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特殊的山
三十多年前的年少时，去余姚中学读书的路上，我们一定要翻越那座山，那是一座位于城镇中间的山。虽然，翻山会使路途累人很多，然而我们乐此不疲。原因很简单，就是精力过剩的少年人，总能够在那座山上，获得一些意外的惊喜——春天里，那里漫山遍野都种着果树，其中桃树最多，那在山的西坡。有好动者一定会趁着山林管理员不注意，顺手牵羊地偷摘一只很小很小的桃子，拿到学校里，在同学们那里炫耀一番。当然，也有经验不丰富的哥们，在“偷摘”幼果的时候，被管理员扭住了手臂，结果被告到学校，那是很失面子的事情。至于冬天，山上最大的乐趣，就是打雪仗，一般情况下，“解放军”一队总在山下进攻，“蒋军”则在山上守阵地，最后当然是“解放军”赢了。有一次，“蒋军”眼看要失去阵地了，一位老兄就抓起石块，往下砸去。某位“解放军”光荣挂彩，血流满面的他，狠劲地往上冲，将那位“蒋军”摁在战壕里一顿拳打脚踢，鼻青脸肿的“蒋军”号啕大哭。次日，双方父母告到了学校，结果是两位同学各自写检讨，为此双方父母交恶，而过不了几天，那两位同学又兴致勃勃地去山上找乐了。
这是一座给少年带来乐趣和刺激的山。
当然，我们也在这座山上，获得过一些少年人还没有懂得的生活经验。逢年过节的时候，父母招待外地来的客人，就是陪同去山上玩，奢侈点的，会在龙泉山公园门口拍一张合影。那时，我们就觉得很好玩，全然不知道“陪客上山”是一种情谊的表露。再比如，我们发现一对男女坐在石凳上，中间会有十几厘米的间距，他们貌似不说话，也没有任何动作，我们就觉得很奇怪——高年级的同学告诉我们：他们在搞对象。于是，我们就会蹑手蹑脚地走到他们的背后，偷听其窃窃私语，或者“喂——”地大喝一声，吓得那女人狂跳起来，而男人就会举着拳头威胁我们，其时我们早已哈哈大笑着逃之夭夭。当然，现在在山上谈恋爱的，男女双方都像麻花那样纠缠在一起了。那时，我们也会在毛竹林里发现这样有趣的“广告”：某女同学与某男同学在一起看电影了。于是，就把这个“广告”带到学校里广为散布，看着那女同学眼睛红红的和那男同学表面愤怒内心小鹿乱跳的表情，发布者之喜悦心情，远胜考试得了100分。
清晨的山上，是晨练人的世界，有“啊呜呀呐——”练声的，有“嗨嗨嗨”练拳的，有和着收音机做广播体操的，有吹笛子、拉二胡的，有写生练字的。那时，我们在读文艺班，也去山上练琴，开始是各自练着，快到上学的时间了，大伙会聚在一起合奏一番，曲目多为《红色娘子军·万泉河边》《智取威虎山·打虎上山》《翻身道情》《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等。而后，我们结伴下山，高唱着姚剧《追报表》中的戏文：“他前脚走我后脚跟嗯——”
这也是一座给我们新知和进步的山，这座山的名字，叫龙泉山。
年长了，去山上的感觉，有些变异。我们会更多地注意这些景点：迈入龙泉山公园南大门，拾级而上，在半山腰可见清书法家翁庆龙所书“文献名邦”巨匾，再往上走，便到了“四先贤故里碑”，这是后人为纪念严子陵、王阳明、朱舜水、黄梨洲四位余姚先贤而建的。位于南山腰的中天阁，曾为王阳明先生讲学处，故亦称阳明书院，建于五代，取唐诗人方干诗中“中天气爽星河近”之意而命名。王阳明先生在这里完善了“致良知”学说，创立了姚江学派。山上另有龙泉井、龙泉室、子陵亭、阳明亭、舜水亭、梨洲亭、止仰亭、知乐池、文昌阁、动物园、观景台、龙泉寺、博物馆以及诸多乡贤祠、纪念馆（碑）等，在龙泉山麓，构成了“长虹卧波，飞阁镇流”的景观。
这座山，不仅仅是少年人撒野的山，也是成年人输送友情、亲情、爱情的山，更是余姚文化荟萃的山。
有一回，我从外地坐飞机返甬，因天气原因，飞机在宁波上空盘旋了半个多小时。我仔细地辨认着余姚的地形，忽然发现，姚江就像一截一截的破折号，龙泉山就像姚江边上的一个句号。河姆渡文化沿姚江绵延徐进，而龙泉山则给姚江打上了一个句号。这个句号，试图沉淀住昔日底蕴。余姚曾经多次搞过旧城改造，富具明清风格的江南直街不见了，县衙门口雕有“文献名邦”的钟楼不见了。但愿龙泉山安然，不要被好事者铲平，若然，余姚的灵气将荡然无存。
因为，龙泉山古称灵绪山。
余姚的山峦·慈溪的海涂
网上曾经流传过这样的帖子：慈溪人与余姚人的车子剐擦了一下，慈溪人下车看了看，从车里拿出一瓶茅台，对余姚人说：“兄弟啊，人唔没啥咯事体顶好，来，弄口啷，压压惊。”余姚人接过酒，豪爽地喝了好几口，把酒递给慈溪人：“味道交关赞，好兄弟，来，侬也弄两口。”慈溪人说：“我一记里（现在）勿弄，等交警来处理好了再说。”
这个帖子有三层意思：第一，慈溪人牛，有钱嘛，随便就可以从车子里拿出茅台来当茶喝；第二，慈溪人精明乃至于会算计，表面上看，对余姚人很客气——请喝茅台，实际上布了一个局，等下警察一查，哈哈，你余姚老兄酒驾了吧？第三，这只是一则调侃式的帖子，事实上的余姚人和慈溪人，是很要好的一对兄弟。可以说，慈溪人没有这样使坏的，余姚人也没有这样傻帽的。发这个帖子的老兄，貌似有挑拨余姚人与慈溪人关系的嫌疑。
余姚和慈溪，习俗类似，土地相连，方言接近，交错着的亲戚很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七大姨八大姑的，很难分出彼此。要说区别，余姚更有古城的味道，慈溪则比较商业化。慈溪城区比余姚城区繁华和漂亮，余姚城东新区一段时间给人的感觉要比慈溪城区好，但是慈溪文化商务区建成之后，档次明显比余姚城东高。慈溪GDP比余姚高，人均GDP也比余姚高，慈溪个私企业主多，敢于赚钱，更乐于花钱享受生活，因此消费能力也是慈溪高，但是平均工资却是余姚高。慈溪的豪华车4S店数量是浙江省县级市里仅次于义乌的，余慈两地的豪华车相差不大，慈溪好车略多些。
从方言上来说，两者几乎没有明显的区别，外地人根本分辨不出。不过，细细一究，还是不一样的。比如，第二人称虽然都说“侬”，但是，余姚人用平声，慈溪人用入声。平声，柔和婉转；入声，掷地有声。慈溪的很多区域，原先都属于余姚，慈溪原先的中心区域，就在慈城一带。后来，横河、逍林、周巷乃至于现在慈溪的县城浒山等地，都划归了慈溪。一段时间，慈溪人是作为小弟弟或者说新生儿，敬重着余姚人的，而余姚人也高傲地俯视着这位小弟弟，骨子里也许有点看不起这个新生儿。不成想，改革开放后，小弟弟的慈溪人奋起直追，在经济上赶超了老大哥的余姚。于是，慈溪人挺直了腰杆，开始对余姚人说“不”了。而面对慈溪的崛起，余姚人表面上似乎不温不火不动声色，不过，心底里一定是着急的。如此，这兄弟俩，开始了较劲。而较劲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余姚人继续低调内敛，默默无闻地做足自己的功课；慈溪人则不按常规出牌，大张旗鼓地开拓着新的领地。余姚人搞杨梅节，慈溪人也采用“拿来主义”，紧跟着搞杨梅节，还评选“杨梅仙子”。余姚人不买账地嘀咕：“你那杨梅产地，原先都是余姚的。”慈溪人说：“现在都属于慈溪的了吧？连你们现代的文化名人余秋雨，也是阿拉慈溪人了。”从经济角度考量，余姚和慈溪的实力不相上下，产品布局也有一定的类同，比如都做小家电。但是，慈溪人的小家电更享誉海内外，余姚人的塑料行业则举世瞩目。
余姚人的依托是四明山，慈溪人的依托是杭州湾或者说浩渺东海。山，给人以凝重厚实；海，给人以开放拓展。山，使人无后顾之忧，即使在平原做不得事情了，可以进入大山深处“打游击”；海，使人有一种恐惧感——当然，这是胆小者的感觉，而对于胆大者来说，海，就是另外一片天地。慈溪人可以围海造田，在海涂上捕捉商机。而且，可以驾驶着梦想之舟，到世界各地去捞金。
余姚人的稳重内敛，来自于传统文化；慈溪人的开放大胆，来自于海洋文化。虽然风格各异，然而兄弟俩都在广袤的大地上奋进，而且时有携手合作，最后殊途同归。缘于此，很多人从经济合作的角度出发，把余姚和慈溪合并起来叫“余慈地区”。
从老墙门到城市客厅
李聚才就住在这里，他的印象中，这里危房旧房杂乱无章，狭窄的弄堂网状辐射，两三户人家拼用一间厨房，十几户合用一个水龙头，没有卫生间，早上丁零丁零的摇铃声，唤来了家家户户的女人，拎着马桶蜂拥而至。因地势低洼，每逢大雨，不少居民家中就进水。多少年来，不少宁波人都将药行街、开明街、江厦街、中山路合围的这方区域，叫作老墙门。
这个老墙门，可以说是老宁波的中心区域，一代一代土生土长的宁波人，从这里走向三江六岸，走向轮船码头和十六铺码头，走向欧罗巴、美利坚和东南亚……
李聚才是他们中的一员。
他们就像候鸟，逢年过节的时候，纷纷飞回来，与留守在这里的父母、妻儿团聚。储存了浓浓的乡情和亲情以后，他们再次背起行囊，为了父母的叮咛，为了妻儿的期盼，走向他乡异地。
有一天，李聚才们回来的时候，找不到自己熟悉的雨巷和瓦屋了，找不到打铁铺、油条豆浆店和爆米花铺了，他们好像迷失在一片水晶街和现代化的商铺之间。
曾经是发小的邻居，告诉李聚才们——
世纪之交的时候，老墙门被推倒了，代替它的新名字叫作天一广场。
那一天，是李聚才90岁的生日，他带着太太、子女以及第三代和第四代，再次来到精神意义上的老墙门。太太由儿媳妇陪着去了哥特式的天主教堂，虔诚地唱着：“主啊，感恩的泪，止不住地流，心里的话儿，说也说不够，一双钉痕的手，叩响久闭的门，一个柔和的声音，把我们的心夺走……”第三代带着第四代，流连在水晶街，穿梭于时尚店铺之间，他们没有老墙门的情结，倒是对这里的休闲风，十分地喜欢。
李聚才拄着拐杖，在做大学教授的小儿子的搀扶下，慢慢地来到了药皇殿。他从小就知道，药皇殿在宁波医药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但供奉着神农氏，而且成为近代宁波南北药材及名医坐堂、同业聚会议事的一个重要场所。现在，这里成为宁波药史的陈列馆。李聚才抚摸着这里的木雕石刻，有一个念头闪过：在古代，这里就是商贾云集之地。天一广场保留这些遗迹，是为了让宁波百姓和外地游客感受现代文明的同时，也可感受到宁波历史的深厚积淀。
虽然，李聚才在为老墙门的远行而失落，不过，更为这块“风水宝地”焕发出现代化的气息而惊喜。小儿子耳语于他：“阿爹，这里已经成为现代化的时尚和商贸的集散地了，成为宁波的城市客厅。”
李聚才点点头，夜风吹乱了他满头的白发。
天一阁的绿
碧水叠石，修竹樟木，亭台楼阁，书香园雅。
走进处于闹市区的天一阁，骚乱的心，会突然宁静下来。一来，因为这里的环境雅致中透着生机，碧瓦飞檐间，是默默蔓延着的树枝，即使在严寒的冬天，也能够看到顽强的绿色，显示着自己生命的坚定；二来，花窗里边的书架上，排列整齐的古籍，犹如一位位智慧的老人，让前来拜会的年轻人，不得不屏住呼吸，放弃昔日的轻浮和狂妄，忒感自己的卑微和渺小。
450多年了，那些古籍，借助着“天一生水”，绵延不绝地向后人传递着芬芳书香，传递着人性守望，传递着精神信仰。哪怕不是读书人，来自世界各地的普通游客来此观光休闲，也会于繁华现代的都市生活之外，体会到“万卷诗书来左右，容我佳园一藏身”的乐趣。
然而，这种乐趣的得以保存和绵延，是经历过了一次次的磨难的，就像春天的绿芽，要经过风霜雪雨的蹂躏，要经过默默等待的无聊，要经过苦苦挣扎的坚忍，才可以迎来和煦的春阳。
范钦为了保护藏书而订立了严格的族规，世代的子孙严格遵循“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教，但终因年代过于久远，藏书还是有很多的失散。清嘉庆十三年（1808），阁内的藏书实有4094部，共53000多卷。鸦片战争时，英国侵略者掠去了《一统志》等数十种古籍。
清咸丰年间（1851－1861），又有盗贼潜入阁内，偷去了许多的藏书，转卖给法国的传教士和造纸厂。抗战时期，钟爱文化的人们，为了不使古籍受到外敌的破坏，他们用肩挑、船运，转移了古籍孤本，藏匿于乡间。后来又经历了许多的变故，到1940年，阁内的藏书仅存1591部，共13038卷。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为了保护天一阁，专门设置了管理机构，探访得到了流失在外的3000多卷原藏书，又增入当地收藏家捐赠的古籍，现藏珍椠善本达到了8万多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