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拉霍斯基太太痴迷于拥有全密歇根晒得最好的棕褐色皮肤，这也是点燃我欲火的地方。她会穿着两片泳衣暴晒好几个小时，金黄色的头发疏松地盘在头顶上，镶嵌着水晶的太阳镜遮盖住她的眼睛，涂了婴儿油的身体泛着金光。有时她趴着，把手伸向后背，解开泳衣，这让我觉得很兴奋。稍不留神，她的乳房就袒露出来。从我二层卧室的窗户望去，简直是完美的视角，我热诚地祈祷着，希望草坪的洒水器将水洒到她脚上，让她吓得站起身来。生日时，我跟爸妈要求的礼物是一架望远镜。“我们的小伽利略！”我听到妈妈对爸爸这样说。
一个小学男孩儿迷恋女孩儿是一回事，但是在我二年级时我意识到我做的是另一回事。那是罪恶的欲望。我是在垂涎邻居的妻子，可怜的塞拉霍斯基先生，他是那么好的人。而垂涎别人的妻子在天主教不仅是大罪，而且是严重的大罪。单这一点就使我害怕即将面对的忏悔和愤怒。但我还有比这个罪更糟糕的罪。
修女玛丽·劳伦斯是我二年级的老师，她是个严肃的小女子，对我们很严厉。在我看来，她最多也就二十岁。她用纱巾罩着头发，额头、耳朵、脖子都用亚麻头巾遮住，只有露出脸的中间部位。她显然比不上塞拉霍斯基太太，但是也很可爱，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有一天，我坐在教室里盯着黑板前的玛丽·劳伦斯小姐开小差，她正让很多同学站起来朗诵。她那垂至地板的褐色长袍使我着迷，我忍不住想她长袍里面穿的是什么。是像妈妈一样穿的胸罩和束腰吗，还是像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一样穿一袭白色睡衣？再或者像电视剧《荒野大镖客》里凯蒂小姐那样的褶边裙子？就这么想着想着，很快我就想象着自己正帮她脱衣服。不是因为下流，而是真想知道里面穿的什么。我看见她劳累了一天，回到她在女修道院的屋子里，脱下面纱，头发散落下来，然后长袍滑落到地板上。看得清楚里面是一袭飘逸的白色长袍，适度地遮盖又隐隐透出里面的内衣。这时，我只要再跨一小步，便会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脱去她的内衣。我沉迷于那一刻，欣赏着全裸的修女，对教室里的事情浑然不觉。
就在这时，我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
我的视线从修女牛奶般丝滑的赤裸上身转移到她的脸上，她正盯着我，衣服穿得好好的，脸夹在衣帽间。
“来，抓紧朗读，我们可没有一整天的时间。”她说。
“哦。”我回答。
“接着迈克的读。”我知道该怎么做，我需要站在桌边，清楚大声地朗读《天主教读本》，直到玛丽·劳伦斯小姐说：“谢谢，坐下吧。”但问题是，那时我正发生了小状况：那个成熟的、猖獗的小东西出来炫耀了。我那时还不确定那东西叫什么，它总是不经意间就来造访。
我低头看到深蓝色校服裤子像小帐篷一样支起来。我使出浑身解数祈祷自救：亲爱的耶稣、亲爱的造物主、亲爱的圣神，把它赶走吧！小帐篷却还是支着。天堂里的天使和圣人，求你们不要让我站起来；亲爱的圣母，请让她叫别人吧！
“嗯。”我在拖延时间。圣克利斯托弗、圣弗朗西斯、圣约瑟夫木匠，把它撵走吧！
我从书桌上拿起书，乱翻着书页，假装在找我要读的地方。亲爱的圣保罗与圣彼得、圣马太、圣莫妮卡，所有炼狱中的灵魂，帮帮我吧！
“快点，格罗根先生。”修女示意我不要再拖延时间了。
我深吸一口气站了起来，像往常一样敬了个礼。为了掩盖下身的窘态，我伸着胳膊把书尽量放低到腰部位置，但是却使我更难堪了，好像我在用下面的小帐篷支撑着课本。两个孩子咯咯笑起来。我继续挣扎着，高声朗读：“一会儿他们看见一种动物从雪中跳出来，是一只灰兔子，一跳一跳向大树走去。”我把书移开偷看了一眼裤裆，还是挺着的。我脑子飞速转动，搜索可能救我出困境的人。亲爱的圣阿洛伊修斯、亲爱的施洗者圣约翰、亲爱的托马斯，亲爱的……任何人，求你们，把它赶走吧！
我当然也想起了圣安妮大教堂。对，圣安妮！我的老朋友！她记得我的朝圣的。我去了耶稣受难经过的画像（苦路十四处），汲取了圣水，跪拜过那些台阶，妈妈说过，只要我呼唤她，她就会听到，我现在需要她。亲爱的圣安妮，帮我搞定吧！就像你医好那些残疾人。求你，圣安妮，如果你能使瘸子走路、瞎子明目，你就一定可以帮我摆脱这麻烦事。
连她也不帮我。我继续读：“不一会儿，一只兔妈妈和五只兔宝宝跑来吃东西了。”更多孩子在窃笑。如果修女看见我下身坚挺的样子，她就不会叹气了。终于她放过了我，“谢谢，请坐下。”她说着又叫了下一个学生朗读。我坐下来，低头看时，那种状况消失了。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修女不断教导我们如何忏悔所犯的罪，一遍又一遍，我们反复练习忏悔礼仪：拉起窗帘，走进暗室，跪在隔幕前，等待神父打开我们之间的小窗户。然后我们开始忏悔： “宽恕我吧，天父，宽恕我所犯下的……”天啊，我真是有罪。我产生过最猥亵的幻想，不仅觊觎邻居塞拉霍斯基太太，连耶稣的妻子也不放过。我们被教导修女们是耶稣的新娘，她们带的婚戒就是证明。我曾经垂涎教堂的真诚侍者、耶稣的妻子，还想象出她脱光衣服的样子，我有大麻烦了，我下定决心说实话，只讲实话。修女说得很清楚，最大的罪莫过于忏悔时说谎，因为你那是在对主撒谎，不可饶恕。我如同一个万恶的罪犯独自走向绞刑架一样面对我的首次忏悔。
圣母庇护所是一个分期修建起来的教区，由三部分组成：一座宏大的砖砌女修道院，就是修女们住的地方；一座看起来舒服些的建筑是神父住的地方；还有这所包括一年级至八年级的学校。真正意义上的教堂还未修建，几年后才在足球场上动工。因此这段时间里，学校的体育馆就充当教堂。临时教堂由简朴的灰色石块构建，辅以大块玻璃窗，内铺油毡地板。教堂前是粗陋的圣所，也是灰色石块建造的，但是铺着厚厚的红地毯，显得很气派。而高耸的十字架下有大理石圣坛，上面铺着厚实的亚麻布。圣坛和长凳中间是油漆过的橡木扶手，旁边还有红丝绒跪台，在那里，信徒们排队领取耶稣的身体，特殊情况时，还喝一口他的血。我们这个小教堂跟欧洲那些大教堂或者美国那些比较大的教堂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但对于我而言，它宏伟、神秘、充满吸引力，弥漫着焚香和蜂蜡的气味。
我就要在这个本该是体育馆的教堂里做首次忏悔。教堂的四角各有一个忏悔室，安装了一串串红绿彩灯和重量感应开关，开关连接里面的跪坛，用以提示里面有没有忏悔的人。由于我们二年级有七十个孩子，再加上郊区公立学校的孩子，神父不得不请来街对面天主神学院的神父来帮忙。
四位神父过来帮忙，要面对一百多个孩子。这四位神父都去过我家吃晚饭，都知道我的名字。为了接纳第五个神父，门厅的衣帽间被用作临时的忏悔室。孩子们被分配到五个忏悔室，我被分到临时忏悔室。没关系，衣帽间的门开着，我看见临时忏悔室像一个固定的电话亭，隔得很严密。除非神父认出我的声音，他不会知道隔幕对面的那个亵渎修女的猥亵狂，是理查德·格罗根和露丝的儿子。他们夫妇是虔诚的信徒，是神父最得力的志愿者。
我排到了大概第二十位，前面的孩子挨个走进衣帽间，关上门忏悔几分钟，然后走出来。我一边等待一边练习忏悔词。原谅我吧，天父，为我所犯的罪。这是我第一次忏悔。早餐在我的胃里翻腾。我怎么能承认那些？“不洁的思想”根本不足以形容我的罪行。圣多明尼·萨维欧，孩子们的守护神，求您不要让神父认出我的声音。
我努力使自己坚强，我要说出实情，这样才能洗净我的头脑以接纳耶稣，从头开始，不再动淫念，不再挑逗，不再勃起。
胖子詹姆斯·库姆斯排在我前面，他从忏悔室里出来时做了件别人都没有做的事情：砰！他把身后衣帽间的门关上了。
轮到我了，我走上去扭动把手，我慌乱地扭来扭去，无济于事，门打不开。亲爱的天父，亲爱的耶稣，亲爱的圣神，天堂的天使和圣人，请让我把门打开。
我再次转动把手，这次更用力。我狠狠地瞪了库姆斯一眼，他耸了耸肩膀好像在说：“我也不晓得会这样。”恐惧直蹿到我的喉咙，我几乎哽咽。里面的神父一定在想，下一位忏悔者怎么回事。我开始撞门，用我的肩膀撞。门开了，神父站在那里，他是施罗德神父，他低头看着我说：“小约翰·格罗根，进来，我的孩子。我们得说说撞门的事情，对不对？”
哦，主啊，让我现在就死吧！
他坐到了隔板后面，我则跪下，看着隔幕上他的影子，闻着他的刮胡水的气味混杂着教堂里的霉味。我快速权衡着摆在我面前的两条路：永远进地狱还是眼前的羞辱。来不及多想，开始忏悔了。
“宽恕我吧，神父，为我所犯的罪。”我开始说，“这是我第一次忏悔。”
然后我开始谎话连篇。
施罗德神父认识我，他是我父母的朋友，几乎每周都来家里吃晚饭或者午饭，或者单纯地问好。我其实可以讲真话，说出那可耻的秘密：刚刚七岁，就是个性变态；我本来可以面对应该面对的一切：来自父母、修女、校长的羞辱和谴责。如果我说了，神父一定会在忏悔室对我尖叫，我的同学也会听到。所以我选择了回避，实际上，遗漏一点小罪算不上说谎的，我省去一些事情不说就可以了。
通过隔屏我在忏悔：“我跟哥哥们打过十二次架，我顶撞父母
六次，关于作业我对老师撒了两次谎。” “还有吗？我的孩子。” “真的没有了，神父。” “继续说吧，”他诱哄着，“肯定还有别的事。”
天啊，他知道，他知道我有所保留呢。我得再告诉他点什
么，任何事只要不是那件真事。我开始编故事了。 “好吧，我偷了收音机。” “你说的是收音机？” “是的，神父。” “你必须归还它，孩子。” “我不能。” “但是你必须那么做。” “我把它扔进湖里了，神父。” “天啊，小约翰，为什么呀？” “我不想让人知道，而且我……”
第一次忏悔，洗净灵魂回到主的怀抱的机会，我却撒谎了，对神父撒了谎，也对主撒了谎。更严重的是，我知道无法挽回了，我在余生的忏悔中还会有谎言，因为我怎么能承认在第一次忏悔时说了谎呢？别无选择，我只有把这些罪带进棺材，我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我才七岁就注定要下地狱了。即使新教徒、犹太信徒和回信徒也远比我好。
我在港丘长大。在那儿我有两个玩伴，但我从来不把他们视为我的朋友。隔壁的女孩叫辛迪·安·塞拉霍斯基，她对我疯狂迷恋她妈妈浑然不觉。我家后面那个总是眼神凶狠的男孩是杰佛，七岁还让他妈妈给他擦屁股。他们可以作为偶尔的玩伴，而我所缺的是一位挚友。
1966年，也就是在我九岁的时候，有一家人搬到了隔壁那条街区。我从没见过那样的家庭。父母操着一口省略尾音的爱尔兰腔英语，经常手里端着杯奶茶走来走去。那家父亲年轻时就从威尔士移居到美国，在通用汽车的一个工厂里工作，母亲则来自爱尔兰。他们的口音从来到美国那天起就不再改变了。他们名叫贝文和克莱尔，也就是有趣而顽固的卡伦夫妇，有六个孩子，其中二儿子汤米和我年纪相仿。
在他们搬来后不久，我就闲逛着去看汤米，发现他正和他的五个兄弟在散落着手推车、铲子和耙子的后院里干活。他家的车道上有一堆堆的木屑，那是电力公司免费倒在那儿的。卡伦家的男孩们一次推一车，将这些木屑铺在他们四千多平方米的土地上。他们家就是在这个几乎全是沙子的地方建造起来的。卡伦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节俭而有创造力。他是一个蓝领工人，却要养活六口人。他自然没有多余的收入去请园林公司铺浮土和草地，因此他和负责修剪临近电线的树枝的工人达成一项协议。工人们同意将剪下来的树枝免费倒在他们家，这样一来，他们不用驱车很远去倒那些东西，还可以省下处理费。你可以称卡伦先生是有机园丁先锋。他从那个古老的国家带来了祖传的智慧：植物身上的东西——树枝、树叶、脱落的树皮和修剪下来的草，这些都可以分解成丰富的腐殖质，那是肥沃土壤和健康草坪的基础。他所缺的是金钱，但他用时间、精力和免费童工来弥补。他累得肌肉酸痛但还是满怀信心，他计划用将近两米厚的植物残枝来覆盖整个沙质土地，用一年时间让它们分解成沃土，然后他就可以种下草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