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居然试图理解这一切！天知道是为了什么。他们怎么可能理解呢？
他是杀了塞尔热·尼古拉。他都承认了。他把他们想听的一一奉告，毫无保留。他甚至又在现场给他们展示他是怎么用火钩和那座雕像的。他倾情还原经过，还增加小小的戏剧色彩，满足他们的要求。
现在他们就不能让他一个人待着，一个人清静清静？他会赎罪的。他从来没想过要逃避惩罚。所以他们没有权力用诸多无意义的问题来骚扰他，抑或动摇他。
他在落到他们手里之前是清醒的，洞悉一切。他审视过自己，做好了准备。都不是警察搅乱了他的心绪，只是安格拉内一间小客栈的主人。他用那般眼神看他，恍如从那刻起，他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难道说，因为他杀了塞尔热，他就不再与他们是同类了？
他想通了，目前就是如此，接下来会怎样，他还得观察。只需观察他们的眼睛。他们的眼神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当明确的并且一致的：对所有人而言，他不再是他们所定义的人，是异类。
哪怕那个法官亦是如此！哪怕他是他们中最有觉悟的一个人。他应该是丈夫、一家之主，有热络的朋友，生活的圈子中也尽是些聪慧的有学问的人。他每天早上到达办公室，然后一整天都在讯问那些干了坏事的和犯了罪的人。
难不成他都不曾想过，犯了罪的人不等于和其他人就不是同一种群了？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堂堂正正地走在大马路上，也吃早餐面包伴着加奶咖啡。他们也有妻子，朋友。他们也跟其他每个人一样，为了有个活法，尽他们所能了。
说到底，法官没有从法官的视角看待他。虽然鲍什以前从未有过类似的经历，但他明白法官感到错愕，就像一个医生，只想着他的病人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
都怪这些人，几个小时后，连一天一夜都没有过去，鲍什自己也只剩一笔糊涂账，开始对自己有所质疑，亦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存在，纠结一些以前没想过的问题。
不该这样。也不该再去想阿奈，也不要再问自己为什么。可他在这张已然被上百具身体磨蹭过（现在包括他在内）的旧草褥子上伸展身体时，阿奈的身形取代了此时他应该想着的费尔南德的样子，一刻不曾消失。
其他人有这样的记忆吗？在我们最不想回忆起的时候，我们疲惫或是生病了的时候，经过种种抵抗之后仍翩然而至、魂牵梦绕的记忆？
他不认为阿奈可耻。他只跟她有过一次，就一次。那时他就快十七了，可自从他十岁还是十二岁起，他就常常看到阿奈，看见她和其他男孩做爱。
在勒格罗迪鲁瓦，对男孩们来说，这就是娱乐。
“快看！阿奈又要去沙滩那儿找个相好了。”
真的差不多总是这样。如果沙滩那儿没人在等她，她就在半路上勾搭一个。如果在路上也没有，她会在阳光下躺着，她肉感的、被阳光和波光映得金晃晃的身体，高高卷起的衣服，丝毫不带遮掩的下腹部起，三角分布的大片黑色。为了这一切，总会有男人经过那儿。
她十七岁吧，他那时十二，她已经是个发育丰满的女人，早已完成对身体的各种探索。年纪较长的一些同学已经在她那里尝试过。在那几年里，他多么渴望去她身边，但从没有胆量，特别是在一天晚上之后。那天晚上，他看见父亲面色有些难堪地回来，从那个他知道阿奈也在的地方。
找过她的男人，大多数没有吹嘘此事。来避暑的人，跟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远远追随着，装出一副并未关注她的样子，兜上很大一个圈子，但最后还是会来到她身边。
可以说，整个少年时期，他渴望着阿奈，渴望她浑圆的大腿，肚子，聚积着太多能量、总让人想俯身上去的饱满的总是微张的嘴唇。
他只找过她一次，在沙滩上一条废弃小船的背面。
五年后，他在巴黎和费尔南德结了婚。
他们还想从他这儿得到什么？有人摇晃他的肩膀。有人跟他说：
“您的律师说要见您。”
他就像个梦游症患者，仍然沉浸在和阿奈的种种。瓦尔站在门檐下，没有了一贯的笑容。瓦尔肯定也去见过她，可他不会再想她，可能已经忘了那个女人了。他在考虑该以什么态度进来才较合适。最后，他边说话边把装了一打文件的提包放到椅子上：
“哦，你好呀，你小子！”
他一开口，觉得不对味，所以径直走到桌前，背靠着桌子，情绪一下子低落了许多，开始看鲍什整理仪容，叹了几口气。
“谁会想到你会弄到今天这步田地呢——”
这还不够。他对自己无法理解的事失去耐性，将自己不太长的双手高举过头，指向天空，大喊：
“可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的上帝呀！”
【第五章】
“说话轻点，我的孩子。巴赞法官不是用那些伎俩胡来的人，但是这里什么样的人都有。”
他们俩面对面已经有一刻钟了，瓦尔坐在这里唯一的一张椅子上，时不时往摊在他面前的那些文件上记些什么。鲍什挨着小床边上坐，手肘撑在膝盖上，两手托着下巴。
刚过下午没多久，天却阴沉得很。有一会儿，连头顶的灯泡都亮了。可不管怎样，鲍什始终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地洞里。外面的世界似乎异常遥远。鲍什想象律师在进到这儿来之前行走在大街上，和行人擦肩而过，觉得滑稽。
“如果我掌握的信息无误，是他先联系你，要给你提供一个工作？”
“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我一直到今天上午都是这么认为的。但警长今早对我确认，那个时候他已经认识费尔南德了。”
鲍什的反应着实让瓦尔忧心，似乎总绕不开这个女人。他不由得皱起眉头，将这个问题放到后面再说。
“现在不要去想这些了。说点别的。你那个时候在工作吗？靠什么生活？你那时候到巴黎多久了？我猜，你爸爸那时已经去世了吧？”
律师差不多每年都去勒格罗迪鲁瓦度假。可这又如何？他对那里根本谈不上有回忆。
“已经去世了，没错。是冬天的事，您是第二年来度假时才知道的。没有人预料到。他跟往常一样开着自己的船出去钓鱼。他回来的时候有点闹脾气。后来，我母亲去叫他吃晚饭，发现他在自己的床上躺着。他什么都没说，就睡过去了，也不让我们去把医生叫来。我当时还在蒙彼利埃。我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半夜十一点。那个时候，卢贝医生已经被喊到家里来了。天亮之前，他就走了。”
“他得的是什么病？”
“我到现在都不清楚。医生也一直没有对我们家说实话。他好像已经病了有一段日子了，没有告诉我们，一直偷偷治疗。”
说到底，对鲍什来说，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从他从蒙彼利埃回来时起，这一切才开始的。他希望能够让瓦尔理解，毕竟瓦尔知道他生活过的环境。他总去那个地方，每次都穿着休闲短裤或是松垮垮的棉长裤，每天不是钓鱼就是在杰斯廷家小酒馆的露台上待着，喝喝饮料，看看港口，然后每天下午关上百叶窗睡个两三个小时的午觉，再出门去和当地人打打球。
“您也知道我们家是怎么个情况——”
鲍什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一切好不真实。父亲已经去世七年。他来到巴黎后，离感觉不太真实的过去越来越远。
他们一家人住在一幢大房子里，房子是他的外祖父加尔桑自己用双手建造起来的。他做了五十年砖石工匠，那是一个工匠只为自己造的房子，是他所有认知、技法的试验品。粉色的砖面，不同造型的窗户，图案各异的方形瓷砖，和镶嵌在不同位置的精心雕琢的石头，在庭廊里还有一处镶嵌图案，是老加尔桑用这辈子收集来的大理石样品创作出来的，跟那些邮票收藏家用极致的耐性将自己的收藏拼构成的画作一样。
加尔桑用了二十年时间建筑这幢屋子，从他还在蒙彼利埃做事时就开始建了。他只在周末去勒格罗迪鲁瓦。其实他从没有停止建造那幢房子。肯定到现如今都还在忙碌——他还活得好好的。常能看见房子的庭院里或是外墙旁边堆着零零散散的工具、材料，他在这里加个阳台，那里加个外墙楼梯，或者摆弄出个装饰喷泉。
加尔桑有一头浓密的白发，面色红润，他的妻子跟他一样精力旺盛，有一样的头发，一样的面色。他们长久地生活在一起，最终彼此相像。
这两人应该也已经读了报纸上的报道，勒格罗迪鲁瓦的所有人都应该读到了。
“我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
“当然了，我的孩子，我在你父亲那儿喝到过最好的普罗旺斯鱼汤。”
鲍什为什么要反复强调，一定要得到律师的反复确定呢？
“他是个诚实的男人，对吧？”
“天呀！你有什么好怀疑的吗？”
他不怀疑。他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但最近一段时间，一个问题老纠结着他，一个他在那里生活时从来没有正视过的问题。
父亲从战场回家时，是四十二岁。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做截肢手术，但是那片炮弹碎片还在他的肩膀里，没有取出来，让他受尽折磨。全家住在蒙彼利埃，那个他们之前一直住的地方。父亲回来后只在那里待了短短几个星期，绝口不提回杂货店干老本行的事，就决定到勒格罗迪鲁瓦定居了，搬进那幢还没有完工的房子里。
他的脾气也大不如前。隔一段时间，父亲就会有那么几天不跟任何人说任何话。之后，那时才九岁的阿尔贝就开始听到关于截肢的诸多讨论了。
一个月后，父亲提着一条空落落的袖子出院了。没有人谈论他该如何工作这个问题。或许他是无法再回杂货店担任战前的工作了。难道少了条胳膊，就没有别的什么工作可以做了吗？
大家闭口不谈。阿尔贝知道家里有一份抚恤金，一位在当地有影响的人物关照他们。这人有时会来见父亲，两人还会关上门讨论什么。于是乎，他见到父亲走在老兵组织列队的前排，威风凛凛，提着一只空落落的袖子。大家任命他为领导者。
家里算不上说富有，但也不缺钱。二三年后，加尔桑老夫妻俩也搬进房子，加入这个家庭。从此，他们在砖墙石瓦之下自由自在、无忧无虑，恰如每年都看见拥挤在去往圣马蒂拉莫路途上的吉卜赛人。
老加尔桑点上烟斗，反复折腾自家的房子。阿尔贝的父亲每天一睁开眼就趿着拖鞋，冬天就在睡衣外披上一件外套，到港口那儿溜达一圈，还得在杰斯廷家小酒馆里来上一杯白葡萄酒。有时他也会乘着自己的绿色小木船出海去钓鱼，从岸堤望去，只见船锚下海，一个人坐在太阳伞下，一动不动。
也总是他回家做饭。他会带上朋友、渔民和过往赶路的人。夏天，他们就在老加尔桑在院子中央搭的一个炉子上给大家做普罗旺斯鱼汤。
可以说在勒格罗迪鲁瓦一年到头都有阳光。大家几乎都不怎么开灯。阿尔贝大一点后，就去尼姆上中学了，可他也是早上坐班车，晚上回家来，还是和大家在一起，还是大家庭的一分子。那时的尼姆，对他而言显得消极、疏远。
他最终还是得到了毕业文凭，虽然不易。他对将来没有什么想法。或许是因为一个里昂的记者连着两个夏天都来度假，他也半真半假地说道：
“我写的东西也会上报的。”
父亲过世那天，他在蒙彼利埃满大街跑，找寻回家的途径。第二天，他被告知家里没有多余的钱，继而得知是母亲的娘家付了安葬费，连他的孝服都是他们给买的。除了这幢房子，外祖父母也所剩无几。至于说到抚恤金，也是凑凑合合够用，而且眼下他们只能领取一小部分，因为还得为寡母和尚未出嫁的妹妹以后的生活着想。
他本可以在蒙彼利埃或者尼姆得到一个办公室职位。他去世父亲的老东家也向他提供了杂货店内的一个职务。
他倒是轻轻巧巧就决定，要去巴黎碰碰运气。
“在那里，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未来。”他这么跟律师说。
“我关心的，就是确切知道你从那个时候开始到底都做了什么，你要知道，所有的事情到时都会一桩桩被翻出来，要讲清楚的。我猜你刚到巴黎的时候，肯定很不容易吧？”
“母亲给了我一点钱。我写了点文章，然后自己去一家家报社，给他们看。我列过一份详细的报社清单。”
“他们都拒绝了你？”
“是的。都让我以后再来。我一天就吃一顿饭。我见过一些以前夏天在勒格罗迪鲁瓦认识的人，但他们——”
“我明白。”
他咬了咬嘴唇。他差点把这段给忘了。他何尝没有找过瓦尔，他还欠着那时林林总总借的钱，从不曾想过还给人家。
“我在一个不怎么正规的公司工作过一段日子，可几个月后那里就倒了。就是从电话簿里挑出一些合适的住址，给他们寄传单，全法国都有，得有上千份。办公室就在圣马丁门那儿的一幢楼房里，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了费尔南德。”
“她也是那里的职员？”
“是。我们两个的任务就是往信封上誊地址。”
“她那时候几岁？”
“跟我差不多大。”
“她是巴黎人？”
“兰斯人。她没办法再跟父母一起生活下去了，就离开了家。”
“你们很快就结婚了吗？”
“没有。”
“你们那时候就在一起了？”
他回答“是”。简明扼要，对大家都好。但这只是所有事实中微小的一部分。如果详述，文字只会让别人对他过往岁月造成误解。巴黎灰暗，不讨他喜欢，来来往往的身影，不知道是在忙些什么，急急忙忙的不知道是要赶赴哪里。他到巴黎后，先在一处旅馆住着，离他工作的地方不远，在一条和大马路平行的小街上，里头有一股强烈的气息，让人想到某些不堪的事，确也充斥着让人浮想联翩的可疑的杂音。
在头几个月里，他最大的担忧不是没有钱吃饭，而是口袋里没有足够的钱付给在人行道上徘徊的某个姑娘。那份渴求有时强烈到难以忍受，他只能哭泣。一天晚上，他没有钱，把父亲留下的手表给了一个姑娘，她肯定以为那是他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