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衰退期把他们变成了庞大的非正式关系网或友情网，连接着一个个家庭，连接着公寓楼和办公场所，连接着莫斯科和偏远的州。这是一张纵横交错的网，在制度本身无可供给时，让人们借以求生。这样的网络构成了巨大的第二经济，即与官方的五年计划并存的灰色经济。灰色经济活跃于工业、零售贸易、黑市场所，因为苏联体制的失效，人们只能奋力求得补偿。伊琳娜有个亲戚，供职于一所人人向往的学校的招生部门。大家都想挤进这所学校，她的亲戚便从申请者身上捞好处。“哪里能弄到肉、香肠，还有药品？”他曾经问过伊琳娜。“要没有这些关系，我该怎么办？我将一无是处。”如果要看医生，你得在衣袋里装上礼物，也许用一个花花绿绿的塑料袋精心包裹起来。这不是贿赂，而是人所共知的求生套路。伊琳娜生女儿的时候，为了让她进好医院，嫂嫂就给主治医生送了几只水晶花瓶和几串不太贵重的宝石项链。
灰色经济孕育于官方的经济体制。在塑造“新人类”理念的驱使下，苏联当局想方设法剔除人们的贪欲和嫉妒，不惜花费大量精力去消除企业家精神。整个制度着力消除私有财产，对超出国家控制之外的个人经济行为实行严厉打压。官方的正统观念极其严格：谁敢买卖稀缺商品或开办小型地下工厂，就会因“经济”犯罪而锒铛入狱。数十年的宣传和惩罚，从整体上强化了一种氛围，大家对一心赚私钱的人恨入骨髓。这样的人会被贴上投机者和罪犯的标签。即便如此，人类的获利本能仍然在如此严酷的气候下得以保留。毫不夸张地说，是求生的欲望，是过上好日子的欲望催生了灰色经济。因为在国外出版小说而进入劳改营服役七年的作家安德烈·西尼耶夫斯基（Andrei Sinyavsky）回忆说，在苏联，任何获取个人利益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左倾”，即超出了国家允许的范围。尽管风险巨大，但从工厂或者集体农庄顺手牵羊成了家常便饭，地下“加工厂”也大行其道。西尼耶夫斯基讲了一个离奇的故事，莫斯科电车仓库的几名工人，冒着风险把一辆本已签字扔进废料堆的电车加以整修，再当作私有企业的车辆上轨运营。“就外观而言，像极了国营电车，”他回忆道，“但在内部，驾驶员和售票员都不属于国营，乘客交给他们的戈比也没有进入国库。这就是存在于社会主义城市运输体系内的私营企业。罪行败露、罪犯入狱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还津津乐道于莫斯科的私有电车奇闻。”[1]
数年之后，经济学家列夫·季莫费耶夫（Lev Timofeyev）还时常书写当时的日常生活，回顾灰色经济如何在官方经济中大行其道。“国营商店内部就有肉贩私卖牛肉片，我们都知道，”他说，“国营林场种着私人林木。内科医生就在国营医院替病人提供灰色服务。灰色商品全都在合法氛围下生产。国有企业的办公室里上演着灰色交易，灰色市场的买卖双方在官方的管理体制内各归其位。就连同一块足球场都可以同时举行两场球赛，一场合法一场灰色。”这指的是在灰色的地下世界，正规球赛会因为贿赂盛行而提前“定局”。[2]
一旦没有了各自的私人关系，大家就觉得没办法过日子。数十年前，俄语中出现“裙带”（blat）一词，准确勾勒了灰色经济所产生的基本驱动力。这个词一度名声欠佳，有点小偷小摸的意思，后来经过演变，特指通过朋友或关系把什么东西弄到手。就关系圈而言，像屠夫这样掌控稀缺商品、位于短缺经济咽喉点的人，在人们的生活中就算是手握实权。尽管苏联官方从未认可，但事实是关系圈的迅速发展。因为苏联体制的失效，造成了诸多短缺和需求，为了应对短缺，满足需求，人们只能另想他法。[3]
与国家体制所能供给的相比，伊琳娜及其同时代的人想得到的东西更多，多得多。有时候，苏联社会就像一座牢狱，墙壁坚不可摧。当局严控海外旅行，严查海外邮件，严锁海外读物。他们甚至视复印机为邪恶，将其一锁了之。计算机科学家伊戈尔·普里马科夫（Igor Primakov）回忆道，他经常坐在自己最喜欢的、可以360度转动的安乐椅里面，在膝盖上支起短波收音机。20世纪70年代，西方电台遭到拦截，到了晚间，他缓慢而得法地转动椅子，右转一度，左转两度，再右转三度，直至找到BBC或者自由电台（Radio Liberty）的信号。他靠一部收音机学会了英语。冲破苏联社会墙壁的另一道力量是披头士乐队。因为与苏联的神话和意识形态背道而驰，披头士乐队在伊琳娜那一代年轻人身上留下了永远无法磨灭的印记，他们废寝忘食地抄写歌谱，逐字逐句地学习英文歌词。
到80年代初，制度开始弱化，外部的生活观念——包括美国通俗文化中描述的挥霍成性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在内——日渐渗入。最富戏剧性的溃口来自录像机这一技术发明。80年代初，随着录像机走私进入苏联，电影如潮水一般不受阻拦地倾泻涌入。随电影而来的，是人们对西方繁荣景象着魔一般的窥视。影片很容易转手传播，夜复一夜，年轻人通宵达旦地观看西方影片，有时候连看三部，直至天明。他们细致地打量着另一个半球的生活：服装、举止、言谈、金钱和财富的含义。当一部好莱坞影片的人物随意打开公寓里的冰箱时，大家惊得目瞪口呆：里面竟然随时装满了物品！
多年之后，普里马科夫和他的妻子、社会学家玛莎·沃根斯坦（Masha Volkenstein）向我回忆，他们喜欢和一帮朋友玩“大富翁”游戏，这个游戏是从西班牙走私进来的。整整一年，他们玩到深更半夜，只为追寻木板路和公园城。这样挣钱与其说是为了感知西方豪赌或者西式自由，不如说那就是他们一直梦想的蒙特卡洛。[4]
人们就这样日复一日、不温不火、尽其所能地维持着生机。看似庞大的苏联中央计划经济实际上已经布满裂缝，人们在这样的裂缝里拥挤为生。伊琳娜乘坐的火车抵达库帕夫纳，她拉着女儿一路小跑，走下站台，越过铁轨，沿着一条小路走向度假屋。库帕夫纳是一个贫困的小村庄，商店里出售的物品少得可怜：爬满苍蝇的大桶里装着油脂、褐色肥皂、棉线卷，还有伏特加——伏特加倒是从不缺货。伊琳娜甚至懒得往里看上一眼。她进屋放下物品后，穿过一个桦木小看台，走向一堵禁止靠近的墙壁。这是一道预制板搭成的隔断，高得让人看不到对面。这道墙壁任何人都不能越过，它是苏联体制的庞大脸面。
墙壁的另一边是海军基地和军事前哨。人们称之为小镇（gorodok）。伊琳娜不知道里边的人从事什么工作，她也懒得关心。她在墙壁上寻找着豁口。豁口一经发现，差不多立即就会被打上补丁。在那儿——对了！——预制板已经裂开。伊琳娜溜进去，直线跑向靠近大门的一座低矮楼房：第二十八号军人商店。按规矩来说，这家商店只为军人及其家属服务，但趁着没人注意，伊琳娜排进了队伍，等着购买卷心菜、香肠和奶酪。在这个经济短缺的疯狂社会里，她找到了一处缺口。
就这样，她又发现了一条求生的路子，还能再过一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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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维塔利·奈舒尔（Vitaly Naishul）就懂得，数字能够说明真相。他父亲原来是数学家，替苏联发射的卫星进行轨道运算。母亲和姐姐也是数学家。奈舒尔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数学系。他们一家人都是知识分子。父亲的岗位敏感而高度保密，他谨慎到从不在家谈论工作细节，却也会用收音机收听BBC和美国之音。奈舒尔也想做数学家，因而十分信奉数字。他觉得数字表达富于逻辑性甚至权威性——答案是无法扭曲的。数学领域有真相，这个领域在20世纪70年代尚未受到苏联意识形态的破坏。二加二等于四，就算政治体制也改变不了这一点。或者表面如此。
奈舒尔被分配到苏联经济体制的桥头堡即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下属的经济研究所做研究员。他并没把自己当作共产主义建设者，他只想做一名数学家，于是愉快地接受了这份工作。
奈舒尔坐在一座巨无霸的中心位置，这座巨无霸统治着整个帝国的经济生活，为所有物品调配资源，上至北方舰队的船坞里正在修建的全世界最大的核潜艇“台风”所需要的钛合金外壳，下至位于伊万诺沃的州棉纺厂用棉布和染料制成背心裙之类的简单产品。
这个帝国的资源丰富得惊人，地下装满天然气和原油，木材、煤炭和贵金属数量巨大。国土也十分辽阔，覆盖着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陆地面积，从东到西横跨十一个时区和欧亚两个大洲。这个庞大国家的权力集中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层级从上到下，依次是政治局（Politburo）、总书记、中央委员会（Central Committee），然后是分布在各加盟共和国、地区、城市、工厂、剧院、办公室、学校和研究所的数十万名党务人员。共产党实行一套专门的人事制度，即干部职务名称表，由此让所有被任命者有源可溯，上至莫斯科的精英阶层，下至偏远地区的工厂厂长或者团级军官。各条线路都可以回溯至莫斯科和中央领导。他们不仅统管遍布全球的军事力量，寻求控制文学、艺术、戏剧和文化，主导科学，试图掌控地处偏远的加盟共和国，而且从计划委员会的中枢位置、廊道和预算表格开始，力图操控经济领域里的每一项重要决定。
身处计划委员会的奈舒尔逐渐发现，有事情不对头。他那张微笑的脸庞和满头黑色直发，多少显露出他的革命精神。他没有公开表露自己的怀疑和感情，因为那可能带来危险。相反，他开始把自己看见的东西偷偷地写下来，结果就有了一部边角折起的自出版手抄本。书名叫作《另一种生活》（Another Life），这是一本具有远见性的小册子。
20世纪80年代初期，奈舒尔趴在厨房的饭桌上写成了这本小册子，要理解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就必须首先回顾当时尖锐的思想斗争。我们首先看看那一场在苏联的经济生活和解体过程中处于核心位置的思想冲突，再来说奈舒尔的事情。
18世纪中叶的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时期，自动化和工业生产把农村和农业经济转变成城市和工业经济。实业家这种全新的、更具有重要性的经济角色应运而生，将早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地主、批发商和贸易商撇在一边。苏格兰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亚当·斯密是这一全新时期的预言者。在其巨著《国富论》中，斯密条分缕析地证明，私利是经济生活的核心潜在动机。他写过一段著名的话语：“我们的晚餐所需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从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斯密说，个体“在这样的场合，一如其他许多场合，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
这样的认识标志着经济学思想的巨大进步。斯密令自我利益受到尊重。斯密所持观点的中心思想，就是自由贸易和竞争这样的概念。他的思想后来受到欧洲其他哲学家的提炼，他们审视过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内在生产过程，对于世界的运行提出了一整套规则。他们相信，雇主和工人的基本关系，或者土地、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永不改变。他们处于一种“均衡”（equilibrium）状态。例如，劳动和资本的供求会发生变化，但这样的变化只会带来新的、更加稳固的“均衡”。[6]
不屈不挠的德国革命家卡尔·马克思在伦敦过着宁静而封闭的生活，他对传统经济学理论和均衡理论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他的毕生同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马克思是一位“前所未有的革命者”，因为他认为世界并非处于均衡的静止状态，而是一种不停变化的状态。马克思相信，一如与他同一时代的资本家即新型实业家正在取代拥有土地的统治阶级，资本家也会成为过去时。传统经济学家所描述的社会制度，终将在工人阶级的反抗中悲壮结束。马克思把资本主义仅仅看作一个正在经历的阶段，这个阶段尽管有其必然性，但他认为它终将完全成熟并走向自我完结。[7]
在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的理论进行了充分阐述，断言整个世界将会分裂成“两大敌对阵营”，一边是资本家或资产阶级，另一边是劳动者或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精确地评述说，自工业革命开始的一百年间，资本主义已经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但他们宣称，资本家把人类关系的一切都浓缩为“赤裸裸的私利”。他们注意到，早年间的小商铺和小商人早已发展成“大工厂和大实业资本家”，而工人时时刻刻承受着机器和资本家本人的奴役。他们要求取消私有财产，并预言资本主义将在劳动者的反抗中走向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