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公的幻想便是从秦观的诗中受到启发，也就是说曹公找到了秦观的感觉，把他的幻觉加以延伸、更改，然后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就是红楼梦的骨架，也就是大纲。
既然曹公能和过去好几百年的秦观能心心相通，那么两个人必有相同、相通之处，要不是不会写出那么有灵感的巨著的。
一个人若是被一部作品或者小说能受到巨大影响，必是深入了读者的心、读者的骨髓，才会冒出如此的灵慧与作品相呼应相追随。就像现在的红学研究者一样，是在作品里找到了与自己相通的地方。比如说我本人在看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一样，那种与生俱来的贫困和清苦，让我深有体会。主人公所吃的那些苦和受到的各种心理压力，仿佛自己就是他、他就是我似的。到现在也很想读几遍，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带着这本书。深夜里睡不着觉时从枕边拿起，翻看里面的文字，与卫平大哥说会话。当然我自不能与曹公相提并论了。
再说曹公，除了用秦观的诗词文章做延伸之外，还有更多的是历史典故和传说添加并幻化进去，添加的是那么的恰到好处，幻化的是那么的贴切。
我们且看秦观的人生简历：神宗元丰元年秦观第一次参加科举应试，却是抱著满满的期望换来落第的命运，于是他便马上“杜门却扫，日以诗书自娱”，可见这一失败，对他而言，是精神上的打击。
神宗元丰四年秦观再次应试，却依旧名落孙山。科举的接连失利，使得秦观心境更加忧愁悲郁，认清了“风俗莫荣於儒，材能咸耻乎未仕”的社会现实。因此只好改变态度，学习时文并向时人投献诗文，望获举荐。“功夫终不负有心人”，秦观在神宗元丰八年参加第三次科举考试，终于成功考取进士，踏上其同样屡遭挫折的十年仕宦之途。
朋党倾轧是北宋政治上的大难题，更是令朝廷不安的一大乱源。秦观入仕之时，适逢北宋朋党斗争日益激烈之际。秦观于此亦身不由己地陷入了这场政治漩涡之中，无法自拔。
元丰八年秦观登科以后，任定海主簿及蔡州教授。因其亲附苏轼，被视为“旧党”，从此党争的迫害便从未间断。
元佑二年苏轼、鲜于侁，共以“贤良方正”荐秦观于朝，无奈却被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诬告。
元佑五年方由范引纯引荐，得以回京任秘书省正字。元佑六年又因“洛党”贾易诋其"不检"而罢去正字。
接二连三的**，使得秦观大受打击，对政治开始灰心，且有退隐之意。
元佑七年秦观授左宣德郎，又由秘书省正字，左迁国院编修官，参修《神宗实录》，甚得恩宠。数月之间，拔擢连连。此三年亦为秦观仕宦期间最顺遂的时候。宦达未久，
元佑九年太皇太后高氏崩逝，哲宗亲政。“新党”之人相继还朝，“旧党”之人则连遭罢黜，秦观历时七年的贬谪生涯从此开始。
太皇太后高氏崩逝，哲宗亲政。政局瞬变，“旧党”出京。秦观作为“旧党”核心人物，亦在所难免。秦观首先被贬为杭州通判，因御史刘拯告他重修《神宗实录》时，随意增损，诋毁先帝。因而在前往杭州途中又贬至处州任监酒税。
在处州任职之时，秦观学佛以遣愁闷，常与佛寺僧人谈佛聊禅，并为僧人抄写经文。无奈小人诬陷，状告秦观私撰佛书，便又因此获罪。《宋史.文苑传》云："使者承风望指，伺候过失，既而无所得。则以谒告写佛书为罪，削秩徙郴州"。削秩是将所有的官职同封号除掉，是宋朝对士大夫最严重的惩罚。贬黜南蛮时，秦观心情悲怅，早已绝了希冀。
秦观方至郴州又移至横州编管，元符元年移迁雷州编管。哲宗驾崩，徽宗即位，向太后临朝。政坛局势变动，迁臣多被召回。秦观也复命宣德郎，放还横州。一代文人，命运竟是如此的坎坷曲折，最后竟死在荒蛮之地，令人无限感慨（此段为摘录）。
仕途的没落与经历的坎坷让这位才子从英姿勃发到适应仕途文章，走上仕途却被卷入朋党争斗而不能自拔。命运不济的他几番沉浮终究逃不过自然法则。当他要悟空的时候却又遭小人诬陷被消秩，直等到哲宗驾崩太后临朝时才被放还，可惜在路上就一命呜呼了。
憎恨仕途经济、与佛经也曾有一段渊源，若不是小人诬陷没准也跟贾宝玉似的入了佛门。
秦观的经历跟曹家有着类似之处，开始是自己的奋斗，争得了高官厚禄，后来卷入朋党之争而败落。说实在话，曹家从清初曹振彦到曹雪芹都是靠着女人而发达鼎盛起来的，从小皇帝的保姆到**的宠妃，可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正如文中第一篇开头所说，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