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宇宙天地之间，每一颗星星都是璀璨夺目的，而在北斗七星中，位于斗柄与斗勺连接处，斗勺上的第一颗星天权星，无论是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还是在千年封建科举制度与近现代应试教育中，都是被当作主管文运的星宿，故而人称文曲星。千百年来，人们普遍认为文章结构得锦绣、诗赋铺陈得风流、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者，特别是其中能金榜题名、走马帝京，且被朝廷录用为大官的人都是文曲星下凡。
而在仪陇，就有这样的一个乡镇，它不仅长时间内文运亨通，而且直接以文曲星命名，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文星镇。
文星镇东沐永光，南闻响水，西语二道，北晤永乐。给人的感觉是四方友邻，八面玲珑，但实际它地处营山、蓬安、仪陇三县交界处的县域东北部。虽偏屹于一隅，却因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而声名大震。在它的南面，是风景秀丽的魏家山，东面是云蒸霞蔚的文星寨。而它的神秀却是集中表现在它的前后山之处。如果我们在镇前面的绿水河畔寻一制高点，可望见其后山之形似卧龙，虽不及南阳诸葛庐之美，却有西蜀卧龙山之秀。山上建于明末清初的任家庵占尽山水，俯瞰全镇；而回目细观它的前方山形则形似一只振翅欲飞的凤凰，虽无百鸟朝凤之声，却有万物唱和之势。龙凤相向翔舞，造化钟神秀。凤翥龙腾，天作之合，上风上水，祥土吉地是也。特别是在近年来小城镇建设与新农村建设政策的滋润下，文星大地祥和安康，犹如一颗晶莹的明珠在肖水河畔熠熠流光。
文星最早时并无场镇。但从任家庵山下通过的仪陇至营山那一条驿道却给了它成为场镇的机会。几间茅屋搭在一棵傍山窝而生的大黄桷树下，当地人称幺店子，而过往行旅则叫它窝窝店。据文星镇一老先生所编撰的《文星乡镇风情》中记载：公元1628年，也就是大明王朝大厦倾颓的崇祯十七年，文星开始在窝窝店兴建场镇。因为左右有龙飞凤舞的绝佳地势，所以场名就叫龙凤场。惜乎场镇刚有点头绪，就遭遇了明末清初的农民战争，龙凤场几度腥风，几度血雨，黄桷树叶落根断，窝窝店门可罗雀。直到大清江山甫定，又才开始重建工作。在绿水河上架起拱桥与石平桥各一座，当地人习惯将桥北称为老街，桥西南是一排又一排的茅屋，因为临河，干脆就叫河街。虽然在以后的几百年中龙凤场镇面积扩大了不少，但其最初的格局却难以老去，至今仍可见其当年凝聚商机人气的本朴匠心。
明末本属乱世，但龙凤场后来却记住了一个百姓的名字——任志雄。也就是在崇祯末年，任志雄兄弟不远万里，在湖广流民的浪潮中停泊于龙凤场插占为业。传代到任登美（当地人称美老爷）时，因种种外力影响，本博通儒学，颇有才气的他，竟看破世事纷纭，官场虞诈，悄然放弃科举，无心角逐功名。且忽生了却凡尘之念，竟断七情之根，痛割六欲之瘤，捐出家中田产二百挑，在卧龙山头建起一座寺庙，剃发为僧清修去了。
寺庙坐落于卧龙戏水之地，面向飞凤朝阳之山，呈四合院型。如从龙凤场拾级而上，需出一身汗水方能礼佛朝圣。寺中主要供奉阿难一尊与迦叶一尊。庄严伟岸，俯瞰众生。其中阿难全称“阿难陀”，汉语的意思就是“欢喜”与“欢庆”。他是释迦牟尼的堂弟，侍从释迦牟尼二十五年，为十大弟子之一，由于长于记忆，在师兄弟中称“多闻第一”。传说释迦牟尼涅槃后，五百大罗汉聚集在一起，为了防止异端邪说，阿难当众诵出释迦牟尼生前的言论，集结成佛教专论，成为后学经典。而迦叶全称“摩诃迦叶”，意为饮光。古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人，属婆罗门种姓，也是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传说他少欲知足，年轻时常修头陀行，故称作苦行僧与“头陀第一”，他是释迦牟尼涅槃后第一次五百罗汉大会的召集人，也是首席大罗汉。和阿难一样，都是佛教中举足轻重、一言九鼎的神仙人物。庵内还塑有骑青狮的普贤、驭白象的文殊菩萨、镇庙的韦驮天尊，其圣像庄严、普度众生之态，让人仰之弥高。
任家庵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走到了今天。它的意义还在于，它自明末战乱之后，迎来了龙凤场这片土地上宗教由毁于战火到重新鼎盛的回归。一方净土再现，香火重新点燃。自它以后，龙凤场先后出现了活灵山前的活灵寺，活灵山下的新观音庙，耸峰山上的耸峰道观，大鹅山梁的五佛山庙，寒抱垭下的五通庙，绿水河桥头的王爷庙，肖家桥上的潘家庙以及金羊村的聂家庙。有清一朝，龙凤场道观巍峨，佛号如歌，香烟袅袅的绿水河畔充满了善男信女们对于今生美好、苦修来世的精神寄托。
而最受推崇、至目前也保存得最完好的却是位于老街的关帝庙。它建于清咸丰年间，是一座主体建筑规模宏大、气势非凡、雕梁画栋而又不失庄严肃穆的庙宇。由于是为供奉三国时期蜀国的大将关羽而兴建的庙宇，当地也称之为武圣庙。
在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中，关公崇拜是最独特而复杂的文化现象。它既是民间崇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政权构筑以“忠义”为核心的正统文化的重要文化符号。在漫长的发展和演变中，关帝崇拜承载了大量丰富的文化内涵，既体现乡土中国民间原生态风俗，又带有浓厚的庙堂官方色彩。
在古树、古街的陪衬下，龙凤场的关帝庙更显庄严肃穆。这座以木质为主，辅以青石、火砖的宫殿式建筑，檐牙高挑，檐角飞翘，华贵典雅，卓尔不群。入庙之门，洞开三眼，均为青石垒砌。两侧偏门上曾有精美的楹联与匾额，惜乎十年浩劫期间被毁殆尽，留给今人眼帘的只有累累錾凿之痕。唯有正中拱门，高盈丈余，两侧的楹联虽也没有逃脱錾凿之厄运，但门顶上的“圣庙”两个大字却保存了下来。大约是当年满脸浮躁、不学无术的红卫兵们没有找着那么长的梯子只好悻悻作罢而残存下来的遗迹。虽经岁月侵蚀，字迹依旧风采如初，圆润饱满，高高在上，以一个淡定的文化之眼静观人间的世事大千，凝目视之，心中顿生一种难以言说的震撼。
进得庙门，便是过厅，过厅之上，其实就是戏楼。所谓“顷刻间今古千秋，方丈内河山万里”，在那些文化生活单调的久远年代，不知有多少人聚首楼下，在咿呀婉转的唱腔与急缓有致的锣鼓丝弦声中抚今吊古。从过厅走进去，是一方院坝，两侧建有厢房，从前乃是观戏的两廊与场地，现在是镇政府的办公地。与戏楼相对的是主殿，内供有关帝与文昌二圣。大殿之上，高悬有“经天纬地”与“万法归一”两块巨大的牌匾。20世纪90年代末，因大殿严重毁坏，而文物部门一时半会儿又拿不出钱来修建，镇政府经有关部门同意后，对大殿进行了拆除，修建了新的办公楼与住宅区。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当地在办公楼顶上新建了一处可遮风雨的去处，将关帝与文昌二圣安置在了那里，以期谋求镇街赐福。
1940年，国民党政权在龙凤场建乡。新中国成立后沿袭此名成立了龙凤乡人民政府。“文革”时期，为顺应时代需要，更名为前锋乡。1977年，中国在邓小平的主导下恢复高考，前锋乡年年“状元”辈出，高、中考录取人数居全县各乡镇之最。大有文曲普照、魁星点斗之吉祥之兆。恰逢1980年全县地名普查，当地依其地形将其更名为文星。
因为有文星之名，文星小学也显得更加神秘神奇。它地处任家庵，在龙头之上，人们都说这里大出人才是风水地理之故。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仪陇“普九”战役小学与初中分设时，当地又将文星中学修到了凤头之上。天空有文曲星照，地上有龙凤呈祥，似乎冥冥之中，真还保佑了文星一镇的文运通畅。
但我知道，我是个唯物主义者，看待事物应该辩证而理性。地理与风水的美好固然造就了一个学习的好地方，但当地党委、政府尊师重教的习惯养成与师资的强盛和敬业更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当地学校的乡土教材里，我们能窥见文星老乡——著名抗日爱国将领、参加过淞沪会战的陆军中将刘公笃将军与博学广才、诗文出众、书艺精湛列入洛阳碑林、誉满南国的广西大学著名文科教授吴子厚先生的伟岸的身影。
作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三军副军长，刘公笃将军由于历史的原因其是非功过我辈不便评说，但从《勇者无敌》《壮士出川》等近年来新出的影视作品中，我们能依稀可见将军当年叱咤风云的身影。
而吴子厚的事迹则要翔实得多，先生于1945年考入中华大学（即现武汉大学），毕业后参加人民解放军随军南下。1951年在《广西日报》做文艺副刊编辑，1957年反右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虽然工作几经变动，命运历遭坎坷，但始终对中国古典文学情有独钟。1979年调入广西大学中文系任教后，先生如鱼得水，更潜心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将全部心血奉献给刚刚恢复的高校教育和求知若渴的弟子们。他的学生、《人民日报》的官建文有文这样评价老师：
像他这样的南下干部、饱学之士，不去谋一官半职，甘于寂寞与清贫，一箪食、一瓢饮，拂去千秋纸上尘，潇洒于汗牛充栋的古籍中……先生考据、赏析，乐在其中。
在先生九十华诞之际，曾于病床上自述《九十述怀》一首：
昆仑莽莽扫庭除，
讲舍宏开道不孤。
九十行年非易度，
三千弟子五车书。
先生辞世后，他的学生、广西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黄南津教授含泪撰写了一副挽联：
忠良板荡颂风雅，
慈爱弦歌育栋梁。
人生易老，斯人已去，但两位文星乡贤，宛如文、武两颗明星，深为乡梓敬仰，引为榜样，奉为楷模，时时激励后昆奋翅上进。
20世纪90年代，我曾数次前往文星采访过一位残疾乡村教师，他的名字叫罗清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在高高的高隆山上，他拖着一条残腿，辛勤耕耘几十年，将一代又一代的孩子送入了更高的学府。我撰写的长篇通讯《高隆山下的独腿教痴》曾在当年引起广泛反响并获新闻奖。我以为，正是有了罗清泉们的奉献，才有了文星“状元之乡”的璀璨。而我的忘年文友、八十三岁高龄的萧开基老师，一生桃李满天下。虽从教学岗位上退休多年，但他退休不赋闲，不但一直笔耕不辍，且培育了无数文学爱好者与包括他的儿子萧红涛在内的南充文化大家。不少人走出文星，走出仪陇，成为川北大地乃至蜀中颇有影响的文化工作者。所以我要说，正是这片土地上先贤的潜移默化与老师们诲人不倦地传道授业解惑，才组成了文星人文教育灿烂的星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