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各地骚乱都未表示反对改革。相反，克里米亚鞑靼人去年在莫斯科红场高呼要见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次亚美尼亚人游行时还举着戈尔巴乔夫的画像。这可能被戈的反对派所利用，把骚乱归咎于戈的改革和公开性。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这次骚乱带来的一个“令人不安的结果是暂时中止了公开性政策。莫斯科等了三天才承认亚美尼亚局势的严重性，后来发表的消息也是最低限度的”。该报认为这是公开性的“冻结”。戈尔巴乔夫也说这次骚乱是在背后向公开性“插了一刀。”
第三，亚美尼亚人骚乱只是暂告平息，如果处理欠妥，5月28日亚美尼亚独立节时还可能发生新的骚乱。届时，要是果真出事，不但将给里根访苏罩上阴影，而且也将影响6月底召开第十九次全苏党代表会议的?气氛。
第四，戈尔巴乔夫虽然认识到了民族问题的严重性，并且提议召开中央全会来专门讨论民族政策问题。但在目前具体如何改革党内外尚未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又要解决棘手的民族问题，可能带来新矛盾，处理不当的话也会对改革不利。在近百分之五十的人口是少数民族的苏联，实际上民族问题已和改革问题融为一体。戈尔巴乔夫强调：“不考虑改革问题对民族关系的影响，任何一个改革问题都不能解决”。
70年来苏联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应该说有了不小发展。但是，苏联的民族问题有几个不易解决的问题。一是俄罗斯人仅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五十略多一点，这一比例还在下降，已引起当局不安。二是少数民族中历史遗留问题多。三是苏联的主要少数民族如乌克兰地区的经济、文化比俄罗斯联邦大部分地区发达，要求更多独立性的趋势在发展。因此可以说，如何处理少数民族问题对戈尔巴乔夫又是一个考验。
(《世界形势研究》1988年第11期，3月23日)
苏共中央为何禁止滥发勋章
在苏联，无论你走到那里，尤其在公共场所，到处都可看到不少人胸前挂满金光闪闪的勋章或奖章。苏联设置的国家奖励名目繁多。例如，高级领导人逢五逢十的诞辰周年纪念之际，都毫无例外地获得一枚金星勋章或者镰刀与锤子奖章。有些人的勋章简直是自己为自己颁发的。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一人竟获得了5枚最高奖章——金星勋章。每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全国上下即有一大批人获得荣誉称号，并领取相应的奖章。至于奖给谁，则主要由上级部门决定。一些真正为生产建设、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反倒不一定得到奖励。久而久之，各种奖章越发越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几乎每月都要给不少人举行授勋仪式。这样反而引起人们的反感，因为按规定，获得国家奖励都可享受各种优特，比如买车船票优先，在商店购物不用排队，获得若干次奖励就可以在家乡立碑塑像，甚至犯了法也不被起诉，不少单位和个人纷纷投书报社和中央部门，要求改进国家奖励办法，使其真正能激发人们的劳动热情。
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政治局今年7月28日开会讨论了群众的上述建议，并作出禁止滥发勋章的决议，以消除在这方面存在的弊端。
(新华社专稿，1988年8月23日《羊城晚报》)
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扬起政治改革之帆
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一日，四千九百九十一位代表汇集莫斯科，举行了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这是苏共四十七年来首次召开这样的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苏联政治体系改革，以推动和深化三年前开始的改革，使其不可逆转。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开始的改革主要在经济领域进行。它阻止了国家停滞现象的发展，打破了原先僵化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模式，制定了经济改革的总体规划，并开始付诸实施，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经济改革进程遭到现有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官僚式政治体制的严重阻碍，使得改革在许多方面“空转”，即改革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正是这样的政治体制使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中期开展的经济改革半途而废。如果再不改革政治体制，这一次改革也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为了避免这种厄运的发生，苏共中央去年六月决定召开这次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代表会议。
会议开的异常活跃，代表们争相发言，各抒已见，有的甚至登台同戈尔巴乔夫争辩，有的发言人因内容空洞无物而被哄下台。苏共党内第二把手利加乔夫和被解除职务的前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利钦在会上发表了意见尖锐对立的观点。经过热烈的讨论，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等七项决议。根据决议，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管理，充分发挥群众代表机关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用加强法制来消除篡夺政权和滥用权力的可能性，抵制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建立一个能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及时自我完善的机制。
根据决议，将采取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的措施，其中主要有：第一，改变党的工作范围和工作方法。党不能再从上到下包揽一切，而主要起“政治先锋队”的作用，通过组织工作、干部工作和思想工作来贯彻自己的政治方针，并且主要是通过党员在各行各业贯彻。
第二，加强苏维埃的权力。长期来，人民的权力机关——人民代表苏维埃只起橡皮图章作用，今后的任何重大问题都必须经过苏维埃才能决定。为此，决定从区到中央一级都由党委第一书记兼任同级苏维埃主席。这样，戈尔巴乔夫如果继续担任总书记，他就自然将是新设立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了。主席解决政治、军事、外交等一切重大问题。对这一兼职的做法，代表们意见不一致，投票表决时有二百零九人反对。他们担心一人身兼二职又将导致大权独揽，形成党政不分，达不到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戈尔巴乔夫解释说，党委第一书记兼任同级苏维埃主席，是用党的威信来加强苏维埃的威信；另一方面，党委第一书记也要接受苏维埃的监督。如果苏维埃不推选这位书记为主席，那么，同级党委就必须改选他人来担任党委第一书记，直到苏维埃能够接受为止。这一做法的效果如何，只有时间才能作出回答。
第三，废除了事实上的领导职务终身制。会议决定，任何人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都不得超过两届，共十年。这样明确地规定选举产生的任职限期，表明苏共决心废除实际上领导职务终身制。这是鉴于七十年来的惨痛经验教训而作出的一个重大决定。如果能得以实行，无疑对苏联社会的发展将起重要作用。
决议还规定要进一步反对官僚主义，提倡民主和公开性，加紧法制改革，等等。
会议表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又一次占了上风，也可以说是戈尔巴乔夫的又一次胜利。通过会议上的辩论，全党对改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更多的人接受了他的改革思想。但是，也不能忽视苏共领导层以及广大干部和群众中许多人的思想没有转变过来，所以，今后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仍然是艰难和曲折的。
(新华社专稿，1988年7月29日《华声报》)
中国著名专家评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
(《改革》杂志编者按：最近，本刊编辑部在京召开关于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出席这次会的有：于光远(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徐葵(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所长)、庞川(国家计委研究所研究员)、荣敬本(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译审)、周新成(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所长)、张康琴(北京大学教授)、高铁生(国家物价局研究室副主任)、万成才(新华社国际部主任编辑)等10多位专家学者。会议由本刊主编蒋一苇主持。这里发表的，是这次座谈会上部分同志的发言摘要。)
蒋一苇：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的召开，不仅对苏联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对社会主义各国也会产生影响。会议提出许多重大问题很值得我们?探讨。
《改革》杂志是一个探讨性的刊物。在创刊的“告读者”中，我们就说过：“《改革》是一个国内外相结合的刊物，不局限于探讨我国的改革问题。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思想、改革经验，都有它的共性，都值得我们探讨和汲取；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理论与经验，也要借鉴。”今天我们召开这个座谈会，想侧重在理论上探讨一下苏共代表会议所提出的许多问题。
感谢大家在百忙中出席这次座谈会。
重要的是学习
于光远：谈问题有许多角度，谈对苏共十九次代表会的看法，我强调的一个角度就是学习。当然，学习不是全盘照搬，过去我们对苏联的东西照搬过。我现在讲的，是要以科学的态度去了解情况，既要学习人家的好经验，也要汲取人家的教训，从中受到启发。要了解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内情况都是困难的。对外国人研究中国后写的和讲的东西，我们常常感到象“隔靴搔痒”。不过我们还是要去作这种研究，而且应该用严格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这是中国学者的一个任务。站在本国的立场，从外国人的实践中得到有益的启发，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一个国家的某些做法和想法，有时在本国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而在另一个国家却可以从中得益。
否定“变形”的社会主义
万成才：苏联50年代末和60年代中进行的两次经济改革，都因未触动旧的政治体制半途而废。戈尔巴乔夫这次进行的改革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改革。前3年主要搞的是经济改革。跟过去一样，经济改革遭到政治体制的严重阻碍，具体讲就是官僚保守势力的抵制，他们用新瓶装旧酒，接过新口号，照样推行老一套，使改革“空转”。在这一背景下，戈尔巴乔夫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以期建立新的政治体制来保证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政治改革的步子比较大，是否急了点？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次会议上对此也有不同看法。但是，会议通过辩论，改革的呼声更高了，进一步得到舆论的支持，并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的7项决议，戈尔巴乔夫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推进改革。
在苏联，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管理上的官僚主义根深蒂固。从目前苏联全国上下的争论看，思想还需进一步解放。戈尔巴乔夫认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是变了形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提出要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面貌，也就是要用他所说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取代斯大林的变了形的社会主义。至于列宁的社会主义是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那是另一回事，至少列宁在短短的几年执政期间(况且多是在重病情况下领导党和国家)不可能在理论上把社会主义阐述得完美，在实践中也是障碍重重，那时就已出现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引起列宁的忧虑。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与列宁的社会主义有何异同，有何联系呢？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目前，戈尔巴乔夫是要破除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个方向无疑也是对头的，因为不破除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改革就无法进行，即使能进行，新的改革也难以完全被人们接受。戈尔巴乔夫多次批评许多人至今还“怀旧”，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破除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和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为冤错案平反都是对的。但是，在具体做法上是否都妥当，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从目前看，结合当时的实际深入批判斯大林在肃反中和农业集体化中的错误及“罪行”，并且往往感情用事。所公布的材料基本上是重复赫鲁晓夫1956年和1961年抛出的材料。如果今后的批判仍停留在迫害政敌、品质不端等表层上，而不认真细致分析当时产生这种现象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等等，那么，改革仍不会被人从思想上接受，反而会加剧现有的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对立，对进一步改革形成新的障碍。叶利钦在会上发言时坦诚地说，不要把错误都推到死人身上(因为他们不会再争辩)。他的这一观点不无道理，显然是有感而发。
这次会议除加强了戈尔巴乔夫的地位和舆论上推进了改革之外，一个很大的成就是废除了事实上的终身制。戈尔巴乔夫原来提出总书记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连任3届，立即遭到很多代表反对，一中学教员在发言时当面讲：你戈尔巴乔夫任两届也够了，可以做完你应做的事。会议最终否决了戈尔巴乔夫的建议。这是发扬民主的成果。会上气氛空前活跃，反映了代表们参政意识的增强。但是，戈尔巴乔夫能否建立起正常的民主程序，使人民当家作主，把苏联真正建成为法治国家，也需要观察。会议代表要求公布叶利钦去年10月在中央会全上的讲话，说明前苏中央政治局委员、与戈尔巴乔夫争总书记定论的罗曼诺夫和格里申下台真相，但都没有被理睬。当前，发扬公开性、民主化主要是以此来冲破旧的束缚。在完成了这一任务后，民主化、公开性搞到什么程度，如何搞，对苏联改革的命运也不是不无影响的。如果，真的废除了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那末，对决策者所犯的错误也易于纠正，不至于要拖很长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