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谈学生，我与黄老师还谈了些别的。女人在一起，话题就多了。我们天南海北地聊了一通，黄老师说：“我是大专学历，我明年想专升本，考到大学去。明年这个班就不是我带了。”我说：“那将是多么可惜，不过你继续读书也是需要的。”我嘴上虽这么说，心里却让一颗刚放平的心，又有了些许的担忧。中午时分，黄老师一定要留我吃饭。她说：“我们宏伟乡中心小学的食堂还不错，学生大部分在学校吃，为了省钱的，也有赶回家吃的。”于是，我与黄老师来到食堂。食堂的饭厅很大，但学生们是由学生自己把食堂员工打好成一份份快餐一样的饭盒端到教室去，学生们就在教室吃。因此整个饭厅显得空荡荡。黄老师买了两份饭菜，还专门点了一只老鸭煲。学校的伙食确实不错，但我发现学生们的快餐很普通。饭盒里是青菜，咸菜炒肉丝，肉丝却很少。
吃完午餐，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我告别黄老师走在回小旅馆的路上，大有酒足饭饱的感觉。下午我的任务是采访村长。我来村里几天，村长一直在县里开会。我与村长约好下午三点半到他家。村长的新家在村里新规划的住宅区，是新盖的两间平房。于是我回到旅馆很快把洗澡换下的衣服洗了，晾在二楼的窗口。我见到孙里和孙里嫂时，很想把他们家闹鬼的事说出来，但我想起隔壁小旅馆老板娘的哀求，想起那年轻的男老板远远不是孙里和孙里嫂能对付的，就只好缄口莫言，守口如瓶。孙里嫂说：“你以后晚上拉肚子，不用出门去，把痰盂放在天井里，换一只干净的上去就可以了。”我说：“好的，知道了。”孙里嫂就与我拉家常道：“儿子媳妇在城里打工，一年也不回家一趟，我们家自留地里的田都成荒田了。其实农田干得好，收成也不差。从前我与老头子不就是这样过来的。现在的年轻人攀比心重，不盖房子似乎是件很丢脸的事情。可我们家盖了这栋房子，不仅把我们两老的积蓄全贴进去，还欠着债，日子过得一点也不舒心。要是我宁愿住茅草屋，冬暖夏凉的比这冷冰冰的楼房温暖。”
听了孙里嫂的一席话，我知道孙里嫂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儿子远离乡村为了盖这栋楼，楼盖成了，儿子还得远离乡村赚钱还债。一来一去，儿子的大好青春时光，都贡献给了城里。孙里嫂说；“一年到头，我连儿子的影子也看不见，却还得给他们管孩子。你说我们也没什么文化，能教孩子什么？不出事情就是万幸了，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责任谁负得起？你别看我每天笑嘻嘻，我做人每天都像落油锅，熬着呢！我盼望着儿子早点回家，一家子团团圆圆的多好。”孙里嫂说着，眼角渗出一滴泪来。我安慰道：“快了快了，你儿子媳妇也许过年回来再不出门了。”我说着，走出了旅馆，朝着村长家的方向走去。我走在冬日阳光下的小山村，仍然感到丝丝的寒意。
“喂喂，陈记者，陈记者。”，我听到有人这么喊我，转过头，我看见李加英朝我走来。她气喘吁吁地，我以为她工作找到了，忙问：“找到工作了？”她说：“我把你给的两佰元，买了一架缝纫机。我就一边种地卖菜，一边给人做裁缝吧！”我说：“这办法好，这也是一条致富的路。”李加英说：“晚上你上我家来吃饭，我刚才杀了一只鸡，就是专门要请你的。”我说：“不用不用，我正要去村长家，你把鸡留着给两个儿子吃。他们读书累，需要营养。”李加英说：“鸡是自己养的，他们回来我就再杀一只给他们吃。”我说：“不客气，我也许没时间，我还要赶稿。”李加英说：“唉，我是专门为你杀的鸡呀。”我说：“我心领了，你这些天辛苦了，就自己补补吧！”我说着与她挥手告别，往前走去。她就站在村头，望着我。我走很远回过头去，看见她还站在那里望着我。
村长也姓李，叫李金虎。我敲开了他家的门，他家显然条件要好一些。家里有一只大彩电，有一只电冰箱，客厅的墙顶吊着电扇，几只褐色皮质沙发，颇具城里人家的摆设。村长给我沏了一杯乌龙茶。他说：“我在县里开会，刚回来。我们这个村子还很贫穷，年轻人出去打工，留下来的大部分是老人和孩子。田没人种，不少农田荒芜了，这是一个问题。我们也想能够创造利润，提高村民们的福利，让年轻的村民回乡务农。毕竟建设新农村，需要年轻人来干。但是我们的工作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有起色。”村长说着，有点无奈，但也充满信心。他接着又说：“我们虽然是个小山村，不过可以开发旅游。还有我们这里种水稻和油菜，我们还可以开山种茶。茶和旅游就是我设想中开拓的事业。但这需要人才和劳动力。”村长45岁左右，在城里打过10年工。他说：“以我自己的体验，金屋银屋不如自己家里的草屋。所以，我号召打工的年轻人早点回乡。村里有太多的事，等着他们来担当和完成。”村长说着说着激动了起来，看得出他是一个有干劲的人。
过了一会儿，村长又说：“我在城里是搞装修承包的。这个工作很好赚钱，但我放弃了。我想一个人总要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对村里有益的事情，这样对自己也是一个交待。我自己赚了钱，看见自己的村子还是那么贫穷落后，我心里不安。”村长这么说着，我忽然从村长身上看到了这个小山村的希望。不是别的什么，是一种信仰与精神。我想我再过五年来这里，肯定会有很大的变化。
离开村长家，我刚拐了一个弯，就被守候在那里的李加英逮住了。我知道我是非去吃鸡不可了，盛情难却我只得乖乖地跟着她走。一进家门，李加英丈夫的遗像赫然入目。我心里一紧，毕竟这是我见过一面的男人。这个不幸的男人就这么死了。究竟是自杀、他杀还是饿晕了不小心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不得而知。
李加英的鸡炖得很香，她放了火腿和笋干。她还炒了冬笋咸菜，做了鱼圆汤。她知道我喜欢李超，就特地找来了李超与我一起吃饭。李超这孩子，一见到我就把头低了下去。李加英说：“我这外甥，整天没笑容，好像我们都欠了他的。”李超说：“又没有事情，要笑干什么？”我第一次听到李超为自己的不笑辩护。我说：“脸上的笑容，表达一种心境。没有笑容的人，活着会多么累？”李超没有再吭声，他闷着头吃饭。很快，他吃完了饭先走了。他说：“我要回家看书去。”我本想问他些什么，但看他走得急只好免了。李加英说：“这孩子，这孩子也是苦啊！”
我与李加英一边吃饭一边聊天。李加英是那种很会聊天的农妇，仿佛一聊天她所有的苦难都烟消云散了。整顿饭，她脸上挂着笑容。这与我前几次见到她时的情景，判若两人。我想我只给了她两佰元，实在是很少的钱。但也许她从新买的缝纫机上，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有了希望就好比有了精神依托，而李加英的精神依托是她觉得很实实在在的缝纫机。我为她的高兴而高兴着，但愿这台缝纫机能给她带来好运。我离开李加英时，告诉她如果我的报导赢来了社会的捐款，那么我会及时通知她。李加英一直笑着，她把我送到路口说：“你真是个好人。”
我走在回孙里嫂小旅馆的路上，盘算着这些天都干了些什么？细细想来，我干的尽是些鸡零狗碎的事，谈不上有什么成绩。我心里有些着急，但着急也没有用。今晚的报导，我还不知道写什么？写村长还是写黄老师？这两个人物，在我的感觉中都各有千秋。不过村长是让我感到对这个小山村有希望的人，就像李加英买了缝纫机感到了生活的希望一样。于是我决定写：《村长李金虎》。
准确地说，我跨进旅馆的门已是晚上九点半了。因为要赶稿，孙里嫂与我打招呼，我只“哦”了一声，急急地上楼去。然后又匆匆地下楼刷牙，洗脸，十分钟后，我就打开电脑工作了。我这样的工作方式，按我妈的说法是：“白天游四方，晚上点灯补衣裳。”房间很寂静，只有我电脑健盘突突的敲击声。我晚上的思路总是很通畅，两千多字的短文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村长李金虎》，很快在我的笔下栩栩如生起来。我有点儿高兴，我想我这么一报导，村长的干劲就会更大一些，积极性也会更高一些。
“嘭嘭嘭”突然有敲门声，吓了我一大跳。我定了定神，用严厉的语气问：“谁？”门外是个女人的声音，她说：“是我。隔壁旅馆的老板娘。”我说：“什么事情？”她说：“我送你些我们乡下的土产。”我说：“不用了。你不要再装神弄鬼就好。”她说：“你开开门？”我说：“我正忙着，你回去吧，你的事情我不会说的。”老板娘说：“好，那我放心了。”老板娘离开后，我的心怦怦地跳着。我想我真是不怕死鬼怕活鬼了。幸好，我在网上一遛达很快就不害怕了。我与QQ上的朋友聊天，天南海北的神聊。聊完后，我还在网上看了一部电影《钢琴教师》。《钢琴教师》让我陷入沉思中。这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但我确实没有再听见“凄唳的哭声”。
第二天一早，我就起床了。我想起在学校我对张静的承诺：“星期天早上八点，在李超奶奶家门口集中，我带着你们拍照片去。”于是我从旅行包里拿出数码相机，并装好电池。然后换上耐克鞋、牛仔裤和套头毛衣，外加一件大衣，拎着包出门了。当然出发前，我先要到翠花的小酒馆填宝肚子。这回我不喝粥，要了泡饭和馒头。我发现来乡村几天，我的胃口不错。我大口地吃着，翠花说：“这两天有人请你？没看见你来吃饭。”我说：“是啊，什么时候你也请我吃一顿？”翠花说：“没问题，明天晚上吧！”
我吃饱肚子起立时，范二鬼来了。范二鬼每一顿饭都在翠花这里吃，且从来不付钱。这就引起不少人的议论。有人说他们是公开的情人。有人说翠花的儿子就是范二鬼生的，翠花那老公性无能，也有人说范二鬼根本就是个无赖，赖上翠花了。诸如这些话，我已经听了不少。这种男女之事，听多了也没什么新鲜感。
“你走啦？”范二鬼见我往门外走说。我说：“是啊，我不走，你留我吃中饭吗？”范二鬼说：“你什么时候来洗头，我等着你呢！”我没有回答他，顾自己急匆匆地去李超奶奶家。八点正，我准时到达时，张静、陈诚、谢茹敏等学生已全部到齐了，我数了数有13人，加上李超与我正好15人。我对李超奶奶说：“今天我带着孩子们拍照片去，我给你也拍几张吧！”李超奶奶说：“我老了，老成这个样子，拍出来难看。”我说：“没问题，给你拍漂亮一点。”李超奶奶说：“我有十多年没拍照片了，自己都不知道长什么样子了。”奶奶说着，就拿着把竹椅坐到茅草屋门前的太阳下。我说：“奶奶笑笑。”我咔嚓咔嚓，给李超奶奶拍了三四张。拍完后李超奶奶陈传芬在我的相机里看到了自己，便“嗬嗬”地笑得很开心。她说：“我们乡下很多人都没看见过这玩意，怎么一下子就能看见自己呢？这东西真是新奇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