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偶尔同一位朋友谈起某某先生的近况。这先生我自然是见过面的,经历很多,早年干过革命,也担任过要职,已经赋闲好几年了。
我是年前在省外和他认识的,在上海做寓公,找寻着刺激,但同时也很关心时事。而且,自然年事已经不小,那态度却是热烈的、彻底的,便在年青人听来也不免觉得偏激。
但这当然值得称赞,主张对日抗战,无论如何比主张对日屈膝有理百倍。何况这也合乎目前中国人做人的道德,可是,根据朋友的谈话,这位先生是逐渐沉沦在忏悔里了。
这忏悔大约来自军事上的节节失利。但说得深一点,则是恐日病抬了头,倘是不避挖苦人的嫌疑,我们还可加以发掘:先前他是寓公,光人一个,现在住的大公馆,儿孙满堂,心情自然就两样了。
这样的人,我想是还有的,决不止他一个。但需知救亡决不类于做投机生意,一转眼便会“麦克麦克”,“恭喜发财”。这是苦难,这里能有的是血和火的光荣的斗争。而那最后的胜利,却就正建筑在这斗争的长期支撑上面的。
全民族的解放运动,可以和生孩子比么?但我们都知道,就是生孩子吧,也决不像打呵欠那样的舒服、容易,是要经过大痛苦的。
(原载1937年12月18日《大声周刊》复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