一下耳边的头发，问一句，喘着气。
唐阿姨总算歇手！歇手前的最后两下，嘴里“嗨、嗨”着，我看着也觉得痛。事后回忆，估计有三四十下。
唐阿姨跳下床，我腿麻麻地从墙上滑下来，赶紧踮着脚尖绕到门前。她开了门，脸上红一块、白一块地喘着粗气，见我站在门边，她双手理着挂在额前的短发，见瞒不过我，说：“没事的，这种人就是要打……打才服帖！”说着，大步走出胡同，回娘家去了。
我不好意思去安慰“高爹”，默默地在家门口的小竹椅上坐着，被刚才的一幕看得呆了。“高爹”那边，门敞开着，一点儿动静都没有。过了一会，我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探着头一看，“高爹”竟呼呼地睡着了。
天快黑了，“高爹”一人拿把小凳子坐在马路边上，篱笆墙胡同那天没有“高爹”快乐的笑声、打招呼声、哼小调声，显得安安静静。
我走过去问：“哎，‘高爹’，没吃晚饭吧？”
“没有。”他摇摇头。
“走吧，我也没吃，一起去吃碗阳春面。”说着，硬把他拉起来。
上海的阳春面、馄饨、大饼油条，既大众，又实惠。饿时，来碗馄饨或阳春面，无比鲜美！它确实是下里巴人的阳春白雪。
我要了两碗阳春面，四根油锅里刚夹起的热得烫手的油条，“够吗？”我问。
“足够。”
俩人回到家，“高爹”不一会儿捧着棋盘过来，不由分说，“下两盘。”笑嘻嘻地摆着棋子。
“高爹”棋友太多，不是找上门来，便是他自己偷偷开溜，家务活一堆，不见人踪影，被唐阿姨无数次地骂过，“高爹”嬉皮笑脸地我行我素。下午刚一顿打，吃碗面的工夫，忘了。
我的棋是“高爹”教的，从让我車、马、炮，到平起平坐，“高爹”和我下棋，唐阿姨不发脾气，就在眼前，随叫随到。
那天我憋不住地笑出声来，“真要下啊？”
“高爹”看着我，“你笑什么啦？”
被他一问，想他刚才被收拾的窘境，我忍不住大笑。笑他如此没心没肺，大度。
“你看到啦？刚刚……”“高爹”略显尴尬地看着我问。
我也尴尬地笑着，点点头。
“小家伙，外边不要去讲喔。”他笑着告诫我：“老婆打几下正常的。”
我们门对门地做邻居已十年有余。八岁那年夏天，唐阿姨用自家的几个口罩，拆洗晾干了，为我做了一件无领子的短袖衬衣，它伴我度过了一个夏天。在我们困难之时，“高爹”在食品厂发的饼干、糕点的边角料，每次都给我母亲一小半。虽是做食品的边角料，味美无比。邻里情深！
挨着我家隔壁的是位山东老太太，五十出头，满脸皱纹，干瘦，小脚，背有点儿驼，走路弓着身子，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出许多，靠捡拾破烂度日。废铜烂铁、玻璃、碎皮、废纸，堆在家里分类装袋子。家里堆得满满当当，除两张木板床、一个小碗柜、一个旧皮箱，再无家当。
山东奶奶整天低着头，弓着身子忙得满屋子地转。她用捡来的硬纸板把自家隔断的篱笆墙挡了一层，但各种霉味还是弥漫到我家。山东奶奶家的小灶台用十几块砖围成，烧废纸和捡拾的柴枝、小木板条，一天两顿点火造饭，每天两次烟雾缭绕，在篱笆墙的房子里弥漫，倒是邻居们都习惯了，没人说三道四。
山东奶奶的丈夫原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一位法官。南京解放后，丈夫被抓，关押改造。家里有个上完高中，没办法考大学的儿子。正逢“文革”开始，儿子在家帮着母亲整理捡来的破烂。母亲做饭间隙，他便读书自习，从不出门，平日无语，沉闷。在家待了几年，一九六九年左右，听说江西开办了一所劳动大学，不收费，便报名去了江西劳动大学。走的那天，和山东奶奶坐在堆满破烂的屋里相视流泪。
山东奶奶自儿子走后，整天挪动着一双小脚，艰难地忙碌在捡拾、晾晒、捆扎、打包破烂中。胡同里，除了烟味、霉味，还有山东奶奶在简易小灶台上烙饼的香味。
有次山东奶奶在自家的篱笆墙前串了一根铁丝，挂了几十片腌渍的薄薄的肉片，黑红黑红的不好看。一天下午，我见她取下四五片肉，用清水洗了洗，切成条状，拍了几根大蒜，在自家的小灶台上炒了起来。烟熏气和香味儿混杂在一起，特别馋人。炒完菜，烙了几张饼，熄了火，笑着对我说，“奶奶给你卷张饼，尝尝，可香了！”
我不客气，接过来，慢慢吃着，特别香，而且有嚼劲，好吃极了。第二天，山东奶奶告诉我，是老鼠肉。
在艰难的岁月里，人在无路可走时，总能绝处逢生，踏出一条生路。
山东奶奶的丈夫在第二批大赦时回到家里，休息一段时间，后被分配到一废品回收总站工作，干得风风火火，有声有色，把废品公司管理得井井有条，面貌焕然。据说上级主管部门多次表彰，儿子也从江西劳动大学毕业，并带回一位漂亮的女朋友。
山东奶奶家隔壁是个麻脸，四十不满，老婆木讷，不跟邻里交往，领一对双胞胎女儿，在家大门不出。
以前麻脸不少见，出天花所致。解放后，接种天花疫苗，这种脸谱没有了。
麻脸接父亲的班，开大饼油条店。公私合营后，因不满，发牢骚，骂脏话，被轰出家门，搬来篱笆墙胡同。因人缘好，手艺好，还被留在店里工作，总算是保住了饭碗。
自从麻脸搬来后，我和邻居们没少吃油条，隔三岔五，麻脸上午回家，手捧油条，挨家分送。原来是当日没卖完的，店里职工轮着分。
麻脸身体壮实，脸古铜色，加上每日大油锅炸油条，熏的气色特好，见人“嗨嗨”一笑，露一口雪白整齐的牙。也是吸取了原来吐字多的缘故，到了这“牛鬼蛇神”的集散地，更不敢多说一个字。
有次“高爹”问他，“你每天锻炼吧？身体挺壮！”
麻脸回他三个字，“揉面的。”
“高爹”开玩笑，“每天和老婆揉面吧！”
麻脸不吱声，转身而去。扔下一句：“你揉不动，你老婆揉你！”
麻脸乐此不疲地常年给大家分发油条，说是别的分不过来。
三年自然灾害那些年，吃根油条也很奢侈，有时不舍，留着第二天早上碗里倒点酱油，沾着吃。
麻脸爱生闷气，在单位不敢发作，回家常拿老婆出气。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找个理由，把老婆往床上一按，拿着鸡毛掸子，用后半段的柳条，照着老婆的屁股一下一下地抽。他老婆抗打，也是屁股被抽惯了，被抽时，忍着痛，一声不吭，一动不动！等抽完了，坐起来，擦擦眼泪，给麻脸倒杯茶，让他消消气。
我工作后，我们单位的肉包子做得好吃，我也会十天半个月地买几十个肉包子拎回家分送给大家。
那天麻脸家的门半掩着，我一推门，发现麻脸坐在门后打毛线，我很惊讶，“叔叔，几个肉包子，给你两个女儿尝尝……”
麻脸涨红着脸，“不用，我家有！”他老婆忙着接了过去。
麻脸不高兴，肯定是打毛线被我发现了。原来他老婆和两个女儿穿的花花绿绿的毛线衣都是他在家拼接而成。
四室的女主人身材高挑，手长，腿长，脚大，脸长，嘴唇厚，眼睛会跟着说话的嘴闪动，很精神。人说，长能遮丑。还是有型，有几分姿色。虽说是三个儿子的母亲，看起来挺年轻。邻居都称她长脚女人。她是湖南籍，平时大大咧咧，口无遮拦。搬来没多少日子，一看都是“牛鬼蛇神”，半斤对八两，也不用顾及谁，便口若悬河，把家底抖个底朝天。
她告诉唐阿姨、山东奶奶，还有我母亲，说她年轻时漂亮，个头出挑，在一小镇上远近闻名，国民党部队路过她们的小镇，部队旅长听说有此女子，硬是派人软硬兼施，逼迫利诱。长脚女人笑着说没法子想，只能答应嫁给旅长。带到部队一见，是个小个子，比自己矮两个头，但威风，有枪，自己害怕，当天就成亲。
又说，“丈夫官大，家里住的那个院子大的呦，光勤务兵就五六个，谁知道呢？他要是个八路军的旅长，我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吃点儿苦也没事，我也是苦出身。一日夫妻百日恩，感情还是有的！”
还说，“这倒好，跟着到了大上海。解放后，他住牢房，我住进这竹篱笆搭的房子。天热，热得要死；天冷，冷得要死；下雨天，倒好像是站在人家屋檐底下躲雨，活受罪！老头子关在那里，雨肯定淋不着。嘻嘻。”
长脚女人倒是乐观得很，虽然抱怨，发牢骚，但每次说完，便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很感染人。
长脚女人的丈夫是国民党旅级军官。部队被打散，全国解放后，潜伏在上海，后被检举抓获。长脚女人领着三个儿子，不甘人后地活着，艰难可想而知。
记得三年自然灾害时，长脚女人丈夫的外甥，二十六七岁，从湖南乡下跑来上海求医，说是肝痛，腹胀。长脚女人带着三个儿子，度日如年，捡菜皮煮汤喝。她家外甥也跟着喝，没两星期，倒地不起，吐青色的水，前后不满一个月，死在家中。
五室一九六〇年搬来入住，来时正值夏天。一位看似五十岁左右的女人满头大汗地站在我家门前问，“请问阿姨啊，五号在哪一间？”
母亲忙回答她，“一排，最里边的两间，噢……是新来的吧？”
满头大汗的女人忙点头，“是的……给你们添麻烦了！”她边回答边朝里看了看，自言自语地，“车子也拉不进去啊……”
胡同口一辆板车上，堆着几个包裹和杂物。倒是有把新的竹子躺椅。比起我们家来时更轻车简装。
母亲见她一人，示意我帮她一起搬，并小心地问她，“家里人呢？”
她怔怔地看着我母亲：“阿姨啊，不能提啊，伤心哪……一会儿你就知道啦……”她边说，边抹着脸上的眼泪和汗水。
女人穿一身中式的蓝布衫裤，浅口布底蓝布鞋，虽卷着裤腿和袖口，胸前背后汗湿成一片，还是能看出这是一套压箱底的衣服。大夏天，烈日当空，穿着显得不太适宜。一口的江苏淮安口音，像是来上海不久。
母亲和她一前一后地抬着竹椅，放在她家门前，关切地招呼她，“来我家坐坐吧，喝杯水。”
“不了，阿姨……还有一车呢。”她看着我母亲，欲言又止。
母亲说，“要不……我帮你吧？”
“哎，不了不了……你帮不了我……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谢谢啊！”说着，大步走出胡同，拉上板车走了。
直到傍晚，太阳落了，炎热的气温稍稍地降了些许，她拉着板车停在胡同口。
我看一眼，吓一跳。只见板车上平躺着一老头，苍白的脸，紧闭着双眼，紧锁着嘴唇，身上盖着一块床单，双脚套着双袜子，头上戴着绒线帽。
只见那女人左手托起老头的后背，手臂还护着老头的头，紧贴着自己的怀里，右手从老头的屁股底下操起，直起腰，往怀里一收，抱起老头往胡同里去。那老头耷拉着的双腿又长又大。那女人身边一个小女孩跟着一溜儿小跑。
母亲贴在一边，惊讶得不知所措，自言自语，“这可不是一般的力气。”
从他们搬来那天起，每天一早，那女人把老头抱出来，放在门前的竹椅上半躺着。太阳当空，又抱回去。下午，太阳被朝南围墙外的一幢三层小楼挡着，又抱出来。晚上，自家的大木桶放上水，抱回老头，洗完澡再抱出来，女人坐在一旁，用扇子给老头扇着，直到天黑，抱回家。一天三顿，由她和小女孩轮着喂饭。一年四季，除了刮风下雨、大冬天、烈日，只要家门口的竹椅能晒到太阳，老头被抱在门外的竹椅上躺着。
她说，“万物靠太阳，晒着比闷在家里强。”
解放前，老头在伪政府干过几年巡捕，改造释放后，属反革命分子，住宿舍，在一施工建筑单位工作。老婆务农，是回家探亲，经人介绍认识结婚的。在一次高空作业中，老头从大烟囱上摔下，虽戴着安全帽，脑壳还是摔个大洞，肋骨断，手臂手指断，脚断，腿断，骨盆碎，大小便失禁。
听女人说，医院用进口塑料补在后脑勺上，在医院救治了两个多月。出事后，单位即让乡下的老婆过来侍候，还带着小女儿。在医院熬过了揪心的半年，他们被安排在篱笆墙胡同居住。
三年后，老头拄着棍子站了起来。那年，他四十六岁。
从此，“高爹”有了固定的后备棋友，哪天棋友没有找上门来，“高爹”便捧着棋盘，边朝里走，便喊，“破头噢……下棋喽……长脑子噢……”
“破头”下棋时，拇指和无名指捏着棋子会时不时地掉到棋盘上。如果“破头”输了，“高爹”会叫，“你脑子还没长好呢。”如果“高爹”输了，“破头”会喃喃自语：“不长个头，没有长进。”
他俩下棋，“高爹”的老婆、唐阿姨从没骂过。
和我家对窗的是一对年轻夫妻。男的姓陈，宁波人，是我们篱笆墙胡同里唯一的好出身人家。
陈叔夫妻二人，搬进二排的第二间，“高爹”家和我家门对门，陈叔和我们家窗对窗。
篱笆墙胡同的第二排房子比较奇特，不知当时搭房时，毛竹片子不够了，还是砖有多余。二排共有十间房，五套。每间七平方米，每户两间。墙是单砖砌起的，尖顶，两边斜坡架着碗口粗的毛竹，毛竹上盖着芦席，芦席上加一层油毛毡，油毛毡上压一层石棉瓦，石棉瓦上还摞一层捆扎的稻草，既不漏雨，也隔音。唯一不如意之处是朝南倚着围墙而起，没有窗户。
陈叔是一家锻造厂的大车间主任，又在单身宿舍就是围墙外的三层小楼居住多年。结婚后，眼看老婆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在单身宿舍实在不便，和领导商量，先搬来胡同住段时间，等单位分配住房。
陈叔第一次来时，和我母亲聊了一会儿。第二次又带着挺着大肚子、羞答答的老婆一起过来，在我们家和母亲聊了半天。
陈叔长得单薄，利索，很精干，说话时笑嘻嘻的样子惹人喜欢，眼睛不大，一笑眯成两道缝，浓重的宁波口音，乡音不改。
陈叔的老婆一口地道的扬州话。原是顶替退休的父亲，从扬州来上海工作，跟着陈叔学开铲车和行车，当学徒，三年后，学徒期满，俩人恋爱结婚。
陈叔老婆姓汤，二十一二岁，中等身材，怀孕时，看上去比陈叔高大，丹凤眼，鼻头稍翘，小嘴，鹅蛋脸，长发披肩，长得楚楚动人，一开口，便让人认定是扬州美女。
夫妻二人轮番诉说着单身宿舍的诸多不便。特别是大热天，几十个打着赤膊的单身汉在楼道里过来过去。喝酒的，打牌的，开玩笑说脏话的，还有脚丫子臭味，更有在厕所间光屁股冲澡的，而且厕所没有门。日用电炉常断电跳闸。征得领导同意，他们来此先住上一段时间，等单位配了房，再搬。
他俩把母亲叫大阿姐。陈叔眯着眼笑着说：“我爱人和大姐很像的！两人走在马路上，像是姊妹两个啦。”
也许是母亲待人的热心和对生活的乐观态度，豁达、开朗的性格所致，夫妻二人决定搬来和我们为邻。一九五八年，正值大跃进运动时期。
两家都声称，碰上好邻居是一辈子的幸福！“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直到一九七〇年分房，陈叔仍让给比他困难的家庭，说再等一两年看看，不舍得离开。
搬来三年里，汤阿姨为陈叔生了两个儿子。
母亲凭着经验，从饮食、准备衣帽鞋袜、尿布、产前陪去医院、产后婴儿料理等各个方面，帮助他们度过了手忙脚乱的几年。
十三岁那年，我有一种莫名的惆怅的感觉，压抑和自卑的心理让我变得少言寡语、木讷。感觉昏昏沉沉的天空，烦闷得透不过气来，有时，又突然想奔跑，大声地喊叫！在我眼里的一切都那么凝固，那么死气沉沉，偶尔在屋顶飞过的小鸟也有气无力，胡同里，山东奶奶养的几只小鸡也站在原地张着嘴……
我手上攥着打了补丁的背心，穿着短裤，朝外滩走去。走上外白渡桥，回头望了一会儿立在北岸的苏联领事馆。
我坐在外滩的水泥堤坝上，看着马路对面庄严的一排大楼，还有大热天穿着西服打着领带的男人……
黄浦江面偶尔有大轮船和铁驳船交替而过，能隐约地看着对面三三两两的人群往停靠在码头上的轮渡上跑。江对面的农田被码头、工厂的厂房、烟囱、农舍交错遮挡，江面升腾的水蒸气被强烈的阳光切割成一片片的小彩虹，淡淡的，时隐时现。
我从护堤上翻下，爬到斜坡上，走向黄浦江，走过几个在江边顺流嬉戏的青年，向江对岸游去。
游黄浦江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水面阵阵的波浪拍打着胸前，温柔惬意，比起在小河里游泳轻快刺激。在河里游放松随意，在黄浦江游，对岸有个目的地等在你眼前。我尽力地向对岸游，又尽量地放松自己。在江心，腿上一股凉凉的水流划过，我一阵紧张不安，似乎有一张黑洞洞的大嘴冲我张着。我奋力游向对岸的木板码头……码头边的渡轮划出一道弯弯的弧线驰向对岸，码头水面的大油桶和橡胶轮胎晃动着，发出声响。我伸手抓住晃动的轮胎，喘着粗气，回望江面，有种说不明白的喜悦和自豪。
趁着这股莫名的感觉，我返身松开轮胎，顺着渡轮划过的弧线向对岸游去……
我爬上浦江的斜坡，腿酸胀得微微发抖，但是胸肌一下子发达了许多！我抓起放在水泥堤坝上的背心和回力牌球鞋，在众目睽睽下，低着头，赤着脚，走着八字步，向外白渡桥方向，往回返。此时肚子才觉得又饿又涨。饿是真饿，肉包子在我眼前打转；胀也是真胀，喝了无数口黄浦江的水。
这是我有生以来的一个情不自禁的举动。
后来，我还参加了上海举办过的畅游黄浦江的比赛，从上游九千米处向外滩方向游，我游在最前面。等上岸时，身后一中年男子一路小跑，冲到我前面，我得了第二。
陈叔夫妻俩心怀仁慈，总是变着花样以我母亲能接受的方式帮助我们。母亲默默地忍着伤痛，用她乐观的笑声度过一天又一天。
母亲尽可能地尽邻里之谊，帮着他们照看两个儿子。并说服汤阿姨，把收入让给了山东奶奶，由母亲和山东奶奶互相照料两个渐渐长大的儿子，解决了陈叔夫妻俩的后顾之忧。
两个儿子小名阿荣、阿奇，相差一岁。两兄弟聪明顽皮，一刻不停地变着方法追逐游戏，冲着路边的杂草，放根枝条练跳远，拉上草绳练跳高。一套新衣服，没几天，不是这儿破，便是哪儿给撕了，汤阿姨有次气得哭昏过去。我总见山东奶奶挪着小脚，攥着拳头喊着追着。我母亲也是每天给他俩洗好几次脸。那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每天没事，我带着兄弟俩，走两站地，到体校后面苗圃的大池塘教他们游泳。
后来，陈叔每个周六、周日，都会送我三张泳票，去虹口游泳池。说是单位给职工发放的泳票，有多余。
第二年夏天，陈叔夫妻俩站在游泳池边，看着两个儿子相互追逐着，蛙泳、自由泳、仰泳、蝶泳，如浪里白条般，高兴地开怀大笑，连着许多天地称赞不已。
中学的第一个假期，陈叔发现我在读高尔基的书，便将工厂图书馆的书翻个遍，一捆一捆地拎回家，给我看，看完换。从此，我爱上阅读，书中的文化知识，中国历史，让我开眼。知识文化，人品教养，思想道德，可以从阅读中学习和了解。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上海福州路、淮海路上的古籍书店和旧书店诞生，此后也被称为上海的二大文库。
每天有几十成百的读者赶去，为读书找书。
七六年后，陆续有翻译小说出版。各大书店更有通宵排队等候的男女老少，队伍总有百十米长，普通读者的热情超乎人们的想象，这也成为上海的一大文化景观。
那段时间，我不计血本地买到了托尔斯泰、果戈理、契科夫、屠格涅夫的书籍，还有伏尔泰的《莱尔》；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和《哈姆雷特》；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
陆陆续续地读了雨果的、巴尔扎克的、梅里美的，大小仲马及马克·吐温的作品，还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
“文革”开始后，中断了学业。我充其量是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书中有太多的看不懂和不认识的字，买了词典对照着反复读。很多书，多年后阅读，理解和感受是不一样的，你会越读越深入，读透了，你会感觉到作者是你的朋友或长辈。读书让我受益匪浅。
一九七六年，我离开单位，业余时间大增，不受管束，没有训话，我自由自在。先后阅读了雨果的《悲惨世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司汤达的《红与黑》、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还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之后还读《史记》《资治通鉴》等大量的书籍。
很多长辈都说，要立足社会，凭真才实学。
我没有上大学学习的机会，只能靠如饥似渴地阅读，日积月累地从书本里汲取知识和文化积累。
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确实如此。
陈叔是名党员干部，“文革”中，反对造反，反对站队。搬进篱笆墙胡同，真是搬进小楼自成一统。他同情邻居的遭遇，犹如我们胡同里的保护伞和主心骨。他的到来，让胡同里的所有人觉得踏实和安心。
陈叔和中学管老师的启蒙，让我养成爱阅读、逛书店的习惯。正是由于看书的嗜好，我逐渐爱上了中国的书法艺术。我用大量的时间来临王羲之、柳宗元等大家的作品，写了大半辈子，不登大雅之堂，也不罢休，恨之，爱之！
第二排，挨着陈叔家的是一位书局的老职员，单身，一家老小都在浙江绍兴。一九五七年“反右”，向政府洋洋数万字地提了很多意见，被扫了回来。
大家管他叫老绍兴，老绍兴姓刘，常年套一件蓝的、洗得发白的、尾巴开衩的褂子，低着头走路，胡同里什么事不看，不问，撞见了，两个字：“哎，好。”“高爹”管叫他“头先到”。
老绍兴每天的晚饭是从书局食堂带回来的，装在一个铝制的饭盒里，夹在腋下。多年来，如同行将倒塌的一尊雕像。
说心里话，想起当年的老绍兴，浮现在我眼前的是条被遗弃的、夹着尾巴、魂不附体、警觉地蹲在墙角的大灰狗。
我在家时间多，和老绍兴慢慢有了些接触，他也看我本分，不会害他，慢慢地主动和我聊几句。
老绍兴其实是个杂家。因在书局工作多年，对于天理、人文、教派、哲学、基督无所不知，似一本百科全书。他时不时地会给我讲解基督的三部曲，“得救，重生，讲义”，虽然断断续续，稀里糊涂，还是能领悟到：做人顺从不败坏的意旨。
老绍兴是最早离开篱笆墙胡同的，挨到退休，即离开上海。走时背个大布兜，拎了一个黑色的人造革包，默默无声地悄然离去。
每当想起他小心翼翼、娓娓道来时的语速和声调，让人伤感不已。
几天后，搬来一户姓钟的反革命家庭，算是填满了空出来的一间房。
该户祖孙三代，男主人不知何故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五十出头，憔悴、干瘦、病态。搬来后，自觉地一日三次打扫篱笆墙胡同周边的马路，并无正当职业。
妻子每日清早去附近的菜场里，帮一鱼摊刮鱼鳞，顺便捡拾些菜皮之类，养家度日，生活艰辛，一贫如洗。
两个儿子，一个初中，一个小学。大女儿辍学在家，无所事事。
后经居委会干部介绍，给一个郊县的加工厂做铁皮簸箕。大女儿帮着母亲一起，丈量铁皮，裁剪铁皮，敲打铁皮，也算有了一份家庭作业，贴补生计。
与此同时，篱笆墙胡同从早到晚地响起了铁皮卷口的敲打声响！
这给原本安安静静的胡同带来了喧闹。不过，篱笆墙胡同的邻居们，竟没有一户有怨言或说三道四的，深知这是维持一家生计的无奈之举。
他们家中有位年过八旬的祖母，躺在两块木板床上，靠儿子及小辈每日喂点菜汤、稀饭。
忽一日，喂不进食，已进入弥留之际。
我对他家小儿子说：“你找个小碗盛点水，用棉球每日帮你奶奶嘴唇上湿湿。”
他家小儿子孝顺老人，放学回家，再不乱跑胡玩，守在奶奶床前，用湿棉球沾着奶奶紧闭的双唇。
老人不吃不喝，竟然拖了十五天之久。
一九六八年，大儿子去了云南插队落户，大女儿二十四五，簸箕的活没得做了，只能待在家中，百无聊赖。
虽然家境贫困，大女儿却长得美貌出众！如果家境好，营养好，着装打扮一番，相信更胜一筹。
也是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因篱笆墙胡同的特殊环境和名声，每日如大家闺秀般待在家中，无人问津。
不知哪位好心人给做了个好媒，从江苏常熟带来一位复员军人，竟一眼相中，不忍离去。
常熟本是鱼米之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该复员军人长得清爽如秀才，瘦瘦高高的个头，见人小心谨慎，说话和颜悦语。自见面后，多次不辞辛劳往返于常熟、上海之间，看望钟家大女儿。两人开始谈婚论嫁。
钟家虽出身不好，家境清苦，论到女儿待嫁之日也不能随意就把个大女儿活生生地让人从上海带去江苏常熟。
为此，一家人犯难不已！让男方过来办酒席吧，不合时宜，不敢造次！让父母陪着女儿去常熟完婚，也惶恐，也不合情理。
男方焦急万分，每日住在哪个招待所不得而知。反正，一大清早，便来篱笆墙胡同和钟家协商。
一回生，二回熟。复员军人时不时地跑到我家，和我母亲聊天。
复员军人走的那天，和我母亲打了声招呼。
母亲把他拉进家里，做了个大家都意想不到的决定！成就了这门婚事。
母亲告诉复员军人，她把自己的房间让出来，给他们暂作婚房，让他定个日子回去准备准备，来上海时买几斤糖果，由他丈母娘在胡同里出面发送。婚后，再带上小舅子等一同陪去江苏常熟。
并说：“你丈母娘一家的工作，我来做，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你尽管回常熟准备一番。”
母亲的房里有个铁架子床，在母亲和我的擦洗中，现出华贵！铁管子碗口般粗，高拼的一面彩色铁皮上，竟擦出一对色彩斑斓的鸳鸯。加上一个中式的大橱和一张八仙桌，四把椅子，配上床单被罩，拉上窗帘，已然是篱笆墙胡同里一间华贵的婚房！
几户邻居阿姨们，尽其所能地奉献出自家珍贵的小物件，帮着装点起来。
适逢“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这个特殊胡同里的特殊婚事，静悄悄举办了！
因拉着窗帘，房间昏暗，几个胡同的阿姨建议买支红蜡烛。点着了，放在八仙桌子中间，周围摆着花生、糖果之类的果盘，在火烛的照耀下，房间顿觉红彤彤的，蓬荜生辉。
十天后，复员军人带着爱妻离开上海，去江苏常熟安家。
写此书时，偶然得知，他们的两个儿子，早已长大成人，做着发财的生意，日子过得殷实。
钟家隔壁是三十多岁的一对夫妻，有一个小女儿。这是二排的最后一户。西边的山墙和围墙成九十度直角，围墙伸出的水龙头，紧挨着他们家的山墙。山墙潮湿，门前潮湿。空着多年无人居住。门斜对着躺在竹椅上的“破头”。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夫妻二人带着小女儿入住。两人走路风风火火，四眼朝天，对胡同所有人不屑一顾。来了没几天，便发作起来，说是“破头”每天坐着躺椅在眼面前，让人心烦！吓得“高爹”都不敢和“破头”下棋了。
突然有天傍晚，那女的对着胡同里喊道：“我们家和你们不一样！是红五类！我家男人是单位的造反派头，在这儿临时住几天……不要瞎了眼，眼里无人！”篱笆墙胡同鸦雀无声。
我家保姆和我们情深意长，亲如一家。她自愿照顾我们多年，不取一文，和我们一起共度患难。
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社会上闹闹哄哄，她害怕，也思乡心切，跟我母亲提出说：孩子大了，她也老了，反而是个累赘。
母亲坚决不同意她离开，说：“我们事先说好的，你回乡下没什么亲人。我养你老！再说，孩子大了，以后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不许走！”
大妈执意要回乡下，说：“我也想了，叶落归根呀，死也死在家乡吧。我如实在待不下去，再回来。”
母亲看着实在挽留不了，不知从哪儿找出个小布袋子，沉甸甸地放在大妈手上。大妈小心翼翼地用身体护着，打开布袋子，里面是几根金条小黄鱼。
大妈惊恐地看着我母亲：“你打我啊……留着，自己日后好用！”
母亲坚决地将布袋子塞到大妈的手里：“你带着，自己有个三长两短，也好找人兑个十元八元的。”
二人推来阻去地不可开交，母亲只得说，“这样，我留两根，再给你几块钱，路上好用。”
大妈走时，母亲哭了起来，拉着我：“大妈，我和孩子给你磕个头。”
大妈一把抱住我母亲，死活不让，两人抱成一团，哭得伤心欲绝。
一九六八年，上山下乡运动全面铺开。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妹妹那年十五岁，懂事，性格沉闷，不爱说话。妹妹走的那天，母亲拎个大包裹，妹妹拎个小包裹，跨出家门，去火车站集合。
妹妹不让我送。见她俩走远，我回到屋里，心里说不出的难受，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脸，痛哭不止……
等喘过气来，跑去车站，挤进站台，妹妹已坐在靠窗的座位上，默默无语地擦着眼泪，看着母亲。
多年后，这批缺乏知识和技能的返城青年，成了社会的弱势群体。
他们节衣缩食，勤俭持家，默默地把埋在心底的希望和梦想寄托在自己下一代身上。
妹妹在家时，无声无息。妹妹一走，家里似乎多出一片农田的景象，时时刻刻地挂在墙上，在眼前晃动。
我们家里间有两张木板床，大的在北面，母亲、大妈和妹妹一张床。小的三块板的床在南面，靠窗，中间隔一张八仙桌。
一九七〇年六月，父亲回到家中。
父亲回来的那天，我觉得应该搬到外间去住。
那天下午，我下班回到家里，一个既模糊又似曾相识的身影出现在我眼前。
母亲和他在旧的八仙桌子旁，各自一方端坐着。见我，他俩同时扭头看着我。
母亲说：“儿子回来了。”说着，两人不约而同地站起来。
父亲的眼睛是红的，母亲的眼睛是肿着的。我不知所措地坐在母亲身边。
父亲轻声说：“我早上回的家，你妈说你上班去了。”
显然，父母沟通了一天，心情难以平复。此刻，母亲双手捂脸，低着头，眼泪从指缝中溢出。我无语地看着母亲，知道她有哭不完的眼泪，流不尽的心酸！父亲在一旁注视着我。
那天晚上母亲做的菜，加上我去买的熟菜，很丰富。
父亲小心翼翼地往我和母亲的碗里夹菜，他和我想象的并不一样，吃得不多。饭间，母亲不时地忍着悲伤，抹着眼泪。突然，父亲放下碗筷，扭过头去，瞬间，大颗的眼泪掉落下来。
床是父亲帮我铺的！他不让我动，三块板的床被他摆得四平八稳！铺完，他弯着腰双手在木板上按了几下，纹丝不动。
他直起腰对母亲说：“西头的水龙头，我去冲洗一下，行吗？”
母亲点头，“这么晚了，没人。”
母亲突然想起，拿了块肥皂和脸盆，递给我：“给你爸送去。”
水龙头上方有个小灯，暗红暗红的被风吹得摇摇晃晃。
灯光下，父亲正用毛巾凑着龙头的水，从头到脸地冲着，洗着。肩膀后背的两块疙瘩肉，像两个大馒头鼓着，特别显眼……
直到一年后的夏天，他赤膊换衣服时，我问：“后背这两块是肌肉吗？怎么不退？”
他笑笑说：“劳动，锻炼的，在江西农场挑麦子，两百斤重，我换肩不落地，能走一里地。”
那晚，我们一家难以入睡，父母翻来覆去，板床咯咯吱吱地响了一夜。
第二天星期日，我起得晚，父亲一早买回的大饼油条和豆浆放在桌上。
我吃早餐时，父亲正默默地坐在门口的小竹椅上，拿着一块布条擦我和母亲的鞋。擦完，齐齐地摆在门边的太阳底下，直起身来。
听母亲说，父亲以前肥，现在壮。母亲为他留着的衬衣、裤子，穿在身上非常合体，有模有样。
父亲长得高高大大，身板结实，肌肉发达，黝黑的肤色油亮。他长着一张轮廓分明的脸，浓眉大眼，鼻直口方，笑起来，脸上有酒窝，整整齐齐的牙，黑红的脸，显得牙格外地白。并不像我们电影里看到的坏人的模样。
父亲获得了自由，但并无工作和经济来源，也没人会给安排工作，这在当时是对一个罪犯的惩罚，是天条。
记得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半夜十二点后，派出所的民警和里弄干部来我们篱笆墙胡同，从我家开始，挨家挨户地敲门查户口！
连着两天。第二天，我忍无可忍，对着民警发作，大声地吼叫：“为什么？”
我们居委会主任是一位老阿姨，四十多岁，也常会光顾我们胡同，常和母亲小声地聊几句。那天晚上她急得一把抱住我，贴着我耳朵说：“你妈不容易啊！你可别闯祸了。”
陈叔和汤阿姨不知什么时候起来，他们一起把我推回家里。
这种受辱的滋味，有谁能替我感受！逆反和矛盾的心态在心里深处痛苦地交织着，它像一个浇不灭的火球，在胸膛滚动，燃烧；它又像一支蜡烛，慢慢地熄灭。
我有时对父亲痛恨不已，有时又于心不忍，好在时间永远前行，无法阻挡，交织在心底的痛，任由时间的变迁来抚平这一切。
父亲默默无语地担起了家务活，锅碗瓢盆擦洗得干干净净，桌椅板凳摆得整整齐齐。陈叔还帮他借了一辆三轮车，带着他，从厂里把钢渣一车一车地推回家，倒在地上，然后用砖拍打着厚厚的钢渣，平整地铺在两个草屋的地上，钢渣像水泥一样结实！比起原来的烂泥地，显得干净、平整、一色。最起码，下雨漏的水不会和着地上的烂泥了。
我看过美国作家狄更斯的《双城记》，书中可怜的医生被关在巴士底监狱，长达二十七年，回来竟忘了自己叫什么。
父亲还好，从广州押回上海，送嘉兴浙江拘留所，再到江西劳改农场，前后十七年。还能做家务。
一九七三年，邓小平复出，此后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代表周恩来总理出访联合国。
我父亲回来不久，社会环境有所松动，但还是阻力巨大，少有人敢轻举妄动！
反而是浙江一带，沿海的乡镇企业，在原有的基础上蠢蠢欲动。
那些小微企业不懂销售，缺乏技术人才和资金，举步艰难，岌岌可危。
而这些技术人员大都集中在大城市的工厂，风马牛不相及。
于是，暗地里便有了节假日和星期天工程师的戏称，他们受乡镇企业的邀请，利用业余时间，到力所能及的地方，向企业提供有偿服务，这在当时被看成是不合法的收入来源，人们心有余悸。这些固化的旧观念使得跃跃欲试的城镇乡办企业死水一潭。
正是这样的背景下，父亲咸鱼翻身，他有工程师的技术而无清规戒律。四面八方的城乡企业的领导，隔三岔五地慕名而来。茅草房顿时成了迎宾堂，迎来送往，喜气洋洋。
由此可见，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举措，是纵览全局，胸有成竹之大举。
我父亲的待遇那时并不是个别现象，改革开放的实情，验证了他们是一批可以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
父亲在玻璃制作工艺上，有一流绝活！有着相当的口碑和名声。
父亲权衡再三，最后选择了到杭州的三墩合作办厂。
母亲因我姐和家里断绝关系，伤心怨恨，心情难以平复。杭州离上海近，环境又好，在父亲的劝说下，随丈夫一同去了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