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查良镛，1924年生于浙江海宁，笔名金庸。武侠小说作家、评论家、社会活动家，《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主要起草人之一。
自1955年《书剑恩仇录》开始创作，至1972年《鹿鼎记》正式封笔，查良镛共缔造十五部武侠经典，被多次拍摄制作成影视剧、广播剧、舞台剧、漫画、动画乃至电脑游戏，掀起热潮不断。以“左手写社评，右手写小说”传为美谈。曾获香港“大紫荆”、法国总统“荣誉军团骑士”等勋衔。
鲁豫：采访查老之前，我们查阅了他的传记，但他说那些传记都不算数，因为作者都没有采访过他，没有经过他的确认，很多细节都被夸大了或者根本就是虚构的。您怎样理解武侠？
查良镛：武侠之人是有侠气的，不会武功的人也可以有侠气。侠气就是帮助别人，像雷锋这样，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人家。
查良镛1944年考入重庆国立政治大学外文系，后进入苏州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学习国际法。1947年任《东南日报》记者，后凭借优秀的外语水平和对新闻事业的热情，顺利考入《大公报》担任编辑及英文编译。不久《大公报》香港版创刊，查良镛南下香港，这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正是在香港，查良镛开始抒写传奇，成为家喻户晓的“大侠”金庸。但无论摘得多少光环，“大侠”却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
现在我是学生，不是作家，等我不做学生的时候，再跟你一起喝咖啡，到时候以作家的身份给你签名
鲁豫：您在八十四岁高龄的时候去剑桥大学读博士，真的是在当学生吗？
查良镛：真的是当学生，我在学校念书完全是学生待遇。学生叫我签名拍照，我会告诉他们，现在我是学生，不是作家，等我不做学生的时候，再跟你一起喝咖啡，到时候以作家的身份给你签名。
鲁豫：您攻读的专业叫什么？
查良镛：东方研究。我的同学里有北大的、有南开的，有韩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因为有些古文太难，他们不懂的时候老师就会说，你去问问查先生就可以了，于是我就经常教他们。
鲁豫：考试的时候真考您吗？
查良镛：真考，而且是用英文考。口试是用无线电视，两位教授在英国，我们在香港；笔试则是交论文。我在班里成绩还算蛮好的。
鲁豫：您平常上学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
查良镛：学校离我住的地方很远，坐的士去差不多要人民币一百块钱，相当贵，所以老师都骑单车到我家里来教课。一开始我想骑车上学，但我太太说那太危险了。
鲁豫：同学怎么称呼您？
查良镛：我以前在浙江大学的时候他们颁了教授头衔给我，我说做学生以后教授头衔应该取消了，但他们还是称我查教授，老师叫我查教授，同学也叫我查教授。不过我特别喜欢当学生，我觉得做老师不如做学生好，做学生可以不懂就问。
鲁豫：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上学这个念头的？
查良镛：我在浙大做人文学院院长的时候。当时也教历史，但教书的时候是不大有时间自己做研究的，觉得自己学问不够好，应该再去学一点。
1999年3月，查良镛出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2004年12月，他辞去了在浙大的一切职务。他说：“我这个人当官，不行。拜师，我很愿意；让我教别人，我就不愿意，也教不来。”这与他在小说中追求的自由精神和侠客气质颇为相契。其实早在少年时期，查良镛已经表现出敢想敢做的大侠气质。1939年，年仅十五岁的他和同学一起编写了一本指导小学生升初中的参考书《给投考初中者》，畅销内地。这是中国第一次出版此类书籍，也是查良镛出版的第一本书。
江泽民笑着问我，查先生，你中学时给人家开除了？我说是啊，你怎么知道？他说我见你之前查过你的资料
鲁豫：您上初中的时候编过一本考试辅导书是吗？
查良镛：我们三个同学一起做的，靠这本书（赚的钱）念完了中学，又到重庆读大学。那时候没有考试的参考教材，我们出了这本书以后在浙江、福建、安徽的销路都很好，赚了很多钱，我们三个人一分，就够念书了。
鲁豫：那时候您如果接着做的话，说不定就能成出版业大亨了。
查良镛：大亨不行，因为里边是我们自己出题目、写文章，跟小学生考中学的水平差不多。
鲁豫：据说您被学校开除过？
查良镛：开除过，中学被开除过一次，大学又被开了一次。中学的时候我们训导主任很凶，老是没有道理地骂同学，于是我就写了一篇讽刺他的文章，贴在学校里。结果训导主任说我讽刺老师，开除！后来江泽民接见我，他笑着问我，查先生，你中学时给人家开除了？我说是啊，你怎么知道？他说我见你之前查过你的资料。上大学的时候我念的是国民党学校，蒋介石做校长，大多数都是国民党的学生，他们主张见到校长的时候要马上起立立正，而且脚一并，还得碰出声。当时正在跟德国打仗，我就说这个行为好像法西斯喊希特勒一样，结果学校就说我对蒋校长不尊敬，怎么能把他比作希特勒呢？又把我开除了。
鲁豫：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一些朦朦胧胧的理想？
查良镛：进了大学念外交系之后。我想做外交官，能做大使就最好不过了。
鲁豫：您上大学的时候怎么没有考虑出国念书？
查良镛：那时候出国留学很难的，我在大学时唯一出国的机会就是去土耳其，可是我觉得到那里留学没什么用，就没去。
1947年初，对新闻事业抱有浓厚兴趣的查良镛初踏报业大门，开始在杭州《东南日报》做外勤记者，并从此与报纸结下不解之缘。
鲁豫：您当时出去采访吗？
查良镛：因为杭州的风景好，所以有很多南京的大人物来。当时国民党的陈立夫我就采访过他。
鲁豫：那时候报社的工资高吗？
查良镛：那时候通货膨胀，工资都几亿几亿的，钞票一叠，绳子绑好，中国银行或者交通银行盖个章，一捆一捆地拿。
1948年，查良镛离开内地前往香港任职《大公报》。1966年创办《明报月刊》杂志，并任主编。杂志最初的十年相当艰苦，作者不多，读者也不多。尽管如此，《明报月刊》始终保持着独立自由的人文精神传统。后来情况渐渐改善，读者多了起来，作者群也渐渐扩充，涵盖了与中国文化知识有关的海外各家各派人士，在海内外知识分子心目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鲁豫：您那时候到香港工作是一个好差事吗？
查良镛：那时候香港比上海差得多，上海是大都市，香港是小城市。
鲁豫：当时办一份报纸要花很多钱吧？
查良镛：是，我花钱算少的。我们十万块钱就办了报纸，里面我出了差不多八万，包括我卖小说的稿费、版税，全部投了进去。
鲁豫：一开始办报纸还没有赚钱的时候，生活特别紧张吧？您最惨的时候什么样？
查良镛：最惨就是没钱用，自己的小钱都不花了。住房子、吃饭还是有钱，但是吃得不好。
鲁豫：您把全部的钱都用来办报纸，家里人支持吗？
查良镛：在香港办报纸，如果没有钱就不要办。报馆需要了就自然要拿出来。
鲁豫：您当时一点都不害怕吗？万一血本无归怎么办？
查良镛：我对自己有信心。
鲁豫：您那时候是用手写吧？
查良镛：用手写，现在有电脑我还是用手写。
鲁豫：您当时最高纪录一天写多少字？
查良镛：写一篇小说一千字，写一篇社评大概九百字左右。写社评很难的，要看当天新闻，本地新闻看过之后再去看外国的电讯，最新的新闻都要写到。那时没有电脑排字，都是一个一个铅字，所以很费时间。我一边写，旁边就站着排字工人在那里等着我，因为我都是在最后一刻交给他的。他边等边说，查先生你快点儿，快点儿。我压力很大的，每天晚饭不能吃，有朋友请客我都不去，要写好社评才能够放心吃饭。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海外知名人士纷纷接到访问大陆的邀请。1981年，查良镛也接到了来自北京的邀请。他向邀请方提出：能否在访问期间拜访邓小平先生？邓小平对查良镛早有听闻，在邓小平看来，既具深厚传统中华文化根底又与台湾有往来的查良镛，是沟通两岸极好的传话人。早在1973年春，查良镛曾应邀前往台湾，当时病重的蒋介石未能亲自接见，但蒋经国就时政国事与他进行了深谈。所以当查良镛提出想见邓小平的报告被送达时，邓小平随即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
撒切尔邀我到港督府见面，希望我支持英国人不要归还香港，但是我说我主张香港归还中国
鲁豫：听说您的大陆读者最早一批里面有邓小平是吧？
查良镛：最早看的有邓小平，那时候文革已经差不多结束了。
鲁豫：您是去北京见邓小平的？
查良镛：第一次是1981年，他邀我在人民大会堂见的面。
鲁豫：他会跟您谈您的书吗？
查良镛：不谈书，主要谈社会主义，谈谈中国将来前途怎么样。
鲁豫：他讲话您能听得懂吗？
查良镛：我在四川念过书，虽然不会讲，但是我听得懂。他一边讲话一边抽烟，我也抽烟。他老是给我递烟，我说不好意思，你老人家，我自己来拿。他还给我塞了一些熊猫牌烟，说你拿回去抽，这个烟比较好。
鲁豫：他是您比较喜欢的一个人？
查良镛：他很直爽，我觉得很好，但他有些话我不同意，我也不敢讲。我对他是很尊敬的，有点像对自己的父亲。
鲁豫：听说当时撒切尔专门去香港看您是吗？
查良镛：撒切尔经过香港的时候，邀我到港督府见面。当时她在跟中国交涉香港归还的事情，就希望我支持英国人不要归还香港，但是我说我主张香港归还中国。因为第一，香港本身就是中国的地方，当然应该还；第二，当年条约签了九十九年，现在到期了，你怎么可以不守信用？她一看跟我没什么好谈的就不谈了。但我对她印象也蛮好的，她这个人很直爽，觉得大家意见不合就不谈了。
鲁豫：您这辈子没有去搞外交遗憾吗？
查良镛：也不遗憾。我做《香港基本法》的时候，外交部很多人都是基本法的委员。他们说查先生你幸亏没来当外交官，当外交官苦得不得了，你这样的个性，今天进来明天就开除了。因为我这个人不守规矩，是个自由散漫的人，可是当外交官的纪律比普通人要严得多，你在美国华盛顿做大使，想到纽约去一下都要请示外交部批准。你看，现在我到美国去，就可以喜欢去哪里就去哪里。
以前报馆有上司要指挥我，让我做什么事情，我说现在不做，然后就到外边走一个钟头，回来准时交卷就是了
鲁豫：您完全是文人性格。人如果在某一方面是天才，其他方面就不会太专注，家务您肯定是不会的吧？
查良镛：从来没有干过。一般人家叫我干什么我就偏偏不干，所以我差不多只能自己做老板，给人家打工很困难。以前报馆有上司要指挥我，让我做什么事情，我说现在不做，然后就到外边走一个钟头，回来准时交卷就是了。
鲁豫：您跟老板吵过架吗？
查良镛：也不吵，我说我出去了，老板也没办法，最多开除我，那明天我就不来上班了。
鲁豫：您在家里面也是个说一不二的人？
查良镛：家里太太想指挥我，指挥不了。她不听我的，我也不听她的。不过吃东西以她为主，因为我有糖尿病，所以她说不要吃甜的东西，我就不吃，这些对我身体有好处的就听太太的。
查良镛在武侠小说中编织的爱情故事，写尽了人间的悲欢离合与恩怨情仇，而他自己的爱情与婚姻也戏味浓浓。
查良镛结过三次婚。与第一任妻子杜冶芬的爱情萌芽于杭州，结婚后两人在香港共同生活了几年，没有子女。刚到香港的时候，漂亮的杜冶芬对电影产生了向往，希望能够成就一番电影事业。然而当时的查良镛只是《大公报》香港分公司的小编辑，不仅没有能力成就太太的明星梦，反而更愿意她做全职太太。两人的追求和思想渐渐拉开了距离，从而分手。
第二任妻子是新闻记者出身的朱玫。两人结婚时正值《明报月刊》创刊时期，她留在报馆任记者，与查良镛患难与共。但就在事业成功之时，两人的婚姻却出现了裂痕，最终结束。
第三任妻子（现任妻子）出现于查良镛最失意的时候。容貌清丽脱俗、性情率真的女侍应生林乐怡吸引了查良镛，相差近三十岁的两人逐渐成了忘年交。在情感路上漂泊了大半生的“金大侠”终于找到了归宿。
查良镛：我结过三次婚，也不是很守规矩的人。第一次是我太太离开我，第二次是我对不起太太，现在的太太是第三个太太。
鲁豫：您给太太送过花吗？
查良镛：她生日我送了纸做的花给她。那时候买不到真花，就买的假花，纸花不会坏，又便宜，鲜花没有送过。
鲁豫：您有没有单膝跪地向太太求婚？
查良镛：没有，我说我们明天去注册结婚吧？她说好啊，然后就去注册结婚了。
鲁豫：您跟我想象中的大作家不太一样，我总觉得大作家是特别浪漫的。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是蔡澜还是倪匡写的，说你们几个人里边你是最受女孩子喜欢的。
查良镛：我平生唯一浪漫的一段时光就是在杭州《东南日报》的时候，跟那些十五六岁的小女孩一起去玩耍、散步。
鲁豫：您是一个特别严格的爸爸吗？
查良镛：完全不管，我太太就非常不赞成，觉得我对待儿女太宽松了。我说儿女天生好就是好的，天生不好就是不好的，你管他没用。我大儿子非常乖，功课也好，我没管过他，他是自己考进哥伦比亚大学的。但是他的叛逆心也很厉害，受不了挫折，在美国跟他爱人两个吵吵架就上吊自杀了。二儿子我也没教他，他不听话，念书也不好。
鲁豫：您不能把儿女做事的成绩跟您的成绩相比，那样谁都没有成绩了。
查良镛：我二儿子说：“我做事不好，是因为你们把好的DNA因子都拿去了，不给我留下一点。”
鲁豫：其实孩子喜欢爸爸什么都别管，自由自在地成长。
查良镛：像你这样的女儿就非常好。
鲁豫：女儿是比较听话的，应该养女儿。
查良镛：假如女婿我不喜欢，但她坚持要嫁，那岂不是也没办法了？
鲁豫：这种时候您会干涉吗？
查良镛：不干涉，我两个女婿都蛮好的。
查良镛爱好广泛，尤其是围棋。他撰写散文《围棋杂谈》极言自己对围棋的喜爱：“围棋是比象棋复杂得多的智力游戏。围棋三百六十一格愈下愈多，到中盘时头绪纷繁。牵一发而动全身，四面八方，几百只棋子每一只都有关联，复杂之极，也真是有趣之极。我所认识的人中，凡是学会围棋而下了一两年之后，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废寝忘食地喜爱。”
日本棋院挂有一条横幅，上书“围棋有五得：得好友，得人和，得教训，得心悟，得天寿”，查良镛对此深有感触。他认为围棋公平至极，没有半点欺骗取巧的机会。只要有半分不诚实，立刻就会被发觉，可以说每一局棋都是在不知不觉地进行一次道德训练。围棋是严谨的思想锻炼，下围棋时既要求胜，又不能贪胜。这不但是棋理，也是人生的哲理。
鲁豫：您的围棋段位是多少？
查良镛：业余六段。
鲁豫：您有没有跟特别有名的围棋大师下过？
查良镛：中国、日本最有名的围棋大师都是我的老师。
鲁豫：如果跟聂卫平下，他让您几个子您可以赢？
查良镛：聂卫平让我五子就可以赢他了。
鲁豫：还有什么事是您特别想干的？
查良镛：我想写一本中国历史，我自己的想法跟马克思或毛主席讲的还是有点不同的。
鲁豫：这部鸿篇巨著要写多长时间？
查良镛：可能很花时间。
鲁豫：看起来您的十年计划基本上就这么排满了，预祝您心想事成。
查良镛曾说，写武侠小说是为了写人性，他企图通过对人物的描写，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他认为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查良镛乐于谈论做人的道理，他鼓励世人在历史的激流中保持自我，找到个人的生存及发展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