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德里克说：“没有理由认为出版是一个最终的过程。我认为它只是一个临时的储备。”她允许后续的叙述声音加入到其本来就是非封闭的叙述体系中，小说的出版并不意味着叙述体系的完结，而是随时可以被扩展的。厄德里克认为自己所有的小说所构成的整体“更像一堆混合物”而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与厄德里克小说的叙述模式和叙述自由的类似之处还在于它们与民间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罗伯特·摩瑞斯(Robert Morace)在研究厄德里克小说中的狂欢化特征时指出，厄德里克运用了民间文化的元素来颠覆等级制和主流文化的霸权，而这种颠覆可以促使印第安文化的重生和延续。狂欢(carnival)是流行于中世纪欧洲、由广大群众参加的民间娱乐活动，它充满了自由自在的欢笑气氛。巴赫金认为，狂欢式生活的特点是完全不符合常规的生活，是一种颠覆了正常秩序的生活。“人们的行为、姿态和语言从在非狂欢式生活里完全左右着人们的种种等级地位中解放了出来。”在这种狂欢化的生活中，普通的秩序被完全打破，一切清规戒律都不复存在，人与人之间戏剧化地形成了一种狂欢广场上特有的亲昵关系，人们彼此之间自由接触、交流。在狂欢仪式中，经常是两个极端对立、对照鲜明的事物，如崇高与卑下、神圣与粗俗等被并行地纠结在一起；在这个狂欢世界中，“加冕”和“被脱冕”的仪式是占据核心地位的活动，正是这一重要的仪式，才使得狂欢节演变为摧毁一切和更新一切的民间传统节日。厄德里克在其长篇小说中把“狂欢”的内涵植入于印第安人现实生活的土壤中。她笔下那个善于搞恶作剧的齐佩瓦精灵纳纳伯周(Nanabozho)类似于巴赫金所描述的狂欢广场上的流浪汉和戏谑者，他既是一个模式的创造者，又是一个模式的破坏者，他具有破坏而且又能重生的精神，是对抗主流文化，延续印第安文化的英雄人物。然而巴赫金的理论也不完全适合厄德里克的小说，因为巴赫金在评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认为“主人公在小说结构内部，对读者保持着自由和独立，确切地说，是对作者通常所作的形诸于外的总结性评语，保持着自由和独立。这当然不是说，主人公超脱于作者艺术构思之外。不是这样。”这说明了作者在构思自己的作品时，已经把主人公的独立和自由作为作品整体严格构思的一部分。主人公的独立和自由是在作者创作的立意之中的。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整体是经过严格构思形成的，它没有一个思想的演变过程。但是，厄德里克的小说是完全不同的，其小说中的思想是在不断进化的。她经常对采访者说她从来没有预先设计任何一个故事或控制小说的多重叙述声音，从单独的短篇小说到《痕迹》的手稿，到长篇小说《爱药》，到扩展版本《爱药》，再到以《爱药》为核心而发散的北达科他系列小说，像《甜菜女王》、《宾戈宫殿》、《燃情故事集》、《羚羊妻》、《小无马地奇迹的最后报告》、《屠宰师傅歌唱俱乐部》、《四颗心灵》和《彩绘鼓》等。作者是在书写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新的启示，逐渐完善小说整体的构想，策划出新的作品，一部书中的次要人物会成为下一部书中的主要人物。厄德里克的北达科他系列小说超出了她最初的设想，并且这些小说显然还没有完成，厄德里克还会继续创作新的小说，她不知道最终会有多少部书是相互联系的。
如果说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不能描述厄德里克叙述技巧的指示性和内在的人性，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也不能完全适合厄德里克小说演变的自由性，那么E.M.福斯特(E.M.Forster)对于小说的非凡见解或许能够解析厄德里克的创作。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The Aspects of the Novel)一书中指出：“其实，艺术形式愈是发展，就愈是相互依赖着寻找着一个合适的名称。我们不妨先从绘画里借一个用语来把它叫做‘模式’(pattern)。然后我们再从音乐里借一个术语来称之为‘节奏’(rhythm)。”模式是作者脑海中构思而成的小说形式，它把碎片化的叙述元素联系起来；节奏就像一个交响乐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以变奏的方式进行重现某些主题并且使小说得以进展，节奏就是“重复加变化”。福斯特提出的节奏概念可以如实地描述厄德里克的叙述技巧，厄德里克在小说中擅长采用不同的叙述者通过不同的视角对同一件事情进行描述，这恰似在一个交响乐的整体中通过变奏的方式重现某些主题。厄德里克的小说看似结构杂乱无章，“但是它仍然会凝聚在一起，因为它在内部被作者缝缀起来了，因为它含有节奏”。这个有节奏的整体“有自己的生命”，能够发展和进化，“它不像模式似的老待在那儿，而是以它那优美的消长起伏使我们心里充满了惊讶、新鲜和憧憬等感觉。”厄德里克用自己的方式来表现节奏的美感，“它就是扩展。这就是小说家必须遵守不逾的诀窍。小说要扩展而不要完成。小说要持续发展而不要圆满地结束。”福斯特指出：“我并不认为事先把小说的内容规划停当才动手写作的那些作家，能够把节奏安排得非常妥帖。它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间隔，凭着作者的心血来潮而出现，才能产生效果。可是这效果将会非常美妙，而且不必以危机人物的塑造作为代价，也减轻了我们对小说外部形式的要求。”厄德里克正是这样一位善于运用节奏并且能够灵活把握节奏的优秀作家，她常常会“心血来潮”，突发奇想，不断创新，一个人物的故事引发另一个人物的故事，从一部小说扩展到另一部小说，因而厄德里克以北达科他州为背景的系列小说才能够按照优美的节奏持续发展。随着厄德里克不断推出自己的新作，其小说的整体节奏将会达到更加美妙的境界。
路易丝·厄德里克小说的叙述模式和叙述自由的活力不仅来源于西方文学传统的影响而且源自于她自己与印第安人讲故事传统的密切关系，她的小说文本中突出体现了印第安文学传统话语。厄德里克童年时就喜欢坐在大人身边，倾听他们讲述故事。而这些故事大多发生在家族成员身上，它们反映了当代美国印第安人的生活状态，给厄德里克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厄德里克继承了印第安人讲故事的叙述传统，她把这种特别的口述传统在她的小说创作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她在小说中没有对这些故事进行系统的文字表述，而是把它们写成两个人或几个人在闲谈，从某个人聊到某件事，所以读者的感觉就是听到了一些闲言碎语。这在故事中留下了许多空白，也留下了许多无法解开的谜。正是在这些空白之中，厄德里克让我们体验到了生活的神秘。事实上，她写作中看似实验性的技巧，如非线性的自由叙述声音、诸多头绪相连的叙述模式、主题的变奏、开放式的叙述等都产生于印第安人讲故事的传统。厄德里克当年在印第安部落里常听别人讲故事，她就在这些故事的基础上构思自己的作品，她说印第安人的口头叙述传统是自己进行文学创作的基础，“是她的许多故事采用第一人称来写的主要原因。”由于口头叙述的观念已经深入厄德里克的心中，她自然而然就采用插曲式和非线性方式进行小说创作。她认为这样的作品以讲故事作为开始，“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开始和发展的，似乎从来不是从开头的地方讲起。恰恰相反，我们似乎一直围绕着一个中心在建构些什么，但是这个中心可以在任何地方。”在插曲式的结构中，厄德里克给予其叙述者的声音充分的自由，她说：“我没有对人物和声音进行全知全能式的控制。”在接受赫莎·黄(Hertha Wong)的访谈时厄德里克同意黄女士的观点，承认人们在阅读《爱药》时“感觉是听到各种错杂凌乱的闲谈”，没有全知叙述者“告诉我们事情实际上是怎样的”。小说中的叙述者没有一个是“正确的”。
但是厄德里克认为就整体结构而言，《爱药》中的这些杂乱的闲谈是联系在一起的，各个独立的口述故事之间是互相关联的。她承认《爱药》一书的结构是实验性的，是一种对传统小说结构的变革，她认为采用此种形式“也反映了讲故事这个齐佩瓦民族的主题，这是与一个核心神话人物、与一种文化或一位英雄有关的一系列故事。一个人讲述关于一个事件的故事导致另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又会导致这个特定人物生活中的另一个事件。一夜又一夜，一日又一日地讲下去，构成了一整套故事”。一个接一个的故事连续不断，形成了逐渐扩展的叙述模式，这不仅是厄德里克所继承的齐佩瓦部落故事的特点，而且是她的家庭讲故事的特点。她说当她的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就开始讲故事了，一个接着一个。你只要抓住上一个人讲的故事结尾：它使你会想起某些事情，然后你就继续讲下去。”厄德里克指出，无论是在齐佩瓦部落里还是在她家族里讲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传统，那就是“永远不会放弃故事当中的那些人物”，正是这样通过讲故事而达到叙述生存(narrative survival)，她和她的丈夫迈克尔才得以将写作继续下去。厄德里克说：“我想我和迈克尔就是在像这样地写作……不管效果是好还是坏，我们似乎总是不能割舍我们笔下的人物。”虽然齐佩瓦讲故事的传统在延续，但是这些古老的故事也会随着后辈讲故事者凭借自己的经验所添加的新成分而改变，因而传统的故事可以包含新的材料，这些新的材料往往来源于非齐佩瓦族乃至欧洲的资源。变化中的延续是厄德里克在《爱药》中反映的齐佩瓦讲故事传统的特征之一。印第安人部落讲故事的模式世代延续与自由变化相互结合，这种叙述传统所表现的生存价值反映在厄德里克的创作中。她在《我应寄身之处——一个作家的地方感》(Where I Ought to Be—A Writer's Sense of Place，2000)一文中指出：像她这样的土著美国作家有责任通过延续古老的模式和吸收新的成分来提升土著文化的发展水平，“面对遭受的巨大损失，他们必须述说当代幸存者的故事，同时对于在灾难之后得以幸存的传统文化核心必须加以保护，予以赞美。”路易丝·厄德里克本人正是这样做的，其小说的叙述技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口述故事的特征。例如，《痕迹》中主要叙述者纳纳布什对自己故事的描述反映了厄德里克家族里讲起故事来一个个事件相互连接、没有结尾的特点。纳纳布什说他那些有关往事的记忆不是一盘散沙，而是“全都黏合在一块的”，因此“我一旦开始讲述就不会结束，因为它们从这边到那边首尾相连。”在这同一部小说中，另一位叙述者波林提到的族群闲谈(community gossip)突出了印第安人讲故事重复和变化、延续和不确定的特点：这些故事“每一次讲出来都有所不同，它们既没有结尾，也没有开始……讲故事的人知道的只是自己并不知道任何事情”。路易丝·厄德里克对纳纳布什的描写强调了讲述故事具有增进族群文化发展和增强个人生存能力的作用，因为在印第安传统中，讲述故事是印第安人与病魔和巫术作斗争的武器，口述故事被视为一种仪式，连接神灵与信徒，是治疗疾病的一种途径。从这种意义上讲，印第安口述传统是对抗西方文明的侵蚀、疗治印第安人民精神创伤的唯一良药。纳纳布什就是通过讲述故事使自己活了下来：
在我生病的那一年，我是最后一个活了下来的人，我以开始讲故事的方式拯救了自己。一天夜里，我已经作好了死的准备……我失去了意识，没有了呼吸，以至于连舌头都不能活动了。但是我继续说话然后就恢复了过来。我是通过讲话而康复的。死神没有机会插嘴，泄了气，继续赶他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