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史学的近代化
（1）史学近代化的特点
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救亡图强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和时代要求，鼓舞人们反抗侵略、挽救危亡；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对于封建史学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从而为“五四”时期史学的近代化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形势有了深刻的变化，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映是：政治思想的革命扩大到学术思想的革命，历史的批判深化到史学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指导革命行动的指南针。
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20世纪初年这样一个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中出现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划阶段的飞跃。这反映在史学发展上也是一个飞跃。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此后30多年间中国史学的最大特色和主流，也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最大特色和主流。在这以前，中国史学也有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内容，但绝没有表现得这样鲜明和彻底。
在近代化过程中，史学界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新情况，它一般表现为这样几点：
一是史学工作的主要内容变了。以前的史学工作是以帝王将相和其他方面历史上的大人物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现在注意力转移到所谓“文化史”方面，其中包括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学术思想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等，实际上就是要以社会的制度、社会生活及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历史为主要内容。这不只是在研究对象上大大恢廓了，更主要的是动摇以至撤除了帝王将相等历史人物在历史舞台上高踞一切的宝座，而代之以新的内容。
二是传统的某些历史观点受到了批判，研究中国遭受侵略的历史跟研究世界史、国际关系史得到一定的联系。历史传统的观点认为尧、舜、禹、汤以至神农、伏羲、黄帝，再远可以上推到盘古，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他们的时代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些沿袭久远的传统观点经过批判后，相信的人很少了，而这些观点起源和演变本身的历史还受到了审查。以前，儒家的经书被尊为不可怀疑的圣典，现在不是那么尊贵了。原来所谓“今文尚书”，也被认为其中有不可轻易置信的东西，原来作为“五经”之一的《诗经》，被认为有不少是男女羡慕的篇章，经书的灵光失掉了它的光辉。中国遭受侵略历史的研究，不再是就事论事，而是被放在世界史、国际关系史中去考察，这也就比过去前进多了。
三是在史料方面，利用了古老的文化遗存，利用了出土的文献，还利用了佛教、道教的典籍和档案材料，利用了域外的材料和语言学的材料。其成绩好的，可以改变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些历史重大问题的研究面貌。“五四”以后，在史料考证上的成绩，继承了乾嘉考据学的传统，而又大大发展了这个传统，是远非乾嘉考据学所能比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新考据学。
四是用新的有系统的形式写的中外交通史、各种专门史和有系统的长篇论文相继出现。专门性的历史刊物也相继出现。这都是以前所没有的。
像这样的情况，都是“五四”以前根本没有的，或很少有的。现在它们的存在是相当普遍了。它们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之间，也存在于资产阶级历史学者之间。
（2）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史学近代化过程的影响
在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也只有他们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的主要力量。毛泽东在1940年说，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20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我们细细思索毛泽东的这段话，可以认识到“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之重大的历史意义。
“五四”以后的史学，无论在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全面理解上，在问题探索的深度上，在观察问题的角度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成就都不是别人可比的。特别是在揭示历史规律、指出历史前途的问题上更是这样。但在具体史料的考订上，具体问题的认识上，资产阶级的历史学者及其他不接触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者也有他们的成就，这是应受到尊重以至应有所继承的。在史学近代化过程中，有主流，有旁流，还有逆流，而逆流甚至有很大的影响，在后来也还继续有影响，这是应该注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在斗争中成长的。
因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的情况在本书有关章节中作了论述，这里只论说另外的史学流派，其中三个历史家——梁启超、胡适和顾颉刚在理论上有较大的影响，另外三个历史家——王国维、陈寅恪和陈垣在新考据学上有比较显著的成就。
2.“五四”后的梁启超史学
（1）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
20世纪初年梁启超对封建史学展开猛烈的批判，张起资产阶级“新史学”的旗帜，提倡史学革命，认为史界革命是救国的头等大事。新史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论点，是认为历史在不断进步，历史进化过程中有“公理公例”，因此史学要研究“公理公例”。随着历史的进一步发展，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风暴震撼西方，中国无产阶级壮大成长，梁启超在世界大动荡中，拾取西方的学术思想，他的史学思想发生了变化。他的多变而杂驳的史学思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时代社会的变动。
20世纪初年，梁启超从日本到欧洲，看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涨。他感到很恐惧，在《欧游心影录》中说：“现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他的心情如他自己所说，是“无限凄惶失望”。他看到贫富两个阶级战争渐渐到了不能不发生的时代，梁启超在这样动荡的年代里，感受是“不寒而栗”。“五四”前后，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梁启超认为思想界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差不多要和孔子争席”。
梁启超在“五四”后写的《清代学术概论》（1920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3—1925年）、《什么是文化》（1922年）、《治国学的两条大路》（1922年），以及1922年到1927年间在天津南开大学所作讲演等，后来辑成《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梁启超在“五四”后的主要的史学著作，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较为集中地表达了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也反映出他的史学思想发生的变化。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抛开历史发展有公理公例的思想，集中论说历史联系的因果关系，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他进而又把这种因果关系视为与佛教因缘果报有相同的意思，说：“果因之义，晰言之，当云因缘果报，一史迹之因缘果报，恒复杂幻变至不可思议，非深察而密勘之，则推论鲜有不谬误者。”再往后倒退一步，梁启超连历史有“因果”关系也否定了。他认为历史是文化现象的“复写品”，自然科学中有因果关系，然而把自然科学所用的工具扯来装门面，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也不可能。他忏悔自己谈历史因果律，是“病根”，是“矛盾不彻底的见解”，说“历史现象只是‘一趟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他用历史现象的一度性否定历史的必然性，以历史事件的个别性来否定个性中有共性，历史因此成了一笔糊涂账。因此，学习历史、认识历史前途是不可能的，历史的趋向在他看来，“不惟旁人猜不着，乃至连他自己今天也猜不着明天怎么样，这一秒钟也猜不着后一秒钟怎么样，他是绝对不受任何因果律之束缚限制”。
梁启超否认历史变化是不断进步的，他过去批判过的历史循环论，现在又重新加以肯定，梁启超说他过去信奉的是进化主义，很不喜欢孟子说的话：“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并且写过文章批驳这种治乱循环的观点；但近来不敢坚持了，说：“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梁启超把整个历史都看成是“一治一乱循环”的变化，不存在今胜于昔的可能。历史前途悲观的观点反映梁启超对历史变动的迷茫。
关于历史变化的另一个重要问题，究竟是英雄造时势呢，还是时势造英雄呢？梁启超认为历史是少数伟大人物活动的产物。英雄、豪杰是“历史的人格者”中的“首出的人格者”，而群众作为集团是“群众的人格者”。英雄的“首出的人格者”不能离开“群众的人格者”创造历史，但归根结底是英雄的作用，而且在他看来，“历史即英雄”的观念在古代表现得尤其明显。这种“历史人格”论的实质是“心力”造史的理论，是“人类心力发展之功能”在历史变化中起着主要的作用的。因此，研究历史是要揭示这其中的“秘密”，“史家最要之职务，在觑出此社会心理之实体，观其若何而蕴积，若何而发动，若何而变化，而更精察夫个人心理之所以作成之、表出之者，其道何由能致力于此，则史的因果之秘密藏，可以略觑矣。”
梁启超否认中国有阶级存在的事实，认为全部西洋史，一言以蔽之，可以说是“阶级斗争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种种的阶级分野；而中国没有这种阶级的分野。但是“五四”前后的历史是严酷的，梁启超在无法解释历史和现实时，采用新的办法来否认中国历史有阶级斗争的事实。他或者将阶级与等级、种族混为一谈；或者把阶级说成是时而出现、时而消失，而毫无规律；或者编造所谓“有枪阶级”与“无枪阶级”的理论。梁启超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学说。
关于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梁启超认为地理环境影响学术风气的形成等，影响民族性格，还有合理的因素，但进而断定民族性格遗传构成民族历史的原动力，则是错误的。
梁启超自称：“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以往往自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他自述写《中国历史研究法》时，研究因果关系，为这个问题，“着实恼乱我的头脑。我对于史的因果很怀疑，我又不敢拨弃他”。这可见梁启超对于自己史学主张，包括很重要的主张，并不一定是认真对待的，所以后来不惜一改再改。
梁启超称自己“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又说自己在学术上是“务广而荒”；“‘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这真是“有自知之明”的按语。他的史学思想是复杂的，变化也大。
1923年，中国发生的“科学与玄学”之争，也称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这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哲学思潮中不同的派别的斗争。无论是“科学派”的丁文江、胡适、吴稚辉，还是“玄学派”的张君劢、梁启超都反对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史观上反对唯物史观。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陈独秀、瞿秋白对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论给以批判，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瞿秋白在《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中说：“从根本否认社会现象之有规律起，到相对的承认社会现象之目的论的规律性为止，都是现代学者反对社会主义之策略。”他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中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原理对他们错误的历史观点，作了系统的批驳。瞿秋白指出，求社会现象的规律，不能以个人动机或群众动机作为社会现象的唯一因素，社会发展的最后动力是经济。社会现象确是有因果律、公律可寻，这种因果律不是随意的，而是一种客观的“必然”。知道因果律的“必然”，才能获得应用规律的“自由”。历史的“必然论”，而不是“宿命论”。人们根据因果律的“必然”，推测“将来之现实”，就是“现时之理想”。“人要克服社会的自生自灭性，必须知道社会律。”我们能应用这种社会律，达到共产社会。伟大的人物是历史发展的一因素，也是历史发展的一结果。这些科学的阐发是对当时形形色色唯心史观的深刻批判。
（2）对清代学术的总结
《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梁启超在“五四”后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代表作品。《清代学术概论》本来是为一本叫作《欧洲文艺复兴史》的书所写的序言。他说：“本书属稿之始，本为他书作序，非独立著一书也。”（第二自序）脱稿后独立构成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原来是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编写的讲义。这本书概称三百年学术，是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十年来，也可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这本书也可以说是17、18、19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的范围和这本书差不多，但材料和组织不同。两本书互为补充。
《清代学术概论》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以清前半期的“考证学”与后半期的“今文学”为两大主要潮流来概述清代学术的演变与成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述300年清学的渊源流变及政治影响，对清人整理旧学的成就分门别类加以综述、评介。
梁启超总结清学，对学术发展前途寄予期望，希望中国的学术也能如欧洲资产阶级文化的文艺复兴那样得到新生。
这两部书以学术史的形式总结清学。梁启超吸收中国古代学术史总结的好传统，认为作学术史有四个必要条件：第一，叙一个时代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第二，叙某家学说，须将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清晰的观念；第三，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作大概的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梁启超称赞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因为这部书具备这四个条件。梁氏也是按照这四个方面去概括、叙述300年清学成就的。但应当重视的是他从学术流变与影响上、从学术思潮上把握学术的发展，做到“知人论世”；注意把学术成果总结和学者的人格精神、治学特点结合起来研究。对300年学术变化，了如指掌；学脉分析，成果评品，如数家珍，在中国近代学术著作中，是两部很有影响的作品。
梁启超对清学总结，体现对当代史研究的重视。他说：“史事总是时代越近越重要，考证古史，虽不失为学问之一种，但以史学自任的人，对于和自己时代最接近的史事，资料较多，询访质正亦较便，不以其时做成几部宏博翔实的书以贻后人，致使后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史迹永远在迷离徜徉中，又不知要费多少无谓之考，才能得其真相，那算史家对不起人了。”他指出研究和自己时代最接近的史事，是史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对清代的乾嘉考据学，梁启超从两个方面给以肯定的评价，一是在文献整理与编修上的业绩，在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旧史补作、改作与史表的补修、前史的考订以及经学、小学、音韵学、金石学、目录学、校勘学、曲乐学、历算学等科学和方志学、地理学、谱牒学上取得的成果，其中以经学为中坚。二是乾嘉学者的研究精神和方法。他说：“至于他们的研究精神和方法，确有一部分可以做我们模范的，我们不可看轻他们，他们所做过的工作，也确有一部分把我们所应该做的已经做去，或者替我们开出许多门路来，我们不能不感谢。”梁启超称赞乾嘉考据学有“实事求是”精神，其归纳的方法有科学精神。
乾嘉考证的学风可归结为：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三、孤证不为定说；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道德；五、罗列同类事项，作比较研究；六、采用旧说，必说明出处；七、所见不同，则相辨诘；八、辨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九、喜欢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十、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这也就是梁启超论考证学的实事求是之意和科学精神的方方面面。
清代考据学的缺点，梁启超认为，第一是脱离现实的静止地观察问题的方法。他说：“吾侪可以看出乾嘉学派的缺点，彼辈最喜研究僵死的学问，不喜研究活变的学问。”在这方面，他们有罪。第二，研究内容琐屑无用，清初治学，一反明人空疏之学，但又专门从书本上钻研考索，因此很多工作是浪费气力。第三，研究范围狭小，十分之九的精力是在考证古典上，但这只是人文科学中的一小部分。
梁启超研究清学300年史，提倡学术应该创新，这种创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于旧学派“非持绝对严正的攻击态度，不足以摧故锋而张新军”。二是虽然启蒙时代学者，其造诣不必极精深，“但常规定研究之范围，创革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锐之精神贯注之”。顾炎武成为一代的开派的宗师，一是“贵创”，不是蹈袭古人、摹仿古人、依傍他人。二是“博证”，乾嘉治学的优点是由顾炎武开其端绪。三是致用，“务使学问与社会关系增加密度”。这几点构成梁启超学术创新的内容。
300年的清学发展到梁启超写的时候，已经非更革不可。梁启超说：“总而论之，清末三四十年间，清代特产之考证学，虽依然有相当的部分进步，而学界活力之中枢，已经转移到‘外来思想之吸收’，一时元气虽极旺盛，然而有两种大毛病：一是混乱，二是肤浅，直到现在，还是一样。这种状态，或者为初解放时代所不能免，以后能否脱离这状态而有新建设，要看现时代新青年的努力如何了。”梁启超对清学总结，看清学变革的必要性，看出20世纪前半期学术上中西文化交汇的情形，考证之学存在的问题的症结，一是“混杂”，二是“肤浅”。
（3）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梁启超的两本关于历史研究方法论的作品，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1923年10月他写了《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文章，对《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几个重要观点，又作了修正。梁启超在“五四”后，史学思想在反复变化中向后倒退，在这些作品中明显地反映出来。
关于历史统计、文献的辨伪等，梁启超也写有专门的作品。
《中国历史研究法》共有六章，就是“史之意义及其范围”“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史之改造”“说史料”“史料之搜集与鉴别”“史迹之论次”。这六章论述史学方法的一些理论问题，具体介绍史料搜集、鉴别等方法，和对史书编纂的见解。《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由“绪论”“总论”和五个“分论”组成。这本书除了对“史的目的”和“史家的四长”作了叙述外，以大量的篇幅介绍各种专史的研究方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开篇对“史”作了定义：“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但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连历史有因果的关系也否定了，历史联系只有“互缘”，没有“因果”。这些我们在第一节中已作了分析。
研究中国历史的主要目的，梁启超归纳为四点，第一，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所产结果何如。第三，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第四，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应负之责。这四点，强调中国历史研究的出发点是认识探索中华民族的由来、组成、发展的趋向和中华民族在世界各民族中的联系和地位。他表达出民族自强的愿望。
梁启超从史书体裁、史学思想、史著繁富及史学根底几个方面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历史作了小结，提出改造史的主张。史家写史不应该只是供帝王臣僚读。旧史白兮“贵族性”，“助成国民性之畸形发展”。写史应当是“养成人类”的“种性”，即发扬民族精神；要“以生人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实史界改造一要义也”。在著史的出发点、史著的内容、范围、史书编纂方法、观察历史的思维特征等方面，新史和旧史不同，梁启超希望有史学兴味的学者联合起来，写出一部“理想的新史”。
《中国历史研究法》将史料分成两类，第一类“在文字记录以外”的，包括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具体地说是：保存完好的实迹及口碑，部分保存下来的实迹及口碑，已经湮没的史迹又突然发现的，珍贵的文物宝藏或再度出现的，以及实物的模型和图影。第二类是“文字记录的史料”，包括：旧史、与史迹有关的文献（如档案文件、函牍、行状、家传、墓文等），史部以外的群籍（如经、子、集部作品，乃至寻常百姓家中的有关文字记录），古佚书和重新发现的已散失的文件，金石文献和外国文献。
史料在搜集后要鉴别。鉴别是求真和正误、辨伪几个方面的结合。而辨伪又有辨伪书和辨伪事两个内容。伪有全部伪或部分伪。作者之伪的情况又有不同情形。从鉴别史料到史书编写，《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分析为几个方面：
甲、求得真事实。梁启超在这里把鉴别求真概括为钩沉法，即重新寻出沉没了的实事；正误法，改正前人记错的事实，对以前忽视的材料，如诗歌等，给予新的注意。另外有搜集排比法、联络法等。
乙、予以新意义。这是对历史事实本身的意义重新发现。
丙、予以新价值。
丁、供吾人活动之资鉴。
梁启超说的这些，概括起来是两个方面，即搜集考证与研究得出独到的认识。
梁启超将史著分成专门史和普遍史两类。普遍史与专门史分为两途，而又相互联系。专门史研究成熟，作普遍史较为容易。普遍史不是专门史的“丛集而成”，作普遍史尤其要具有通识。
专史有五类，一、人的专史，包括列传、年谱、专传、合传、人表。二、事的专史。三、文物的专史，包括政治专史、经济专史、文化专史、文物专史。四、地方的专史。五、断代的专史。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建立史学史学科的设想。他说：“史学，若严格的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但在中国，史学的发达比其他学问更利害，有如附庸蔚为大国，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中国史书既然这么多，几千年的成绩，应该有专史去叙述他。”他设想中的中国史学至少有四部分：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的史学趋势。中国的史学源远流长，史学以一种专门学问自成一家应当始于孔子作《春秋》。“中国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有关系的有三个人：一、刘知幾；二、郑樵；三、章学诚。”梁启超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见解，对史学史学科的建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梁启超在提出历史研究法的同时指出史家应有“四长”。一、史德，即史家要端正心术。有完美史德的史家要铲除著史中的毛病。这些缺失包括：（1）夸大；（2）附会；（3）武断。二、史学，长于史学者贵专精不贵杂博。三、史识。史识讲历史家的观察力，要养成正确精密的观察力，应当注意不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也不为自己成见所蔽。四、史才。史才专讲史家的文章技术。这种技术有两部分，一为作品的结构，即组织，这实际上是史书编纂方面的事；二为文采，这实际上是历史文学方面的事。梁启超认为文采有两条最重要的要求，即史文要简洁和飞动。培养史才的途径是多读、多作、多改。
梁启超的史家“四长”说，发挥了刘知幾的史家“三长”论和章学诚的史德论，对史家加强自身的修养有一定的意义。
在讲历史研究方法时，要强调史学理论、史学思想、史学见解。梁启超认为几千年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研究史家的义法，而能领会史学精神、心知其意者只有刘知幾、郑樵、章学诚三人。章学诚生在清乾嘉时代，而乾嘉的考证之学者没有同样见地，“以致有清一代史学仅以摭拾丛残自足”。史学和别的学问一样，要有理论，“先有经验，才可发现原则；有了原则，学问越加进步”。史家要重视理论总结，有了理论认识，又可促使史学向前发展。认识到这一真谛，可是他没有获得对历史正确的理论认识，他关于史学的理论有值得肯定的东西，由于没有进步的历史观，又受到西方不同史学思想的影响而不能有抉择，所以在总体上说，他的史学上的理论变幻不定，难以构成系统。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对《中国历史研究法》作了检讨，其中值得重视的意见中，有一条是提倡大规模作史，反对把历史研究法当作琐屑的考订方法，他说：“我从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不免看重了史料的搜集和别择，以致有许多人跟着往捷径上去，我很忏悔，现在讲《中国历史研究法》，特别注重大规模的做史，就是想挽救已弊的风气之意。”他又说：“不过这种大规模做史的工作很难，因为尽管史料现存而且正确，要拉拢组织，并不容易。一般作小的考证和钩沉、辑佚、考古，就是避难趋易，想侥幸成名，我认为是病的形态。真想治中国史，应该大刀阔斧，跟着从前大史家的做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个历史来，才可使中国史学有光明、发展的希望。”
梁启超关于中国通史和中国文化史的设想和他的大规模作史的主张相通。谈梁启超历史研究法，而不注意梁氏关于大规模作史的思想，是很不全面的。关于中国文化史，他写出了《社会组织篇》。关于中国通史，他有《太古及三代载记》《纪夏殷王业》《春秋载记》《战国载记》。这些作品，都表现了他写史的才华。
3.胡适的学术研究方法论和顾颉刚的“古史辨”
（1）胡适的实用主义
胡适的哲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是实用主义，他鼓吹的学术研究方法也明显地反映出实用主义的特征，这种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1915年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实验主义的代表人物杜威，接受实用主义的观点，并宣扬这种学术思想。他写了一篇《实验主义》的文章，全文长达三万字。所谓“实验主义”即“实用主义”的别译。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是说：“实验主义绝不承认我们所谓‘真理’就是永远不变的天理，他只承认一切‘真理’都是应用的假设，假设的真不真，全靠他能不能发生所应该发生的效果。”他认为19世纪以来的科学家们渐渐地知道了“科学上许多发明都是运用假设的效果，因此他们渐渐地觉悟，知道现在所有的科学体例不过是一些最适用的假设，不过是现在公认为解释自然现象最方便的假设”。他还举例来说：
“譬如行星的运行，古人天天看见日出于东，落于西，并不觉得什么可怪。后来有人问日落之后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有人说日并不落下，日挂在天上，跟着天旋转，转到西方又转向北方，离开远了，我们看不见它。便说日落了，其实不曾落，这是第一种假设的解释。后来有人说地不是平坦的，日月都从地下绕出；更进一步，说地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绕地行动；再进一步，说日月绕地成圆圈的轨道，一切星辰也依着圆圈运行。这是第二种假设的解释，在当时都推为科学的律例。后来天文学格外进步了，于是哥白尼出来说日球是中心，地球和别种行星都绕日而行，并不是日月星辰绕地而行。这是第三个假设的解释。后来的科学家，如开普勒、如牛顿，把哥白尼的假设说得格外周密。自此以后，人都觉得这种假设把行星的运行说得最圆满，没有别种假设比得上它，因此它便成了科学的律例了。即此一条律例看来，便可见这种律例原不过是人造的假设用来解释事物现象的，解释的满意，就是真的，解释的不满人意，便不是真的，便该寻别种假设来代它了。”
科学上的假设，是根据客观世界的有关现象归结出来的。假设，要经过实验或实践去检证它在多大范围和多大程度上具有真理性，从而确定它是否是科学的规律。如果经受不起验证，这个假设就不能成立。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因而后人对于前人科学理论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任何过程，不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胡适认为科学的假设是人们提出的科学的律例。是为了应付环境的需要，而客观的真理并不存在。他还有一句很露骨的话，说客观现实世界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女孩子，“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很显然，他这种观点，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只注意他所举的一些例子，好像很有道理，实际上恰好说明科学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些例子并不能支持他的论点。
（2）实用主义的学术研究方法论
胡适说他治中国思想和中国历史的著作，都是围绕“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主宰了他40年来所有的著述，而“这一点实在得益于杜威的影响”。他研究诸子、考证《红楼梦》、写《中国哲学史大纲》、研讨《水浒传》《醒世姻缘》、校勘《水经注》，都是显示他的研究方法，都可说是方法论的文章。
胡适的学术方法论，最根本的是所谓“十字真言”，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又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五分证据，只可说五分的话。有十分证据，才可说十分的话”。他这些话的核心，在于“大胆”，在于“小心求证”。所谓“证据”是在“大胆”的前提下找出来的，“小心”地“求”出来的。这个前提很难不是主观的。这是实用主义在史学方面的应用。他不是要研究历史真相和历史发展的规律，而是把史学作为自己应付环境的工具，按照自己的需要对历史进行任意的解释。正是他熟练地运用了这个工具，因而得以荒谬地宣扬他的民族虚无主义，说中国在历史上并无可爱之处，五千年来无时能够自立，近百年来就越来越不成了。
胡适的学术方法论的根本是实用主义的，其中又夹杂其他的西方学术思想，其中有一个因素，是进化的观念。这样就构成了所谓的“历史演进的方法”。他说：“我曾用进化的方法去思想，而这种有进化性思想的习惯，就做了我此后在思想史及文学工作上的成功之钥。”用变化、演进的观点看待历史现象，并进而探讨其中的原因。但历史有渐进，也有突变，有演进、变化，也有质的或部分质的变化，社会变化有性质的变化，这是“历史演进方法”包含不了的。胡适的“历史演进法”主要是文献前后版本比勘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前提下，“历史演进”的进程也是事先“假设”，然后“小心求证”，这和历史实际的进步不是一回事。因此，胡适“研究”的一些结论也是荒唐的，如说王莽是社会主义者，等等。
胡适把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用近代的逻辑方法作了概括，然后纳入到他的治史方法论的总体系中。胡适注意到先秦诸子、汉学、宋学，一直到近代章太炎的历代学者的治学方法。1916年，胡适用《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的文献考证（Textual Criticism）的观点来“统摄”王念孙父子、段玉裁、孙诒让和诸家的训诂术，总结出例证之法。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的“导论”中概括出史料审定的方法和整理史料的方法。说做一部中国哲学史必须用的方法是，第一步搜集史料，第二步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删除不用，第四步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先把本子校勘定好，次把字句解释明白，最后又把各家的书贯串领会，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为有条理有系统的哲学。
在审定史料和整理史料中，胡适提出辨别文献真伪、校勘，训诂及贯通等具体事项。
胡适又介绍了西方的学术方法论的著作，如Windelband、C.V.Langlois和Ch.Seignobos的有关著作。在胡适的支持下，何炳松讲授并先后译、著出有关历史研究方法方面的作品。
历史研究有一定的方法，把中国历代学者治史方法加以条理化是有意义的事，评介评述西方学术方法论的著作，对于中国学者了解世界学术，并促进自己学术工作，也是有价值的。我们注意方法在研究中有意义的同时，要看到历史观点起支配性的作用，各种方法都受一定的历史观点支配。如果历史观点错误，方法的使用并不能从根本上纠正对历史的错误见解，特别是关于历史过程上的见解。避开对历史根本问题的回答，单纯讲方法论是不行的。胡适一生提倡鼓吹方法论，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较大的影响，但由于实用主义历史观和哲学观点的支配，也就不可能获得对历史过程的科学认识。历史研究方法成为验证先验观点的手段。
胡适，安徽绩溪人，1891年12月出生。1910年赴美留学，其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农科学习，不久转文科。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从杜威学哲学。1917年6月回国，“五四”前后鼓吹文学革命。1918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以后又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提出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1962年去世。
胡适的历史观点和哲学观点的影响相当广泛。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的工作对推动思想解放运动是有意义的；但他传播实验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西文化观上提出“全盘西化”论是错误的。其代表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适文存》三卷和《胡适论学近著》。
（3）顾颉刚的“古史辨”
顾颉刚（1893—1980年），江苏苏州人。1913年，进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夏，考入北大本科，入哲学门。在当时学术新思潮的影响下，顾颉刚原先接受的传统史学中的疑古辨伪思想得到了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这些对他的思想以深刻的影响。他回忆说，五四运动以后，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和新史观的输入，“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顾颉刚的“古史辨”活动就是在这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顾颉刚“古史辨”活动受到胡适的影响，他辨古史的方法与胡适的“历史演进法”有密切的联系。他把《诗》《书》和《论语》的上古观念整理一下，比较一下“忽然发见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问题”。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的文献中才有记载。“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古史层累地造成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在古史记载中，“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三）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使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使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他按照这个观点，认为必须打破古史“人化”的观点。古人对于神和人，原没有界限，所谓历史差不多完全是神话。自春秋末期以后，诸子奋起，把神话中的古神都“人化”了。对于这些后出的附会，要一一地剥离下来。他认为，还要打破把古代看作黄金世界的观念。古代的神话中人物“人化”之极，把古代说成了黄金世界。其实关于古代的一些观念是春秋以前的人所没有的。所谓“王”，只有贵的意思，并无善的意思。从战国起，政治家要依托古王去压服今王，极力把“王功”与“圣道”合在一起，于是大家看古王的道德功业真是高到极顶、好到极处。要懂得五帝、三王的黄金世界，原来是战国后的学者造出来给当代君王看的。
顾颉刚对古史的这种基本观点，很接近胡适对于科学律例的说法。关于古史的传说是后人编造的，而且是不断地扩大编造，古史记载不可信。顾颉刚的观点受到胡适的影响，是显著的。但顾颉刚是要通过对传说的怀疑和剖析，去探索古史的真相，这跟胡适否认真理的存在是有差别的。
顾颉刚的基本观点对有关迷信古史传说起了廓清之功，而历代相传三皇五帝的神圣地位一下子也就失去了依托。这对于当时的学术界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对于古史研究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具体古史问题的处理上，他往往有“疑古”过头的地方。后来，他从对古史的“破坏”转到对古史的“建设”上来。他做出了成绩。但因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他对于古史研究的工作基本上停留在文献整理阶段。所谓辨古史，到后来成为辨古书，他认为这是建设新古史的工作。
顾颉刚后来对唯物史观有了自己的认识，《古史辨》说：“我自己绝不反对唯物史观。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无宁说这种种正是唯物史观者所亟待于校勘和考证学的借助之为宜，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基本观念。”晚年他回忆这段文字时，说：“现在看来，这段话还有需要修正的地方，但是我不反对唯物史观和认为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要用唯物史观来指导的看法是非常明确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大趋势，也说明唯物史观的影响深入，也表明顾颉刚和胡适的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
（4）《禹贡》杂志与边疆地理研究
顾颉刚在开始古史考辨的时候，也开始对历史地理的研究。中国当代历史地理这门学科，是在他倡导下开展起来的，在这中间又培养了一批历史地理研究者的队伍，为建立、发展这一科学立下根基。他的历史地理研究是从研究《禹贡》文献开始的。他感到《禹贡》的问题太多，牵涉到中国古代全部地理，只有通过深入研究，才能把问题搞清楚，1934年，他创办了历史地理学的专业刊物《禹贡》半月刊。
“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更为猖獗，中国民族危机加深，边疆危机加深。《禹贡》杂志创办在这样的形势下，不久，杂志研究的重心从古代历史地理转向边疆地理。《禹贡》半月刊突出反映出爱国主义的史学思想。顾颉刚先生在治学道路上，由为学问而学问的客观主义态度，转向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关切。《禹贡》是一个重要标志。
《禹贡》一开始就张起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旗帜。以《尚书·禹贡》的“禹贡”作为刊物的名称，是要人们看到古代的中华民族在文献中反映出来的广大地域的认识，“实为吾民族不灭之光荣”，今日谈及禹域，都会想到“华夏之不可侮与国土之不可裂”。
《禹贡》的《古代地理专号·序言》说：“自从东北四省失陷以来，我们的国家受外侮凌逼，可算到了极点，所以有血气的人们，大家都暂时放弃纯学术的研究而去从事于实际工作。至于留在学术界的人物，也渐渐转换了研究的方向。”学术研究重心的转移，是爱国思想的体现。
《禹贡》的文章表达了维护领土完整、反对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领土的思想。研究古代的地域，是要把我们祖先开发的土地作一个总结，今天被帝国主义侵占的土地是我们自己的家业，以这样的研究来激起海内外同胞的爱国的热诚，爱护我们的国土，维护领土完整。《禹贡》把边疆问题和民族、宗教问题结合起来作研究，主张全民族奋斗，共同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杂志上的文章还提出加强边防，开发边疆的认识，“谋民族自救之方”。《禹贡》杂志的文章还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史地研究包藏的祸心。日本帝国主义的所谓史地研究以及社会历史与地理的调查，都是作为他们军事行动的先导。他们的史学、“东亚学”是侵略的史学，是蓄意为侵略我们而制造的种种舆论、口实。《禹贡》半月刊的爱国史学思想引起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恐慌。日本的《历史学杂志》发表文章攻击《禹贡》《禹贡》杂志给予回击。《禹贡》半月刊的宗旨、研究工作的安排及内容反映鲜明的爱国思想，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顾颉刚对于民俗学特别是对民间文艺有浓厚的兴趣。他关于古史的基本观点，中国史学史教本也是从民间文艺传说的演变情况中，得到启发后形成的。抗日军兴，他利用民间文艺的形式，把历史上英勇抗击敌人的故事和当时抗日斗争的事迹，编印成小册子，并且请艺人演唱这些内容，宣传抗日。这一类活动表明了这位历史家对祖国前途的信心。
顾颉刚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是一位有影响的史学家。他编著的《古史辨》，是考辨古史的名作。对于《尚书》的研究，他用力最勤，发表不少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在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两个领域里，顾颉刚都有开拓性的贡献。《吴歌甲集》和《孟姜女故事演变》是这方面的有代表性的作品。
4.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的史学
（1）王国维的古史新证
王国维（1877—1927年）在历史和历史文献的考据上有突出的成就，他考证的方法富有特色，开拓了很多的学术的新领域，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近代考古的发掘和科学整理文物资料的工作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方面标志史学研究领域在扩大，而新材料的发现和整理的成果又为史学研究提供新的资料和手段。其中有重要意义的是甲骨的发现、整理和甲骨文字的释读。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刘鹗继续收集，并做了整理，1903年，《铁云藏龟》一书出版。这以后，甲骨文的研究成了专门学问，为中国古史研究开了一方新天地。罗振玉在甲骨文整理研究方面颇有发明。号称“三堂”的学者即王观堂（国维）、董彦堂（作宾）、郭鼎堂（沫若）在甲骨学的建立过程之中，有开山之功。此外，汉晋简牍的发现、整理，敦煌文书的发现、著录和内阁档案的整理、著录等，都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金石文献的研究也有进一步的发展。
王国维的历史研究的最大特点，是把新发现的材料跟古史记载结合起来，从而获得对古史的新解。在清华学校研究院的讲义《古史新证》中，王国维谈到他的学术工作和治学的方法，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用二重证据法研究古史，把新发现的材料跟古史记载结合起来，这种古史新证，是王国维的学风和成就所在。
陈寅恪对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上的方法特点和主要成就，作了概括，说王国维的研究是：
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俨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几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
这样的评价是恰当的，说明王国维在近代新考据学上的重要地位。
王国维在甲骨学研究上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典制考订、历史地理研究、辨析字形以及甲骨的断代与缀合研究上都有创获。特别是把甲骨文材料应用于古史研究上，获得前所未有的成绩。
1916年王国维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是两篇重要的古史研究著作。他因卜辞中见王亥之名查出《山海经》《竹书纪年》《世本》《楚辞》《吕氏春秋》的有关记载，证明王亥即《史记·殷本纪》和《三代世表》中的亥，《汉书·古今人表》中的亥，是殷的先王。以此为线索，逐步探索，得知卜辞中所见殷王室世系跟《史记·殷本纪》所记基本相同。因而《殷本纪》作为历史资料的可靠性得到证实，而中国古代信史可以上推到殷商之初。他又从卜辞中考出殷王室继承制度是兄终弟及，祀先王之典有等差，而于兄弟之间，无论长幼及是否即王位，祀典及名号却没有差别。这两篇文章对古史研究的发展有重大意义，是中国考据学史上从没有过的大文章。
《殷周制度论》是王国维的另一篇有影响的文章，文章谈到殷周制度的重大变化。一、周人王位是立子立嫡之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亲法及丧服之制和封建子弟之制。二、庙数之制。三、同姓不婚之制。文章开篇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以及说古代制度的建立都出自圣人之心，“出万世治安之大计”，后世帝王所不能梦见的，这些论述显然是不正确的。
在汉晋木简和敦煌写卷的研究上，王国维有开创之功。关于木简，他著有《流沙坠简考释》《坠简考释补正》《简牍检署考》。他在一封信中说，他同罗振玉考释《流沙坠简》，“考释虽草草具稿，自谓于地理上裨益最多，其余关乎制度名物者亦颇有创获”。敦煌写卷方面，王国维和罗振玉合编的《敦煌石室遗书》等8种，共编辑敦煌遗书200余种。
王国维勤于金文之学，对鼎彝文字的诠释，具有通识，他说：“自来释古器者，欲求无一字之不识，无一义之不通，而穿凿附会之说以生。穿凿附会者，非也。谓其字之不可识，义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亦非也。”“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然后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其近之矣。”他写的《毛公鼎考释》《散氏盘考释》《生霸死霸考》《说商》《说殷》以及其他考释金文的文章，既通释了文字上的疑滞，也弄明白了古史上的一些问题。
王国维在古文字学、古音韵学及经学上的素养是深厚的，在这些领域内都有重大发现。而这些成就为他的治史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他治金石、甲骨，训释文字音韵讨论版本、校勘古籍具有历史的眼光，而这些方面的研究和治史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有的本身就是历史的具体研究。
王国维早年爱好文学，后来兴趣转移。在戏曲史、美学方面有重要的成就。《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美学领域内的名作。《人间词话》中有一段话，可以看作是他一生治学精神的概括。《词话》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当是王国维治学所得的体会，也是他治学进展的历程。《词话》又以“隔”与“不隔”来论词的意境，评论某人的词“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这虽是论词，然可以移以论学。王国维所写学术文章，切实凝练，使读者很少“隔雾看花”之感，这也是他在学风上的优点。
王国维学术上的成果，为近代中国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发展，从王国维的研究中吸收了有益的成果。“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振玉）、王（国维）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王国维在历史和历史文献考据方面的成就是大的，然终以考据自限，没有也不可能接受正确的理论指导。
王国维是浙江海宁人，22岁至上海，入时务报任书记校对，并学习日文，1902年留学日本，时间很短。1911年的11月再次东渡，在日本近5年。曾任教于北京大学研究所、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1923年4月任清废帝溥仪南书房行走。由于严重脱离现实，他一直背着前清遗老的包袱，面临着时代急剧的变化，无法解决思想激起的矛盾，终于在1927年，当北伐军胜利进军之际，自沉于颐和园的昆明湖。王国维留下遗书，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反映了他的心态。《观堂集林》汇集了他的主要著作。
（2）诗文笺证和“民族文化之史”
陈寅恪（1890—1969年）通晓多种东方古代和欧洲的语言文字，熟习佛典，中年以后，致力于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和明清间史事的研究。
陈寅恪在近代考据家中是最有史识的学者。无论在史料学上或对“民族文化之史”的论述上，他都有相当开阔的看法。
陈寅恪对史料有精到的见解。他认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史料，仅是当时遗留下来的残余断片。必须立足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具有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的眼光和精神，才能有真正的理解，不至于有隔阂、肤浅的毛病。他指出，不要穿凿附会，不要用现代人的思想和处境强加在古人的身上。史料中的“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如“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了。
在史料学上，陈寅恪指出对史料，包括伪材料，要善于审定和利用。材料中有真、有伪，真材料中有可能有部分伪。他说：“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断断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陈寅恪提出史料学的“通识”，是近代新考证学史料学观点的重要特点。
诗词、小说，以及稗史、丛谈笔记，也应加以利用，作为研究历史的史料。如李复言的《续玄怪录》，它透露出永贞内禅及宪宗被弑的消息，而这些是正史中所不能得到的资料。
陈寅恪通晓多种文字语言，对史料有开阔的见解，因而他“比勘参考”的考证，在近代考据学中显示自己的特色，考定佛教典籍，重视语言比较考据，他和俄人钢和泰（Baron Stall-Holstein）合作，能取古今中外有关此《经》之著述及乾隆时的满、蒙、藏文的译本参校推绎，又以梵文为准，看此《经》是否合乎梵文之文法及意义，以确定中文译本的价值。在语言比较考证材料的同时，进行中文与各种文本的比勘，陈寅恪注意把语言问题和社会历史的背景联系起来，说：“一时代之名词，有一时代之界说。其涵义之广狭，随政治社会之变迁而不同，往往巨大之纠纷讹谬，即因兹细故而起，此尤为治史学者所宜慎也。”
诗文笺证是以历史记载去笺证诗文。同时诗文又可用证史，探讨史事的新线索，从而扩大视野，得到新解。他写的《读秦妇吟》，为“治唐五代史者之参究”。
《元白诗笺证稿》是这方面的又一部成功的作品，以诗证史，开治学新途径。他晚年写《柳如是别传》，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写成80万字的巨著。这部书以钱谦益和柳如是的故事为主线，引用大量的诗文，考订了明末清初一些重大事件，有许多情况是史书里没有的。其他如《桃花源记旁证》，文章从寓言文字里联系到西晋末年的屯聚堡坞。《读东城老父传》考订小说中所写的长安少年有胡心和长安风俗服装之渐染胡化。《读莺莺传》把《莺莺传》看作唐“贞元朝的良史料”，由小说看当时有关的婚姻和男女关系间的礼俗。这些作品都很有新意。
“民族文化之史”是陈寅恪先生自己提出来的，内容很广泛，包括政治制度、社会习俗、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而没有经济。下列的几段话，比较集中地论述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他说：
“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演变之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儒者在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
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采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传有不如佛道二教者。如六朝士大夫号称旷远，而夷考其实，往往笃孝义之行，严家讳之禁。此皆儒家之教训，固无预于佛老之玄风者也。
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决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销沉歇绝。近虽有人焉，欲然其死灰，疑终不能复振。其故匪他，以性质与环境互相方圆凿枘，势不得不然也。
“六朝以后之道教，包罗至广，演变至繁，不似儒教之偏重政治社会制度，故思想上尤易融贯吸收。凡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至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亦已如此。虽似相反，而实足以相成。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者。”
这几段话，论述了先秦儒学逐渐演变而成新儒学及儒学与法典相结合而成为支配公私生活的力量；论述了佛教和道教在学说思想方面的影响比儒学要大，而道教以善于吸收因而包罗很广，佛教以外来宗教在得到改造之后，才能在中国站住脚跟。陈寅恪这些论述的特点，在于纵观中国两千年的历史，阐述了民族文化传统力量的分配和演变，中外文化接触后互相影响的状况，这是近代考据学家作品中最精彩的论述。
陈寅恪着重以“相反相成”来说明民族文化上的变化，是具有明显的辩证法因素的。他写的两本著名的史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所以能在烦琐考证中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其原因即在于两书具有辩证法的因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研究问题的方法，陈寅恪称之为“论其源流”“分析因子”。他说：
“夫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而迄鲜通论其渊源流变之专书，则吾国史学之缺憾也。兹综合旧籍所载及新出遗文之有关隋唐两朝制度者，分析其因子，推论其源流，成此一书。”
当世史家认为隋唐制度是继承西魏北周的。陈寅恪先分析隋唐制度渊源有三个因素，一为北魏、北齐，二为梁、陈，三为西魏、周。从隋唐的礼仪及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的各种制度的渊源看，比较起来，这些受到西魏、周的影响不如其他两个来源重要。陈寅恪以联系、变化的观点讨论典章制度和政治文化生活的各种影响，典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变迁，其中某种、某些方面加入新的因素，有着新的形式和内容，表现出新的特点。有的因素消亡了。隋唐制度渊源的三个因素中以北魏、北齐的情形最为复杂，它是中原、河南、江左三个方面的文化因素的总汇。因此，北魏、北齐制度通过各种渠道汇合汉魏以后的华夏文化的各种因素，构成隋唐制度中的主流。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书，重视中国各个地区的政治文化的发展不平衡，实际上把魏晋以后的中国分成几个有差别的地区，第一是江南地区，即所谓的江左区域；第二是所谓的山东区域；第三是关中区域；第四是河湟一带的河西区域。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提出关中本位和学术文化中心转移的理论。关中本位和关陇统治集团形成联系在一起。关中本位政策“范围颇广……要言之，阳傅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而已”。关中本位的论述是陈寅恪魏晋南北朝隋至唐初的史论中的重要理论。
此外，陈寅恪提出各个民族、地区以及中原和周边地区、民族的盛衰相互关联的看法，这同样是历史通识。但是他认为有超时空的理性存在，脱离经济谈文化政治的变化，他所谓的民族文化，包罗甚广。但他不谈经济基础在历史上的作用；在分析文化政治问题时，把阶级和阶层混为一谈，这些是他认识上的局限性。
陈寅恪生于1890年，出生地是今湖南长沙市。祖父陈宝箴是清末的维新人士，任过直隶布政使、湖南巡抚，推行过新政。其父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为维新爱国人士，清末民初的著名学人、诗人。陈寅恪在政治上是一个爱国的学者。他13岁随长兄赴日本学习，以后又至欧美留学多年。他说他的思想变化：“余少喜临川（王安石）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司马光）迂叟之迂。”这句话对理解他的生平有一定的意义。
（3）宗教史、文献学、“表微书”
陈垣（1880—1971年）对于中国宗教史和历史文献学颇多贡献，晚年又有“表微”书之作。而重史源，讲类例，是他在学风上的特点。
从1917年到1923年，陈垣先生先后写成了《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袄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后来合称为“古教四考”。这是他在宗教史上的重要著作，补上了中国古宗教研究的空白。同时，这也是关于中外关系史的著作。1923年和1927年，他陆续发表了《元西域人华化考》，这是他在民族关系史和中外关系史方面的重要著作，也跟宗教史有关。“西域人”，把新疆人以至葱岭以西广大地区都包含在内，这是袭用元人的提法，今天看来，是不妥当的。但这并不能减低这一著作在有关研究上的地位。
也里可温是基督教的一个宗派。《元也里可温教考》研究在中国已经消失了的这一教派，同时，这也是元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1927年，陈垣写《回回教进中国的源流》，次年改名为《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一直到现在，对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还是有影响的。他还想编写《中国回教志》，没有成书。
关于佛教和道教的历史研究，陈垣著有《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释氏疑年录》《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和《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后三书合称“宗教三书”。《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论述了佛教重要史籍大概流传情况，并给予评价。《释氏疑年录》收录了清初以前2800多僧人，明确了许多历史上悬而未决的僧人生卒年问题。此外，他还搜集了道教碑文1300余篇，编成《道教金石录》100卷。
《明季滇黔佛教考》“此书作于抗日战争时，所言虽系明季滇黔佛教之盛，遗民逃禅之众，及僧徒拓殖本领，其实所欲表彰者乃明末遗民之爱国精神、民族气节，不徒佛教史迹而已”。《清初僧诤记》是宗教史著述，陈垣以宗教史的研究来揭露变节者，以此抨击卖国求荣的汉奸。《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同样是有为之作，他说：“卢沟桥变起，河北各地相继沦陷，作者亦备受迫害，有感于宋金及宋元时事，觉此所谓道家者类皆抗节不仕之遗民，岂可以其为道教而忽之也。因发愤为著此书，阐明其隐……诸人之所以值得表扬者，不仅消极方面有不甘事敌之操，其积极方面复有济人利物之行，固与明季遗民之逃禅者异曲同工也。”宗教三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仅在宗教史上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表现了陈垣爱国的民族情操。
在历史文献学方面，陈垣做了不少的工作，其中包含目录学、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等几个方面。下面分别叙说陈垣的重要贡献。
（一）目录学。陈垣详细研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写《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四库书目考异》《四库全书纂修始末》《四库书名录》《四库撰人录》等。另外，《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敦煌劫余录》都是这方面的专书。
（二）年代学。陈垣在这方面的著作有《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等。《二十史朔闰表》对中国旧历的著作作比较研究，“根据诸书。参以各史纪志，正其讹误，终于清宣统三年，为旧历作一总结”。同时吸收西历之长“又按西历四年一闰之月日，创为表格，然后考定之中历朔闰及回历月首，按表填入”。他的重要著作，如《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和《回回教入中国史略》等，都以善于利用年代学的方法，排难解纷，获得新解。
（三）避讳学。中国历史上存在避讳的现象，为阅读古书增加了不少困难。但利用避讳，也可解释历史文献上的疑难问题。陈垣写成《史讳举例》一书，为避讳学做出了新的贡献。《史讳举例》举出82个例，前42例，讲避讳所用的方法，避讳的种类，避讳改动史实以及由避讳产生的讹误。后40例，讲避讳学知识的应用有关的问题，《史讳举例》一书“意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束，而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也”。
（四）校勘学。陈垣以《元典章》的校勘为范例，用五种本子同沈刻本对勘。发现沈刻本伪、误、衍、脱、颠倒、妄改的地方很多。他进行校补，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一书。这本书后来改称为《校勘学释例》。在我国校勘学史上是一本带总结性的著作。
陈垣写的《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是运用校勘学方法校勘古籍获得的重要成果。他用《册府元龟》《资治通鉴》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等，与和清代馆臣辑出来的薛居正等编的《旧五代史》进行比勘，把辑本《旧五代史》的改窜字句校勘出来，并指出清馆臣改动，是对清朝统治的不满。
陈垣注意总结前人在历史文献学工作上的经验，并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善于从个体看一般，从类例的探索中引导学生进窥问题的全貌，并总结出文献学工作的法则，给读史书、研究历史的人“以经济的时间得最高的效能”，这是陈垣高于一般文献学工作的思想境界和他的文献学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
陈垣所讲的类例，是一种分类法。他在一个专题下搜集许多材料，区分类别，找出一定范围内的通例，然后组织成文。他的第一篇著名的文章《元也里可温教考》就是用的这种方法。他自己曾说这是“搜集关于也里可温之史料，分类说明之，以为研究元代基督教史者之助”。后来他写的《元西域人华化考》，用的是这种方法，晚年的代表作《通鉴胡注表微》也是用这种方法。陈寅恪为《元西域人华化考》刻本作序，说这本书“材料丰富，条理明辨”。这八个字说出了陈垣的学风和文风。“条理明辨”是由于作者的渊博和谨严。但《元也里可温教考》等书虽运用了分类法而取得成果，但还不足以尽陈垣分类法之长，即这些作品却还是类集了具体的史事而没有说什么“例”来。陈垣运用类例之法，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的工作中获得很大的成效。如《史讳举例》成书8卷，为例82。如《元典章校补释例》，于12000多条材料中，选取其十分之一，分类别属，加以疏解，成书6卷，为例50。《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也是属于校勘性质的专书，不以例称，但也是运用类例的方法的，全书5卷，收录材料194条，为例10。陈垣的类例法，也有举其一端以例其余的意思。所以他在《元典章校补释例序》中说：“将以通于元代诸书，及其他诸文，非仅为纠缠沈刻而作也。”但这种类例法，用在史学工作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往往平列一些事例，而很难在历史运动过程中观察问题，解决问题。
陈垣在史料学工作中，重视史料来源，是陈垣治史的又一重要特点。过去的史书很少注明出处，找出它所记载的来源很不容易。在实践中认真做好这个工作的人不太多，即使名家作品，因为组织材料时不严格或理解上的错误，也往往有失实的地方。如果不认真对待史源，作品会因为依据不足而降低学术价值。甚至因为引用的材料本身没有可信的依据，写出的作品就失去价值。辛勤的陈垣特别重视这个问题，在高等学校里开设《史源学实习》的课程，对学生进行专门训练，这是他在历史教学上很突出的特点。在他的著作里，讲求史源的地方很多，近刊的《陈垣史源学杂文》是关于他指导实习的一些文章的集录。陈垣提出“史源”，和陈寅恪对待史料的认识相比较，在深度上有所不足。
抗日战争时期，陈垣写的《通鉴胡注表微》是他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这本书集中反映出他在治史、文献学各个方面的成绩和见解。这本著作不仅是陈垣的治史的已有的成就的简单总汇，而且在原有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升华。《表微》言史法，是从整个史学工作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上着眼，把考据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同时这本书把校勘、目录、考证等各类的方法作为相互关联的内容，作为一个方法的整体来把握。《表微》言史法和言史事有机结合起来，把前人的“通经致用”的治史传统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把研究历史和对中国近代社会现实的关注结合起来，表现出对历史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思考。这部书是他的“学识记里碑”。
《通鉴胡注表微》总结的史学方法，符合中国史学自身的特点，陈垣提出具有民族特点的史学方法论，这部书体现出史家的时代感和历史感。《表微》和宗教三书、《旧五代史辑本发覆》都是“表微”性质的著述。所谓“微”，出于《左传》成公十四年和昭公三十七年“《春秋》之称微而显”语句中，意思是说用曲折婉转的言辞去表示讽刺或谴责。陈垣在新中国成立后致友人书中说：
“九一八以前，为同学讲嘉定钱氏之学；九一八以后，世交日亟，乃改顾氏《日知录》，注意事功，以为经世之学在是矣。北京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谢山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所有《辑覆》《佛考》《诤记》《道考》《表微》等，皆此时作品，以为振国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
这封信说出了他治学的历程，说出了他在抗战时期所写各书的时代意义。这些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上的价值。
5.中国近代考古学对史学的影响
（1）中国近代考古学
20世纪20年代，中国近代考古学在艰难的环境中成长起来。考古学在形成过程中不断取得的成果，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变化产生重大的影响。
19世纪下半叶，一些西方学者开始注意收集石器。甲骨的发现，甲骨文字的释读、整理取得的进展又刺激发掘地下文物的活动。1903年，一个德国人带回一箱龙骨，经过鉴定，其中有一颗古人类的牙齿。日本人在东北、蒙古一带做考古的研究，以收集资料。
1923年，法国人德日进和桑志华在宁夏、绥远等地考察地质，发现旧石器遗址——这就是河套文化遗址。在此之前，中国地质调查所人员在辽宁、热河及河南等地采集了数百件石器。当时农商部矿业顾问安特生在辽宁沙锅屯、河南渑池仰韶村、甘肃等地作考古发掘。“仰韶文化”的新石器文化展现于世。1926年冬中国学者李济等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灰土岑遗址的发掘工作，发现与仰韶文化相同的遗存。西阴村的发掘工作开创了中国学者自己用近代科学的方法，从事考古研究的道路，它冲破了传统金石学的范围。考古学成为新的学科。
1928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研究所把殷墟的发掘作为重要的研究工作之一。1928年至1937年10年间，发掘工作共进行了15次，发现了商代帝王墓和商代宫殿遗址，发掘出丰富的青铜器、玉器、灰陶、白陶和釉陶及石、骨器等。特别是出土了甲骨2万4000多片，这是重大的发现。
北京周口店的旧石器遗址及猿人化石的发现，随后的北京猿人完整头盖骨的发现，在考古学、史学上都是有着特别重要意义的事件。
东北地区、甘青地区、东南华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文化遗存发掘成就是很大的，使我们对中国历史有了更新的认识。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成就对史学的近代化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体现在历史观点的更新上，也体现在史料学领域的拓宽、研究方法的发展和史书编纂等方面。
（2）中国猿人的发现
1921年、1923年，澳人师丹斯基与中国学者杨钟健、裴文中在周口店采集了许多化石。在这之前安特生已发现中国猿人化石地点。1926年师丹斯基又有新的发现。当时地质调查所决定在周口店正式发掘。1927年步林又发现一个牙齿。经研究，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等发现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及各种石器，这引起世界学者的注意。
采用不同的方法对北京人遗址的年代进行测定，其结果互有出入。但总的看法趋于一致，即北京人在周口店一带的生存年代距今70万年左右到20万年左右，这也就是说北京人堆积连续沉积长达50万年。
北京人使用的旧石器分为砍砸器、尖状器、石锤、石砧、刮削器、两端刃器、斧状石器等。在遗址中，最早发现用火的遗迹是1935年出土的被火烧过的鹿角，后来又有用火的痕迹不断被发现。北京人洞穴从上到下有各个文化层，有许多层堆积着很厚的灰烬，沉积层次较分明，在层中还埋着烧石和烧骨。
北京人头盖骨显示其原始人的特征，从各种骨骼可以考察其人种的属性。北京人是在艰难的环境中生产生活，过着狩猎与采集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前发现的中国猿人的头盖骨及资料在抗日战争时期弄得下落不明。新中国成立后，1966年又在周口店发现一个头盖骨。
除中国猿人最早被发现外，1933年发现山顶洞人。1963年在陕西蓝田发现蓝田猿人化石。1965年5月，我国地质工作者在云南省元谋县发现两颗古人类化石，这是元谋人，是我国南方迄今发现最早的直立人的代表。元谋人牙龄属早更新世，距今170万年左右。
以北京猿人为代表的猿人化石的发现在考古学、人类学上是重大的事件，对中国近代史学产生深刻的影响。
第一，科学地证明劳动创造人的真理。猿人已经是人，他们和猿猴有着本质的区别。北京人会制造工具，进行劳动，使得我们的祖先得以生存繁衍下来，而且在劳动中，人的体质又在发展，从旧石器到新石器，猿人的社会生产、生活及组织也在发展。
第二，原始人遗址的发现，把中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70万年左右，相比之下，有文字的历史的几千年，只是一瞬间，中国的可信的历史大大向前延伸，所谓“史前期”的提法，只能限定在“有文字的历史以前的历史”这样的定义下。这远远地超出“疑古”“信古”的争论，人们的历史观念得到更新。
第三，中国原始社会的历史得到科学的证明。旧石器、新石器遗址的发现，为原始社会历史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的依据。
第四，史书编纂，特别是通史编纂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原始社会开始写中国通史的做法已为史界普遍接受。
第五，有关远古传说的文献得到了考订的一种依据。有些本来认为是荒唐的传说，现在有了科学的阐释或赋予新的含义。这些材料也变成可利用的史料。
旧石器、新石器遗址发掘，证明中国原始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进步过程，表明中国远古历史文化的复杂性、传承性以及发展的不平衡性。没有这种考古的发掘，中国历史，特别是上古历史，只能是若明若暗。
中国猿人的发现，打破西方某些人制造的言论，这些言论否定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明。莫尔甘曾说：“中国文化，只能追溯到公元前七或八世纪；至于史前时代我们则完全不知。”洛发尔说中国无石器时代。中国猿人为代表的中国原始社会遗址以及其他的旧石器、新石器遗址的发现、发掘，宣告这些言论的破产。
（3）甲骨学对近代史学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是19世纪末年的事。1899年山东福山王懿荣由商贾而得甲骨，并得识甲骨文字。这批甲骨以后又转到刘鹗的手里。甲骨的发现、甲骨文字的释读的成就，引起世人的注意，也刺激收集甲骨的活动进一步发展。罗振玉自1906年开始搜集。在早期甲骨文字的整理和释读中，罗振玉的贡献是突出的。他和历来的古董家不同，不仅搜集有文字的甲骨，也注意整理与研究甲骨文，并搜集与骨片同时出现的各种相关的地下文物。1911年前后，他一个人搜集到的甲骨达到3万多片，先后编成著作有《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殷墟书契考释》《铁云藏龟之余》《殷墟书契后编》及《殷墟古器物图录》等。
1928年至1937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殷墟的系统发掘中，获得24000多片甲骨。20年代后，王国维、郭沫若在甲骨文的研究上取得重大的成果，使得研究甲骨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关于王国维、郭沫若在甲骨文研究上的贡献，在相关的篇章中已经做了说明。
甲骨的卜辞是研究殷商历史的十分重要的材料。卜辞最长者有50余字。
甲骨上卜辞涉及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甲骨文在研究中国古史，特别是殷商历史上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王国维考商代的世系、研究殷周制度的特征，就是凭借甲骨卜辞的材料。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奴隶制时代》等开风气的著作，也建立在甲骨研究的基础之上。郭沫若说：“得见甲骨文字以后，古代社会之真情实况灿然如在目前。得见甲骨文字以后，《诗》《书》《易》中的各种社会机构和意识才得到了它们的泉源，其为后人所粉饰或伪托者，都如拨云雾而见青天。我认定古物学研究在我们也是必要的一种课程，所以我现在即就诸家所已拓印之卜辞，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古代。”所以甲骨学的形成及进展，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于中国史书的编纂，有着重要的意义。
甲骨学的成就对于古文献的认识、使用有重要价值，一是辨证古籍的史料的可信程度，二是纠正古籍记载中的舛误。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对殷代历史的探索，取得重大的成就。王国维以卜辞考古史，证实《史记》所载殷世系确为可信的同时，也表明了《山海经》《竹书纪年》等具有研究古史的重要价值。《先公先王考》《续考》等都证明了《史记》及其他古文献中也有记载不确实的地方。王国维古史研究勇于破旧说，信而有证，信中有破，这和仅在文献范围内的“疑古”“信古”的研究相比，别有洞天。古史研究重大进展得力于甲骨学的成就，是明显的事实。
甲骨学的成就直接影响到史学研究的方法。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二重证据研究历史法为近代史学的重大发展的标志，这与甲骨文的成果相关。胡厚宣说：“中国古典之学，如所谓经史子书，因为古书词句语法的不同，和几千年辗转传抄的错误，有很多地方，我们已经难懂，惟有甲骨金文尚可据以比勘。近年来的学者，有所谓‘新证’之学，如所谓《古史新证》《古籍新证》《群经新证》《诸子新证》等都是根据甲骨金文等直接资料以印合古书的例证。”“新证”之学的重要进展之一是研究方法的变化，这又是得力于甲骨文、金文及其他新发现的材料。
敦煌写卷、汉晋木牍等考古成果对历史研究同样有重大的意义。古代中世纪的墓葬发掘及其他文物的鉴定，应用于史学，对认识古代社会的生活、风习、阶级、制度，增添了新的内容，考证古代文献有了新的门径。近代中国史学展现出的新的面貌与这些方面的进展密切不可分。
总之，中国近代考古学的成就，对史学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