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解放军进驻南京之后，顾祝同在泊在黄浦江的兵舰上召开了一次作战会议。因为人民解放军已经逼近上海，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把他的司令部搬到了兵舰上；上海防守司令石觉、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也把他们的指挥所迁到吴淞口要塞炮台，只有“二毛”——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和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还留在上海南阳路和福州路“办公”。
顾祝同的报告还未作完，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蔡文治就站起来说：“我不知道这仗是怎么打的！我上次再三说，敌人一定由荻港渡江，应在该地布置重兵，可是你们指挥作战的就是不采纳！”
蔡文治为什么说这气话呢？原来南京解放前的半个月，也就是和谈刚刚破裂，黄绍竑从北京飞到香港去后，顾祝同主持召开了一次作战会议，先是汇报情况。装甲兵司令徐庭瑶诡秘地说：“从我家乡安徽无为县来的人说，共军收集了很多夜壶，说是预备摆在船上，放入灯油灯草，点亮照明，以备渡江之用……”
他的话还未说完，就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
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一边笑，一边却劝别人说：“你们别笑，共军诡计多端，不可轻视，必须严加防范。我们海军倒不怕‘夜壶点灯’，怕的倒是暗中偷渡哩！”
国防部次长秦德纯，摇头晃脑地说：“长江自古天险耳，苻坚、曹孟德尚难飞渡，何况区区共产党，除非他们是天兵天将。”
顾祝同想，这样讨论未免有点那个了。他慢吞吞地说：“诸位，莫谈笑话了，我们还是研究一下共军的主攻方向，是在瓜洲一带还是别的什么地方？”
蔡文治朗朗地说：“我作了仔细分析，共军的主攻方向肯定在荻港一带。换句话说，在南京上游而不在南京下游。因为在荻港一带，渡江容易。且渡江之后，一则可直逼长兴、嘉兴，将我军主力逼向常、嘉、沪地带；二则敲开浙赣两省之大门，任其纵横。可是汤司令的计划恰恰与此相反，他将主力置于南京东侧长江下游南岸和京沪铁路沿线，这个布局是十分危险的，我第三厅不能同意。”
顾祝同点点头说：“文治说得对，汤司令可以参考。”可是汤恩伯一言不发。在三个小时的会议中，他就是不吭一声，没有表态。
这是一个多月以前的事了，回想往事，蔡文治既伤心，又悲愤。他越说越激昂：“如今果然如此！对方在荻港渡江后，长驱直入，浙赣大门已完全敞开，无可阻挡。我们几十万大军退集上海，前有强敌，后为大海，我们到这里是准备着跳海吗？我判断的敌人行动无一不确实，可是指挥作战的毫不采纳！你们看，我幕僚还有什么当头！我这个作战厅长，真是愧对自己，愧对祖宗，更对不起总理、总裁！”他气呼呼地一边说话，一边两手拉着身上的军装下摆，猛地向左右一撕，拉断了纽扣，扣子飞满全场，接着大哭起来：“我不干啦！”
顿时，全场为之大惊失色。顾祝同安慰着他说：“蔡厅长，你冷静一点，不要激动，有话慢慢说嘛！”
汤恩伯“砰”地拍了一下桌子，指着蔡文治说：“你这个小孩子，懂得什么！”原来汤恩伯担任军校大队长时，蔡文治是他的学生，所以他可以摆老资格，把蔡视为小字辈。
可是蔡文治也不买账，他大声说：“你还摆老师的架子吗？老实说，军校学生再没有一个人认你这个老师了！”
汤恩伯大怒，训斥道：“军人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懂吗？”
蔡文治说：“是呀，我是一个小小的厅长，算不了什么！可是顾总长的命令呢，你为什么也不服从？”
汤恩伯气得脸色发白，颀长的上身摇摇晃晃，定了定神说：“我集结主力，退守上海，奉有总裁命令。”他从皮包内摸出一张纸，挥了一挥说：“你们看，这就是总裁的手令！”接着，他宣读蒋介石的命令，大致内容是：储存在上海之黄金、白银及他项物资，着上海市代市长陈良，立即抢运至台湾。汤恩伯宜集中兵力坚守上海，俟抢运完毕，准汤率部转移舟山、台湾。如措置失当，唯汤、陈是问。
大家见有蒋介石亲笔手令，都面面相觑，默默无言。汤恩伯这才恢复了平静，但他一脸愁容地说：“因为要抢运的东西太多，上海的船又不多，陈初如（陈良）怕我守不住，船装得重一些，致使太平号轮船在舟山洋面触礁沉没，我还不知道如何向总裁交代呢！你这小孩子懂得什么！依你的计划，主力分散到浙赣沿线，上海叫谁来守？上海的东西运不出去，这责任又由谁来承担？”汤恩伯接着说：“我是奉命保守秘密的，不敢宣泄。今天要不是文治责怪我，我是不会告诉你们的。算了吧，总裁也无意久守上海，只要东西运完就算了事。这件事就由我来负责。你们这些长官、同事们，请先到广州去吧，免得在这里我还要派人保护你们。”
汤恩伯的这一席话，说得顾祝同面红耳赤，半天说不出话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