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仪陇，如果你正脚踏复兴镇的土地，就一定找得到顾东盼西、经南纬北的良好感觉。自有公路以来至县城搬迁以前，它一直是仪陇的南大门与走向川东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充的最近距离通道。今天，无论你是从仪陇老县城金城镇方向出发走到复兴镇的尽头，还是从仪陇新县城新政镇方向出发走到复兴镇的场口，一个装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总会出现在你的眼帘，以此为轴点，向东可达朱德故里马鞍镇，向西可达新政镇，向南近可至蓬安远可达南充，向北近可到金城远可及巴中，使浅丘环抱、溪河萦绕中的复兴在偌大的仪陇版图上俨然成了一个“通三江、达四海”的大道通衢，在人流物流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中，复兴满目沧桑的容颜上自然又平添了许多与时俱进的铅华。
复兴本不是老仪陇的热土。据清光绪二十二年《蓬安县志》记载，自唐肃宗乾元元年起始，复兴地带就属蓬州管辖。明朝兴场，得名复兴。清初设为蓬州上北路复道场，后与岐山、赛金等地一同划为蓬州上北路二道场辖区，清末归入蓬州北路徐家乡。1940年，国民党政府又设复道乡。1951年设复兴乡，属蓬安县。1952年划归仪陇版图。1958年改复兴公社，1984年复改乡，1988年撤乡设镇，有了今天的名号。
千百年来，中国一直在追求家国振兴，民族复兴。以前我一直窃以为复兴的名称来历可能与这些高远宏大的家国追求挂得上钩。但细细究来，复兴场却并没有存在过那些“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的崇高理想。它名称的由来其实仅仅源于一个市井故事。
相传大明中叶，一罗姓人家看中了此地山不高、水不深的地利与北达仪陇、南驰蓬州的交通，在此搭起一排茅舍，开起了旅店、餐饮，兼营大碗茶、油、盐。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商贾行旅，到此均可各取所需，颇有人心所向、宾至如归的号召力。生意兴隆一时，名声大噪远近。当地的乡绅本重农耕，以租佃、种地发财，眼见经商也可以收获大锭大锭的银子，一时眼红，便选派代表与罗姓人家商量，想在罗家的地面上建房兴场，同时快速准备了大量人工和竹木、茅草、瓦石等建筑材料，以便一旦罗家答应就立即大兴土木，兴起市场，好与罗家一道分得一碗香喷喷的买卖羹。一乡绅甚至还取好了场名，叫“新兴”。可游说了半天，罗家就是不松口，一是现有市场是自己的，生意又好，人缘也好，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二是场所在地的土地是自己的，怎能拱手相让别人建房造屋？于是坚拒，硬生生地让乡绅们设想的“新兴”胎死腹中。乡绅们不甘失败，一番密谋后，假意说要将场设于五里开外的瓦店子，又是看地，又是画图，罗家眼见他们煞有介事的样子，也就放松了警惕。谁曾想乡绅们已暗中组织数百民工，于一夜之间开进罗家场地，任由罗家捶胸顿足，喊爹叫娘，也要霸王硬上弓。待映红了夜空的火把熄灭在黎明的晨曦，数十间简易的商铺、茅屋已拔地而起。择吉开业，万头攒动。那位给场取名的乡绅得意地说，想建“新兴”未成功，现在一夜之间建成了，就叫“复兴”吧。
于是，“复兴”之名传承至今。
以此以降，自清朝至民国，数百年风烟俱起，潮涨潮落，时代与王朝走马灯似的更迭，复兴虽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百日维新乃至义和团运动无甚关联，但在民族巨变的浪潮中，却似汪洋中的一条船，颠颠簸簸，一路走来，并由一个“鸡声茅店月，人迹板上霜”的小小乡场渐变成一个天下熙熙、人来攘往的重要隘口与陆上津渡。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从凤仪茅观寺与青家沟方向发源而来的两条溪流从场头镇尾淙淙流过，给这片土地带来了翠绿与滋润，四周几无川东北常见的浅山，只有一些不高不矮的丘峦环绕着场镇。虽无风景这边独好的神韵，但就人居环境而言，那是绝对的巴适！经过几百年的风风雨雨，当年的罗姓人家早已成为在复兴顺风顺水的望族。至民国初年，号称“顺庆王”的军阀罗泽洲，常年驻防仪陇、蓬安、渠县、武胜等地，并与复兴罗家交好，又在复兴大举招募兵源。中国工农红军入川时，他以国民党第二十三师师长之身，被任命为第三路副总指挥，率部参加由刘湘任“剿匪”总司令的“六路围攻”川北苏区的战斗，曾多次与张国焘、徐向前、许世友、王维舟的部队交手，屡战屡败。红军北上川陕后，“胡汉三又回来了”，受过红军打击的土豪劣绅在复兴场边的一座拱桥头为他树起了功德碑，碑为通高五米左右的青石方柱体，上书“伟烈丰功”四个大字。抗日战争爆发后，罗泽洲升任李家钰的第四十七军副军长，协助军长李家钰指挥部队随川军远征，开赴晋东南及徐州前线与日军作战，包括复兴人在内的大多数人在台儿庄战役及后来的武汉会战中为国捐躯。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后，家乡人民为庆祝日本投降，并缅怀殉难的英灵，将碑上为罗泽洲歌功颂德的“伟烈丰功”四个大字铲除，重新镌刻了“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几个大字。一方碑石从对个人的歌功颂德到纪念国殇的转变，彰显了复兴人民缅怀英烈、热爱和平、渴望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
改革开放前，复兴一直只有一条街道，从粮站与供销社方向延伸，到复兴小学附近右折，至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结束，从视觉上感觉像两条街道。仪陇至南充的公路穿场而过，每至逢场，街面上拥堵不堪，过往车辆在不足一公里的街道上差不多要踌躇个把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交通极为不便。1994年，仪（陇）北（碚）公路改造，成为仪陇境内第一条柏油路，途经复兴场镇的路段被甩到了场镇的右手边，形如弓形场镇外的一根弦。场镇从此不再有车辆过境拥堵之虞。此后不久，复兴被纳入省级小城镇试点建设行列，时任区委书记董明照抓住机遇，鼓励当地百姓沿仪北公路建房，形成了上望黄济桥，下达三岔路，长约三公里的走廊形宽街道。虽然这种修建法后来饱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争议，但却在改革开放初期奠定了复兴从一个老场起步面向市场与面向现代化的人流与物流基础。
比复兴大兴土木搞城建还要早的80年代末，有两家冠以国营名号的工厂落户复兴，它们分别是植物油厂与麻纺厂。曾经苦叹人口稀少的复兴场一时菜油醇香，美女如云。在当时仪陇工业还几近荒漠状态的时候，它们的存在与仪陇河下游的二道丝厂一道，成为仪陇工业领域最为惹眼的“沙棘花”。
遗憾的是，这为数不多的几朵“国营”沙棘花期太短。到20世纪90年代中叶，居然竞相凋谢。我曾于当年去麻纺厂采访过刘禄光，此人之仕途应该是绝对的不如意，因为他任厂长时，麻纺厂已对外宣布破产。所以他一走进那间蛛网密布的办公室，就被媒体冠以“末代厂长”或“留守厂长”的外号。他的积极意义在于，为确保社会稳定,减轻政府压力,不等不靠，“不找政府找市场”，想方设法实现原厂的母体裂变与分块搞活,充分利用闲置资产转向办起了冷冻厂、复合肥厂和自来水厂,分离出的几家企业分别实现了“子体开花”，为一百六十六名下岗职工重新拾回了饭碗。很多年以后，我听到了刘欢那首叫《从头再来》的歌：
“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勤勤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入风雨。我不能随波浮沉，为了我至爱的亲人。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每当这苍凉悲壮的旋律响起，我就会想起刘禄光那憨厚而无奈、卑微而自强的笑容，我当然知道，刘欢的歌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产物，创作源泉来自于剧烈变革期间面临着职业再选择、利益再分配的庞大群体，但我仍然愿意固执地认为刘欢的这歌其实就是为他并不相识的刘家大哥刘禄光刻意创作的。
也许，复兴压根儿就不是一个发展工业的好地方，但教育事业的发展却一直呈现着稳步前行的势头。多年以来，复兴的中小学教育一直很稳健而老辣，就像小学门前的那棵树，苍劲之中自显勃勃生机。特别是中学教育，在金城、新政、马鞍“三强环伺”的包围下，重点越考越多，“蛋糕”愈烘愈大，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让复兴人年年夏天的脸上平添了不少兴奋的红光。
特殊的地理位置给了复兴人特殊的感觉。2003年7月，国务院批准仪陇搬迁县址至新政镇时，很多乡镇都有微词，独复兴一片恬然。何也？因为它距老县城金城二十七公里，距新县城新政同样二十七公里，距朱德故里马鞍依旧二十七公里。十字路口之上，四面风光皆能享，人流物流皆通畅，所以那份淡定中的那份喜悦，不是每个乡镇都能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