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和实际领导者，这已为人所公认。但他也系白马湖派散文家，似鲜为人知。郑的散文“像《海燕》《山中杂记》的文字，清新细腻，写景与抒情都有独到的成功”。作品集中创作于1925年至1928年间，恰巧这几年也正是他与其他白马湖派散文家频繁交谊的时段。不是吗，朱自清在白马湖时出版的第一本诗文集《踪迹》，郑振铎评价道：“朱自清的《踪迹》是远远的超过《尝试集》里的任何最好的一首。功力的深厚，已绝不是‘尝试’之作，而是用了全力来写着的。”在白马湖时期，朱自清十分留恋白马湖文派的聚集，说：“约两个密友，吸着烟卷儿，尝着时新果子，促膝谈心，随兴趣之所至，时而上天，时而入地，时而论书，时而评画……时而剖析玄理，密诉衷曲。”郑振铎当是其中之一。难怪乎，对于丰子恺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他不无感慨地道：“虽然是疏朗的几笔墨痕，画着一道卷上的芦帘，一个放在廊边的小桌，桌上是一把壶，几个杯，天上是一钩新月，我的情思被他带到了一个诗的境界。”
郑振铎的《山中杂记》于1927年由开明书店印行。该书摄录了郑氏在莫干山避暑的见闻。“这些散文依旧保留着‘真率’和‘质朴’的艺术特点，随着他写作技巧的渐趋成熟，文笔更为秀丽，写得细腻委婉，清新动人”，很有“白马湖的韵味”。书中《蝉与纺织娘》即有这样的味道。对于“味”，唐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特别强调，诗要“辨于味”，把“味”放在诗的首位。不辨味，则不足以言诗。这种味，既不是酸味，也不是咸味，而是味在酸咸之外的味之旨，韵之致。郑之此作，即兼具浙东土味的自然质性与白马湖风韵的清淡隽永。他流连于山中，倾听蝉与纺织娘之鸣声，书写自我的见闻，寄托深刻的寓意，使文章之“味”之穷。兹录存一段堪殊玩味：
虫之乐队，因季候的关系，而颇有不同：夏天与秋令的虫声，便是截然的两样。蝉之声是高旷的，享乐的，带着自己满足之意的；它高高的栖在梧桐树或竹枝上，迎风而唱，那是生之歌，生之盛年之歌，那是结婚曲，那是中世纪武士美人的大宴时的行吟诗人之歌。无论听了那叽——叽——的曼长声，或叽咯——叽咯——的较短声，都可以同样受到一种轻快的美感。秋虫的鸣声最复杂；但无论纺织娘的咭嘎，蟋蟀的唧唧，金铃子之叮令，还有无数无数不可名状的秋虫之鸣声，其音调之凄抑却都是一样的；它们唱的是秋之歌，是暮年之歌，是薤露之曲。它们的歌声，是如秋风之扫落叶，怨妇之奏琵琶，孤峭而幽奇，清远而凄迷，低徊而愁肠百结。
作者如是赞誉蝉之鸣声，如是憎恶秋虫之声，形象对比鲜明之至。读之不难看出，作者的寓意是对光明的讴歌和追求，对黑暗的不满和厌恶。然这并没有着意经营的痕迹，而是作者情致的自然流露，只是把心之所感，“坦白无饰地表现出来”，践行了他在《雪朝》短序中所说的，我们要求“真率”，有什么话便说什么，不隐匿，也不虚冒。我们要求“质朴”，只是把我们心里所感到的坦白无饰地表现出来，雕琢与粉饰不过是虚伪的遁逃所与“真率”的残害者。
郑振铎襟怀坦白，与虚伪世故无缘，他写散文不隐匿、不虚冒。他的《猫》与夏丏尊的《猫》，写的都是平平淡淡的家常事，皆赋予人的感情。丏文可谓是一曲深情的挽歌，写的是猫，实为借猫写人，写人的感情。郑文低声细语、闲话家庭琐事，表露心灵深处的感受：猫之可爱的死去，有能者遭劫，不幸者被冤，正是那不公正的社会的写照。这些文字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们把深挚的情愫，包容在平常的生活场景中。以清疏平淡的文字出之，有几分动情就陈述几分，既不回避，也不强为渲染，故作多情，甚或滥情。
郑振铎写过一篇《悼夏丏尊先生》的纪念文字，对夏丏尊的为人为文知之甚深。他说：“‘文如其人’，我们读他的文章，确有此感。我很喜欢他的散文，每每劝他编成集子。《平屋杂文》一本，便是他的第一个散文集子。他毫不做作，只是淡淡地写来，但是骨子里很丰腴。虽然是很短的一篇文章，不署名的，读了后，也猜得出是他写的。在那里，言之有物，是那么深切地混合着他自己的思想和态度。他的风格是朴素的，正和他为人的朴素一样。他并不堆砌，只是平平地说着他自己所要说的话。然而，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不诚实的话，字斟句酌，决不急就。在文章上讲，是‘盛水不漏’、无懈可击的。”这是知人之论。知人之深，才会有论文之深。同样对周作人，他的《惜周作人》，立论最为公允。特别是周的附逆的原因，他的分析最令人信服。这是因为其“真率”：“他实在太可惜了！我们对他的附逆，觉得格外痛心，比见了任何人的堕落还要痛心！”这较之梁实秋的隐约其词（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八道湾的书房，原名苦雨斋，后改为苦茶庵，不离苦的味道……真不明白苦茶庵的老和尚怎么掉进了泥淖一辈子洗不清！）来得痛快。真率是散文创作的生命线，它所要求的高度的真实性，主要是指必须具有真情实感，必须具备内心和感情的真挚与诚挚。如是出于真挚和坦率的流露，才有可能打动读者的心。
郑振铎的散文，唯《山中杂记》诸篇具有山野风趣，诚如王哲甫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里所作的印象式评述：“那明媚的山色，葱郁的树林，以及纯朴的居民生活，及他自己的山居生活，都写得十分美丽有趣。”也最具“白马湖的清淡韵味”。这是因为白马湖文学中既有水的柔情，又有山的风骨和海的胸襟。郑振铎的“五卅”诗文，即是“山的风骨”。1925年的五卅运动正发生在白马湖时期，白马湖派散文家皆拿起笔杆当钢枪，奋起斗争。朱自清的《血歌——为五卅惨剧作》，刊在《我们的六月》的扉页，特别吸引人眼球。他指导宁波四中学生刘沧海写的《洒泪吟——并慰沪上惨死的同胞》，揭载在《四中之半月》上，在浙东很有影响。朱自清的《给死者》、叶圣陶的《五月卅一日急雨中》、郑振铎的《街血洗去后》发表在同一期（第179期）的《文学周报》上，更是反响巨大。郑的这篇散文质朴地叙述了血洗后的南京路的实况。作者在这种质朴的描写中，透露出满腔的愤懑与沉痛，践行了他的“只是把我们心里所感到的坦白无饰地表现出来”的创作理念。就在“五卅”发生的当天下午，郑乘车到南京路浙江路口。他走到现场观察，看到大摊大摊的血被冲洗去了，英国巡捕乘着高头大马，闯到人行道上，用皮鞭殴打行人，给他以“至死不忘的印象”。他的热血沸腾了，写了好几篇诗文，控诉帝国主义的罪行，呼唤着：“为中国，我们携手向前！为中国，我们呈献了一切！”这些直抒胸臆、激越高亢的诗文，计有散文《迂缓与麻木》《六月一日》，以及诗歌《墙角的创痕》。其中《六月一日》那篇，散文评论家林非在其《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中云：“这篇散文的感情实在激越和深沉，文笔质朴而又流畅，节奏铿锵，富于变化，很有艺术感染的力量，是当时出现的一篇优秀的散文。”
郑还在其主办的《文学周报》上出了“五卅”特刊（第180期），在他编辑的《小说月报》上出了“五卅”特辑。又与沈雁冰、叶圣陶、胡愈之合办了《公理日报》。他觉得上海各报“对如此残酷的，足以使全人类震惊的大残杀竟不肯说一句应该说的话”，便自己动手编辑了一份爱国报纸出版。发行地址在自己的家里，并且亲自参加了发行。
白马湖派散文家传承着清淡与激越的两个传统，时而清淡，时而激越，流贯于“剑”“箫”之间。他们固然对“山水间的生活”很感兴趣，时有清淡之文传布，但因多为人生派作家（郑振铎即是），更关切的是现实，一旦现实生活发生剧变，便即刻表达义愤与抗争，文风显得激越与峻急。郑振铎的“五卅”诗文诚是如此。它与《山中杂记》刚柔相济，彰显着“白马湖文学”的精神。
郑振铎虽未到过白马湖，但对于白马湖畔友朋云集，心向往之。尤对丰子恺作于白马湖的漫画，“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其“情思被他带到一个诗的境界”。郑后来又说，“当我坐火车回家时，手里夹着一大捆子恺的漫画，心里觉着一种新鲜的，如同占领了一块新高地般的愉悦”。郑振铎到过宁波，1922年暑假，与沈雁冰应四明暑期讲习班之请前来讲学。他俩在县学街孔庙明伦堂分别作《儿童文学的教授法》（其时郑正在编辑《儿童世界》周刊）和《文学上各种新派兴起的原因》的演讲。郑、沈二人给宁波新文学的火种增添了一把柴火，使新文学之烈火熊熊燃烧在浙东大地。由于这次演讲，王任叔便由郑振铎介绍加入了文学研究会，因而也就有了文研会宁波分会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