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来阐释西方文学传统因素对厄德里克建构和打破故事模式的叙述方式的影响以及西方传统文学话语在其文本中的表现。对于陷入叙述迷宫的读者来说，路易丝·厄德里克在北达科他州系列小说中并没有提供什么借以走出迷途的钥匙。她在小说中故意保留了叙述空白，有时她在一部小说中设置的问题只能在另一部小说中找到答案，甚至永远也找不到答案。她作品中的主题变奏和叙述空白不仅使既有的叙述模式得以延续而且导致了叙述的不确定性，故事永远都不会结束。于是叙述模式的建构与颠覆之间的对话在她的小说中生动鲜活，层出不穷，而这些特点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根植于西方文学传统，可以追溯到厄德里克所特别钦佩的一些作家以及现代和后现代小说中的某些倾向。厄德里克像她所喜爱的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和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ia Marquez)等作家一样，善于编织叙述网，将涉及不同家族、贯穿几代人的各种故事连接在一起。她受到了这些优秀作家的很大影响，尤其是威廉·福克纳。评论家最常把她的叙述结构与福克纳的叙述结构作对比。有几位评论家注意到《爱药》中不同故事的连接和断裂之间的平衡类似于福克纳的《去吧，摩西》(1942)(Go Down，Moses)。赫莎·黄(Hertha Wong)评论道：在这两部小说中不同叙述者的故事可以彼此“重叠、印证”，互为“延伸”；而其中许多故事也彼此“矛盾”。彼得·G.贝德勒(Peter G.Beidler)也完全同意这样的观点，他说厄德里克的小说像福克纳的小说一样都是把许多故事连接在一起，它们“单独观之效果就已经颇好，而放在其他故事所提供的语境中阅读则更加丰富多彩”。艾伦·查夫金(Allan Chavkin)认为，《爱药》、《去吧，摩西》和《当我弥留之际》(As I Lay Dying)三部小说要求读者“把叙述的碎片组装起来，发现隐含的、常常并不明晰的叙述模式”。苏珊·卡尔(Susan Carr)评论道，厄德里克的小说和福克纳的小说一样都是采用联结成一个整体的环形时间而不是沿着事件发展顺序的线性时间。二者之间的另一个共同之处是，厄德里克和福克纳的小说都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福克纳的小说大都以他熟悉的南方密西西比州一带为背景，创作了“约克纳帕塔法”(Yoknapatawpha)世系，而厄德里克以北达科他州齐佩瓦人居留地为背景，创作了“北达科他传奇”(North Dakota Saga)；“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与“北达科他传奇”都描述了数个家族几代人的沉浮；福克纳和厄德里克的作品都采用多角度叙事技巧，时间相互交织，每个叙述者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可靠性并且留给读者许多信息的空白，读者必须积极地参与到这些叙述网中才能发现其中深邃的意义。换言之，福克纳和厄德里克的小说叙述模式都是非固定和不确定的。由此可见，福克纳对厄德里克的影响至深。厄德里克也承认自己受到了后现代作家的影响，尤其是她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学习和讲学期间。她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侧重于后现代作家。你会不知不觉却又实实在在地受到这种侧重的影响”，因此，难免偏爱“实验性的文本”。“我除了阅读后现代作家的资料并且尝试写这样的东西之外什么都不做。”这种实验性的写作方式一直是厄德里克小说创作的特点。像厄德里克有时提及的后现代作家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和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一样，她的创作模式复杂而且不确定。品钦的《V.》(V.)中赫伯特·斯坦希尔(Herbert Stencil)讲述的故事涉及多个国际间谍，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结构，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Pale Fire)中查尔斯·金波特(Charles Kinbote)精心设计的语言游戏，这些都是迷宫的例子，为厄德里克的创作提供了榜样。鉴于厄德里克明显地受到了后现代作家的影响，因此解构主义的批评方法也适用于分析她的叙述技巧，特别是她常常打破自己建构的叙述模式，这种写法是与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Deconstruction)概念相一致的，德里达关于文本的自我解构和不确定性的理论为厄德里克的小说提供了深邃细致的内涵。她允许她小说中不同叙述者的声音和观点相互矛盾，并且小说中也没有优先于其他观点的中心意识。叙述视角的多重性使文本的意义不稳定，这正是德里达所提出的观点。她的小说中往往一个故事的叙述者是另一个故事的被叙述者，一个故事的主要人物是另外一个故事的次要人物，使得故事内容彼此关联。人物的叙述或者相互补充和重叠，或者由于叙事的主观性相互矛盾和消解。小说没有中心人物，没有开端、高潮和结局。相关线索或隐或现，若断若续，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传统的线性叙事在厄德里克的笔下消失了，于是她的小说似乎可以从任何一章开始阅读。因此，厄德里克小说的文本是不确定的，意义和文本自身都是开放式的，从而避免了封闭式的结尾。
然而，德里达的理论并不能真正描述路易丝·厄德里克的叙述技巧。虽然她的小说文本中没有一个用来建立独白式现实的叙述中心，但是她的小说是以人物、人类价值和人类意义为中心的，而这种人本主义的呈现正是德里达式的阅读所要超越的。路易丝·厄德里克小说的不确定性是由于人类之声的对话产生的，而不仅仅是文本中客观的能指(Signifier)漂移。比如《痕迹》中的人物纳纳布什和弗勒尔，《羚羊妻》中的人物罗詹和弗兰克等都与现实世界中印第安人的真正抗争密切相关。厄德里克叙述技巧的不确定性是人类活力和种族延续的一种表现方式。她的小说文本是有指示性的，展示了值得深思的、有时是与社会和政治现实之间有着微妙联系的内涵。可见，其小说创作在实质上与德里达的非指示性的语言学游戏模仿并不一样，而与福克纳的小说更加相似。厄德里克在许多次访谈中都证实自己对于人的因素更加关注，这方面的兴趣远远高于对语言学游戏和后现代理论的兴趣。当她承认受到了某些后现代的、实验性文本的影响之后说道：“我认为单纯强调技巧和语言是行不通的。”人的因素才是她写作的动力，她说她是“为了那些跃然于纸上的人物”而书写的，坦承自己的小说具有超出文本之外的含义，反映了土著美国人遭受白人压迫的社会现实。莱斯利·西尔科(Leslie Silk)在厄德里克出版《甜菜女王》之后指责她的小说缺乏政治性，她回应说：“任何一个人类的故事都是一个政治性的故事。”虽然《痕迹》比早先出版的两部小说有更加明显的政治性，但是厄德里克解释：“我认为每一部书都有自己的政治性……你不可能写一部没有政治性的关于南非的书，并且你确实不可能写一部没有政治性的关于土著美国人的书……我只是不想变成论战性的。这是最大的不同。”其实厄德里克的小说是以一种精妙的方式关注涉及人性的、政治性的问题。她说：“我认为重大事件对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罗马天主教、热衷于教化印第安人的传教狂、终止政策、寄宿学校、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以及伤膝河谷之围等，所有这些事件的影响在《爱药》中都涉及到了。”
路易丝·厄德里克委婉提及故事文本的社会政治语境似乎比明显的喊口号更加有政治效果。她真正关注的是土著美国人的心声。因此可以说厄德里克小说既是后现代的又不是后现代的，换言之，她叙述技巧的后现代性不是削弱而是有利于构建土著美国人的民族精神。从这一点来分析，厄德里克的小说叙述模式和叙述自由事实上是与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小说对话理论的概念相一致的。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一书中十分赞许这位19世纪小说家的叙述结构中诸多人物之间的对话，巴赫金指出，《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和《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的基本特点是文本中存在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这些不同的声音都具有充分的价值并且组成了真正的复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里，众多地位平等的意识不受作者的支配，它们可以相互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事件中，但互相间并不发生融合。现实与叙述视角是相对的，巴赫金用一个关于音乐的比喻来描述这个新构建出来的统一体，即复调小说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尽管不同的声音被编织在一个叙述模式中，它们仍然是相互独立的。这个多声部的统一体不是封闭的，随着一个声音发问，另一个声音回应，每一种思考都在一个不会结束的对话中作出相应的回答。巴赫金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一种特殊的才能，他能够同时听出并理解所有声音，所以他创造出了复调型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时代客观上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多声部性，平民知识分子和社会游民的处境，个人经历和内心感受同客观的多元化生活的深刻联系，最后还有相互作用和同时共存中观察世界的天赋——所有这一切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得以成长的土壤。”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了一个复调世界，突破基本上属于独白型(单旋律)的已经定型的欧洲小说模式。”“如果对所描绘的世界，给以贯彻始终的独白型的观察和理解，如果着眼于独白型的结构小说的传统程式，从这样的观点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可能像一片混乱的世界；而他的小说的结构方法，好像用水火不相容的不同组织原则，把驳杂不一的材料拼凑到一起。”
巴赫金认为复调的实质在于：众多保持各自独立的不同声音结合在一个统一体中，而这种统一体要比单声结构高出一层。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没有混淆文本与人类价值的外部世界的界限，他创作的复调结构是把众多独立意志结合在一起，从原则上超出了某一个人意志的狭小范围。巴赫金把文本中这些相互冲撞的意识看作完全人性的，每一个意识都体现在“完整的人物发出的生动的声音里”。复调结构的艺术意志，目的在于形成一个统一的事件。厄德里克小说中叙述自由的意识体现了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所发现的这种独立并且完全是人类声音的对话。玛丽、尼科特、露露、纳纳布什和波林的声音相互冲撞，对于读者来说小说中没有权威的声音，一部小说中的主要叙述者所陈述的事实可能和另一部小说所讲的内容相互矛盾，各篇小说通过不同叙述声音之间的对话来解决这些差异问题，因此可以说厄德里克的小说是一个很大的复调世界。正像巴赫金描述的对话理论一样，厄德里克小说中人物的不同意识所产生的不确定性源于作者对人性的尊重。她的多声部的叙述技巧允许读者参与到文本意义的生成当中，而且她的小说文本的开放性结局比巴赫金分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没有结局的对话”更加显著。《爱药》是厄德里克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它初版于1984年，再版于1993年，1993年版与1984年版相比，增加了四章内容。1993年版《爱药》除了增加《小岛》、《复活》、《战斧工厂》和《莱曼的运气》等四章内容，原有的十四章内容也稍作了改动，1993年版的《爱药》比1984年版更具有政治倾向，对白人殖民者的控诉和谴责意味更加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