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小雅·大东》中有这样的句子：“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捄天毕，载施之行。”其实，启明与长庚都是太阳系九大行星之一——金星的别名。金星是大行星中跟地球最接近的一颗，自东向西逆转。因金星运行轨道所处方位不同，人们将黄昏见于天际的金星称为长庚，将凌晨见于天际的金星称为启明。鲁迅不到一岁时，曾拜绍兴长庆寺龙师父为师，由此得到一个法名叫作长庚，后来也偶尔用作笔名。说来也巧，鲁迅二弟周作人的字，叫作启明。据许钦文的四妹许羡苏回忆，鲁迅的母亲曾对她说：“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两星永远不相见。”
这种说法当然带有迷信色彩，但用“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比喻周氏兄弟的失和，则不失为一种形象的说法。
鲁迅与周作人青少年时代“兄弟怡怡”的情景早为人们所熟知；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并肩战斗的业绩，也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查阅鲁迅和周作人的日记，直到一九二三年上半年，他们还维持着兄弟之间的正常关系：他们在八道湾一起生活，共同指导北京大学春光社的文学青年，多次与中外友人聚餐品茗……当年六月，他们一起在日文《北京周报》上发表了题为《“面子”与“门钱”》的谈话；他们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以周作人个人的名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直至当年七月三日，兄弟俩还同去东安市场和东交民巷买书购物。七月十四日，《鲁迅日记》中突然出现了这样的记载：“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周作人同日日记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七月十七日，周作人日记记载：“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七月《小说月报》收到。得玄同函。”周作人承认，这则日记原来还有大约十个字，涉及他与鲁迅矛盾的内容，但后来被他“用剪刀剪去了”。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池上来诊。”池上是常来八道湾看病的日本医生。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有癔病，经常歇斯底里大发作。周作人同年一月七日日记中，就有“信子发病，池上来诊”的记载。二、鲁迅当天日记中毫无与家庭矛盾有关的内容。七月十八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全文是“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7月18日，作人”。这天晚上，淫雨霏霏，给八道湾院落增添了几分凄清。七月十九日，周作人日记中有“寄乔风、凤举函，鲁迅函”的记载。鲁迅当天日记记载：“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当晚，“大雷雨”。原来“兄弟怡怡”的鲁迅和周作人从此决裂，恰如杜甫《赠卫八处士》诗中描写的那样：“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由于鲁迅与周作人曾以“周氏兄弟”的合称蜚声“五四”文坛，他们的失和自然引起了广泛的议论。但是，对于这件事，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周作人也持“不辩解”的态度。他的借口是：“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做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碜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么。”至于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乔峰），正巧在当年五月十四日离京赴沪，未能目击这场家庭纠纷，事后鲁迅也未跟他谈过。这样一来，就更给鲁迅与周作人失和这件事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鲁迅去世之后，有人陆续在回忆录中提及此事，试图从不同角度揭示这一事件的真相。据我手头掌握的资料，最早谈到此事的是郁达夫。一九三九年，郁达夫在《宇宙风乙刊》上连载了《回忆鲁迅》一文。文中写道：“据（张）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弟兄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一九四二年，曾经与鲁迅编辑过《莽原》周刊的荆有麟，在《文艺生活》的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鲁迅眼中的敌与友》一文。文中说：“据先生讲，他与周作人翻脸，是为了这样的事情——他们两个人，有好些共同的朋友。即某人是鲁迅的朋友，也是周作人的朋友，所以有时候朋友写信来，虽然信是写给两个人的，但封面收信人姓名却只写一个，鲁迅或者周作人。因为他们弟兄，本来居住在一块，随便哪一个收信，两人都会看到的。有一次，一个日本朋友写信来，而且是快信，封面写的是周作人，鲁迅自然知道是谁写来的。恰恰送信来时，已是晚上，周作人已经睡了。鲁迅先生看是他们共同朋友写的快信，怕有什么要事，便将信拆看了，不料里面却是写的周作人一个，并没有与鲁迅有关的事情，于是第二天早上，鲁迅将信交与周作人……却不料周作人突然板起面孔，说‘你怎么好干涉我的通信自由呢’，于是两人便大吵起来，鲁迅终于还搬了家。”一九四七年，鲁迅挚友许寿裳在上海峨嵋出版社出版了《亡友鲁迅印象记》，书中《西三条胡同住屋》一章写道：“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一九五九年，许广平在撰写《鲁迅回忆录》一书时，专门安排了《所谓兄弟》一章，披露鲁迅与周作人之间的矛盾。一九八三年六月，周建人撰写了《鲁迅和周作人》一文，发表于《新文学史料》同年第四期，介绍了他的两位兄长的关系的始末。因后两种资料容易觅得，故不一一引述。
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曾经指出：鲁迅与周作人决裂的问题，是经常被读者问起的问题，是千千万万研究鲁迅的人所关心的问题，也是一般人所不易了解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弄清这一事件的真相，显然并非是多余的事情。加之近年来，海外有人对此事妄加评议，甚至武断地认为此事“可能涉及鲁迅人性方面的弱点”，这就更有必要澄清事实真相，以消除一些人的误解。
在对鲁迅与周作人失和的种种回忆中，许寿裳跟郁达夫的说法是比较可靠的。鲁迅兄弟失和时，许寿裳曾以同门学友的身份从中调解，当然洞察内情。郁达夫提供的情况得之于张凤举，而张凤举是八道湾的常客，跟鲁迅、周作人双方都过从甚密（仅《鲁迅日记》中，关于张凤举的记载就有近八十处）。在这场冲突中，周作人夫妇多次向他述及鲁迅的“罪状”，争取他成为“援兵”。所以张凤举对于这场纠葛的内幕，也是有所耳闻的。从他们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三点：一、鲁迅与周作人失和不是源于他们双方的直接冲突，而完全是由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挑拨所致；二、羽太信子给鲁迅捏造的罪状——也就是周作人信中所谓“昨天才知道”的那件事，即诬蔑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三、鲁迅起初对羽太信子的造谣毫无所知，而周作人却“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
为了证实上述判断，我们还可以提供三个旁证材料：一、鲁迅有个笔名叫“宴之敖”，十分奇特。他本人解释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敖，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可见鲁迅本人也认为他被“逐出”八道湾是羽太信子造成的。二、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移居西三条新居的鲁迅重回八道湾“取书及什器”，跟周作人夫妇发生一场剧烈冲突。鲁迅当天日记写道：“……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明及其妻突出詈骂殴打，又以电话召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明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可见捏造鲁迅“罪状”的是羽太信子，周作人扮演的是“妇唱夫随”的角色，其内容下流，故语多污秽。三、一九六四年六月，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了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一书，其中收入了《鲁迅与周作人》一文。这篇文章篇幅不长，主要是征引鲁迅日记中有关兄弟失和的记载。文中写道：“许寿裳曾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周作人收到了鲍耀明寄赠的这本书。他在同年十月十七日致鲍耀明的信中说：“昨日收到《“五四”文坛点滴》，谢谢。现已读了十之八九，大体可以说是公平翔实，甚是难得。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同月三十日在致鲍耀明的信中，他说：“《‘五四’文坛点滴》据我所知道的来说，大抵去事实不远。著者似尚年轻，唯下笔也还慎重，这是很难得的。”同年十一月十六日在致鲍耀明的信中又说：“鲁迅事件无从具体说明，唯参照《‘五四’点滴》中所说，及前次去信约略已可以明白。”笔者认为，周作人基本肯定《“五四”文坛点滴》一书中对兄弟失和一事的说法，也就是从基本事实上肯定了鲁迅日记中的有关记载，肯定了许寿裳关于“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的说法。四、关于羽太信子从中挑拨的具体内容，当时跟鲁迅和周作人双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川岛先生曾经谈过。一九七五年，川岛先生曾对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解释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花木。”（见鲁迅博物馆保存的章川岛谈话记录）基本弄清了鲁迅与周作人失和的起因，人们自然还会追问：“羽太信子为什么要凭空诬蔑鲁迅呢？”不同的知情者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基本上是相同的。郁达夫在回忆中已点明根子在经济问题。川岛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说：“主要是经济问题。她（指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俞芳在追忆鲁迅母亲关于这一问题的谈话时写道：“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贷，是不好的。”许广平回忆，鲁迅曾对她说过：“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也明确指出：鲁迅与周作人分手，“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造成兄弟失和”。“鲁迅在教育部的薪水每月三百元，还有稿费、讲课费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这比当年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亏空，嚷钱不够用。”
鲁迅曾经感叹道：“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头白。”这里所说的“亲族”，不仅包括了周作人，而且包括了周作人的日本亲属。为了供养尚在日本留学的周作人和他的日本亲属，鲁迅毅然中辍了他的留学生活回国谋事。待周作人归国之后，鲁迅不但负担全家生活的绝大部分费用，还要继续资助周作人的岳父、岳母、妻弟、妻妹。一九二五年十月七日，在鲁迅与周作人绝交两年之后，周作人的妻弟羽太重久还在致鲁迅的信中说：“上月蒙兄长给予及时补助，非常感激。长期以来，有劳兄长牵挂，真是无言可对。对您长年以来的深情厚谊和物质援助，真不知说什么才好。”可见鲁迅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的程度。在鲁迅遗物中，保存了三册《家用账》，起于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即鲁迅从八道湾移居砖塔胡同的第一日，止于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一日，共两年零六个月。据统计，一九二三年八月至一九二四年二月，平均每月生活费为三十九元四角三分；一九二四年二月至一九二五年一月，平均每月生活费四十八元零六分；一九二五年二月至一九二六年二月，平均每月生活费六十六元六角五分。从这个账目可以看出，鲁迅跟周作人失和之前，他收入的绝大部分都被羽太信子挥霍了。毕生清苦的鲁迅不满于羽太信子这种暴发户的作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料羽太信子不仅不听从鲁迅“花钱要有计划，也得想想将来”的规劝，反而恶意中伤，玷污鲁迅的人格。无怪乎鲁迅与周作人闹翻之后，周老太太对人说：“你们大先生和二先生不和，完全是老二的过错，你们大先生没有亏待他们。”不久，周老太太也愤然搬出八道湾，跟他的长子一起生活了。
由于受了种种诬蔑委屈，鲁迅搬出八道湾后大病了一场，但他“不喜欢多讲”，直至临终前一个月才写信告诉自己的母亲（鲁迅一九三六年九月三日致母亲的信）。对于羽太信子的凶悍，鲁迅十分愤慨；对于周作人的昏聩，鲁迅深表痛心。然而，自从兄弟失和之后，鲁迅没有公开对周作人进行过多的批评，反而时时默念着尚未泯灭的手足之情，唯恐周作人步入歧途。
一九二五年十月，鲁迅用抒情诗的语言写出了著名的小说《伤逝》。作品中的主人公涓生和子君是“五四”时期为婚姻自主、恋爱自由、人格独立等新思潮所激荡的青年男女的典型，并不是影射比附现实生活中任何人，这是无可争议的。然而鲁迅选择“伤逝”二字作为篇名，的确蕴涵着他某种情感的瞬间波动。同年十月十二日，也就是鲁迅写成《伤逝》的九天之前，跟鲁迅关系极为密切的《京报副刊》上刊载了罗马诗人卡图路斯的一首短诗，译者“丙丁”（系周作人笔名），题目就叫《伤逝》，全文是：
我走尽迢递的长途，
渡过苍茫的大海，
兄弟呵，我来到你的墓前，
献给你一些祭品，
作最后的供献，
对你沉默的灰土，
作徒然的话别，
因为她那运命的女神，
忽而给予又忽而收回，
已经把你带走了。
我照了古旧的遗风，
将这些悲哀的祭品，
来陈列在你的墓上：
兄弟，你收了这些东西吧，
都沁透了我的眼泪；
从此永隔冥明，兄弟，
只嘱咐你一声“珍重”！
这首诗在《京报》副刊上发表时，有特意说明：“这是诗人悼其兄弟之作。”诗的右侧配了一幅比亚兹莱所作的插图：一个人举起右手，“表示致声珍重的意思”。无怪乎周作人读了小说《伤逝》之后，会觉得这篇小说“乃是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