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巧妙地转移谈话话题
报载：一位美国客人参观韶山毛泽东故居之后，在附近一家个体饭店吃饭。老板娘一手正宗湘菜，使美国客人吃得十分满意。付款之后，客人突然发问：“如果毛泽东主席还在，会允许你开店吗？”这话甚难回答：说允许，显然不合实际；说不允许，又有贬低否定之意；干脆不回答，也会影响交际气候。但见老板娘略加思索后，从容回答：“如果没有毛主席，我早就饿死了，哪里还能开店呢？”多么巧妙的答话呀，多么敏捷的转移话题术啊！
一般情况下，人们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使用语言的内涵和外延都应是确定的，要符合逻辑的同一规律，不能任意改变概念的范围。然而，在某些特殊的场合，人们又可以利用言语本身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来“偷换概念”，使对话双方话题中的某些概念的本质含义不尽相同，以求得特殊的交际效果。上述美国客人的问话当中，其实含着一个隐蔽的判断：毛泽东不允许你开店，因而毛泽东应该是否定的。老板娘听出了客人的弦外之意，便巧妙地转移话题，用毛主席缔造新中国的功绩以及对自己现实生活的影响，来回答客人旨在否定毛泽东主席的问题，既不轻慢客人，又维护了毛泽东主席的历史地位。
此类“话题转移”的语言技巧，在日常生活，尤其是外交活动中，常可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一次，周恩来总理设宴招待东欧一批外交使节。宴席上，客人对色、香、味俱佳的中国菜肴大为赞赏，宾主之间气氛十分热烈。这时，端来一道很考究的清汤，汤里的冬笋片被雕成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但这些冬笋片在汤里一翻身，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形。外宾见了这种图案大吃一惊：“为什么这道菜里有法西斯标志？”周总理先向客人解释：这是我们中国的“万”字图案，象征着“吉祥万德，福寿绵长”，表示对客人的良好祝愿。接着，总理夹起一片冬笋，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关系嘛，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客人们听了哈哈大笑，宴会气氛更加友好热烈，结果这道菜竟被吃得一干二净。随机应变地转移话题，有时也是反驳对方的一种有效方法。英国前首相威尔森的竞选演说刚刚进行到一半。突然有个故意捣乱者高声打断他：“狗屎！垃圾！”把他的话贬得一钱也不值。威尔森面对狂呼者的捣乱，报以微微一笑，然后平静地说：“这位先生，我马上就要谈到您提到的脏乱问题了。”那个捣乱者被他一下子弄得哑口无言了。
前苏联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有一次在会上朗诵了自己的新作后，收到一张条子：“您说您是一个集体主义者，可您的诗里却总是‘我’、‘我’……这是为什么？”诗人宣读完这张条子，随即答道：“尼古拉二世却不然，他讲话总是说‘我们’、‘我们’……难道你以为他倒是一个集体主义者吗？”会场上顿时爆发出热烈掌声。马雅可夫斯基抓住对方问话的“我”，未作正面解释，而是转移话题，以反问尼古拉二世的“我们”来作答，巧妙地回击了对方。
当然，我们在运用这种“话题转移术”时应该注意到，转移了的话题与原话题应有一定的联系，像韶山那位老板娘的巧妙回答，就没有脱离毛泽东主席的言语范围；周总理风趣的解释，能紧紧围绕“#”形图案；马雅可夫斯基的反驳，毕竟是对集体主义的评价。如果缺乏这些联系，“转移话题”就不成其为语言艺术了。
2.巧妙运用“无可奉告”
（1）关于“无可奉告”
“无可奉告”是一句外交术语。外交官在对外谈话时，特别是在答记者问时，有时会用到。然而，切忌滥用。
看过《巴顿将军》这部著名美国影片的人可能还记得，这位狂放不羁的四星上将有几次在回答记者问题时都用了“无可奉告”这句话。巴顿这样回答是有道理的。他做了两件影响他声誉和前程的事：鞭打了一名士兵和不合时宜地发表了反苏言论。而记者又偏偏追问这两个触及痛处的敏感问题。在此情况下，巴顿答以“无可奉告”是恰如其分。
“无可奉告”这四个字，有一个不成文的特定含意。这就是：此事确有，我也知道，但我不愿证实，也无意置评。在事关机密不能说或事情微妙不便说时，使用“无可奉告”是恰到好处的。如若明明不知而故弄玄虚，或该奉告时不奉告，胡乱地把“无可奉告”用作挡箭牌，这就是滥用了。而其后果不只是给外界以外交官无能的印象，更严重的是还可能对外误传了错误的信号。
因此，外交官要善于掌握何时应“无可奉告”和何时又必须“奉告”的界线。并非凡遇敏感问题都一概答之以“无可奉告”。有时为澄清事实，驳斥对方，即使问题敏感，也须予以奉告。奉告与否，一线之隔，个中界限之掌握，全赖外交官平时磨炼修养。
（2）外交官要学会说“废话”
废话是同义反复，说废话令人生厌，然而可悲的是外交官又必须学会说废话。非所欲也，乃外交工作的特点使然也。对外交官来说，善于说废话或许也是一种本事。外交官肩负维护本国国家利益和促进与外国友好关系的重任，谈话自当字斟句酌。而在不能说或没得说但又非说不可的困境下，外交官就只能说起废话来。18世纪俄国有一位杰出的外交官，名叫安德烈·伊凡诺维奇·奥斯契尔曼。此公善于把废话说成听起来不像是废话。关于他，有这样一段逸事：外国公使同奥谈了两个小时。乍听时，似乎内容比较丰富，但一走出他的办公室，外国公使就感到所获得的不像在奥的办公室那样多了。当代的基辛格博士也“有本事把连篇‘废话’说得天花乱坠”。他访华时举行记者招待会，只见他连篇累牍，侃侃而谈，其实不少都被人戏称为“伟大的废话”。还有一个较典型的例子。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记者问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奥克兰一个比较敏感的关于柬埔寨的问题。奥答道：“对此我无可奉告。我们所声明过的就是我们的立场，我们的立场仍然像我们所声明过的一样。”奥这种回答净是废话。说的本是废话，但又要让别人听起来不像废话，有一个办法，便是“新瓶装旧酒”。老话却用新词来说，这是外交官必须具备的本事。过去美国人瞧不起苏联驻联合国的外交官，说他们呆板僵硬，是一些“不先生”。殊不知正是这些“不先生”却十分擅长于“新瓶装旧酒”。他们在联合国大会上往往抛出貌新而实旧的提案和建议，仅此一端，既非西方外交官所能望其项背的。
外交官说话，有时讲究说得笼统，说得一般。于别人，似乎是废话，但于外交官本人，可能是经多年锤炼而臻于成熟的标志。古代威尼斯使节所得到的训令是：“使者应该用对任何事都不承担责任的一般性词语来表达一切”。
当然，外交官也不能尽说废话，这是不言而喻的。
（3）关于“外交官惯于说谎”
曾经听到过这样一种言论：外交官惯于说谎。言者无意，听者齿寒。这种一概而论的片面之说很不公正。应该说，惯于说谎的外交官的确有，但这只是外交官中的个别现象。高明的外交官注重信义，弃信义而求近利最终不符合本国国家利益。厄瓜多尔新闻部长谈了这样一个观点：有时出于保护国家利益，对有些问题宁可闭口不言，也不要说谎。厄瓜多尔的谚语说，嘴不张开，苍蝇是不会飞入嘴里的。外交官一旦说了谎，就失去了信任和威信。这位部长的话是很有道理的。
在所谓的西方“传统外交”时期，外交官说谎几乎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17世纪时英国大使亨利·沃顿就曾赤裸裸地承认，“大使是一个被派到国外为了本国利益而说谎的诚实人”。19世纪时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甚至大言不惭地说：“就我的策略而言，说真话是对自己的不忠。”外交官沦为谎言家而不以为耻可能同“马基雅维利主义”有关。马基雅维利是16世纪意大利政治家，他宜称：“为保护国家安全考虑，不用顾及正义与人道、道德和宗教。”及至现代，外交官沦于说谎，不但没有绝迹，还发展了说谎的技巧。像过去那样毫无遮掩地说谎已不多见，现在讲究的是技术上怎样说谎。外交官若遇因涉及重大国家利益而不能直说时怎么办？出路不是诉诸说谎，而是或者回避不谈，或者答非所问。英国外交官杜维廉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埃及总统纳塞尔的经验之谈，给人以启迪。在杜维廉任英国驻埃及大使期间，杜曾向纳暗示，纳对国内颠覆活动负有责任。纳答道，他没有特务。杜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他是通过当地的持不同政见者搞颠覆活动的。当杜向纳抗议埃及电台对英国进行敌意宣传时，纳答道，他不控制电台广播的节目。杜又把此言理解为，纳指示埃及电台负责人攻击英国，但他本人未写广播节目单。以后杜再访问埃及，杜对纳说，在他驻开罗任大使时，纳从未对他说过谎，但常答非所问。纳回答说：“是的，我常这样做。”
（4）灵活机智随机应变
在国际外交舞台上，风云诡谲，能手如云，智斗激烈，外交官若无灵活机智随机应变的本事，是难以胜任的。
为做到这些，外交官一需敏锐，二需机智，三需幽默。唯敏锐，始能迅速看透对手用意，找出破绽；唯机智，始能在瞬间计上心头，拿出对策；唯幽默，始能在困境中巧妙应对，机敏解围。一次邓小平同志出访美国，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设家宴款待邓。席间，布戏问：为此次中美建交，卡特总统在国内遇到亲台派的阻挠，不知邓在中国国内是否也遇到困难？小平同志机敏地答道，当然有的，台湾省就反对。尼克松说：“幽默可以成为有力的武器。”外交官谈话时就须带点幽默。有一次，外宾问毛泽东：如果当年不是肯尼迪而是赫鲁晓夫遇刺，这对国际局势将产生何种影响？毛泽东沉思了一下，莞尔答道：“那大概赫鲁晓夫不会成为奥纳西斯（希腊船王）的夫人吧。”
基辛格博士也是很善于幽默的，有时借以摆脱困境。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记者问基辛格，参议员杰克逊批评基辛格在中东搞“穿梭外交”十分幼稚，应予结束，基辛格对此有何评论？基辛格当时是这样回答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人建议，对付潜水艇的办法就是把海洋烧热，把他们烧得浮到海面上来。于是人们就问他，怎么做到这一点。他回答说：“我给你出了主意，技术上怎么办，就要看你的。”基辛格寓幽默于答话之中，实际上是给杰克逊以有力的回击。一次外国记者问周恩来，你们怎么把公路习惯的称之为“马路”呢？周恩来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简称‘马路’。”
（5）既用词明确又擅模糊语言
讲究用词是外交官语言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用词得当，才能称得上是有辩才的外交官。外交官语言须用词明确，又擅模糊。
外交上用词明确十分重要。外交官一句话，表达政府的立场，传递重要的信息，容不得半点含混。美国侵朝战争爆发，周恩来总理曾对美国发出警告：中国对此“不能置之不理”。这是一字千钧的明确外交语言，为人们所传诵。在柬埔寨问题上，我们常说必须“全面解决”。正是这“全面”二字，抓住了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核心，打痛了越南。外交官有时为了一字之争而唇枪舌剑。在联合国讨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问题时，发展中国家坚持在此名词前冠以“The”，发达国家则主张冠以“A”，争论不休。遇到有损国家利益的谣传，外交官自当用明确语言辟谣，这应是毋庸赘言的。
然而，世间事并非全是黑白分明，客观世界本有其模糊性，这在外交上尤其如此。有人甚至说“模糊”是“外交的最高技术”。
有时外交官使用模糊语言，进可攻，退可守，使自己保持主动，回旋自如，使对手感到高深莫测。当年基辛格在中东搞“穿梭”外交，撮合埃及和以色列签订脱离接触协议，靠的就是使用模糊语言，即使埃及不落上背叛阿拉伯事业恶名，又没让以色列背上对敌屈膝的黑锅。美报说：“基辛格进行谈判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使用不太明确的语言先实现外交上的突破，把许多细节留待以后补充。”当然，模糊也须有度，把模糊绝对化就等于谬妄。同一个基辛格就因模糊过度，留下许多外交漏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