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后的同一个季节。
我掐指算着：应该是一九七八年的六月，两年多一点。
这里的一切似乎仍然一如既往。十里长沙一里也没少，而人的脸面随着时光的变迁，该变的变了，不能变得就是不能变。公社书记变了，换成另外一个人。姜卫东也不再是支书，听说也换了。而我仍然是名记者，没有换，跟着形势走是我们的职责。为了吸取上回迷路的教训，我老早就动了身。
天空中一只老鹰在缓缓地盘旋着，在它的眼里仿佛整个沙野都沉浸在夏日的溽暑中，只有那高空是最为爽快的所在，似乎地上的生命都应该停止活动。然而生命的节奏却仍在活跃地进行。草丛里，蚱蜢在高视阔步，时而展开五彩的翅膀，在完成着一次长距离的飞跃。在一片片围绕着沙丘的网框林里，一群麻雀跃立树梢，“唧唧啾啾”的沉醉在自己的叫声中，一声声单调的音乐充溢着孤僻的沙海。树梢颤悠着，仿佛儿童“压跷板”似的抖动着麻雀幼小的身躯。
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坐在树林边的荫凉处，专心地玩弄着一只蚱蜢。他两手将蚱蜢的羽翅捉住，嘴里念叨着：“推磨驴、簸簸箕，簸了簸箕我放你！”蚱蜢似乎很听话地随着男孩的念叨声抖动着脑袋，真像簸簸箕似的。男孩玩得很专心，我走到他身旁都未察觉到。
“娃娃，前面是先锋队吧？”我弯下身子，尽量用当地话问。
男孩先是不乐意地抬了抬头，接着又白了我一眼，嘟囔着：“你才娃娃哩，城里人没甚了不起！”听话意，挺有成见的。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连忙表示歉意。
“寻谁啦？”男孩问。
“找支书。”我回答。
“寻我大？”男孩晃动了一下光溜溜的圆脑袋，从地上站了起来，刚才还不太高兴的样子，在他那稚气的脸上一点也看不出来了：“驴还在草地上縻着呢，倒个地方就领你去。”边说着边向沙梁上爬去。
怎么？他是个瘸子？我纳闷，男孩一踮一跛的，确实是个瘸子。
沙窝的青草地上，绿茵一片，长着芦草、白草、沙蓬等绿色植物，衬托出了沙漠特有的黄绿景色。一根很长很长的麻绳拴着一只怀了驹的草驴，正低着头啃嚼着绿绿的青草。男孩拔起了縻着的木橛子，将驴牵到了青草茂密的地方，不太费力地用脚后跟把很长的木橛子踩进了土里。
“为啥要拴着它呢？”我走上前，有些好奇地问。
男孩用手指了指了远处的小树林：“不縻着要啃树哩！”
“噢！”我点了点头：“咋不跟队上的牲口群一起放呢？”
男孩摸了摸草驴的肚子：“快下驹了，我算计再有四天！”男孩举起了右手，抠回拇指，很有把握的比划了一个“四”，然后又告诉我：“如果跟队上的牲口群一起放，有调皮的牲口踢踏，不小心就流啦！”
真看不来，他懂得的还真不少。
“走吧！”男孩招呼着我。
他一点也不认生，一路上聊得火热。
“你的腿是怎么回事？”我问。
“前年在城里叫自行车给轧啦。”男孩脸上显出不满情绪：“城里人真瞎（坏的意思），把人轧了站起就跑，真不是东西。”男孩骂着，甚至有些愤怒。
“现在还疼吗？”我关心地问。
“疼是不疼了，就是天阴下雨有些酸困。”男孩说：“医生讲年纪小，骨实（骨头）嫩，过几年就跟好人一样啦！”
不知不觉来到一个土院子前，院里三间极为平常的土房。
“这就是我家！”男孩说。
我跟着男孩走进屋里，眼前的陈设不免使人大吃一惊。
一盘经过长年由肉体摩擦光溜溜的土坑，没有席子，炕角两床不成被子的破棉絮和一个黑的快出油的烂老羊皮袄，零乱地堆在一起，地上唯一的一张方桌，油漆皮早已脱落的不成样子，被炊烟熏得黑得发明的墙壁上，挂着一个一尺见方镜框，里边几张发黄的照片。只有用“航行”牌香烟盒表糊的窗台，显得有些规格外，其余的确实给人一种很不自在的、甚至窒息的感觉。
“不要嫌弃！”男孩给我端来一碗凉水，说：“天热，这个痛快！”接着指了指光炕：“你要是熬（累）的话，就上炕缓缓（歇），我寻我大去！”说完，一瘸一拐地走了。
望着光炕，我无半点睡意，走到方桌前，端详起镜框里的照片来。
镜框的左下角，一张一寸照的照片猛得一下子揪住了我的心。是她，那个叫翠翠的姑娘，一双大眼睛直勾勾地注视着我。仿佛在告诉我：“这就是我家！”
她不是反革命分子的女子吗？这个家里谁是反革命？镜框里还有一张三寸大小的照片，是一位老太太。再就是一张发黄的，几乎看不清的“全家福”。我扶了扶眼镜，仔细地辨认着：中间坐着老太太，怀里抱着一个小孩，两旁坐着一男一女，肯定是两口子。身后站着一男孩和一女孩最多也不过十多岁的样子，谁又会顶起反革命这顶硕大的帽子呢？我在深思着。
“看你往哪跑！”随着一声大喊，一只黑手从我的背后伸来，抓住了我的肩膀，猛地把我拉倒在地。
“哈哈哈！胜利了，胜利了！”一个疯子般的人挥动着双臂狂叫着、蹦跳着，嘴里叫喊着：“打倒反革命，打倒反革命！”
猛得碰上这么个人，我真慌了手脚，不知如何对付是好。
随着他的跳动，那头像蒿草般零乱的长发在不停地抖动着，脸上的污垢遮盖着眉脸，只有一龇牙，那口齐整的牙齿，才使人分辨清楚他是个人。
他戛然停止了跳动，两眼好像要喷出烈火一般，一步步向我逼近：“必须老实交代，到这达做甚？”
他真是个疯子，那双布满血丝、红得可怕的眼珠子仿佛要从眼眶里弹出来似的。
“你是公安局的吗？”他挥着拳头说：“认识这个吗？”他特意的又把拳头在我眼前晃了晃。我举手遮掩着，真怕他一拳砸了过来。
“龟仔仔，你要做甚？”门口传来一声不高但很有震慑力的呵斥声。
疯子立即停住了脚，片刻，突然抱住双臂号啕大哭。
一中年男子走了进来，四十多岁样子，个子不高，四方脸盘，紧锁得两眉中间形成了一个“川”字。岁月的无情，过早地给他的额头上刻下了清晰的烙印，满头苍发，更增加了几分老气。他望了望还在号啕的疯子，嘴角抽搐了两下，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发觉的痛苦，他身后紧跟着那个瘸腿男孩。
瘸腿男孩抱住疯子乖叨（劝解）着：“不敢瞎闹，要听毛主席的话。”
真怪！真灵！疯子果然停止了号啕，立刻换了另一副摸样：“解放啦！胜利啦！毛主席万岁！”疯子挥臂高呼着，一个箭步蹿出门外，转眼就跑的无影无踪了。
瘸腿男孩走到我面前解释着：“我哥，疯啦。只会干咋呼，从不打人！”
中年男子也很抱歉地说：“娃受刺激太重，脑子出了问题，让你受怕了吧？”
我掏出手帕擦着额上的冷汗支应着：“没啥，没啥！”并把介绍信递给了他。
中年男子接过介绍信看了看，显出一副很不好意思的神色：“瞧我这家，连个干净的坐处都没有，就坐炕沿吧。”中年男子自我介绍着：“大名我叫石忠山。”
“小名叫石冲子。”瘸腿男孩抢过话题：“我哥叫石头，我叫石磊，比他们两个都大，要四个石字呢！”石磊显得十分自信。
“就你话多。”石忠山埋怨着，脸上却显出一丝难得的笑意：“放驴去。”
“能成。”石磊应承着，一瘸一拐地走了。
“家里的情况你都看到了，两年多死了三口子。”石忠山的眼圈红了：“心寒啊！我真是没有力气挑这副担子，死的死，残的残，剩下三条‘庙门上的旗杆’，还疯残不全，让人可咋活呢？”两颗泪珠子从他那刚毅的脸上滚了下来：“甚逑记者！”石忠山显得有些激动起来，但马上意识到说漏了嘴，连忙解释着：“你甭多心，不是骂你。”
“你说，你说！”我表示谅解。
他用抖动的手，在一个铁皮罐头盒里捏了一撮老旱烟，放在一张裁好的废报纸条上，两手扭了几下，弄成了一支喇叭形纸烟，给我递了过来。
“太硬，不习惯！”我摆手谢绝。
石忠山点着烟，猛得咂了一口，呛得干咳起来。过后，涨红着脸说：“还是后来，听说来了一位大记者，简直就是一个‘吹鼓手’，不求实际，走马观花的胡乱吹，恨不得能把天吹个窟窿，甚缩小城乡差别，农村的日子好过了，看看这家，好过吗？”
我的脸只觉得一阵比一阵发热。如果真知道当年的那位记者就是我，他又会怎样呢？我有些不知所措。
石忠山站了起来，用手指着门外：“过一会儿咱一起瞧瞧，十家有八家和我一样，有的还不如我哩！哪里好？我说只有咱这块水土好，养穷人，不管你咋吹，苦苦菜，绵蓬籽，沙蓬籽，灰条，甚至猪耳蔓，该长得照样长，该收得照样收。从六O年到现在，咱这达就是没有饿死过人，靠得什么？靠得就是这方水土。”
石忠山显得有些激动：“瞎折腾了多少年？还能再这么穷折腾下去吗？”
这席话如果放在两年前，会是个什么样的后果？我不敢想，甚至不敢听。因为刚刚粉碎“四人帮”，脑子再好，弯也不会转得这么快，而眼前这个淳朴的汉子就是这么讲啦！再说这次下来的任务不就是了解“四人帮”时期对农村经济发展的破坏吗？……
真想不到，我竟然在这个光溜溜的土炕上和着那件出了油的老羊皮袄呆了近一个月，身上痒痒的常有虱子在蠕动，但心里好像减轻了压了很久很久的一块石头。
石忠山告诉我，这里原名叫衣食梁，一九六二年春，石忠山和姜卫东的父亲姜骡子，带着十几户人家由白井子迁到这里建起了生产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将衣食梁改成了“先锋队”，白井子公社也改成了红井子公社……
一切都要从头说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