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五月。
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带着胶轱辘车深压过的痕迹，清晰地穿过茫茫无际的沙海。
远古时期的两道“边墙”（即：长城，有人曰秦、明二代所建，有人言魏、明二朝、也有人说隋、明时期，无需证）的轮廓如两条饱尝历史沧桑的“卧龙”，各自折射着时代变迁的烙印，挣扎着黑黝黝的长躯，俯卧在沙海中央。累了，该喘息喘息啦！
小路在向前延伸着。
一座土城郭，在经历了无数风雨冲刷后显得残缺不齐，绵绵的沙尘几乎要吞没了城墙的根基。城门早已没了，只有那渐宽的路从城墙坍塌的豁口穿过，形成了一条不太规范的街道。
学校紧挨着商店和公社卫生站。隔路相望，一个较有派头的砖砌大门，如鹤立鸡群般的置立在街道的显眼处，其模样就是过去地主老财家的庄院。一块引人注目的白底红字大木牌挂在门侧，上书：“边城县红井子公社革命委员会”。院内两排齐整的砖瓦房是公社的办公地，旁边一墙之隔，是一座破旧的天主教堂，教堂的顶尖已被打掉，“天主堂”三字被刮的没了模样，只能依稀地看出门口挂着“红井子公社革命委员会粮站”的木牌。
正值农忙季节，街道上的行人并不太多，偶尔有几个行人从商店或公社的大门进出。
在公社中间的办公室里，我作为《塞上柳》报的记者受到了公社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的接见。
这是一位三十来岁很有气质的男子，长得眉清目秀，只是在白净脸庞的右眼皮下那颗黑痣，多少给俊俏带来一丝美中不足。
“先锋队不愧是我们的先锋啊！在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牢牢掌握阶级斗争新动向，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方面确实是走在斗争的最前线。”书记认真地向我介绍着：“你还是重点采访一下先锋队的支书姜卫东同志，他会向你介绍的更具体。”
“早有所闻，我也正想见见他。”我答道。
“本来应该有人陪你去，不巧这两天公社的人都驻队去了，就我一个人留守机关，实在抱歉。”
“没关系，我也正好摸摸路，这本身也是一种锻炼。”我显的信心十足，背上那个印有“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黄帆布挂包和主任握手告别。
渐渐地太阳快要落山了，堆积在天边的云层，泛起五光十色的金辉，给浩瀚无际的大沙漠披上了一层美丽的盛装。我无心欣赏这别具一格的诗画景致，只是疾步沿着弯曲的沙漠小路向前走着。
太阳向西方沉去，云层已由红色变成了灰色，又由灰色变成了暗灰色，再变成黑色，渐渐地消失的无踪无影了。而后出现的是嵌在天边的星光，一会儿比一会儿明亮，漫漫沙海之路却越来越模糊不清了。
这条路怎么这么长？我暗自想着：不是说只有五里路吗？然而，漫长的沙海似乎根本就望不到尽头，弯曲的沙漠小路早已和沙漠混搅在一起。加之，透过三百度的近视眼镜，眼前黑黝黝的一片，辨不清路究竟在哪里。
“糟糕，迷路了！”我掏出手帕先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又擦了擦眼镜片，再戴上，眼前仍是一片模糊不清。“倒霉！”我独自抱怨着，一屁股坐在沙梁上，靠着旁边的一棵歪脖子柳树歇息起来。
突然，在离我不远处的一座沙梁上，似乎有一个黑影闪了一下，待仔细辨认时，却又什么也不见了。
“呀！是什么？在漫无边际的沙窝里，不会有狼吧？”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袭上心头，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顺手折断了身后的柳树，胡乱地捋掉了枝叶，用早已渗出汗水的双手紧紧地握着刚刚到手的“武器”，两眼直盯着前方。
黑影又一闪，待仔细看时，呀！又没了。
“快走，此处并非久留之地！”我暗自想着，慌忙挂起挂包，拄着柳棍，急急忙忙的窜下了沙梁。
也不知过了多久，翻了几座沙梁，精疲力竭的我再也没有力气行动了，两条腿像灌了铅似的抬不起来，浑身都让汗水浸透了，冷风袭来，凉透了心。我平躺在沙梁上，索性由它去吧，是祸躲不过，抱着一种破罐子不怕摔的态度。
不知过了多久，那个黑影不知什么时间就站在我的眼前，我“腾”地坐了起来，脑皮一阵阵发紧，但还是看清了，是人，还是一位姑娘。千真万确，绝不是做梦。
姑娘没有言语地望了望我，然后一声未吭地朝沙梁下走去。
“喂，等等！”我已顾不了许多，对于一个在荒沙中迷路之人而言，是人是鬼都成了救星。
姑娘立住了脚，不吭声，也不回首，双目似乎直愣愣地望着黑漆漆的远方。
“同志，是这么回事。”我说：“我是报社的记者，要到先锋队采访，迷了路，能不能……”
姑娘仍不说话，只是迈动着步子向前走去。
究竟咋回事，难道她是哑巴？还是……管她呢，她走哪儿，我跟哪儿，我暗自思量着。
翻过几道小沙梁后，前面不远处有微弱的灯光在闪烁，不时地还传来几声狗叫，姑娘已经给我领路了。
“你是哪个生产队的？”出于感激我问道。
姑娘仍不吭声，只是默默地向前走着。
她难道真是个哑巴？我这样想着，也不好再问什么，只是跟着走吧！
穿过一片小树林，又穿过一块庄稼地，最后停在了一个砖门楼前。院子里的狗早已嗅出了生人的气息，气急败坏地狂叫着。
姑娘还是不说话，只是用手指了指门。
我上前用力敲了敲门，过了一会儿，大门“吱吜”一声开了，从门里闪出一个青年男子。一边揉着眼睛，一边打着呵欠：“寻谁呢？”一口地道的方言。
“找支书！”我掏着介绍信。
“我就是！”支书用手电筒照了照介绍信：“噢，是记者同志，请进！”支书显得十分热情。
“好！”我点头应诺着，刚准备迈步，忽然想起了那位姑娘，再回首，眼前只是一片夜幕，姑娘早已不知去向。
“你寻甚？”支书问。
“刚才那位姑娘！”
“姑娘？”
“不说话！”
“哑巴？”支书也向前走了几步，看了看周围，什么也没有。“你肯定是看花眼了，咱这达根本就没有哑巴。谁家的媳妇，谁家的女子，我清楚着咧！”
“这不真是活见了……”话未出口，但心里却直犯嘀咕。只好带着一脸的迷茫跟着支书走进了院子。院中央，一棵木桩上拴着一条黄狗，又声嘶力竭地狂叫起来。
“悄些，瞎叫甚咧！”支书呵斥着，黄狗果然听话不再叫了。
我随着主人走进屋里，这是个两间一套空的房子，旁边接一耳间（耳房）。洁白的墙壁上贴着几副户县农民画，地上靠墙处放着一个刚油漆过的大立柜，房子正中间的五兜橱上一个带穿衣镜的“凤凰戏牡丹”图更衬托出了房子的整洁和主人的爱好。
从炕上下来一位四十来岁的妇人，一边系着上衣扣子，一边趿拉着鞋，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咱乡下人，起得早，睡得也早。”女主人十分好客和热情，忙着泡茶、递烟。
“噢，真对不起！迷路了，深更半夜的打搅了。”我连忙道歉着。
“怂地方，不要说生人容易‘转脖子’（迷路），就是本地人遇到冬春的沙暴天气，走丢的也是常事！”支书操一口本地腔：“那家伙，黄糊糊的一片，刮得人眼睛都睁不开，走个面对面也难看清眉眼。”
我暗自庆幸，没有遇上那样的天气。
“不要只顾拉话，还没有问记者吃过饭了没？”女主人很是客气。
“吃过啦！在公社已经吃过啦！”我连忙答道。
“可要老实呀，来到咱乡下可不能饿着肚子搞工作！”女主人笑嘻嘻地张罗着：“我收拾收拾，让记者早点歇着。”说完，进耳间去了。
我站了起来，环视着整个房屋，后墙壁上贴着毛主席的画像，像两旁一副对联，一边是：“听毛主席话”，一边是：“跟共产党走”。几张红色奖状，有农业学大寨标兵，有限制资产阶级先进个人，大多数表彰的是姜卫东，其中有两张是姜红梅。
“那是我妹妹，在公社供销社搞收购，算是亦工亦农。”姜卫东介绍着，脸上露出一丝自豪神色，因为贴在墙上的不只是自己的名字，而是他工作实绩的最好反映。那一枚枚鲜红鲜红的政权印章，不是吗？
“被子铺好了，请记者歇着吧！”女主人从耳间走出招呼着。
“你好福气呀！”我夸奖着：“瞧你儿女多争气。”
“这都是托毛主席老人家的福呀！”女主人乐呵呵地打着官腔，“要不是党培养的好，能有今天？”
姜卫东端着煤油罩子灯领我走进耳间，映入眼帘的是墙上的一个大红“囍”字。
姜卫东说：“我是今年刚娶的媳妇，回娘家去了。”说着将灯放在炕边离枕头不远的地方：“你歇着，我到外边炕上睡。”
我抬手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午夜十二点。屁股一沾炕，浑身酸困，两条大腿更是抬不起。熄了灯，便“呼呼”大睡。
至于那个曾领路的姑娘究竟怎样？回家了吗？早已被姜家母子二人的热情和身体的困乏的驱使的无踪无影了。
不知过了多久，突然，院内的黄狗又狂叫了起来，不时地还夹杂着人的跑步声。一个急促的女人呼叫声传了进来：“不得了啦，姜支书，翠翠上吊死啦！”
“在哪达？”姜卫东高声问。
“西沙柳树林。”门外那个女人的声音。
“咋出逑这种事！”姜卫东急急忙忙地穿好衣服，嘴里嘟囔着向外奔去。
我猛地想到她，也急忙穿好衣服，走到外间。
女主人也正在穿衣服。
“出了啥事？”我急切地问。
“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女子寻了短见！”女主人似乎很平静地说。
我仿佛忽然意识到了什么，推开了房门就向外奔去。慌乱中却忘了院子里的那条黄狗，它“呼”地向我扑来，吓得我一屁股坐在地上。还好，没咬着，铁链和木桩很牢靠地拽着它。等到二次又向我扑来时，女主人已经赶了出来，并一把拽住了狗链子。
“瞎眼货！”女主人骂着，并用手拍着黄狗的脑门。
我已顾不了那么多，从地上爬起，急忙走出院子，看见有几个人向西方奔去。我也快步跟着那几个人跑着。
天已经亮了。
穿过了一片树林，又翻过了两架沙梁，在一架较高的沙梁下面是一片茂密的柳树林。树的长势还真不错，一棵一棵足有碗口粗细。真是天大地大，无奇不有。上面是寸草不生的荒沙梁，下面沙窝窝里却生长着翠绿的柳树。
一棵柳树下，围着一群人，姑娘已经被卸了下来，挂在树枝上的那根要命的麻绳随着微风还在摆动着。
我心上“咯噔”了一下，“啊，是她！”
她为什么要走这步路呢？真像支书妈说的那样是反革命分子的女子？还是另有缘由？迷茫，费解。
微风透过人群的缝隙吹动着她额前的头发，她静静地躺在沙窝窝里，这似乎是她早已选择好了的归宿。
有人在叹息着。
有人在暗自抹着眼角的泪水。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汉在哭叫着：“翠女子，你不该走这条路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