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反映了当时人们的集体偏见，但是重要性却非同一般，是此后至中世纪末许多规范制度的来源。这些政治学说对当代影响甚微，但是能很好地去了解当时的政治情况。他在这些学说中很少提到国外的政治制度，有也只是顺口提及一下，甚至连亚历山大的帝国也没有提及。他完全沉浸在城邦制当中，并没有意识到城邦制已经走到了尽头，将成为历史。希腊境内有众多城邦，这也为他的研究提供了实验基地。
正文之前亚里士多德说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最佳的受孕时间应该是冬天刮北风的时候；下流的话会引导人做下流的事情，因此不能说下流的话；太早结婚的话，容易生下体弱多病的女儿，妻子变得淫荡，自己停止发育；最佳结婚年龄应该是女子十八岁，男子三十七岁。
正文之前的开场白结束后，进入正题。一开始，他就点明了国家的重要性：国家是最高层的集体，国家存在的目的是至善。夫妻组建家庭，家庭结合为乡，乡结合为国家。人、家庭、国家中，国家性质最优，因为全体优于部分。例如，手被砍下来就不能称为手了，因为它失去了手的功能，只有依附于身体上才能发挥作用。同样，人脱离了国家也不能成事。他还认为人是最坏的动物，有了法律才得以纠正，国家是法律存在的根本。建立国家不仅仅是为了聚在一起生活，更重要的是追求善。
国家是由家庭组成的，要讨论国家就先要讨论家庭。当时奴隶是家庭的一部分，家庭中的主要关系便是夫妻、父子、主奴。当时主奴的地位差别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奴隶生来就是奴隶。并且，奴隶不能是希腊人，必须是外族人。当时还可以将战俘作为奴隶，战争总是被奴役的人发动的，任何不甘心被奴役的人发动战争总被看做是正义的，没有人认为自己天生就该被奴役，那究竟谁该被奴役呢？战争结果被看做是上天的旨意。于是，胜利一方便是主人，失败一方便是奴隶。
贸易方面的讨论引发了争议。事物都有正反两面，例如，鞋子用来穿是正当的，用来卖钱则是不正当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应该顺应自然，贸易也不例外。交换地产、房产被认为是自然的，其余生意都是不自然的，因为它们不可控。高利贷是最不自然的，因为钱的用途是交换，而高利贷的那种钱生钱则违背了钱的自然用途。
R.H.托尼在《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中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时候，解释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观点。
高利贷的定义古今有所不同，现在是指高利息贷款，古时候则指一切收利息的贷款。从古希腊一直到今天，有一部分人扮演债务人的角色，有一部分人扮演债权人的角色。每一部分人都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债权人赞成收利息，而债务人则反对。一般而言，地主都是债务人，商人则是债权人。亚里士多德代表的贵族阶级，以及后来教会的资产主要是土地，所以他们反对收利息；犹太人为代表的商人的主要资产便是资金，所以他们赞成收利息。
之后随着教会人员开始经商，哲学家以学校工资为收入，摆脱了与土地的关系，所以关于高利贷的争论现已经不复存在。
对于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认为很糟糕。他反对柏拉图将家庭取消，大家一起过集体主义生活。柏拉图觉得让孩子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父母，便会像对待父母般对待任何人。反之父母也一样。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共同的爱便是共同的忽视，对每一个人都好，其实便是对每一个人都不好。他还反对集体主义，我也赞成这一点，我在一篇文章中就指出，消除家庭，过集体主义生活使得整个国家看上去更像是僧院，只不过不用单身。
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所说的集体主义，会导致人懒惰。相对来说，私有制更好一些。如果私心太重也是不行的，这就需要号召人们要有同情心和学会慷慨。甘于奉献的前提必须是私有制。
亚里士多德一直说地位有高低之分是天经地义的，那么地位不同的人能否平等参政呢？有人认为可以，他则反对。
政府的好坏体现在它是为了谁的利益，若是为了全体利益则是好政府，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则是坏政府。好政府有三种：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坏政府也有三种：僭主制、寡头制、民主制。他认为，统治者的道德水平是决定政府好坏的关键。贵族有德，而寡头有钱，有钱不一定有德。按照德行中庸说，他认为最有德的人，同时还需要有适量的资产，才能成为最幸福、最善的人。民主制与共和制的区别就在于，共和制中有寡头制的成分。而君主制与僭主制只存在伦理上的差别。
当统治者是富人且不考虑穷人利益时便是寡头政府，而当穷人有权利，但是不考虑富人利益时便是民主政府。
君主制好于贵族制，贵族制又好于共和制；民主制好于寡头制，寡头制又好于僭主制。这样，亚里士多德变相地赞扬了民主制。
我们应该理解为什么亚里士多德批评民主制，当时的民主与现在含义不同。民主选举行政官的方式是抽签，法庭成员也是抽签选出的公民，公民大会高于法律。因此公民很容易被误导作出错误决定。
亚里士多德曾经拿出很大篇幅讨论革命。当时的革命主要是寡头制与民主制的冲突，民主制代表人人平等的理想，寡头制代表有才能的人享有更多权利的现实。两边代表了两种正义，寡头制精力更旺盛，比民主制更容易掀起革命。
社会的不平等，归根结底是收入的不平等。寡头制的拥护者便坚信财富与德行是成正比的，财富越多德行越多，财富越少德行越少。他们的例子是真正正直的人不可能去乞讨。亚里士多德认为善人的收入应该是适量的，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这些观点都是谬论的。
亚里士多德还讽刺了僭主制。他认为要想维持这种制度就必须使出一切卑鄙手段对付百姓，或者让全民信仰并沉迷于一种宗教，这些方法被历史证明无一奏效。
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不应该追求对外扩张，因为那不是国家的目的。但是征讨野蛮人是可以的。希腊人之间不应该征战，因为希腊人不是野蛮人，也不应该是奴隶。尽管战争有时是达到和平的手段，但是国家的目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
既然不赞成扩张，那一个城邦的面积多大才算是合理呢？他认为国家太大则无法管理，能满足自己需求，公民间互相认识以保证诉讼和选举的公正，这样即可。
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不能太大，这是错误的。国家若是太小就不能在战争中保护自己。国家的大小应该取决于自我保护能力和工业技术。亚里士多德推崇的城邦制，根本不能抵御敌人的进攻。今天一个小城邦想独立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真正的独立需要具备击败一切敌人的能力。
亚里士多德对于公民的定义也非常有意思，他认为公民不应该从商，也不应该当农民。因为公民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思考。应该耕种的是奴隶。北方人蛮横，南方人聪慧，所以北方人应该做奴隶。希腊人智勇双全，团结起来的话足以统治全世界。
《政治学》在最后部分中讨论的是教育，这种教育只面向公民的孩子，奴隶们则是学习技术。制度不同，教育则不同，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假设制度给每一个公民以平等的权利。孩子们学习各种知识，也有很多禁忌；比如，不许学做生意，可以锻炼身体，但是不能达到专业标准；可以学习绘画、音乐，目的是为了欣赏美，而不是表现自己。总之，教育的目的是有“德行”，而不是有用。
教育应该造就什么样的人呢？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德才兼备的人。这种人不会存在于普通人中，而是存在于条件优越的贵族中。雅典的伯利克里统治时代这种人很多，后来他们被没有文化的人打败，再之后这些贵族便用一切下流手段迫害对方，以保全富人阶级。苏格拉底之后，雅典仍旧是文化中心，而政权则落到野蛮的军人政权手中。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其中罗马帝国时期尤甚。
随着雅典的伯利克里时代的结束，有文化的富人阶级开始与穷人对抗，对抗过程中前者变得越来越与后者相似，没有文化可言。加之后来科学技术发展和教育的普及，古时候那种有文化的富人阶级逐渐消失了。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
亚里士多德在研究过的每一个领域都有着巨大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逻辑学领域。逻辑学领域中，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地位一直保持着，整个中世纪是如此，文艺复兴之后还是如此。直至今天，还有许多人坚持着旧的体系，不肯承认近代逻辑学的发展。从后代的推崇来看，他在这一领域比前人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生命力顽强，至今仍然被人们争论来争论去。
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领域最重要的贡献便是提出了三段论学说。三段论就是将一个论证分成三部分：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例如：
人都会死（大前提）。
苏格拉底是人（小前提）。
苏格拉底会死（结论）。
三段论有多种形式，比如上面的话还可以用另外的形式说：没有人能逃脱死亡；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不能逃脱死亡。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推论都可以归结为三段论的形式，这一点得到后人中他的崇拜者的认可。如果把所有论证都以三段论的形式列出，是对是错一眼便知。
三段论学说开创了形式逻辑，从这一点来看他是伟大的。但是它本身也有问题，下面是我总结的三个问题：
[1]三段论形式的问题。
[2]推论还有其他形式，对三段论给予的评价太高。
[3]对于演绎法这种论证形式，给予评价过高。
下面是关于这三个问题的解释。
[1]三段论这种论证形式存在缺点。举例来说：“所有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会死。”这句话中，“苏格拉底会死”是正确的，因为有人亲眼见证了他的死，见到了他的尸体。那“所有人都会死”是否正确呢？很多人认为是正确的，但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有的人已经死了，有的人还活着，所以说所有人都会死是没有根据的。所以说三段论的论证形式是有缺陷的。
[2]三段论仅仅是论证推断形式中的一种。数学中有大量的推断、论证部分，但是几乎用不到三段论。如果强行运用，将会让论证结果没有说服力。例如你去买东西别人找钱这样的算术题就不适合用三段论。逻辑中也有不能转化为三段论的论证，例如：“马是动物，所以马头是动物的头。”由此可知，三段论不是唯一的论证形式，也不是论证形式中最权威的。很多人由于崇拜亚里士多德，而被他引入歧途。
[3]过高地估计了演绎法这种论证形式。演绎法是帮助人们获得知识的一种推断方法，希腊人偏爱这种方法，并给予了过高的、不适当的评价。柏拉图便是如此，亚里士多德更客观一点，多次承认归纳法也很重要。但是对于演绎法的评价还是过高。
举例来说：“所有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会死。”这句话中，说“苏格拉底会死”的原因是“所有人都会死”，这是不严谨的。我们不能说所有人都会死，只可以说“一百五十年前出生的人都已经死了”之类的。所以“所有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会死”这种说法，其实不是演绎法，而是归纳法。
大多数推论都是运用的归纳法，而被当时的希腊人误认为是演绎法。真正的演绎法只出现在法律和神学中，因为它们中的前提都是规定死的，没有疑问的。
对三段论的探讨出现在《分析前篇》中，此外的《范畴篇》虽然篇幅很短，但也是非常重要的。
“范畴”这个词我不懂它的含义，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都提到过它。亚里士多德将范畴分为十类：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形态、状况、活动、遭遇。并给范畴下了定义，大意是：一个字的意义，不能再进行拆分，只包含一种意义，它便代表了十种范畴中的一种。
“实体”是一个人或物的个体。某一类人或物也可以被称作实体，但是这种实体容易造成歧义，容易引人走向形而上学。
《分析后篇》中探讨了一个难题，那就是演绎法、三段论中的前提是如何得来的？这个前提是未经证明的，但又必须是为我们所知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认识来自事物的本质。他认为定义便是对事物本质的描述，这种认识影响至今。我认为这种认识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