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湖行旅
一
为拙编《白马湖散文十三家》搜访作品资料，前年春天我有幸来到白马湖畔作一次短暂的文化行旅。白马湖位于绍兴上虞境内。从宁波乘车到一个不显眼的小站驿亭下车，大约走六七里路程便可抵达。这个驿亭，当然是一个极小的车站，“在（上虞）县北三十里，驿亭堰旁”，距春晖中学约一千九百步。然而，它又何尝不是中国“五四”新文化的“驿亭”？我思忖着。伴我同行的是《朱自清全集》的责编吴为公、李树平两先生，他们为寻觅朱先生的佚文也去春晖中学探访。白马湖缘何引起当今文化人的兴致，令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来到她的身边？原来，在中国“五四”新文化时代的二十年代，那里一度为文化名人荟萃之处，朱自清、夏丏尊、丰子恺、朱光潜及俞平伯等适在春晖任教或讲学。他们又多在宁波省立四中兼掌教鞭，一周之中，三天在白马湖沐浴“山间明月”，三天在奉化江边吹拂“江上清风”，欣然做着“火车教员”。对此朱自清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过：“半年来，弟仍碌碌两校，火车生活，竟习以为常矣。”就是在火车上，朱自清他们仍忙着切磋文事。1924年3月间，朱自清和俞平伯由春晖乘车返宁波，他俩在车厢里兴致勃勃地酌改白采的诗稿《羸疾者的爱》。此事俞平伯曾作如是记云：“三月间游甬带给佩弦看。于柠檬黄的菜花初开时，我们在驿亭与宁波间之三等车中畅读之。佩弦说，这作品的意境章节俱臻独造，人物的个性颇带尼采式。”足见其兴味之盎然。隐约记得朱自清记白采文中插印了一幅插图，是白采“立在露台上远望的背影”，照片有白采的手识：“佩弦兄将南返，寄此致余延伫之意。”可见朱自清对白采印象之深。
从前龚定庵奔波于北京与杭州之间，柳亚子说他“北驾南舣到白头”。朱自清们奔走于两校之间，虽未劳瘁到白头，只是短短的几年，然由于当时的春晖、四中都浸润着“五四”新文化的精神，文化氛围诗意沛然，故而他们都乐此不倦。尤其是春晖园，由于家眷耽此，彼此相聚便愈多，正如朱光潜所说的，“学校范围不大，大家朝夕相处，宛如一家人。佩弦和丏尊、子恺诸人都爱好文艺，常以所作相传视”。噢，我明白了，以他们为人生的态度找到了生存空间与处世方式，并以此为联结的精神纽带而走到一起了。白马湖原来便成了中国新文化时期的一个文学沙龙。这确是一个具有高雅文化气质的沙龙，它以夏丏尊、朱自清为轴心，团结一些志同道合者和师承者的自然形成。参与的人不多，但它拥有一种精神、一种气质，这是参与者表现出来的人文精神和完美的人格力量。而这，正是这个文学沙龙所独有的文化价值。我在春晖园及研读白马湖文学史料时，便处处留意寻觅这个沙龙的踪迹，力图梳理出一个头绪来，所成的便是那本《白马湖散文十三家》作品集，以及对现代散文“白马湖派”的论证。
二
不独如此，白马湖的湖光山色也令人流连忘返。我们一行踏着朱自清先生当年走过的小径，一路领略他彩笔勾勒的白马湖风姿：“山是青得要滴下来，水是满满的，小马路的两边，一株间一株地种着小桃与杨柳。小桃上各缀着几朵重瓣的红花，像夜空的疏星。杨柳在暖风里不住地摇曳。”白马湖的风光，虽没有西湖那么秀丽，但富有自然气息和原野风味。来到她的身边，我得到了一种真正的休憩。自然就是美，从作家心灵深处创造出的大自然就是美文，当我们欣赏自然美时，通体感到一种如恩格斯所说的“幸福的战栗”。
我国有许多静态之湖，但真正称得上“静情相融”之湖的，我想恐怕只有白马湖了。正是由于白马湖的静，使当年的夏丏尊先生在平屋的深夜作种种“幽邈的遐想”。这平屋如今成了先生的纪念室。这一幢寓意平凡、平淡、平民的小屋，眼下由他的玄孙居护着。夏先生手植的那棵梅树，虽已苍老多节，皱皮斑驳，但绿叶枝头却还生机勃然。主人指着靠山的小后轩介绍说，这是夏先生的书斋。我清楚，当年夏先生就在这里读书、写作。夜间，松涛如吼，霜月当窗，他常常在一盏油灯下工作到深夜，不以为苦，反而感到萧瑟的诗趣，独自儿生发种种幽邈的遐思。这诗趣，蕴蓄在先生的脑海，流淌于笔尖，便生发为耐人咀嚼的文字：时而恬淡，时而激越，流贯于“剑”与“箫”之间。那部风行几十载的译作《爱的教育》，当初就是在这里完成的。同行的吴先生也介绍，丏尊师是流着泪翻译此书的。他动情地说：诚如夏先生所言，这不是悲哀的眼泪，而是惭愧与感激的泪花。因为书中叙述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感、社会之同情，都近于理想的境界，虽是幻影，但使人读了感受到理想世界的情味，以为世间要如此才好。于是不觉中就感激得流泪。此书原名为《心》，意大利亚米契斯原著，夏译作时改为《爱的教育》，他认为教育不能没有情爱，没有情爱的教育就像无水之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是空虚的。
我明白了，夏先生回到远离尘嚣的白马湖，追求的正是这样一个恬静的理想世界……的确，白马湖这里没有骚扰，没有客套应酬，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那样纯真，就像清澈的湖水一眼见底。恍惚间，我觉得夏先生仿佛正操着浓重的上虞乡音在与春晖学生畅谈爱的教育，抑或和乡亲们喝茶聊天，笑语融融。我喜爱白马湖畔那醇和的学风乡风。我想，久处都市的浮躁，如若经山水间生活的熏陶，定能把你心头的烦躁和褶皱慰抚得平平整整。人与人的关系也会因为寂寥而变得亲近。尤其是当你站在幽雅宁静、超然脱俗的小屋前，“看看墙外的山，门前的水，又看看墙内外的花木”，“风来不禁倾耳到屋后的松籁，雨霁不禁放眼到墙外的山光”……这就是白马湖景情相融的妙处。
三
朱自清先生说过：“我爱春晖的闲适！闲适的生活可说是春晖给我的第三件礼物。”是啊，到白马湖的人无一不爱这山水间的闲适生活。我们下了火车，从驿亭去春晖中学，不多久便望见了白马湖，湖水是碧澄澄的，波平如镜，临镜一照，又看见了“山阴道上”那样的景色，苍润的山峦、蓊郁的林木，真是秀色夺人。加之四周静谧，从闹市宁波到这样一个安静秀丽的去处，我们顿时感到心旷神怡，颇有身处世外桃源之感，人流连安居，觉得这里不啻是个读书治学的好地方，而且是文化人忙中偷闲的佳境。
“闲是文明的母亲”，一切文明制度的优美大抵是由闲暇中研究出来的。闲适，也属于一种生活艺术，“闲得其道，非特无损，而且有益”。中国新文化人中，有相当多的人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再加上一些人又生活在内忧外患交织的年代，迁徙无常，极不安定的生活境遇，如何求得心理的平衡和体力的支撑？每每借助于传统观念——随遇而安，乐于天命，于苦中自我解脱。红树青山白马湖使他们能静参自然妙谛，托花木葱茏以怡情，得到休息和调节，从而舒解自己的心境，并获得创作的感悟。
朱自清以白马湖题材的美文，便是这类作品。他的闲情美文《白马湖》，写得情浓墨淡、疏密有致，宛如一幅写意画。白马湖的“湖光山色从门里从墙头进来，到我们窗前，桌上”，虽为暗写，倒反而令人感到湖光山色之无垠，清新之气扑面而来。
俞平伯当年（1924年春）去春晖园探访挚友朱自清，佳构《忆白马湖宁波旧游》，写他在夏丏尊家宴后偕佩弦晚归的路上，充满优雅的清闲情趣：“饭后偕佩笼烛而归。傍水行，长风引波，微辉耀之。踯躅并行，油纸伞上沙沙作繁响，此趣至隽，唯稍苦冷与湿耳。畅谈至夜午始睡。”
对句散语，错落有致，文辞简洁而洒脱，透视出作者的适意闲情。俞平伯擅写闲情美文。“五四”新文化开创的中国闲适散文流派，以周作人为领袖，三十年代林语堂跟紧，四十年代则由梁实秋承继。白马湖作家诸如俞平伯自为其突出代表。他作品形式上的“冲淡平和”，是这一流派艺术上的一致性。试读一下周作人的《喝茶》《故乡的野菜》等篇什，以及俞平伯的《中午》《春来》等作品，无不使人感到这种“冲淡平和”的气息（此时周作人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希望能够从容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这种文气的形成，对于俞平伯来说，始于白马湖之旅。俞平伯探访春晖后，兴许是白马湖的灵性陶冶了他，他忽然热衷于散文创作了。《湖楼小撷》《芝田留梦记》《西湖的六月十八夜》等佳作从他的笔端涌出。这仿佛只是写作体裁上的变化，却包含着微妙的本质的因素。在这个地方，俞平伯简直称得上是个“典型人物”：他写新诗和小说的时候，正是文坛上用白话小说、新诗、新戏剧冲击旧营垒的时候；他写散文时，又值文坛上散文兴起。特别是北有“语丝”、南有“白马湖”散文作家群的勃兴。诗和散文毕竟不同，“诗像星光，不妨疏疏朗朗闪闪烁烁，散文像活水，要娓娓的流下去”。这大抵是俞平伯“转向”的一个原因吧。这年年底他的北上北京，又适时填补了周作人苦雨斋的寂寞。“周作人小品一派”，也就多了俞平伯的创作实践之功。我想，说白了，俞的散文，其实就是周作人这派散文的一条支流。
白马湖闲情散文追求的是高雅的情趣，它不是感官的迷醉，是“静虚”之境的“陶钧文思”，而不是热烈的刺激。作家们力求经过这一“静虚”气氛的过滤，使自己心里感受自然的静趣，这种消闲涤虑的方式并非纯是消极之为。闲是人生的一种机遇，有忙中偷闲，有消闲赏心等等。白马湖作家的闲情之作，每每抒写他们看、听、体察、吟咏如身边的白马湖之景物，写出消闲情趣，求的是劳作后的养息。读着这类闲适散文，不唯无害，反而有益，它可以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还能在其间寻得对品性修养有益的东西来。
四
白马湖从前也许是个不被人注意的地方，她被称道，大概是由于浙东硕儒经亨颐创办春晖中学，遂使新文化名士俊彦汇集于此。他们构织诗文、商榷文事、相交文字。私人友情及为文之相互交融影响，乃形成一个文学沙龙。这次，我们到春晖园寻访他们的踪迹，体察他们当年沙龙活动的雅兴倒也饶有兴味。
白马湖派这个新文学沙龙，于精神理念、工作职责则是“同志的集合”，这是其精神领袖夏丏尊在《春晖的使命》中说的。其实陈望道也说过。1922年，陈考察春晖中学时说：“因他们尽由同志集合，所以他们的性灵和我也容易投合，我们见面不过几时，已像是久交的朋友了。”这以他写的《从鸳鸯湖到白马湖》为证。后来延伸至“开明书店”，无不如此，就是以“开明酒会”为沙龙的形式，亦践行着“同志集合”的精神。而1928年春在平屋夏丏尊家中的聚会，似可看作从“白马湖”过渡到“开明”的缀连之处。平屋雅集，这样一个平凡、平实的沙龙里，共商着开明书店的发展大计，此后掀起了现代出版业的一个新浪潮。参与聚会的有章钖琛、叶圣陶、胡愈之、徐调孚、周予同、贺昌群、钱君匋等人，连同夏丏尊一共八人。这从徐调孚为大家在平屋前拍照留影得到佐证。这帧十分珍贵的照片，也是这群文化人“同志集合”的明证。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知名文化人会集于此，显然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文化人”是一个历史概念，它不同于之前的“士子”“读书人”，不同于之后的“知识分子”，它应该是专指二十世纪上半个世纪活跃在东南经济、文化相对发达区域的一群从事文化工作的人。这一群体人数不多，但特点鲜明。他们的作品传诵至今，个个洋溢着才气，追求真善美，构建自己独特的文化圈和新文学沙龙梦。他们都从事一项文化职业，如教师、编辑、出版等等，都在各自岗位上辛勤耕耘。又对国家兴衰充满了关切，虽然多数未能直接投入时代的漩涡，但不能说，他们的创作不涉及或远离着时代。他们多从其对自身及周遭日常生活的影响，从一些平淡细小的事件物象的变迁中折射出时代的风云。且不说其他作品，即便是直接写白马湖的散文，诸如夏丏尊的《白马湖之冬》《春晖的使命》，朱自清的《春晖的一月》《白马湖》，丰子恺的《山水间的生活》，乃至陈望道的《从鸳鸯湖到白马湖》，俞平伯的《忆白马湖宁波旧游》，莫不如是。
我们来到丰子恺的小杨柳屋。这是一座小巧玲珑的矮平屋，屋前一脉清水，是从不远的白马湖流过来的。丰先生当年在宅前手植的小杨柳如今已不存，却被一小披舍占据了。小屋倒还无恙，只是显得苍老了。屋的大门颇为别致，顶部呈“人”字形的门框，略似一个大方口，据说是模仿日本住房的“玄关”格局而建的。踏进大门，迎面是一堵照墙，往西拐弯，进去是个小院落。房有两间，东首为正房，是丰先生的卧室兼书房。西首一间略见小些，这兴许是朱自清所说的“一颗骰子似的客厅”，正是在这间屋里，丏师、佩弦、朱光潜和两刘（刘薰宇、刘叔琴）等，相聚在一起，或聚会做客，吃酒谈天；或切磋“狂辩”，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他们有时教研课务，而更多的则是磋商文事。
他们有着共同的文学主张、共通的审美情趣，又在这绿水环绕、万木扶疏中生息和劳作，因而他们所作的散文具有趋同的美学追求，形成一个崭新的创作流派，即“白马湖派”。这种散文取材于白马湖，又表现于白马湖，于是合成白马湖美丽世界。他们之触景生情，缘情布景，铸为形象，都从白马湖生活美中取景而创作，娟秀的湖光山色，成了涉笔为文的共同题材和表现主题。更可贵的是，他们结撰美文，并非是自然主义的模作，而是别出心裁地寻找表现方法，去曲径通幽、石破天惊地创造一种艺术的胜境，去培育一种新的文种。我想，如果没有这个新文学沙龙，没有白马湖畔这批文化人的成就，整个二十年代乃至三十年代的散文，必然显得单调而逊色许多，至少少了与“语丝美文之群”南北遥相呼应的“白马湖派”。正是这种文派呼应，造就了那个时代散文的斑斓。
我在春晖中学搜寻到的许多篇美文便是这样的佳作，有好几篇还是尚未传世的散佚之作。面对这尘封已久的旧报旧书，我笨拙的手指抚过一页页纸张，窸窣作响。我如获至宝地抄录着，虽然破敝枯黄的书页上的字迹已难以辨认，但就在这字里行间，我隐约谛听到中国现代散文在艰困中行进与跋涉的跫然足音，我就用心揣摩、竭力辨认。我想，我从中觅得或认取的白马湖散文家的足迹，有的为史籍所未载，为世人所鲜知，撮抄于纸，条分缕析之后，可编成我的《白马湖散文十三家》，使白马湖文学现象的存在、白马湖散文流派的确认，得到文献的佐证。
五
出“平屋”和“小杨柳屋”数百步，便来到春晖桥堍，映在绿树红花丛中的春晖中学已经在望。我们踏进校门，更似在一座精致的园林里散步。穿过蜿蜒有致的曲院，轩昂的仰山楼矗立在面前，楼有带栏杆的长廊，凭栏眺望，近挹湖光，隔湖山色，排空送翠，从垂柳叶丛里掩映到眼前来，偶尔还能听得鸟儿啼叫，婉转清唳。此时，我们都被陶醉，都被迷恋而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白马湖实在太美了！与仰山楼毗邻的是叶圣陶题字的“白马湖图书馆”，为中西合璧建筑风格。据校办主任经遵义先生介绍，此处是春晖园文友们聚会的地方。朱自清他们以诗文言志，座谈辩难，切磋创作技法，共“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他们之所以云集于此，是因为是师友或师承者”。同行的李先生以独到的见解，汩汩滔滔地分析道：“其深层原因则是他们品性气质的相近和理想志趣的一致。你们看，他们个个质朴无华，淡泊名利，务求实干，一步一个脚印地从事着自己喜欢的文化事业。即便后来离开白马湖转往上海，又一起办立达（学园）、创开明（书店），他们始终是一批志同道合者。”
思索间，我想起了朱自清写于白马湖时期的诗作《题石鼓图》。因为这首诗似可印证朱自清特别欣赏这段以文会友的历史。诗是他为温州十中老友马公愚所作《石鼓图》的题跋：
文采风流照四筵，每思玄度意悠然。
也应有恨天难补，却与名山结善缘。
诗中“玄度”为东晋著名的玄言诗人许洵。《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云：谢安寓上虞东山时，与王羲之及高阳许洵、桑门支遁等交谊，“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形成盛极一时的玄言诗派。他们以一种高级社交文化，如“竹林之游、兰亭修禊”，进行玄理的辩论，于是清淡与析理便成了雅集的内容。朱自清极慕晋人的情趣，写诗以记之。诗里隐约地折射出白马湖同人“言咏属文”的情致。
当时春晖园文友集于白马湖图书馆，说“沙龙”也罢，说“以文会友”也罢，反正是在辩论名理。我想，他们或许也像晋人清谈那样，“理致甚微”，且“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只可惜没把言谈详记下来，否则将另有一部《世说新语》。不过，另文碎记中尚有点滴叙写，如朱光潜回忆白马湖聚会，曾作如是记云：“同事夏丏尊、朱佩弦、刘薰宇和我，都是子恺吃酒谈天的朋友，常在一起聚会……酒后见真情，诸人各有胜慨，我最喜欢子恺那一副面红耳热、雍容恬静、一团和气的风度。这时候，夏先生的笑声往往响彻整个屋子，形成一片欢乐融洽的气氛。饮酒不讲究小菜，几块豆腐干便算佳肴，在文艺中领取乐趣。”不是吗，当俞平伯展示白采的诗稿《羸疾者的爱》，让朱自清他们品评时，讨论的气氛是何等的热烈！当朱自清侃侃而谈白采诗受尼采之影响，并说诗的抒情主人公是作者的自托时；当夏丏尊看了后觉得大有不可蔑视的所在，深悔自己从前对白采诗的妄断时，一个艺术的精灵便翻飞在斗室之间，翻飞在他们的心灵之间。
六
几天来，我们一行在春晖园寻访白马湖作家的足迹，昔日名师硕彦所到之处，我们总要踯躅其间，作种种的遐思。春晖园实在太美了！她三面环水，绿树掩映。只有一条小桥，连接着坐落在象山之麓的幢幢村舍式的教师居屋。春晖的教导主任严禄标先生做我们向导，他如数家珍地指画着，这使我们更加怀念居室的主人：那“平屋”倒也完好无损，与之毗邻的“小杨柳屋”亦无恙，只是这些年的沧海桑田使它们更老旧了，不远处的经亨颐的“长松山房”及何香凝的“蓼花居”已不复存在。我们心中不免有点儿悻悻然。我想：像白马湖这样历史悠久，极有人文价值的地方，有关部门是不是应当予以修复并加以保护呢？
白马湖的人文景观内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知名文化人会集于此，显然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荟萃一处建构美文而成白马湖文派又是不可多见的。我在春晖发现，该文派的形成，除地域、社团、思想倾向、生活情趣诸多因素之外，似还有审美风格上的缘由。作家们在美学追求上有着共通之处，即捕捉心灵世界和人性对真善美的感动和追寻。他们所写的美文，大抵以一段写实的旅程来象征探讨人类心灵和人性的历程，追求一种人格的美。诚如丰子恺所说：“圆满的人格好比一个鼎，真善美好比鼎的三足。真善为美的基础，美是真善的完成。”可见，由三足支撑起来的“人格”这个鼎是一个复合建构，三者缺一不可，合则鼎存，分则鼎亡。我从春晖的文化庋藏中搜集到的白马湖诗文篇什不乏这样的扛鼎之作。那些作品将作者内心世界的体验和表现，置于真实的天平上，在这种体验和表现中去追求人格的完善，而表现的语词又力求美的升腾。
如长松主人经亨颐的“长松山房”，其自题诗即有追求人格美的佳篇：“为木当作松，松寒不改容，我爱太白句，居亦曰长松。”以爱松颂松，借喻逆境中傲然挺立、毫不改容的气节，体现了人格的完美。经亨颐五十岁开始习画，所画的皆为梅、竹、松石等耐岁寒的题材，用以自勉自表，这亦是他的“长松山房”之寓意所在。
何香凝的“蓼花居”，与“长松山房”相邻，她和廖承志时来暂住，何氏常邀友人到家泼墨写意，以画喻节，以诗言志，互相砥砺，坚守完美的人格与节操。
弘一法师从儿时起就喜读唐人李义山的“人间爱晚晴”之句，夏丏尊将他白马湖的居室命名为“晚晴山房”。据严先生介绍，这是朝东三间依山面湖的简易平屋，拾级而上，其中两间前面留有雨廊，室内尚宽敞明净。主人站在窗前，可望见春晖全景及白马湖一角。1929年9月，弘一法师在此禅居时写了许多偈文，这些可视为小品的文字，坚持了写作的真挚性，因为其真，这就很好地通向善的终极，真情之中，包含着善因，这种乐善好真也展示了主人高尚的人格美。绍兴徐仲荪居士倡议在白马湖放生，以贺五十岁寿庆。事后，他写下《白马湖放生记》。该文写得言简意切，这种护生惜生的悲悯情怀，读之无不深受感动。它与王世颖居白马湖时写下的述景小品《既望的白马湖》比照，更显其岑寂的平淡。
我在春晖探寻白马湖文化人的心迹中，意外地发现他们身上洋溢着一种淡远、宁静，但又不乏着眼洞彻的文化品性。这是一种刚柔相济的文化品格和积极的人生参与态度。这就是白马湖文学精神。我以为，或许这正是越文化的文脉的传承与赓续。周作人在语丝时期（也是白马湖时期）不脱浙东人的气质，赞赏浙东文化人的飘逸与深刻，极希望写出平水的山光，白马湖的水色。这种飘逸与深刻正是越文化的特征所在，它亦是白马湖新文化的特征所在。周作人之“飘逸”，“如清士名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此以徐渭、王思任、张岱、袁枚为代表；他之言“深刻”，“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此以毛奇龄、章学诚、赵之谦、章炳麟为代表。递至白马湖时期更是英才辈出，实不负浙东人杰地灵之誉，这与其文化的开放复合品性有关。越文化作为多重的复合体（比如它涵盖了正如周作人所说的“飘逸”与“深刻”），是一个多方面的存在（又比如它涵盖的如龚定庵所言的“亦剑亦箫”），是一种随历史发展而不断传承创新的开放系统，而二十年代五四新文化时代的白马湖新文学，难道不正是越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