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没有任何豪言壮语，却又是自然的心灵披露。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登山者对山和自然的热爱，以及向自己挑战的决心。
人在自然之中，更当自然。这是人生最美好的品质。
队员们上山前，我给他们出了一道题：“请你对珠峰说一句话。也可以回答你来珠峰寻找什么。”我没有想到所有的山友都那么认真地回答我。内地队员基本是口答，由我来记录。而每一个台湾队员，都带着这个问题回到帐篷，认真地拿起笔。第二天，他们纷纷来“交稿”。
登山者的回答都质朴而真切，我将它们整理如下：
内地队员40年来，这是我们海峡两岸登山者第一次凝聚着骨肉之情的合作，它的意义和过程，都是历史性的。珠峰会为此见证。
——攀登队长金俊喜（金俊喜，39岁。1975年珠峰登达8200米；1977年托木尔峰登达7435米；1985年纳木那尼峰7694米登顶。曾四次去梅里雪山侦察攀登。1991年中日双方17名队员在梅里雪山遇雪崩牺牲，他是唯一的幸存者。）愿我登上我自己的最高峰。
——罗申（罗申，30岁。1988年珠峰南侧登达8000米；1989年章子峰7543米登顶；1991年南迦巴瓦峰登达7000米。）请第三女神手下留情，助我们成功。
——王勇峰（王勇峰，31岁。1984年阿尼玛卿二峰6286米登顶；1988年珠峰南侧登达8000米；之后，南极文森峰5114米、章子峰7543米、北美麦金利峰6194米登顶。是我国在海外首次登山的运动员之一。）当我从珠峰下来的时候，让我拥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马欣祥（马欣祥，30岁。1984年参加攀登阿尼玛卿峰；1988年雀儿山6168米登顶；1991年希夏邦马峰登达7500米。）机会难得，我太希望能和台湾山友一起登顶。
——小齐米（小齐米，29岁。1986年章子峰7543米登顶；1988年珠峰南侧登达8000米；1990、1991年希夏邦马峰8012米登顶。）我想，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完成心中的愿望。
——加措（加措，33岁。曾为卓奥友峰、宁金康沙峰攀登队员；1988年珠峰登达8300米；1990年珠峰登达8700米。）不想说什么。要说的，让我在山上的脚印去说吧。
——普布（普布，28岁。1987年拉布及康峰7367米登顶；1988年珠峰南侧登达8000米；1990年希夏邦马峰8012米登顶。）我们两岸的山友会团结成一个人，当然要登上去。
——开尊（开尊，29岁。1991年希夏邦马峰8012米登顶；1991年参加攀登南迦巴瓦峰；1992年委桑拉姆峰6400米登顶。）我能上去！
——拉巴（拉巴，28岁。1986年章子峰7543米登顶；1987年拉布及康峰7367米登顶；1988年珠峰南侧登达7790米。）台湾队员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到世界绝顶上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攀登队长张铭隆（张铭隆，41岁。1981年尼泊尔祖鲁西峰6583米登顶；特里苏尔峰、庇古巴特峰登顶；参加过慕士塔格峰、章子峰、非洲乞里马扎罗峰等攀登活动。）山是非常大的，像很大的一个家，但门却非常小。当你遍寻不着自己时，你人已在里面了。
——吴锦雄（吴锦雄，43岁。1981年参加攀登特里苏尔峰后，先后参加两次怒峰远征队，北美麦金利峰6194米登顶；攀登过梅尔峰、慕士塔格峰；1992年章子峰7543米登顶。）人的一生就是一连串的追寻。在山上人们回归了自然，接触的是无边的大地，心寻找到无比的慰藉。当自我与自然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心跳和山风是一样的韵动，连呼吸也是甜美的。
——邵定国（邵定国，38岁。台北市攀登山岳协会理事长。1986年攀登梅尔峰；1992年章子峰登达7000米。）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因为我出生、生长在山里。命中注定，山是我最好的朋友、老师……——伍玉龙（伍玉龙，32岁。1987年南美阿空加瓜峰6960米登顶；1989年印度莎瑟峰7672米登顶。）到山上就像回家一样，我可以自得其乐，就像找到自己一样。登山时也可以真正认识一些朋友。
——黄德雄（黄德雄，41岁。1988年阿空加瓜峰6960米登顶；1991年希夏邦马峰登达7900米。）人生难得几回梦，为求圆梦进圣山；不求征服圣母峰，但求人生增智识。
——吴泂俊（吴泂俊，33岁。1986年登尼泊尔梅尔峰队员；1992年章子峰7543米登顶。）为完成多年心愿来到珠峰，希望能尽力而为向上面的高度前进，但求平安归来。
——周德九（周德九，39岁。20年前就参加雪地攀登训练，在台湾山岳、玉山多次冬季攀登。）这应当说是一份珍贵的“内心独白”了。其价值在于它的真实。这里没有任何豪言壮语，却又是自然的心灵披露。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登山者对山和自然的热爱，以及向自己挑战的决心。
人在自然之中，更当自然。这是人生最美好的品质。
这样的一群爱山者，上山了，去攀登珠穆朗玛。
也是去接受和体验珠穆朗玛的无情和严酷。
不祥的预感渐渐迫近……
1993年3月21日上山，原定到达和建立海拔6000米的2号营地。但下午2时许，我发现珠峰方向阴云密布，而风又大起来了。
4时，山上攀登队长金俊喜通过报话机传下话：“BC，BC（大本营），我是小金，现在于1号营地报告：台湾队员、内地队员均已到达5500米的1号营地。但天气很坏，风雪交加，气温骤降到摄氏零下20多度，寒冷异常。队伍决定不再向6000米的2号营地前进，就地扎营。台湾队员正在搭帐篷，他们的状态良好。明天我们到达2号营地后再联系。”22日，中午12时，山上报告说：“全队上午10点半动身向2号营地挺进，现正在途中。风雪中找不到什么路，只能摸索着向前走。几个藏族队员到前面找路了，找一段走一段。”但是到了下午，和山上的联系就中断了。大本营的报话总机上有反应，可就是听不到声音。这是因为队员们的报话机功率不够，加上山体遮掩，在这个高度传下话来很难。只有等牦牛工下一次运上太阳能电池板，在6500米的3号营地建立一个中转站之后，我们才可以和山上的每一个队员在任何高度（包括峰顶）直接通话。
我在大本营的值班帐篷内，守着报话机也足足有一天了，可无论怎么呼喊，山上就是传不下声音来，尽管报话机的监视器上有信号闪动。我很着急，山上情况不明，如何向北京和台北报告今天的情况？今天我将怎么发稿？这时内地方面的队长老曾还在北京住院，而台湾方面的队长李淳容到珠峰两天后感冒咳嗽严重（她从台湾动身时就有病未好，为防意外，队里决定送她快快下山），已回台湾治病去了。而他们所关心的山上的一切情况，只有通过我们才能知道。（这次台湾带来一台先进的海事卫星通讯设备，就安在值班帐篷内。据说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通讯联系就是用这种设备，打开机器就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地区联系。所以，只要需要，我们在大本营可以随时同外面联系、发稿。）而这时，只有老于和我及队医李舒平在大本营。
当晚6时，联系的时间到了，我马上点起煤油取暖炉给海事卫星设备加热，然后打开机器。机器刚开通不久，台北的《自立报》和《民生报》就打来电话，焦急地询问山上的情况，他们每天都要以很大的版面向读者介绍登山进程和情况。
我更焦急，只能向他们说，和山上的联络未通。
23日，联络仍未通。我们加高了大本营的天线，无用。
直到24日下午，几个牦牛工赶着牦牛群从山上下来回到大本营，报告说今日全队已到达3号营地，我们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一个牦牛工从羊皮筒子大衣里摸出一张纸递给我们。老于接过一看，是台湾的攀登队长张铭隆托牦牛工捎下来的一份有关山上情况的报告：“22日全队从1号营地开拔，沿长征岭（珠峰下东侧的一道雪岭）侧支棱缓升的路线前进，但路上碛石相当破碎，午后切入东绒布冰河主流中碛后，行途更为艰难，脚下的碛石上是玻璃一样又硬又滑的冰面。全体人员及牦牛下午6时抵达2号营地。23日晨，内地方面炊事员李民富患高山病，只能留下我方队员邵定国陪守，其他人员向3号营地进发。途中已见冰川，规模宏大，牦牛因冰滑打转不走，队员需在前为牦牛队开路。”看来，这是他们在开往2号营地的行军途中写的。反面还注有一行字：“请付此牦牛工人民币10元。”这么说，全队今日建起海拔6500米的3号营地（前进营地，也是设在山上的指挥营）后，按计划将打通珠峰的第一道天险北坳，向4号营地突进。
北坳是通向珠峰之顶途中最主要的雪崩区，因全是冰雪，道路无法辨认，是登山者最容易迷失方向的地方。所以，这一段要在冰雪中修路，拉上保护绳索，使攀登队员和运输人员通过，建立7028米处的4号营地。
然而，这第一次行军，还没等他们建起4号营地，一场灾难就降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