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先生是语文教育家，也是白马湖文派人。何以见得？这可从他写于1923年七八月间的《从鸳鸯湖到白马湖》，得以旁证。是篇一写鸳鸯湖畔，二写西湖畔，三写白马湖畔。以白马湖畔最为精彩：“春晖中学就在这湖北岸，朝湖，离湖约九十余码。背后和左右，逼近高山。整日有清风吹拂竹帘，卷了暑气去。”文中提及白马湖文派的“同志集合”，比夏丏尊的《春晖的使命》中说得要早一年。陈望道先生说：“因他们尽由同志集合，所以他们的性灵和我也容易投合，我们见面不过几时，已像是久交的朋友了。”又说，这里的“教员尽系他们同志，教授自易联络，在先生想也以为是一优点。”这与夏丏尊所说的“组织是同志集合的”如出一辙。同志者，志同道合也。一群同道聚会在一起，便成了文派。文派的形成要具备一些条件，诸如共持的思想倾向、文化选择，以至创作主张和艺术风貌等等，它是“同志的集合”。“白马湖派”的源头是浙江一师。陈望道与夏丏尊、刘大白等是该校“四大金刚”，“后四大金刚”的朱自清、叶圣陶、俞平伯、刘延陵，以及号称精神领袖的李叔同、学生丰子恺，皆是“同志”。他们的集聚后来移至春晖中学、宁波四中，乃至立达学园到开明书店。即便以“开明酒会”为沙龙的形式，亦践行着“同志集合”的精神。正是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文化志趣和文化气质，诸如都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成长起来，都在教育岗位上从事着自己热爱的工作，都在通过文化启蒙，造就现代人格，从而为社会现代转型贡献一己之力有着共识。这就使得他们因志同道合而相凝聚，加之以其文艺性格与文化心理之共同性（诸如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注多为一种深广的人道关怀）而形成的一个作家群。如是正能量的集聚在一起从事着文化教育的事业，必能做出令人瞩目的成绩。陈望道的“同志集合”说，为白马湖派的构建作了理念的概括与舆论的先导。
五四时期，陈望道便积极倡导并推行白话文，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他的修辞学研究则最负盛名。其《修辞学发凡》的初版本，是以上下两册面世的，分别于1932年1月和8月由大江书铺出版。书前有其“同志”刘大白写于1932年1月1日的序文：……一八九八年是中国第一部文法书出版的一年，而一九三二年是中国第一部修辞学书出版的一年。中国人说了几百万年的话，并且作了几千年的文，可是一竟并不会知道有所谓有系统的文法。直到一八九八年由马建忠先生的《马氏文通》出来，才得有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古话文的文法书……中国人在说话的时候，修了几百万年的辞，并且在作文的时候也已经修了几千年的辞，可是一竟不知道有所谓有系统的修辞学，直到一九三二年，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出来，才有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书。序文称赞《修辞学发凡》，将“语文体式”确立为修辞学，语言风格学的一个独立、完整的基本概念，是很有见地的。《发凡》的第十一篇《文体或辞体》，着重对“表现上的分类”的各种风格类型，即简约繁丰、刚健柔婉、平淡绚烂、谨严疏放的特点进行分析说明。譬如“平淡绚烂”这一组云：“平淡体与绚烂体——平淡与绚烂的区别，是由话里所用辞藻的多少而来。少用辞藻，务求清真的，便是平淡体；尽用辞藻，力求富丽的，便是绚烂体。”看来平淡与绚烂之区别，与修辞最有关系。这种“表现上的分类”，实际就是从辞体的不同修辞效果着眼，这可以用朱自清散文名篇《荷塘月色》与《背影》作例子说明之。《荷塘月色》是具有绚烂的风格的，像“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再看《背影》：“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在这里，一没有譬喻，二不用修饰性的词语，所以是平淡的风格。周振甫后来的这一分析，受着陈本的影响，明眼人是看得出来的，而陈氏之所说，其部分又取材于他早年留学日本时的老师岛村泷太郎的《新美辞学》和五十岚力的《修辞学讲话》。但陈氏的修辞学还是他的自著，而不是日本的修辞学。新加坡学者郑子瑜一席话，道出了学术传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经典传承是出新的基础，传承不力，很难创新。“守正出新”才是正道。
陈望道在白马湖与宁波奉化江畔作过几次演讲。1923年暑期，春晖中学举办“白马湖夏期讲习班”，陈应邀在班上作了题为“国语教授资料”的演讲。1924年又在宁波省立四中师范部作《修辞学在中国之使命》的报告。这份报告由方光焘记录，整理后发表在1924年7月28日的《文学》第132期上。陈望道一开头便说，“我想对诸位发表一点最近对国文教授的感想”——这实际上是对白马湖讲题“国文教授资料”的延伸，拓展至修辞学领域作了阐释。此时，他正在研究修辞学，其专著《修辞学发凡》也在撰述之中。陈先生在修辞学教学中始终不忘为中学生传授，写的短文《关于修辞》发刊于《中学生》第56期。他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们：“修辞本来没有什么奥妙，经过一番努力以后，一定更会把所谓奥妙看穿。要了解语言的神髓，这是总的近路，不止修辞而已。”而在学生们的眼中，陈望道是一位“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学人，他不唯洋，不唯上，不唯古。他曾说，我们语文研究，应该屁股坐在中国的今天，伸出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伸出另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这也是说，立场要站稳，方法上要能网罗古今中外。这样的一种学术取向，应为当代学者所师。
陈望道对现代小品散文理论建树的贡献，莫过于他主编《小品文与漫画》这部小品文讨论的专集。这是他借助《太白》杂志，广泛征集作家们对于小品文创作的意见和建议编成的。书是以《太白》第一卷纪念特辑的名义于1935年出版的，堪称“小品文年”的一道风景。《太白》主编即为陈望道，太白就是拂晓之前出现于东方天空的金星，也叫启明星。刊物以此为名，暗示要为驱除黑暗、迎接曙光而努力。它的任务是同一切维护现状，粉饰太平的言论做斗争，此其一。其二，太白的“太”字可作至讲，白就是白话，太白即至白，极白，比白话还要白。其三，“太白”两字寓意着非常简化。这些意思，鲁迅先生主张不要说明，而让读者（包括论敌）去猜想。《太白》的刊头字是从碑帖中集纳的，配以花鸟蔬菜的套色笺刻一幅，取自鲁迅和郑振铎编辑的《北平笺谱》，使封面既适应于当时的环境，又格新神焕，雅俗共赏。作为主编，他孜孜不倦，一丝不苟，体现对编务工作一以贯之、坚韧不拔的努力。而《太白》刊名的敲定，似乎也折射了陈望道最初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勇气。这种勇气，与他早年在浙江支持一师《非孝》事件，仗义执言、气势凌厉是相通的。至于他为何接受这一任务，陈先生道：“当时在我们的国家，所有人都在寻找社会发展的方向，探求未来到底该走向何方。各种思潮、各种主义很多，而我，始终相信共产主义。”信仰的味道是甜的。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拿墨水当作红糖蘸粽子还连声说甜的故事，让信仰有了滋味。当然这是题外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