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晚，有一位身躯矮胖的年轻人来到了八道湾十一号。他敲开了前院一间朝北的房门，迎出门的是刚搬来不到一周的鲁迅。
这个年轻人就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报人、编辑家孙伏园，当年二十七岁，原是鲁迅在山会师范任教时的学生。其时，孙伏园正在北京《晨报》主编副刊。他笑嘻嘻地对鲁迅说：“先生，我们报纸新添了一个栏目，叫作《开心话》，每周一次。您给我们写点东西吧。”孙伏园深知鲁迅的同情和助力是在青年人一边，他的请求不会被拒绝的。孙伏园的判断完全正确。鲁迅那时虽然居住条件很差，晚上睡在做通道的屋子里，只有一扇后窗，连好好写字的地方都没有，但他仍然答应了孙伏园的请求。
写什么呢？这时，鲁迅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打杂的短工，赤背、赤脚、黄辫子、厚嘴唇，头戴一顶黑色的半圆形的毡帽，那帽边翻起一寸多高。他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叫阿D吗？这位阿D对一切新鲜事物都看不习惯，甚至看到学生们穿黑色袜子都火冒三丈，认为一定是“新党”。他叫阿Dn吗？这位阿Dn爱跟人打架，但总是吃亏；虽然脸上一块青，头上一块肿，却骂得很起劲，使围观的人反认为他是胜利者。有次他喝醉了酒，居然跪在一位娘姨面前，连声哀求：“你给我做老婆！你给我做老婆？”他叫阿Kuei吗？这位阿Kuei常小偷小摸，并将偷来的东西变卖，有时卖鸡，有时卖铜火锅，有时卖古砖。辛亥革命时期，杭州光复，绍兴城防空虚，阿Kuei在街上大嚷：“我们的时候来了！到了明天，我们钱也有了，老婆也有了！”不，还是让主人公叫阿Q吧——鲁迅终于这样决定，因为“Q”这个字样子好玩，就像阿Q后脑勺赘着的那条辫子。把阿D、阿Dn、阿Kuei的身影都汇集到阿Q身上来！
写阿Q干什么？真是为了寻开心吗？当然不是。多年来，鲁迅一直在深刻观察分析中国社会，竭力探索中国人的灵魂。他感到中国人在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就像压在大石底下的小草一样，已经长达四千年了。他想勾画出这种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画灵魂，目的是重铸国民的灵魂。而要重铸民魂，首先需要正视灵魂里的毒气和鬼气。古人云：“知耻者近乎勇。”好比人体的耻部，暴露出来难免令人羞涩，但人类新的生命不正是在那里孕育，在那里诞生吗？
在提笔为阿Q作传的时候，鲁迅不禁想起了美国传教士史密斯写的一本书——《中国人气质》。早在留学日本的时候，鲁迅就读到了这本书的日文译本，译者涩江保，书名被译为《支那人气质》，东京博文馆出版。这本书的作者前后在中国居留了半个世纪，通过观察，调查，阅读报纸、小说、民谣、戏剧，他总结了中国人的一些优点，如节俭、勤劳、生命力强等，但更多的却是剖析中国人气质中跟现代人性格不协调的部分。比如，他认为“面子”的观念是打开中国人许多重要特性这把暗锁的钥匙，而所谓“面子”则包含有不重事实、只重形式的做戏的成分。另外，在人际关系中也缺乏诚与爱。例如衙役押送犯人时忘了带脚镣，就轻易把犯人的手掌钉在大车上。即使在宗教崇拜中也缺乏诚，比如捐款修庙，有的信徒只捐二百五十个铜钱，在功德簿上却记上一千个铜钱的账。鲁迅虽然认为史密斯对中国人的评价“错误亦多”，他所谈的“中国人气质”也不包括全体中国人，但他希望中国读者“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鲁迅在东京时就曾跟友人谈论过三个相关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他们同意史密斯关于我们民族缺乏诚与爱的看法，认为元、清两代奴于异族是重要的历史根源。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说爱呢？所以，要改良我们的民族性唯一的办法就是革命。只有革命才能铲除奴隶根性！
在留日归国之后的岁月里，鲁迅一直在继续开掘中国人的灵魂，思索疗治民族精神创伤的药方，以期实现他青年时代就立定的“立人”的文化纲领。他发现中国人自命为爱中庸，但在行动上却常常过激，并不中庸。不少中国人不敢或不愿睁眼看现实，却用“瞒和骗”的手段造出奇妙的逃路。中国人爱说自己爱和平，其实是爱斗争，自己斗，也爱看别的东西斗，诸如斗鸡、头牛、斗鹌鹑、斗蟋蟀、斗画眉，古代还有斗鱼。闲人围着呆看，还借此赌输赢。有些中国人似乎患了健忘症。健忘，固然可以脱离精神的苦痛，但也因为健忘，往往会重蹈覆辙。比如做儿媳时受婆婆虐待，做了婆婆照样虐待儿媳；未当官时痛骂官吏，一旦当官跟前任并没有什么两样。
就这样，鲁迅在深刻解剖中国国民性的基础上，塑造出了阿Q这样一种超越时空、超越地域的精神典型。
鲁迅笔下的阿Q是不幸的。他“真能做”，却没有固定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没有片瓦寸土，长期寄居在一处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的小庙——土谷祠。他说他原本姓赵，但因太穷，财主赵太爷认为他不配姓赵，于是他从此就被剥夺了姓氏。他快三十岁了，还是光棍一条。阔人可以三妻四妾，还被视为体面，而他只因跪着向一位小寡妇吴妈求爱，就被大杠子敲打，不但赔了钱，而且断了生路，只剩下一条万不可再脱的裤子。阿Q这种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境遇，使鲁迅深感悲哀。
然而身为奴隶的阿Q却不思反抗。他有一种不知从哪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他进城时看过杀革命党的场面，回未庄后逢人便炫耀自己的见闻：“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他还扬起右手，在听得出神的王胡后颈脖上直劈下去：“嚓！”阿Q这种麻木的精神状态，又使鲁迅深感悲愤。
阿Q性格的核心是“精神胜利法”。所谓“精神胜利法”，简言之，就是用精神上虚幻的胜利掩饰现实生活中的失败。阿Q炫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又幻想未来，“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唯独不正视不名一文、连老婆都娶不起的现实。阿Q明明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却用总算被儿子打了来自宽自解，于是心满意足。他被人抢走了偶尔赌赢的钱，还挨了一顿乱打，于是自己抽自己两个耳光，似乎打人的是自己，挨打的是别人。这种自我分裂、自摧自戕的办法，又使他转败为胜，心满意足。在阿Q手中，自轻自贱也是精神胜利的武器。欺侮他的人在打他之前，让他先说是“人打畜牲”，以防止他说“儿子打老子”。阿Q只好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他自认为是天下第一个能自轻自贱的人。但除了“自轻自贱”之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吗？这种奇思妙想，又使他心满意足，久久陶醉于“第一名”的优胜之中。
最使鲁迅感到痛心的，是阿Q不但忌讳缺点，而且以丑骄人。阿Q头上有癞疮疤，便忌讳别人说“癞”，推而广之，连“光”“亮”“灯”“烛”都忌讳。别人拿他的生理缺陷取笑，阿Q便说：“你还不配……”这时候，阿Q仿佛觉得他头上是一种光荣的标志，并非令人恶心的癞头疮了。鲁迅记得，“五四”时期有一位叫林损的文人，写过一首题为《苦—乐—美—丑》的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乐他们不过，同他们比苦！美他们不过，同他们比丑！”鲁迅认为，这种昏乱无赖的思想，能使人无可救药，成为万劫不复的奴隶。不疗治这种精神状态，中华民族就不可能挣脱奴隶的枷锁。
《阿Q正传》连载了两个多月，鲁迅实在很想收束了，只是担心孙伏园反对，便将结尾的第九章《大团圆》藏在心里。但是，适逢其时，孙伏园外出了，由一位叫何作霖的先生接替他的编务，鲁迅便在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二日的《晨报副刊》上刊出了最后一章。待到三月底孙伏园返回北京，阿Q已经被主张“惩一儆百”的把总枪毙一个多月了。纵令孙伏园怎样善于催稿，如何笑嘻嘻，都已无济于事。
《阿Q正传》连续刊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以为作品中的某一段就是骂他自己，或者是在揭他的隐私。鲁迅创作《阿Q正传》，初衷“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显然，这一目的已经达到了。评论界几乎众口一词地给予这部作品以高度评价。茅盾认为，《阿Q正传》实是一部杰作。阿Q这个人物，既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又概括了人类普遍弱点之一种，读后使人想起俄国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莫夫。周作人指出，阿Q这类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既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作品中多用反语，即所谓冷的讽刺——“冷嘲”，其笔法受到了俄国果戈理、波兰显克微支和日本夏目漱石、森鸥外等作家的影响。胡适则一言以蔽之：鲁迅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数量不多，但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