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轮明月，以永远皎洁的眸子俯瞰着芸芸众生，估计在她经天纬地的视线里，地处川北的古方州首善之地金城山充其量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而她在方州人的眼里，则是那么高远，那么圣洁，她如玉的光辉不仅丰富了方州人的长夜，也装饰了金城山的风景。
于是仪陇的古八景中就有了这样一道仰望千年的绚烂——方州夜月。
“天汉高无极，隆城一望收。”月儿高高地悬挂于苍穹之上，方州静静地坐落于金城之巅。就在月与山、山与城的互为对视间，历史的藤蔓与古往的枝叶便在时间不断地零落成泥碾作尘的肥沃中，悄悄地爬满了金城山崖，月光一样的清晰，月色一样的朦胧……
大山的金城
据史载，早在春秋时期，仪陇即有文明开发的先声。而后来的金城山，因其上平下耸，其势甚隆，先人始称隆城山。又因其外形方正如玺，陡峭如屏，县人亦称方城山。环顾其四周，更有众山环向，形如雉堞，使一山突兀独傲，巍巍之中霸气毕露，呈易守难攻之势，显固若金汤之威，故又名金城山。公元712年，唐玄宗李隆基承接有唐大统，并开启开元、天宝盛世。著名诗人杜牧的祖父——唐中叶政治家、史学家杜佑在其用了三十五年完成，并开创了新体裁的《通典》中，为避唐玄宗名讳，将隆城山改称崇城山，而原来仪隆之名也成了仪陇。
金城山之奇，在于险峻。有县以降，共有东西南北四道寨门，均建于悬崖石仞之间，十分险要。1933年，一代名将许世友率红军攻打此山，三天三夜竟未克敌。最后不得不趁夜突袭，智取险胜。据史料记载，从前的金城山，只有南寨门可直通山顶，寨门刻有楹联，联额均用隶书阴刻入石。上云：
金城天险魏晋桃园，
石壁云封神穴地府。
横联为：
隆城冠冕。
此联将金城山比作世外桃源，神穴地府，当是对金城山胜景的真实描述。1915年秋，仪陇名士乐九成陪同驻防仪陇的爱国名将冯玉祥登金城而览众山之际又得一联，联云：
扼营巴三百里要冲，屏障东南，截断半空壁垒固；
镇阆苍数千年门户，云烟西北，展开一幅画图工。
该联虽是后来之作，但名将与名士的笔力却并不输于前人，字里行间将金城山的险要、俊美刻画得淋漓尽致。
金城山之美，在于灵秀。山若峨顶，可博乌冠。又似印台，可驭地方。双月池、凌虚楼、阆仙门、邀月亭、三义阁、张爷楼、林荫方州牌坊等亭阁星汉一样散落山间，给满目青山缀上了酣畅淋漓的文化气息。登山极目，朝晖夕阴尽在长天一舒，方州夜月在上，金山文塔在前，古楼晓云云卷云舒，峰峦烟雨如诗如画，可羁行旅脚步，可留文人翰墨。那些留存下来的诸如“树影玲珑斜入幕，山容浅淡半笼烟。风清鸟弄檐前竹，地白人归镜里天”“秋入莲池霜满地，香堆金粟露无声”等写景状物的吟哦，无疑都是对金城山风景这边独好的绝妙点睛。
造物多情，自然钟灵毓秀。在岁月的某个时段里，金城山山顶曾有一圆形高耸的石峰，光滑似玉，同风雨雷电共存，与朝霞晚照并辉。大清乾隆三十二年，仪陇兴办书院，选址金城山下，时有一文人指着山顶的石峰说：“这个山峰很像一粒金粟，它象征着人杰地灵，文风蔚盛，日后必出贵人。诗圣杜甫不是有‘天开金粟藏，人立广寒宫’的名句么，山峰就叫金粟堆，书院就叫金粟书院吧。”
一山既在，别名多多。隆城、金粟也好，崇城、方城也罢，作为金城山别名，它们无一例外地成了仪陇一方又一方的历史图章。南朝梁天监元年，统治者始置隆城郡及仪隆县，实行郡县同治，治所位于金城山山顶。仪陇的政治文明由此滥觞。唐武德三年，李渊置方州，州治与仪隆县治也在金城山上。仪陇的别名方州由是而来。1933年，工农红军设仪陇县苏维埃政权，政府设在金城山腰。虽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却播下了可以燎原的革命星火。新中国成立后，设仪陇县，县址依旧在金城山麓。新旧更迭，薪火相传，并最终成为仪陇在21世纪继往开来的桥头堡。
方州、隆城、仪陇、仪陇县苏维埃、金城……名称的变换中，一千五百余年匆匆而过。悲欢离合的人文场景，大起大落的时代更迭，鲜为人知的小城故事，可歌可泣的地灵人杰，形散神聚的民风民俗，固若金汤的攻守城防……也许已被风吹雨打，也许会被史册遗忘，但曾经过往的雪泥鸿爪却在夏花灿烂过秋枫也飘落过的时令岁序中深深地浸润了这山之沃土与石之裂隙。这片时间流逝、时代更迭的土地一直在这个山峦之上撒播着她生生不息的种子，汇聚着她浩浩荡荡的灵气，并以与日俱增的历史积淀不假时日地在历史长河中惊涛拍岸，卷起与时俱进的千堆之雪。伫立金城山麓，阅尽千景皆不是，唯有毛主席诗词在眼前：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宗教的金城
都说天下名山僧占尽，但最先在金城山“舍筏登岸”的却是道教。东晋时期，著名道教学者、炼丹家、医药学家葛洪曾于晚年不远千里流寓仪陇，在金城山南麓陡崖下一方自然生就的石洞中隐居修行。其洞之名，即以其著作名《抱朴子》号之，曰抱朴洞。洞前崖外百余米处，曾筑有一茅庵，若芙蓉出水，似木秀于林，信手而拈之，天然无雕饰。彰显着葛洪钟爱学问、清静无为，且“不受尘埃半点侵，竹篱茅舍自甘心”的恬淡心境。相传他在仪陇的时间并不长，且开融合儒、道两家哲学思想体系之先河，将神仙道教理论与儒家纲常名教相联系，论述神仙方药、养生延年、禳邪祛祸之事，总结晋代前守一、行气、导引等神仙方术，论述人间得失，世事臧否，阐明其社会政治观点。对道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代表作《抱朴子》，也是在其隐居地罗浮山最后收官的，但我想这部皇皇巨著里一定有金城山的影子与仪陇水土的情结。
抱朴子走了，但他给金城山题写的五言绝句却穿透时光，至今仍在：
酒尽君莫沽，壶倾我当发。
城市多嚣尘，还山弄明月。
抱朴子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飘逸，还给金城留下了仪陇古八景之一的“抱朴遗踪”。“古洞千年在，金丹不可寻。天留还朴字，人悟学仙心。”任人千古凭吊。历代不少文人雅士曾在此流连忘返，清末仪陇地方官陆曾有诗云：
东晋名贤此地仙，结庐高隐在山巅。
台叽曾解丹砂味，井灶空余绿草芊。
炼就神楼人已去，养成胎息榻已穿。
琅琊卖药传千载，惆怅斯民未有缘。
而另一地方官彭鹤龄笔下的“金堆仙迹风流似，勾漏功名雪爪存。大寅鸡犬分明在，世上遥看古洞尊”，更是将对“抱朴遗踪”的尊崇表达到了一种极致。
抱朴子走后约又两个世纪，佛教来了。北周武帝年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自观自在，守本真心”的佛教相中了金城山，在金城山西麓建起了一座禅院。因地处西边，俗称西寺。相传昔日西寺古木参天，有奇花异草，潺潺泉水，浓荫掩映，鸟语花香。寺后佛龙洞侧绝壁处为摩崖造像群，雕琢数座佛龛，寺前山门旁的丈圆巨石上，亦雕刻数座佛龛。庙堂巍巍，圣院峨峨，建筑十分雄伟，院内有高塔一座，取名金塔；寺内有一卧佛殿，佛像长丈许，用铜铸成，重三千余斤。卧佛侧身闭目，一手撑头，双脚直伸，神态安然。卧佛两侧铸有十二尊铜像，称为“十二圆觉像”。这是密教崇奉的著名菩萨群体。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金刚藏菩萨、弥勒菩萨、清净慧菩萨、威德自在菩萨、辨音菩萨、净诸业障菩萨、普觉菩萨、圆觉菩萨、贤善首菩萨十二位菩萨向佛祖请问修行法门时，佛说大乘圆觉清净境界修行法的情景写真。金城高耸，佛法西来，香火蔽日，成为当时川东北佛教圣地。
唐武德、贞观年间，西寺再修大雄宝殿，正殿屋脊梁书有开国功臣尉迟敬德的监修题记。今天的史料已无从考证这位大唐名将为什么要对西寺宝殿亲自监修，他戎马倥偬的身影是否亲临过仪陇，但他与秦叔宝一道作为门神的形象却为世代仪陇子民所熟稔与景仰。
大雄宝殿完工后，两侧又新建了钟鼓二楼，西寺从此有了暮鼓晨钟。唐肃宗上元年间，又于寺之东侧增建供奉二十五尊圆通菩萨的圆通阁，恰逢书法家颜真卿因言事忤君，惹得龙颜大怒，被贬官蓬州为长史，在游历仪陇时，他亲书了“圆通阁”匾额以赠庙阁。至此，寺庙开始走向了它的鼎盛时期，规模宏伟，殿阁层叠，前殿、正殿及左右配殿星罗棋布，相互拱卫，相得益彰。
北宋大中祥符年间，真宗赵恒赐西寺名为“崇福禅院”。明神宗万历十五年，崇福禅院新铸大铜钟一口，重约千斤，钟腹嵌银八锭，世称“八银神钟”；又铸铜佛一尊，头绾螺髻，两耳平肩，慈眉善目，笑容可掬。左手置胸前，右手下垂做指地状，袈裟斜裹，袒右肩，丈六金身，赤足伫立于仰覆莲座上，左臂镌“永镇崇福”四字，皆为当时佛教界艺术珍品。
元至元十三年，崇福禅院重修大雄宝殿，这座重檐歇山式梁柱形建筑，通高十三米，面阔二十米，进深十二米，大殿两侧，重建有六边形的钟楼和鼓楼，“八银神钟”就挂在钟楼里。龙神殿、火神殿、雷神殿、文昌殿、瘟神殿、送子观音殿等配殿分列大殿左右，每殿皆供有一尊主体神像，既气势恢宏，又肃穆端庄，共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川东北佛教王国。
明万历年间，仪陇知县廖敦在金城山东侧崖畔修建观音阁。阁内画有圣像观音、送子观音、千手观音、施药观音、龙头观音、卧莲观音、水月观音、众宝观音等众多不同主题的观音壁画，人物栩栩如生，莲台如花盛开，柳枝净瓶在手，普度芸芸众生。清嘉庆初年，观音阁不幸被红莲教烧毁，观音圣像也面目全非。时任仪陇知县陆成本着手了重建工作，在他撰写的《重修观音阁碑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
嘉庆戊辰夏，予承乏兹土，凡文武庙及诸署之倾圮者，悉振新之……窃思大士素著灵应，而庄严宝像为风雨所剥蚀焉……乃累石三级，竖阁三层……廊腰回抱，檐牙高啄，夫非仪之壮观哉！
重修观音阁后，仪陇名士伍生辉撷录晚唐诗人许浑《咸阳城东楼》诗中的两句作为观音庙楹联：
溪云初起日沉阁，
山雨欲来风满楼。
佛佑众生久，禅院越千年，但最动人的传说却是一件袈裟。
明崇祯年间，大明虽已呈日薄西山之势，但朱由检并没有停止在全国选妃。金城山下一位田姓美女被选入北京，成为崇祯之宠妃。这本与禅院无关，但传奇的是，每日当崇福禅院的僧侣们于暮鼓晨钟之际诵经礼佛之时，远在紫禁城深宫之中的田贵妃的心房都要为之跳动几次，虽关山万里，日日如是，风雨无阻。田妃感其故乡神灵呼唤，许愿要亲手刺绣一件千佛袈裟敬献给西寺神灵。在家乡坐绣楼时，田妃就是女红高手，一件蜀绣袈裟自然难不倒她。她用红缎裁成田字格的僧袍，用五色丝线绣出了一千个均约九厘米高的小坐佛，并用自己头上的青丝刺绣佛像的眼珠，将一个红尘女儿对佛的膜拜传递到了极致。袈裟绣成之后，崇祯钦命官员专程送达崇福禅院。
“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最难。”崇福禅院有此镇寺之宝，名气陡然大增，不但香客日众，远远近近的大小僧人莫不以一睹此袈裟为快，日思之，夜梦之，心向往之。这种空前朝圣的局面，反倒使崇福禅院生出了诸多不安全的感觉来，于是自清以降，袈裟被历代住持小心收藏，秘不示人。
民国二十年（1931），四川军阀田颂尧驻防阆中、南部、仪陇一带，偶闻崇福禅院有贵妃绣的千佛袈裟，价值连城，便四处游说袈裟本姓田，应认祖归宗，意欲据为己有。当时住持本秋法师为护守宝贝，不得不带着袈裟东躲西藏。意欲夺宝而不得，使后来成为国民党陆军上将的田颂尧不禁恼羞成怒，一面四处追捕本秋法师，一面放出话来说，如果崇福禅院不交出袈裟，将焚毁寺庙，屠杀僧众，没收庙产。如果交出来，则可保全僧众与庙产，免交庙产粮税，并许诺维修庙宇，重塑金身。本秋法师无奈，不得不矮檐低头，将袈裟拱手送给了田颂尧。
田颂尧当然不会稀罕一件袈裟，他看重的是袈裟本身的含金量，得手后自然不会沐浴焚香，顶礼膜拜，只不过是在成都去换取了一笔钱财而已。
20世纪30年代，千佛袈裟曾一度现身成都少城公园的文物展览，后来辗转流入成都名刹文殊院，并成为该院“空林八观”之一的“田衣绚彩”，至今犹在。
历史的隧道太长，总是会走失太多的东西，从北周一路走来的崇福禅院也不例外，经历千年的沧海桑田，它满身疮痍，并最终在20世纪的“文革”时期踪迹全无。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崇福禅院、圆通阁与供奉观音的观音阁，不过是20世纪末仪陇对当年寺院的重建而已，胜景已不再，但抱朴子的道与西来的佛之精髓却与山融在了一起，成为一种不可分割的念想与精神。
书香的金城
人类进步的阶梯表述起来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以文化人。在历史的走廊里，金城山的某一片断注定是蒙昧的，而她后来的钟灵，恰恰在于书香的浸润与文化的武装。
上下五千年，文化的源流太远，难以让我们竭泽而溯，这也许是让我们勉强把追寻的目光投放到近现代的理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