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州闲逛，你成了局外人。你的局在水下，或已被江水冲走。你的局早已经散了，也未可知。在万州闲逛，孤零零寻找着墟中人、水中人。我已走进废墟，或还在过去的时日？
到处都是陌生人，尽管这里很熟悉。我熟悉的人一半已经离世，一半正逐渐远去。在万州闲逛一上午，终于在偏石板背后，黑压压打牌的人群中遇见一位布衣老汉，身背白布口袋；他也在人群里闲逛，在看别人打牌。我上前问候，并问师傅从哪儿来。老人家说：“密溪沟。”
密溪沟，我居然没听说过，而且就在附近，也属于淹没区。我问那里的情况，老人说不清。我请老人家留下姓名、地址：谭明武，万州江南新区旅密4组1号；然后我问：“我跟你一起回去要得不？”
“要得么。”谭师傅说，并背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我说：“走么，没有不去的道理。”
就这样，我跟着刚认识的谭师傅来到码头。谭师傅心里还有些忐忑，他要去我的身份证看了又看，然后又说：“你要骗我，有点难。不过，人头上也没有写好人坏人。我是退休工人，你不信，我邀请你到我家去。我可以给你找人，懂得多的、八九十岁的老人还有……”
无论如何，我渐渐赢得了他的信任。一路上，谭师傅又告诉我：“我十八岁就离开家，在各地修铁路，参加过成昆线，还有川黔、滇黔、京九铁路的工程建设；全国走的地方也不多，就11个省市。那时候，国家也没有正式手续，修铁路也是跑江湖，现在退了休。这一次来万州，是看一个亲戚，他的脚杆给汽车撞断了。”说话间，我们已来到万州码头。
下午四点，“万州轮渡1号”驶离万州，船上也没几个乘客。船长何兴国沿途指给我看：“高桅子——上溪角——桃子园……本来是很好的地方，全都淹没了……”而船只经过，隐约还能感觉到桅杆在山涧漂移，桃子园中的桃子已结成石头。
前面山坡上出现一座宝塔，“这是洄澜塔。”船长何兴国说，“原先的洄澜塔在前面那个座桥墩下50米左右，那里淹没了。宝塔拆除之后，所有原材料都堆放在上面一百多米的一所学校里，后来搬到上面重建。现在看见的这座宝塔，完全用的是原先的砖石和原材料，只是宝塔的铁尖尖在存放期间被一个中学生偷去卖了，后来被派出所捉到，但那个铁尖尖已经被斩了卖了，现在的塔尖是后来照原样重做的。这一点除了我们，没哪个知道。”
“长江这一段原先都是风调雨顺的，只有中滩子那一段总打劈船。”船长接着说，“你看那道红石梁，叫红蛇下山吃克玛[76]，后来涨水，克玛跳到了水里游走了，红蛇还在。”
果然，我看见一道蛇形的红石梁仍在水中扭动，而克玛（石）已不知去向。
说话间，密溪沟到了。密溪沟又叫密溪峡，峡口像一道弯曲的石门，半开半阖。顺着一条小河进去，过一道小石桥，里面就是密溪沟。下船转弯，跟着谭明武师傅穿过寨子一队，进入旅密村，一路上不时停下来，弯腰拾捡埋在泥土中的石宝。这里的石宝小巧玲珑，五彩斑斓。
绕过一道溪谷，走进田野。青苗之间，我发现了一座小土地庙：几块石板搭建的小小庙堂，里面刚好放下一只白瓷碗，一束红香和一尊小土地菩萨。我给他照相的时候，小土地菩萨脸上就露出微笑，活灵活现。谭师傅告诉我：“这座小土地庙是一个名叫穆惟全的年轻人自己建造的；土地菩萨也要移民。现在是枯水季节；等水位涨到175米，这里，连身后这座桥、这片田地、这个小土地庙都要淹没。在密溪沟，签了（移民）协议的，都搬走了；留在这儿的，都还没签协议。”
在不远的溪水边，一位戴草帽的渔翁正独自垂钓。而就在谭师傅跟他寒暄之际，一只大蝴蝶翩翩飞来，是黑色的花蝴蝶，翅膀上像是睁着两只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我们；顺着蝴蝶飞来的方向，只见一个被江水淹没的岩洞，只剩下小半个月牙形的洞顶，其余都浸在了水中。我问那是什么地方。谭师傅说：“原先是个天然岩洞，有十米多高，从前有个彭大老爷就在洞子里居住。”而彭大老爷何许人也，谭师傅也说不清。
我正沿路打听，谭明武师傅已将我领到何贤功老人家里。
何老师1929年出生，身体还好，可惜记忆有些模糊了。问及往事，只回忆起“祖上都是种庄稼，十二岁出门，去万州拜师学艺，学做毛笔。解放后就在国家开的多业社做毛笔，后来在本地的翠屏文具厂工作到退休。别的想不起了……”而这时，来了几个老邻居，大家一同回忆起“彭大老爷”。据说这个“彭大老爷”曾是同盟会成员，从前与孙中山一起革命，后来被通缉，从广西逃到万州，躲进密溪沟隐居并隐姓埋名，人们只知道他叫彭大老爷，没有人能说出他的真实姓名。
“彭大老爷当年就看好这个岩洞，冬暖夏凉，洞子里好宽好高，可以摆几十席。彭大老爷在洞里建了三层楼，还利用流水发电。一条瀑布悬在洞口；外墙门窗都镶的玻璃。现在全淹没了……”老人们回忆道，“百年之后，彭大老爷还是葬在这里，他的后人后来都离开了。”
“解放后，彭大老爷已经不在了，他的财产都充了公。那个洞子被一些娃儿打开，我们也跟到进去耍的，里面好多书哦，还有老字画，其中有一幅画的老虎，上面还写的‘唐寅’两个字，我们小时候看见过的，全烂完了，书都撕了，扔得满地都是，地上还有好多碎玻璃……”一位在一旁劈柴的老汉回忆道。
“密溪沟当年的马路都是彭大老爷修的，”老人们又说，“他还出资办学，开设渡船，从密溪沟，到对门的红砂碛，穷人都不要钱；还开设渡口，把山里的桐油装船运出去……”
“解放前，密溪沟开的有饭馆、烟馆、茶馆……照老话说：‘好个梁义绅，掌旗张虚之。钱粮是胖子，管事惹不得。’说的都是当年那些能干人……”
“彭大老爷专门为穷人主持公道。”一位名叫黄开清的老邻居又说，“抗战时期，国民党的部队组织搬运汽油，一些军用物资就藏在密溪沟里……你也抬，我也抬，抬到天黑还不让人歇。彭大老爷就过去跟他说：‘你们不让他走，那就要找地方让人歇夜哦——凡是下力的人，两个人一床铺盖。否则我就告你。’后来那些部队官兵只好让民工回去休息了。”
说起彭大老爷，老人们不胜唏嘘。忽想起洞口飞来的大蝴蝶，黑翅膀上睁着眼睛——蝴蝶蝴蝶，您是哪位老人家？古往今来，山水间飘荡着多少逝者的英灵！
而这里是旅密村5队、6队，见到这些老人家好不容易，何况大家又聚在一起。我只有用心询问，仔细倾听，试图将密溪沟的涓涓细流汇集成河。
据黄开清老人回忆：“解放前不兴说公社，是说乡政府。大地主魏少柏每年要收好几百石租子；他们家原先就住在高头，旅密4队，现在没有人了。他反正是剥削穷人，对老百姓不好——请人挑煤炭、挑柴只管饭，不给钱。解放后没有枪毙，给斗死了。这个魏少柏，在万县街上的房子比在农村还要多些。解放后，土地、房子全都分了，他的两个女的也都走了，大婆子姓秦，是上海人，后来去了涪陵；小婆子姓崔，后来不晓得去了哪里……”
旁边的老人们又说：“解放后，在密溪沟还是枪毙了几个地主：魏守之两爷子[77]都枪毙了（老的七十几、儿子四十几）；还有教书匠魏延九，原先他还办学、教古文的，罪行是‘反革命一贯道’；还有文峰村宝塔乡的陈静安，是开药铺的……一齐枪毙的，就在江家桥二完小（第二完全小学，后来的翠屏二小）打的。公审大会一开，群众喊口号，乡镇府朱笔一勾，判处死刑，抽出去立即枪毙……”
“还有保长姜润之，没有枪毙，他心术不正：别人到他田里放水，他就在那个缺口放了好多玻璃，把人家脚划了，后来判了刑……”
“1958年大办钢铁的时候，”黄开清老人接着说，“我们这里男的女的，各人背着铺盖，都去了新田的广头山，走去花了一天，在那里住了两三个月；住宿都没有安排好就去了，老百姓的房子住不下，露天坝坝里都可以睡；挖来好多矿石，还是炼不出铁来。周围的松树、柏树都砍了，砍来烧‘黑棒槌’，还是搞不赢，又到新田农民家里去收东西，把衣柜、散谷子的风车，还有埋人的木头都装上船，运来烧，投到高炉里面炼铁，还是没炼出铁来……后来高炉垮了，又回来种庄稼……”
就在何贤功家门前，老人们断断续续回忆着，直到下午，天色渐暗，老人们才逐渐散去。我又跟着谭明武师傅，穿过一人多高的野草，经过泥泞的山间小道，回到他们家，万州江南新区旅密4组1号，见到谭师傅双目失明的妻子冯天英。
而回到屋里，关起门来，谭师傅这才跟我说起他的伤心事：“那是1979年7月11号中午12点，当时大儿子才九岁，我们一家人都在湖南怀化——因为是在成昆线上生的娃娃，就给他起名叫谭永昆。当时我还是好不容易求人家，把娃娃带上读书的，他就在鸭嘴岩公社铜锣小学。那是热天，中午几十个娃娃一起放学回家，在河边洗澡，因为大河涨水，小河涨满了，他掉到那个凼凼里淹死了。遇到这种事情，我们男同胞还可以喝个酒，打个牌，他的妈妈就想不开，后来眼睛瞎了，跟这件事绝对有关。”
说话间，谭师傅的妻子从里屋走出来，她双目失明，却很健谈。问及往事，她先从家乡说起：“我的老家在万州凉水乡红冲沟，离这里二三十里。当地老百姓说：‘好个红冲沟，三年两不收。要不是两束香把把，眼睛都要饿落抠。’就是说那里多么穷，幸亏靠的烧香拜佛，才得到点儿收入。”
“怎么会？”我问。
“我们那里有个活佛，叫谭世珍，是个农村妇女，她好大的本事哦，说神扑到她身上去了，人们都信奉她。她是个好人。你哪里不好去找她，她就给你说些草药……她结了婚的，男的叫向秀炳。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遭整，说她是‘四类分子’，牛鬼神蛇，把她看管起来，叫她喂猪，我们当娃娃的时候还给她打过猪草。后来她死了以后，就埋在茶店子转过来，一碗水那个庙外面；那里有个凼凼，好像一碗水，天干也不会枯竭。她的坟多么红火，立了好多碑，每年都有人给她烧香、挂红，还有的烧整猪整羊……”
“你问我自己么，我姓冯，叫冯天英，1947年出生在红冲沟的锅灶湾，家庭娃儿多，穷得不得了。我妈妈四十多岁就害病死了，没得钱医，要落气的时候还在说：‘我要吃药，我要吃药……’她得的是肺气肿。那时候，家里人生病，肚子里长虫，就弄点石灰水来喝。我读书只读了两册，十一二岁就下地干活，当时伙食团刚刚成立，没什么吃的，那个菜汤就拿来喝，也没有油，没有盐的，那些生菜野菜、梧桐树皮皮、观音米都吃过，那真是遭孽……”
“到1959年下半年，我的脚肿了，路都走不起。”谭师傅接着说，“我大嫂的前夫徐仁富就是饿死了的，还有那些老实的农民，像周兴禄、冯文秀、刘克云、谭世福也饿死了，谭世贵差点儿没饿死。当时，我们旅密4队有个村支书叫冉启元，不抽烟、不喝酒，就是对当官的好，对下面凶。我去打点儿胡豆充饥，他就看不得，说‘给猪吃，也不给你吃’。就有那么凶。我的继母熊兴珍偷了一个红苕给她儿子吃（当时我十三四岁，她儿子还要小些，姓陈），就被他们用绳索吊起来，吊在伙食团屋里……别人先把她整惨了，后来她又整别人，揭发大队领导，说他们瞒产……”
而这时，大嫂还在一旁打趣说：“当时就听说：毛主席的政策差不多，大鸣大放紧我说……”
这时，天已经黑了，谭师傅去厨房做晚饭，大嫂话题一转，又跟我说起惨烈的往事——
“我是1969年从红冲沟嫁过来的，当时我妈妈就觉得离开红冲沟怎么都好；密溪沟是要比红冲沟好些，但还是遭孽。那一年丈夫不在，我一个在家，谷子熟了，我忙着去收，忙忙慌慌，加上累晕了，一头撞在门框上，本来一只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另一只眼睛也撞瞎了……”大嫂冯天英说，而对于自己夭折的亲生儿子，她却只字未提，我也没问，怕太伤心。
而后，她又说起“文化大革命”，还是伤心事——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红冲一队，说是地主要反扑，要当家做主（其实是造谣，没那回事），那些青年积极分子就行动起来，要斩草除根；他们就把地主向惠民、张泽法……总共十几个人关到一个屋子里，那是原先地主住的板壁砖屋；（天）黑了就用绳索把他们捆起来，拉出去，用钢钎拗下去，拗到生产队装红苕的那个凼凼里，用炸药包炸……”
“炸药包炸响了没有？”我问。
“啷个没炸响呢？炸药包炸响了的，底下的人还没炸死，他们又把那些大石头抬起扔下去……后来又把那坑坑填起来，在上面种上庄稼。那些地主的子女就来问：‘我屋爸爸、妈妈都到哪儿去了？’他们就说：‘你莫问，你屋爸爸、妈妈有饭吃！’”
“算了，老娘，不说了！”谭师傅回屋说道。
大嫂停了下来，而谭师傅自己又叹道：“那是无法想象的十年。”
我试图解释，却又说不出什么。在密溪沟，时光仍停在另一个维度。
而大嫂一笑，两只突出的眼睛都在颤抖，她还接着说：“‘文化大革命’，红冲大队死了人，芭蕉大队就没有死人——那些人已经把地主押起，要枪毙的时候，那个枪一抠不响，二抠还是抠不响。那些地主还说：‘要不你给我，我来试试。’——‘给你？！’他们说，后来还是没法，就把地主都放了……”
晚饭相当丰盛，但我是素食者，也不饮酒。他们尊重我的习惯，而这个习惯我刚刚养成，不到两个月，无他，心有戚戚焉。
本想今晚就住在谭师傅家里，可面对昏暗的房间、艰辛的生活、荒凉的密溪沟，我感到不堪重负，执意要走。就这样，晚饭后，谭师傅送我走过一段黑暗的羊肠小道，来到有街灯的大路边，叫了一辆摩托车，一路狂奔逃回云阳。
是夜，密溪沟又成密溪峡，从窗外黑沉沉的江面蚌壳似的张开。我只有在精神上继续前行，深入那些在现实中去不了的地方。我确信那里的存在。我的船，我的诗歌正缓缓接近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