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逐步传播
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各种不同的倾向几乎齐流并进，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则是其中的主流。新中国成立后，这一主流更成为支配的力量。
1919年至1949年的30年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的时期。这个时期可分为四个阶段，这是跟我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相一致的。
1919—1927年是第一个阶段。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了。李大钊（1889—1927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一个奠基人。他的《史学要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并把它跟一些具体的史学工作相结合的著作，是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著作。蔡和森（1895—1931年）的《社会进化史》，阐述有史以前人类演进之程序，家庭之起源与进化，财产之起源与进化，国家之起源与进化，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成的社会发展史。
1927—1937年是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观察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并跟当时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是一个很突出的特点，这10年中，在全国范围内，思想界、学术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分期和中国农村性质的三大论战。郭沫若（1892—1978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是中国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地阐述中国历史的第一部书。此后，他又对金文、甲骨文进行了系统的搜集、考订和研究，在历史文献学领域里做出了优异的成就。吕振羽（1900—1980年）在这一阶段写出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等著作。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是第三阶段。
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年）是第四阶段。
在这些战争的岁月里，我们的史学家们面对着民族的生死存亡和反动政权的残酷统治，以严肃的科学态度总结祖国的历史，发掘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显示了中华民族对历史前途的信心，鼓舞了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反对内外反动派的斗志。从科学水平来看，一般地说，这两个阶段的史学比以前两个阶段要成熟得多。进步的史学家们既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又详细地占有必要的材料，从而得出了独立的学术见解，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创立了一代优良学风。在这些艰难的岁月里，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富有成果的。郭沫若、范文澜（1893—1969年）、邓初民（1889—1981年）、翦伯赞（1898—1968年）、侯外庐（1903—1987年）、吕振羽等在这两个阶段都做出了成绩。
2.李大钊的贡献
李大钊是五四运动时期革命文化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热情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引进我国的史学领域。
1919年9月和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从1920年起，他在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开设“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程，并先后发表了《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研究历史的任务》等论文和他的重要史学著作《史学要论》。
李大钊在他的论著中，第一，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概括为两个要点。“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它变动。”他又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说：“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的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经济的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法则，认为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只是那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他们所以牵入这竞争中的缘故，全由于他们自己特殊经济上的动机。”
在宣传唯物史观的同时，李大钊还有力地批判了形形色色的错误的或反动的历史观。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跟其他各种各样的史观划清了界限。特别应当提到的是，李大钊在《桑西门的历史观》（1923年）一文里，划清了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历史观上的界限。他说空想社会主义者“主张依人间理性的力量能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这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想的历史观”；而“科学的社会主义把它的根据置在唯物史观的上面，依人类历史上发展的过程的研究，于其中发现历史的必然的法则；于此法则之上，主张社会主义的社会必然的到来”，即是说，社会主义社会不是“理性”的恩赐，而是“历史的命令”。
李大钊在他的论著中，第二，指出了唯物史观对于史学和人生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吾愿和治斯学者共策勉之。”他说的“深切”的“兴味”和“重大”的“责任”是什么呢？一是对旧的史学体系的改造，一是对新的人生观念的培养，而前者也是为后者服务的。他认为，在历史的长河中，如一个人不明察历史的性质和趋向，前途渺渺，后顾茫茫，这就“有如荒海穷洋，孤舟泛泊，而失所归依”，这样的人生将毫无意义。因此，“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李大钊在《史学要论》里，以专章阐述“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他认为，现代史学，即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能够帮助人们建立起进步的世界观和积极的人生观。他说：“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这一线贯下来的时间里的历史的人生，是一趟过的，是一直向前进的，不容我们徘徊审顾的。历史的进路纵然有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我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即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他还说：“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的大观的征兆。”他的这些话，凝结着一个革命家、一个无产阶级理论家、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驱者对人生的热烈而坚定的信念，对人类前途的真挚的憧憬，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崇高的期望。
第三，李大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李大钊在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同时，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论，而他讲方法论，又是跟讲研究历史的任务结合在一起的。《史学要论》一书，不仅贯串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也处处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论。因此，可以认为，《史学要论》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写成的史学概论。综观《史学要论》及李大钊的其他著作，他提出的史学方法，首先是要区别记述的历史和生活的历史。这就是要区别历史的记录和客观历史本身。其次，是要从经济关系上去说明历史。再次，考察个别事实要与研究一般理论相结合。还有，是重视史学与其相关学科的关系，并在《史学要论》里设专章阐述这个问题。他这四点看法，对于研究历史，一直到现在还是有指导意义的。
李大钊在史学上虽没有鸿篇巨制，他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也并非尽善尽美，但是，他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所开辟的道路是广阔的，所指示的方向是正确的。
3.郭沫若的贡献
郭沫若在1928年旅居日本后，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历史，至1978年逝世为止，整整半个世纪中，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郭沫若开辟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科学道路。他在1929年写成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发展全过程的著作。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里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目前虽然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鸣不已’的时候。”所谓“风雨如晦”，指的是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年代。作者写这部书，正是要担负起“鸡鸣不已”的任务，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指出中国历史的必然的前途。他的这些话，表明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深刻的时代感和庄严的责任心。郭沫若在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此后，他研究了《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翻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些马克思主义著作，使他的历史研究工作一开始就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论证了中国历史上有奴隶制的存在，而奴隶制由原始公社制转化而来，奴隶制本身后来又转化为封建制。这一论点震动了当时国内外的史学界和思想界。它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学说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而中国历史的进程同样是受这个普遍规律所制约的。这是郭沫若对中国史学的重要贡献，也是有利于中国革命的重要论点。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出版的时候，正值当时思想界进行三大论战。这是一次历时长久的学术领域的论战，同时也是政治领域的论战。就其性质来说，是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主要任务是要解决中国社会是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问题。因为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认识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任务及前途等问题。社会史问题论战的焦点之一是中国究竟有没有奴隶制社会，这实际上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学说是否适合于中国的国情。郭沫若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一些御用学者和国民党反动文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也澄清了不少史学家中的一些模糊认识。尽管后来郭沫若几经修改他对于奴隶制的上限和下限的看法，但是这无损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在当时和后来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1945年，郭沫若出版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这是研究先秦学术思想的姐妹篇，前者偏于考证，后者偏于批评。这表明他在对古代社会的面貌有所理解之后，把兴趣逐渐转移到意识形态方面来了。
郭沫若还为中国古史研究做出了文献学方面的卓越成就。他在古文字学、古器物学的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他根据形式、花纹、文体和字体，为中国青铜器的分期提出了权威性的看法。他关于甲骨文字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的一系列著述，包括《甲骨文字研究》（1931年）、《卜辞通纂》（1933年）、《殷契萃编》（1937年）、《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1931年）、《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932年）、《金文丛考》（1932年）和《古代铭刻汇考》（1933年），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结出的硕果。
郭沫若始终把史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他的“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是产生于“对未来社会的待望”。他是为着“未来”而研究“过往”的。他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为了打击那些高喊“我们的国情不同”从而抵制马克思主义、反对革命的人。举例来说，他写《甲申三百年祭》，是为了一方面揭露反动统治者的腐败，一方面以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史实为一面历史的镜子，提醒革命者在胜利的关头不要“纷纷然，昏昏然”，骄傲起来。毛泽东称这篇文章是有大益于中国人民的史论。
郭沫若说过：“我自己的兴趣是在追求，只想把没有知道的东西弄得使自己知道。知道了，一旦写出过，我便不想再写了。”所谓“兴趣是在追求”，实际上就是他在学术上的创新精神。他始终是努力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原则进行创新的。当时曾有一些人侈谈“国故”，他嘲笑他们说：“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他的甲骨文字研究和殷周彝铭研究，就是在继承前人积累的材料的基础上，独辟蹊径，自成体系的。
4.通史、社会史、思想史等方面的成就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通史、社会史和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在社会史方面，吕振羽着手较早。他在1934年就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6年又出版了《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这两部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史的早期著作，距离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的时间最多只有6年。1942年，吕振羽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一书，这本书收入《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停滞性”问题》《中国社会史上的奴隶制度问题》《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等四篇论文，是对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较系统的总结。作者认为这部书“反映了中国新史学在历史科学战线上的斗争过程中的若干情况，也反映了有关各派对中国史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及其在一定时期的发展过程，可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参考资料”。
1940年和1942年，邓初民先后出版了《社会史简明教程》（后改称《社会进化史纲》）和《中国社会史教程》。第一本书论述一般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第二本书讲中国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社会史简明教程》是继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之后，又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著作。全书要回答的中心课题是：“社会是怎样的构成着，社会又是怎样的变革着。”它论述的方法是：“在竖的分期，是把社会进化分为原始共产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各阶段，而叙述了由原始公社到社会主义时代的全系列；在横的内容，是把人类的主要社会生活分为经济的、政治的、精神的，由社会的经济结构进而考察政治的形式、精神的意识形态，以探求各个社会阶段的特征。”《中国社会史教程》也是遵照这个方法进行论述的。作者指出：“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前途是光明灿烂的；中国社会发展史的伟大前途，决不能袖手坐待，需要我们努最后必死之力，加以争取。”
侯外庐在1947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史》（1955年再版时改名《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书。它由14篇论文集成，从时间上看，自殷迄秦；从内容上看，包括生产方式、政治结构、阶级关系、国家和法及道德起源等。这部书是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工作中富有创见的书，提出并阐述了不少有关的重大历史问题，是作者史学著作中的代表作，也可以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时，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工作趋向发展的一个标志。
在通史方面，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先后出版了有关的著作。
1941年，吕振羽出版了《简明中国通史》上册。著者在初版序言里说这书“与从来的中国通史著作颇不同”，“主要是把中国历史作为一个发展过程在把握；并注重于历史的具体性，力避原理、原则式的叙述和抽象的论断；还尽可能照顾到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及其相互作用”。1948年，作者写出本书的下册，下限到鸦片战争。作者在跋语里强调其基本精神是“在把人民历史的面貌复现出来”。这是我国历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做指导编撰中国通史的最早的尝试。作者在序、跋里提出的关于编撰中国通史的一些基本原则，尤其是关于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及其相互作用的原则，对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范文澜于1940年8月至1941年年底，写成《中国通史简编》一书的上册（五代十国以前）和中册（宋至鸦片战争前）。1942年，《简编》全书在延安出版。它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古代历史的著作。它在历史思想和编撰方法上的主要成就是：第一，肯定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否定了旧史书以帝王将相为历史主人的传统观点。第二，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划分中国历史的段落，改变了旧史书以朝代划分阶段的循环观点和静止观点。第三，指出中国历史走着大螺旋式和无数小螺旋式的发展路线，这是封建社会延续很久的一个基本原因。第四，对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表述，着重讲腐化残暴的统治阶级如何压迫农民和农民如何被迫起义，对于民族间的矛盾，着重写了民族英雄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第五，注意写出生产斗争的具体面貌，对古代科学发明及有关农业、手工业的知识也写得不少。范文澜后来对他的《简编》作了多次修改，但本书初版的历史价值是仍然存在的。他在1941年5月为《简编》上册所撰的序言中写道：“我们要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中华民族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其特殊性。只有真正了解了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他关于社会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前途的关系的见解，对今天的史学工作者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43年和1946年，翦伯赞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一卷史前史与殷周史和第二卷秦汉史。《中国史纲》是一部未完成的通史著作，但它仍然能显示出自己的特点。这书在材料上，重视考古材料并注意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的结合。在观点上，这书注意把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的总的环境中加以考察。这两点，一直到现在，对于史学工作还是有指导意义的。
在思想史方面，吕振羽于1937年出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下册）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论述中国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历史著作。这部书的断限，上起自殷代，下终于鸦片战争前，共有10编，按社会性质及其发展阶段分别论述。作者说，本书是“首先把中国史全部过程划分为各个阶段，各个阶段又划分为其发展过程的各时期；从各个社会阶段和时期的阶级阶层的构成上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上去论究政治思想的各流派，又把每个派别中各思想家的思想，作为其自己的一个体系去论究”。作者在解释“政治思想”的含义时写道：“它并不是和经济思想相对立的东西，毋宁是人类各别阶级的阶级斗争思想的集中表现，而为其行动指导的原理。所以政治思想史，本质上系同于社会思想史，只有其范围大小的差异。”作者还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全时期中，随着封建制的历史前行一步，封建统治阶级的哲学，也便随着变化，而予以多多少少的修正或改变；其次，在封建社会内部之渐变的过程中而引起了部分的突变，便相应产生哲学上的流派；在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内部敌对矛盾的发展，便反映到意识形态上之敌对矛盾的发展。”作者的这段话，集中地表达了本书的指导思想。作者在1937年写的初版序言介绍并剖析了“五四”以来20年中国内外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各流派，揭露了思想领域里的尖锐斗争及其本质，指出“深入地开展对民族文化思想之史的研究，把研究的结果提供到实践上去，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必要的课题”。
20世纪40年代，侯外庐在思想史的研究和撰述方面，建树最多。这期间，他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1944年）、《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1945年）和《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1947年）。郭沫若于1945年去苏联报告《中国战时历史研究》时，盛赞侯外庐在思想史研究上“能力很强，成就甚大”，说明这些著作在当时思想界、学术界的影响是不小的。
《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跟《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是姐妹篇，是“历史与思想史相互一贯的自成体系”。《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共13章，起于殷代，迄于战国。它所着重探讨的问题是：“社会历史的演进与社会思想的发展，关系何在？人类的新旧范畴与思想的具体变革，结合何存？人类思想自身的过程与一时代学说的个别形成，环链何系？学派同化与学派批判相反相成，其间吸收排斥，脉络何分？学说理想与思想术语，表面恒常掩蔽着内容，其间主观客观，背向何定？方法论犹剪尺，世界观犹灯塔，现实的裁成与远景的仰慕恒常相为矛盾，其间何者从属而何者主导？何以为断？”作者为自己提出了一系列的深刻的问题，并且有深度地分别做出解答。
《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论述了17世纪至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学说。全书三编17章，分别论述三个时期的思想学说。作者认为：17世纪的启蒙思想，“气象博大深远”；18世纪的汉学运动，“为学问而学问，正是乾（隆）嘉（庆）对外闭关、对内安定的学术暗流”；19世纪中叶以至20世纪初叶“更接受了西洋学术的直接影响，内容殊为复杂多面”。可能是因为收入史料较多，作者曾经自谦地说，他的这部书“基本上是一种读书笔记”，但它仍然是一部富有创见的书。
《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是侯外庐主编，杜国庠、赵纪彬参加撰写的。全卷三篇，有《中国古代思想绪论》《孔墨显学》和《战国百家并鸣之学》。作者在初版序中指出：“斯书注重之点，特在于阐明社会进化与思想变革的相应推移，人类新生与意识潜移的联系；斯书尤重在：一方面要全般地说明中国思想在世界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时不能不做对称比较的研究；他方面更要具体指出中国思想发展的特别传统与其运行的特别路向，以期掘发出我国数千年来智识宝藏的真面目，进而凭借这一遗产，以为所应批判地接受与发扬之明鉴。”本卷是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充实和整理的，在全卷结构和论点上更为严整，在《中国思想通史》全书中也是最有功力的一卷。但也有《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一些精到的论述未能在本卷中充分吸收。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时期，除了在通史和社会史、思想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外，在其他专史研究方面也有所建树。胡绳在1949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是这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专史著作的代表作。这是一部通俗的政治读物，也是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全书共六章，上限起于1840年，下限断至1924年，包含85年史事。毛泽东曾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正是突出地论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一重大课题。但是，正如作者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与半殖民地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内容极其复杂。为了深入地揭示这一个重大课题的本质，作者在本书中着重阐明“帝国主义侵略者怎样在中国寻找和制造它们的政治工具”；“它们从中国统治者与中国人民中遇到了怎样不同的待遇”，“一切政治改良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者的幻想曾怎样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所有这些，都表现了作者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见识。这本书篇幅不大，但长期拥有广大的读者，起着广泛的影响。
1946年8月，侯外庐在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中说：“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同时我相信这一方面的研究会在业绩方面呈现于全世界的文坛，虽则说并不脱离其幼稚性，而安步总在学步之时可以看出来的。”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时期的一个总结。所谓“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总结中国的历史遗产，亦即使马克思主义带上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无疑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变革。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富有成果的；而一批先进的史学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逐渐在斗争中度过了“学步”阶段不断成熟起来，成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坚力量。
5.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斗争中逐步建立起来的。这个斗争，一方面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又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息息相关。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它面前，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有封建的，也有资产阶级的；有传统的，也有舶来的。只有对它们进行斗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才能占领阵地。在这方面，李大钊做了艰苦的开辟工作。1919年，胡适写文章宣扬“实验主义”，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又宣扬“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这些论点的矛头是指向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立即给予批驳，他著《再论问题与主义》，严正地指出：“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在文章中，作者着重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经济规律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接着，他又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详细地阐述了“马克思独特的唯物史观”。“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暴露了胡适的唯心史观，也促进了唯物史观的传播。1920年，李大钊在《史学思想史》里，尖锐地批判了各种唯心史观。他写道：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可称为旧史观，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可称为新史观；时至今日，循环的、退落的、精神的、“唯心的”历史观，犹有复活反动的倾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任务是在“抗辩”旧史观中树立新史观。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资产阶级改良派更趋向保守。1923年，李大钊在《时》这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的思想界，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本来很盛，根深蒂固，不可拔除。至于今日，又有反动复活的趋势。”指出这些人在“行间字里，几全为悲观的论调所掩蔽，全为退落的历史观张目，而于进步的历史观深致其怀疑”。与此相反的，李大钊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奋兴鼓舞的历史观，乐天努力的人生观”。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思想界、理论界展开的“三大论战”，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的史学家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其中，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对史学界的影响尤其重大。
中国社会史论战主要围绕这样三大问题：一、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出现过这样的时代？二、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制社会？三、中国封建社会有什么特征？中国封建社会的发生、发展及其没落的情况怎样？论战是学术的，又是政治性的。就后者来看，当时关于第一、第二个问题的争论，本质上乃是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问题，亦即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问题；关于第三个问题的争论，则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有直接联系，即关系到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和前途做怎样的认识。因此，这些问题的论争，具有直接实践的意义，因而也就显得更加重要。当时，李季、陶希圣、王礼锡、胡秋原等人，从各个方面向马克思主义进行挑战。李季认为，中国历史上缺了一个奴隶经济时期，所以在原始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缺了一个奴隶社会，而填补这个空格的则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时代”；认为周代是“封建的生产方式时代”，秦至鸦片战争前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时代”，鸦片战争以后是“资本主义时代”。陶希圣始而认为中国自有神话传说以来，至鸦片战争前，都是封建社会，继而又提出战国至后汉是奴隶社会；他一时说中国从来没有封建社会，一时又说中国自有史以来就是封建社会，同时又说秦汉以来的中国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胡秋原甚至宣称“不是奴隶社会先于封建社会，而是封建社会先于奴隶社会”，在中国则未曾有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是氏族社会的继承者；秦至鸦片战争这一段历史是“专制主义时期”，在此之后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王礼锡同胡秋原一样，也认为在没落的氏族社会中，已孕育了封建社会的萌芽，不承认中国有奴隶社会的存在；鸦片战争以后是资本主义社会，而由此上溯至秦则是一个“谜的时代”。综观他们这些五花八门的“历史见解”，根本目的在于：第一，否认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奴隶制社会，从而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第二，否认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从而否认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的入侵；第三，否认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而否认近百年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必要性。可见，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阐明中国社会史分期问题，从历史上论证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回击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挑战，是当时革命的和进步的史学家的庄严责任。这雄辩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对革命工作的深刻意义。在这个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取得了胜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此得以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此后，中国继续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早期著作，逐渐形成了一支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胜利，甚至连它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可以说，30年代末至40年代问世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不少是在这次论战的推动下写出来的。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的科学文化大军的一支重要方面军。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同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想体系的斗争中，进一步发展、壮大起来。
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奋进
1919年至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时期。这个时期突出地表现了中国由旧到新的转变。这是一个人民革命意志昂扬奋进的时代，是一个开创性的时代。这个时期的一切几乎都带有过渡的性质。这个时期的学术文化，在许多方面，是研究的开创性意义，大于实际取得的成果；对外国的东西，单纯的介绍和抄袭，多于细致的消化和吸收；对中国传统的东西，简单的蔑视和抛弃，多于合理的发扬和利用。理论上的提炼和升华远远落后于群众革命实践的成果。这时的科学研究虽然还缺乏融汇中西、贯通今古的辉煌成就，但是总的来说，学术文化上的成绩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在这个多变的急骤的历史过渡期，在许多方面幼年性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但在有些领域，不管是从世界范围还是中国学术发展史来看名列前茅的成果还是不少的。当然每一个具体的学术文化部门的发展并不是齐一的，取得的成果也不会是相等的。
跟中国人生长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一样，中国的学术文化是生长在长期形成的旧有的社会与文化的土壤里的。现代学术与文化的发展，不管在积极方面也好，消极方面也好，都离不开中国的传统。因此这个时期的学术文化，在表现上，既有优秀遗产的继承发扬，也有沉积糟粕的浊流泛起。同时中国人从外国介绍进来的东西，有好的和坏的两个方面，坏的东西也对中国产生了影响。这里不能论述整个学术文化领域，只对几个方面做些不完全的叙述。
1.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到中国
西方的哲学从清朝末年开始传入中国。在“五四”后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被介绍到中国来。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所写的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论著中，传播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其中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答适之》等，是重要的篇章。与此同时，西方各种哲学思想，如实用主义、马赫主义、柏格森哲学、尼采哲学、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等，也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来。1924年至1926年，瞿秋白先后发表《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唯物的宇宙观概说》等著作，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瞿秋白对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原著和国外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被大量翻译出版，如《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及《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都有了中文译本。一时间，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风行全国。这种状况引起资产阶级学者和唯心主义者的不安和反对，于是，自1931年起，哲学界发生了持续几年的关于新哲学和唯物辩证法的论战。张东荪发表《我亦谈谈辩证的唯物论》《唯物辩证法之总检讨》《动的逻辑是可能的吗？》等文章，出版《认识论》《道德哲学》《价值哲学》等专著，编辑《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宣传自己的哲学，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张东荪提出“架构主义”的概念，认为客观外界“只是空的架构”，“有物理而无物质，有生理而无生命”，“一切都是架构，而无实质”，而“架构”又不能离开“我们的认识”。
在认识论上，张东荪主张知识是由外界条理、先天格式、名理设准、经验概念四种要素合并组成。他把这叫作多元的认识论。张东荪否定辩证法的三大规律，说辩证法是“过时的古董”，马克思的辩证法更是“错误到不可救药”。当时的叶青以新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捍卫者自居，起来批判张东荪的哲学。他写了《哲学向何处去》《张东荪哲学批判》等书。叶青主张“哲学消灭论”，认为“在科学独霸知识界的时代，哲学的本土没有了”，因此，“企图任何哲学体系的建立，都是反动的行为”。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艾思奇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回击张东荪等人的攻击，揭露叶青假马克思主义者的面目，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哲学思想上的斗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成长。从1934年11月起，艾思奇在上海《读书生活》杂志上连续发表《哲学讲话》。他以通俗生动的语言，阐明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讲话》的单行本，在1936年出第四版时改名《大众哲学》。此后至1948年共印行32版。它对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起了重要作用。1935年李达印行《社会学大纲》一书，1937年5月又增订出版。它是中国人自己写出的一部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李达在苏联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正确地阐明了“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是它的核心”。这个法则是“认识任何事物的根本法则”。他提出和阐述了“拮抗的矛盾”和“不拮抗的矛盾”即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观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问题上，他阐述了能动的反映论和认识的“圆运动”，强调实践对认识的决定意义。《社会学大纲》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20世纪30年代的后半期，毛泽东进行了哲学方面的研究。他研究的显著特点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用前者指导后者，又用后者的经验说明和丰富前者的内容。他在1937年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科学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行观，即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核心矛盾学说。《实践论》强调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他论证和表述了认识的全过程，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三四十年代，当权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了强化其反动统治，大力宣扬“力行哲学”（或叫诚的哲学）和唯生论。力行哲学是蒋介石歪曲孙中山的知行学说，利用法西斯主义的哲学观点而提出来的。他说：“古今来宇宙之间，只有一个‘行’字才能创造一切。‘行’的哲学为唯一的人生哲学。力行的起点在于‘诚’，诚是行的原动力。”这种力行哲学，就是法西斯的行动主义。大力宣扬唯生论的是陈立夫。陈立夫借用孙中山使用过的“生元”一词，写成《唯生论》《生之原理》，发挥了一套唯生论的哲学。他既反对“唯心一元论”，又反对“唯物一元论”，“主张唯生一元论”。他说，宇宙的本体是“生元”。“生元”，“具有精妙的智慧与伟大的能力”，是“宇宙间有生无息大智万能的主宰”。即“西洋人所谓‘上帝’，我们之所谓‘造物者’”。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论调。
在上述各种哲学以外，构成自己的哲学体系和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的，还有冯友兰、金岳霖、熊十力、贺麟等。他们的哲学思想和哲学体系的形成，主要在40年代。冯友兰的代表作是关于“新理学”的六本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新理学主要是程朱理学的再版与发挥，同时糅杂了佛道哲学和西方哲学。冯友兰虚构一个“先于实际底世界”的“理世界”，那里“万理俱备”，现实世界中的“物”，不过是“理之实现”。这是客观唯心主义。在讲人生问题时，冯友兰区分四种“境界”，其最高境界是“天地境界”。“天地境界”中的人“体与物冥”，“万物皆备于我”，“我”成了“大全的主宰”。这里，冯友兰又从客观唯心主义倒向主观唯心主义。金岳霖的代表作是《论道》和《知识论》。他在《论道》中提出和阐发了“道”“式”“能”的概念。他说，“式类似理与形”，“能类似气与质”，“道”则是“能”与“式”的综合。“无无能的式，无无式的能。”“式与能无所谓孰先孰后。”他认为“能”是不可感觉也不可言说的。金岳霖的哲学体系倾向于唯物主义。熊十力的代表作是《新唯识论》。他主张“体用不二”。本体即是功能，即是现象，三者是一回事。他反对超脱于现象界之上的本体是现象的根本，而认为“吾人的本心”就是本体。熊十力的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他的哲学很难懂，因而影响不大。贺麟的代表作有《当代中国哲学》《近代唯心论简释》等。他的哲学是陆王心学和西方新黑格尔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贺麟认为“心为物之体，物为心之用。心为物之本质，物为心之表现”。在知行关系上他主张“知行合一”，认为知行“同时发动”，“无先无后”；知为本质，行为现象，知为主，行为从。他又说唯物史观只研究“外表现象”，是“外观法”，而唯心史观的“内观法”，才“注重本质”。贺麟的哲学也是唯心主义的。冯友兰、贺麟的哲学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陈家康、杜国庠、胡绳等人著文揭露了他们哲学观点的谬误。
2.新文化运动之重于文学革命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文学革命。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它是由少数人酝酿发展到兴起新文学运动的标志。紧接着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这是文学革命的正式宣言。“五四”前后，关于文学革命主张的探讨较前广泛和深入，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写实主义文学、为人生的文学等主张，提出了较完整较系统的新文学理论。“五四”后白话文成为文学的正宗。文学革命有力地促进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有效地配合了五四反帝爱国斗争。它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次真正伟大的革命，奠定了现代文学的基础，揭开了文学史的新篇章。
“五四”以后纯文学社团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并且孕育出不同的文学流派。据统计，从1921年到1925年出现的文学社团和刊物各有100多个，几乎遍布各大中城市。其中影响较大、成绩显著的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文学研究会是由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等发起，于1921年1月在北京正式成立的。它主张为人生的文学，是现实主义流派。创造社是由在日本的留学生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成仿吾等，于1921年7月成立的。它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是浪漫主义流派。
五四时期兴起的文学革命运动，它的主流逐步向“革命文学”前进。这表现在，首先，共产主义文化思想对新文学运动的指导进一步加强。1923年6月改组后的《新青年》，中国共产党作为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罗针”。《新青年》的“新宣言”，宣布要继承和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战斗传统，体现了共产党对新文学的有意识的指导。第二，文学理论主张中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因素增加。1923年后，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等发表文章，初步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主张。1925年沈雁冰发表《论无产阶级艺术》，从性质、题材、内容、形式等方面对无产阶级文艺做了初步说明。次年郭沫若发表《革命与文学》，指出时代所要求的文学，“是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这些表现了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发展趋势。
这个时期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小说有鲁迅的《狂人日记》《祝福》《阿Q正传》等；新诗有郭沫若的《女神》等。鲁迅（1881—1936年），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笔名，浙江绍兴人。他在《阿Q正传》中塑造了一个在封建势力压榨下的落后的农民典型形象。阿Q惯用自尊、自慰、自卑、自欺的“精神胜利法”，来排解身受的痛苦，聊以满足一下反抗报复的心理。然而这只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屈辱。但是当革命来临时，阿Q也燃起了自发的革命热情，要求革命。然而反革命势力不准他革命，把他判处死刑。《阿Q正传》深刻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社会面貌和农村的阶级关系，反映了革命波澜的影响和革命失败的原因，揭示了中国农村埋藏的革命力量的深厚，也揭露了中国国民性中的劣点，及其对中国历史前进的巨大消极影响。《阿Q正传》之深刻的社会内容和高超的艺术价值，使它成为名闻世界的作品。郭沫若的《女神》充满了改造社会的磅礴气势，充满了对黑暗社会的叛逆精神，充满了爱国主义的炽热感情。《女神》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新诗的高峰。它开创了新的诗风。这个时期，闻一多的诗、冰心的哲理小诗也是比较著名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一批直接从事革命工作的文化人，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聚集到文化战线上来，同时又有一批新的革命者加入文化战线，推动了文学的发展。1928年1月创造社和太阳社发起革命文学运动。两个团体的成员力图创造一种“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为指导的、为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服务的斗争文学。中国文学发展史进入一个新阶段。但是在革命文学运动中出现了“左”的错误，一度把斗争矛头指向鲁迅、茅盾等人，发生了关于革命文学的争论。这场争论到1929年上半年基本结束。这是一场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争论。经过争论双方的认识水平都得到提高；互相批评增进了团结。为了共同进行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斗争，推动革命文学事业的发展，在共产党领导下，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沈端先（即夏衍）、冯乃超、钱杏邨（即阿英）、鲁迅、田汉等为常务委员。在“左联”领导下，左翼作家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同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展开了顽强的斗争，对法西斯的“民族主义文艺”思想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进行了批判。在斗争中无产阶级的文艺事业不断得到发展。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化革命深入的一个重要表现。
左翼作家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服务于中国革命斗争，自觉地宣告文学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为此目的，他们辛勤地从事文学创作，写出了许多不可磨灭的作品。革命的现实主义是中国文坛上最大的最重要的文学流派。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成就是巨大的。鲁迅在他一生的后十年，以写杂文为主。他的杂文所暴露和批判的政治社会现实是非常广泛的，涉及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系列斗争。他的杂文是文艺性的政论，具有锋利、泼辣、幽默的风格，具有很强的逻辑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做到了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的统一。这个时期瞿秋白也写了不少精彩的杂文。小说方面的成就是很突出的，作家们写下了不少优秀作品。茅盾写的长篇小说《子夜》和短篇小说《林家铺子》等是著名的佳作。茅盾（1896—1981年），原名沈德鸿，又名沈雁冰，茅盾是笔名，浙江桐乡人。《子夜》于1933年1月出版后，震动了中国文坛。《子夜》形象地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和阶级茅盾，成功地塑造了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他通过具体的生动的艺术形象，说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可能走上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这部小说是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重大成就。巴金最著名的长篇小说是《家》。它以“五四”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了封建大家庭的崩溃，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歌颂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悟和反封建斗争。这部作品在青年中有很大的影响。《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优秀现实主义作品。它通过北平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悲剧，反映了城市贫民的悲惨生活。正直纯朴善良的普通劳动者祥子的正当生活追求，在黑暗的罪恶的旧社会最后都化为灰烬，他自己也堕落了下去。祥子一生的悲剧是对旧社会的控诉。
这个时期重要的小说作家还有叶绍钧、沈从文、张天翼、丁玲、萧军等。曹禺是这个时期出现的著名剧作家。他的剧本《雷雨》《日出》在文学史上享有盛名。《雷雨》描写了一个带有浓厚封建性的资本家的家庭生活悲剧，展示了这个家庭的罪恶历史和现实，使人们看到了中国上层社会的腐朽。这个剧作具有强烈感人的艺术力量，是这一时期戏剧文学的最高成就。这个时期著名的剧作家还有田汉、洪深等。这个时期著名的诗人有徐志摩和臧克家等。徐志摩的诗有的在思想内容上有严重缺陷，但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他的诗形象生动、语言精炼、辞藻色彩绚丽、音调铿锵和谐，对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臧克家的诗有坚实的生活基础，真挚的思想感情，用洗练的诗句抒写农民的勤劳与坚忍、苦难与不幸，表现了对光明的热望和对社会黑暗的憎恨。作品主要有《烙印》等。
“七七事变”以后，大批文艺工作者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用各种形式的文艺宣传直接为抗战服务。1938年3月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协会号召文艺工作者“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敌寇，争取胜利”。
抗战期间，文学创作上的收获是巨大的。这期间，出现了一批以历史题材为现实服务的剧本，其中成就最高的是郭沫若的《屈原》。郭沫若在剧本中创造了一个热爱祖国、光明磊落、意志坚强、为正义献身的典型人物屈原。这个剧本的演出收到了巨大的政治效果和艺术效果。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也是一个优秀剧作。张天翼在抗战初期写的《华威先生》是一篇优秀的短篇小说。他以讽刺的笔调抨击了国民党官僚和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腐败现象。它产生了很大影响。写得比较成功的长篇小说，有茅盾的《腐蚀》等。新诗的创作，比较著名的有艾青的《大堰河》《向太阳》《火把》，田间的《给战斗者》等。
1942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讲话。他阐述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作家必须深入群众，熟习社会生活，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改造世界观等革命文学的基本问题。座谈会后，解放区文艺界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它的影响扩大到全国。中国文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许多作家的作品，从所反映的内容、思想感情、人物形象，到语言艺术风格、表现手法，都有新的变化。此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有巨大收获。赵树理创作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由旧到新的转变，塑造了新型农民的形象。他的作品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对文学形式的民族化、大众化做了重大贡献。孙犁的短篇小说《荷花淀》是一篇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是两部反映土改斗争的著名长篇小说。在解放区产生了一种新的文艺形式——新歌剧。最著名的新歌剧是《白毛女》。它是在继承传统戏曲和学习新秧歌剧的基础上，借鉴西洋歌剧而创作出来的。它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较高的程度。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是新诗的最重要的成果。他采取民歌形式和传统的比兴手法，表现了新的革命的内容，做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谐和统一。阮章竞的《漳河水》是另一篇写得成功的长诗。总之，整个文坛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3.这时期自然科学的可观成绩
民国初年，中国出现了研究自然科学的机构和团体，如农商部的地质调查所和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是1915年中国留美学生赵元任、秉志、杨铨（即杨杏佛）、任鸿隽等在美国成立的。1918年社址迁回国内。十年后社址定在上海。社员中大多数是在国内或国外从事科学研究与工程技术工作有成绩的人，其中不少人是中国近代科学中各个学科的创建者、带头人。该社进行的工作有：刊行《科学》《科学画报》，设立明复图书馆、博物馆、生物研究所，举办科学讲演和展览，召开学术讨论会等。到1949年会员发展到3776人。它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中国科学社的生物研究所，在秉志、胡先骕主持下，对动物学、植物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世界学术界有重要地位。
1927年5月国民党中央决定设立中央研究院，次年6月正式成立，蔡元培为院长。中央研究院是当时的国家最高学术机关。它从1927年开始筹备到1930年年初，共成立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九个研究所和一个自然博物馆。九个所共有专任、兼任、名誉、特约研究员91人，助理员64人，初步形成了一支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许多部门的专家学者在内的科学研究队伍。到1949年研究所增加到12个。1929年9月北平研究院成立。
全国各大学也相继成立了不少研究所，至1947年共有157所，主要是理工科。自然科学刊物除一般性的期刊《科学》以外，重要的学术刊物有《中国地质学会会志》《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丛刊》《中国生理学杂志》《中国物理学报》《气象学报》《中国化学会会志》等。
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自然科学方面，知识水平低，人才不足，经费短缺，加上政治上动荡不安，科学研究的开展受到极大限制。但是由于科学家和技术工作者的辛勤努力，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发明创造，仍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使我国的自然科学逐渐摆脱了单纯介绍外国科学成果的状况，有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其中有的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且培养了人才，积累了经验。主要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和工程技术方面的发明创造，可以举出以下这些：
数学方面，如陈建功对富利埃级数的研究，苏步青对微分几何学的研究，华罗庚对解析数论的研究，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地质学方面，地质调查所先后在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的领导下，开展了野外调查和在实验室中的理论研究，推动了我国地质科学的进步。李四光的《东亚的几个特别构造型》一文，提出地质力学的原理和方法。他对中国山岭区域冰川地质做了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黄汲清提出从地台地槽和造山运动的关系划分中国地壳构造单位的见解。
物理学方面，吴有训对康普顿效应的研究、钱三强对铀原子核的研究、钱学森对稀薄气体动力学理论的研究，都做出了贡献。
地球物理学方面，竺可桢的《中国气流之运行》根据大量观测资料，找出中国四季气候变化的规律。涂长望的《大气运行与世界气温的关系》为我国长期天气预报研究奠定了基础。
人类学和古生物学方面，1929年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北京猿人头骨和大量古生物化石，这是轰动世界的大事。北京猿人头骨的发现在人类学的研究上起了很大作用。
天文学方面，1934年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在南京紫金山建立天文台，开始了中国人自己的天文观测工作。1941年9月21日日全食时，我国组织观测队到西北进行观测，记录下了难得的资料。
考古学方面，1928、192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在河南安阳小屯发掘殷墟。这是中国人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地下考古发掘，结果发现大量青铜器和甲骨。这次发掘是中国和世界考古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工业化学方面，侯德榜发明了新的制碱方法，这是中国人对工业化学的具有国际声誉的贡献。
桥梁工程方面，在茅以升主持下修建了钱塘江大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