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一听人说起保平，我就觉得我已很老了。这种心态和年龄无关，而是因为保平在我记忆的印象中早已被定格在三十多年前。就像一支久远的歌，一唱就心旌荡漾；犹如一坛陈年的酒，一开就醉倒当前。
三十多年前，我因数理太差，高考失败，不得不去做了代课教师。在文教局开出的介绍信中，写着一个陌生的地名：保平乡。
赶紧找来一张仪陇地图，查找了半天，才在仪陇中部发现了它的踪迹。我估摸了一下，不远，距县城大约三十来公里，且前有永乐、后有复兴两个大镇呼应，又有一条县道过境，地不偏僻，交通便利，于是拊掌自庆，卷起一床席子，背上被盖，教书去也。
彼时仪陇交通极不发达，虽是县道，却是地地道道的泥结碎石路，三十来公里的行程，却磕磕碰碰走了近三个小时，正惶惑间，猛听售票员一声喊：有没有到保平的？到保平的下车了！
我忙不迭地应着：“有！有！”夹起席子，背上被盖，下得车来。
客车绝尘而去，一条两边都长满了桉树的公路呈现在我的面前，除了旁边有一幢硕大的粉壁房屋静静地立在那里外，四周既无场镇，更少行人。这就是保平么？场镇在哪里？学校在哪里？一刹那，我几乎绝望得要哭了。
好不容易收拾好心情，才想到要去问问，于是向那白房子走去，俟到近前，才发现是个粮站。
“同志，请问保平小学在哪里？”
“保平小学？保平小学在保平噻。”一个穿白的确良的妇女一边嗑着瓜子，一边懒洋洋地答道。
“那保平又在哪里呢？”
“往前走，看见桥就过去，然后上山，又下山，就到了。”
我一听又上又下的，就蒙了，又问：“那，还有多远？”
“八里吧。”
“没有车？”
“没有通！”她硬邦邦地来了一句，样子像不耐烦了。
我正转身要走，又怕她骗我，于是折回来，又问：“那你们粮站这里是哪儿呢？为什么修在这里？怎么不和乡镇修在一起？”
“哧个瓜娃子，这里是椿树湾都不晓得嗦，粮站修在这里是方便运输懂不？该赶路就赶路去，别在这里烦。”
本来就很绝望，现在又遭了一顿抢白，心就像掉冰窖里了一样凉，我一边蹒跚着往前走，一边恨恨地想，这是个什么鬼地方哟！等到过河时，一直忍着的泪还是哗哗地下来了。
后来我才发现，其实这河谷相当的美，可惜当时的心情没有容我在审美这件事情上信马由缰，我低头走着，在八月的阳光下爬上一座山，又在山腰上走过一条机耕道。蓦然间，一股清新的风扑面而来，原来山势在前方向左折向而去，保平就这样第一次呈现在我的眼前。
弯弯的山谷，形如一把椅子，保平静静地躺在谷底。作为当地最大的建筑群落，保平小学在尚未收割的稻田的半包围下，以一个四四方方的四合院形态居于弧形椅圈的正中。大门正朝着我去的方向，门敞开着，像是欢迎我的到来。两副篮球架对称地分布在操场的两边，几个教师模样的身影在操场上或东或西地各自走着，大约是为明天的开学工作做准备。我脚下的这条机耕道就从学校大门经过，再往前约五百米，就是场镇了。说是场镇，其实和农村的大院子规模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农村的房子常以群的方式出现，而保平是以街的方式出现，但长不足五百米，用这头摔跤那头捡草帽来形容场的大小，可能是再贴切不过了。街的尽头，便是肖水河了，几个跳蹬横过河面，在太阳的照耀下，水面不时泛起粼粼的波光。
唉！且将一声叹息让山风吹过，下山去也。
校长是个身材魁梧的大汉，一副老花眼镜有些滑稽地垮在鼻梁上，他瞟了一眼介绍信，有些严肃地说，不满十七岁，不好好高考，就出来教什么书，这样吧，我每周给你排四节地理课，剩下的时间，你好好复习，争取明年再去考大学。
不管我当时心境怎样复杂，反正保平就这样收留了我，当然，它也当仁不让地成了我的第二故乡以及人生事业的起跑线。
老师们都朴实、和善而亲切，学校就像一个大家，因为边远，这里二十岁以下的年轻教师仅四个，差不多算凤毛麟角吧，在中老年教师眼里，年轻人既是同事，也是小辈，常常得到呵护，重庆知青侯代娣、邓步芬等老师都有家有室，从不在伙食团里与我们吃饭，但当家里煮了什么好吃的，一定会把我们叫去打牙祭。隔三岔五的某个夜晚，康志安、高国达、吴应忠等本地老师也会拿出自家的花生、核桃、南瓜子，邀上我们在昏暗的油灯下就着白酒谈天说地。与我们年龄相仿的民办教师张北平虽在村小，也会借回校开会之机和我们一起叙叙情谊，有时也会让我们上他家去，喝上二两，筷头长的腊肉，别具风味的咸菜，让那个年代像戴望舒的《雨巷》一样记忆绵长。直到今天，我还和同在县级机关工作，并且已经担任了仪陇这个农业大县农畜局局长的他保持了当年的情谊，两人常常聚在一起，深情地追忆着三十多年前的那段难忘时光。
场镇虽小，但街坊们热情大方，笑容可掬，每每见到老师上街，总是彬彬有礼，让道一侧，尊师之风尽在举手投足之间，记得报到的那天下午，我去供销社买洗漱用品，一脸盆、一牙刷、一毛巾、一口杯，好像是三四元钱吧，约我工资的十分之一，但售货员无论如何也不肯收钱，他说他的子女就在学校读书，这点小意思就算是对老师的一点心意。事隔多年，那相互推让的场面依然历历在目。
最让我难忘的是杨绍清老师，老人家是蓬溪人，新中国成立初来到保平小学执教，一干就是三十多年，她终身未婚，视学校为家园，待学生为子女，对我们这些年轻教师更是犹如慈母，她常常教育我要好好读书，切莫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并时不时在我松懈的时候敲敲警钟，鼓鼓士气，她的教诲，为我多年以后考入四川教育学院埋下了伏笔。现在，老人家早已作古，但每每想起保平，她那慈爱有加的鹤发童颜总是浮上心头，久久不去。
对一个老师来说，每周四节课实在是太少。所以没课的时候，校长常常带着我到村小去检查工作，使得我有机会和保平的十个村村村见面。校长就是保平人，书法极佳，更喜唐诗宋词，在乡间的田埂上一路走来，他总是喜欢指点江山，讲述家乡的风土人情、逸闻旧事，不知不觉间，乡间小路上已是书香盈袖，逸事扑鼻，那风骨犹存的观音庵，历经沧桑的保平桥，福佑一方的药柏树，摇头摆尾的鲤鱼包……经过他娓娓道来，蔚成种种风景，种种传奇，像断面组接的蒙太奇一样，将保平印象留存在我的心海里。三十多年时光荏苒，往事依旧如老电影一般的清晰。
渐渐地就爱上了保平，爱上了这里的山和水，以及人和事。正是在这里，我用平生第一次领的工资为母亲购买了礼物；也正是在这里，我第一次买了双皮鞋穿；还是在这里，我从课堂上感到了书到用时方恨少的压力。
就在我与保平渐成知己的时候，我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虽然还是教书，但地点却变了，依旧夹起席子，背上被盖，心里却找不到逃离的感觉，相反的却是与保平、与同事那种依依不舍的深情。又一次走到椿树湾过河的时候，我的眼泪又一次下来了，但眼前的景象却已是满目青山，水绿如蓝。
此后经年，我便埋头走在工作、家庭、事业、读书的长路上，一直没有机会去问候那湮没在日子里的保平。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当上了记者，有一天去立山采访，当公交车路过保平时，蓦然发现椿树湾两旁的桉树已悉数砍去，一幢幢的房子出现在公路两旁，惊问其故，同车人答曰，乡政府要搬到这里了。心中就想，有机会一定要回来看看。
遗憾的是，这个愿望20世纪居然没有完成，直到2003年，仪陇县原农机局局长刘文贵退职后回到观音庵村当村支部书记时，我才有了一个采访的机会重返保平，可惜的是，因为当天时间紧，采访内容多，我没有回到我工作过的老保平场去看看，不过那次采访写出的消息，却让我喜获当年四川省好新闻与四川广播新闻两个一等奖及中国地市报好新闻一等奖。心中暗想，这大约是第二故乡对我的福佑吧。
又过了几年，毗邻的安乐乡并入保平，保平变成了幅员三十多平方公里、人口两万以上的大镇。昔日的椿树湾更是高楼林立，农茂商繁。建党九十周年之际，镇党委书记邀我去给他们上一堂党课，授课那天，十九个村的三职干部与乡上的工作人员将镇上的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的，尤其让我高兴的是，他们中有不少人还是我当年的学生。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授课中，这些农村干部没有一个人抽过烟，没有一个人接打过电话，甚至没有一个人出过会议室的门。我知道，这并不说明我讲得好，而是尊重我这个自称保平是第二故乡的人的乡音。
当日中午，我在镇政府伙食团和一些老朋友与学生喝了很多酒，不为别的，一为祭奠那走了以后再也没回去过的老保平，一为祝福眼前这日新月异的新保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