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喜欢的导演是法国的戈达尔，我喜欢他的思维方式，正好我也有那样的思维方式，他对我的影响力非常大。他思考的很多问题都关于人的本性，关于人的生存，关于人的爱和恨。虽然他的电影特别难懂，看起来特别费劲，但对于我这样身世和经历的人来说，却很容易引起共鸣。
1969年2月，我出生在距离乌鲁木齐十四公里的西山煤矿，在那儿生活了快十一年。我家一共五个孩子，我是老四。三岁的时候，大姐就开始教我认字，在我去上学之前，我已经认识很多字了，可以看一些儿童书。四岁的时候，第一次看《红灯记》。当时在煤矿的大操场的两棵树中间挂了块幕布，我看完就开始唱了。五岁父母离异，当时弟弟才刚出生一个月，这大概也是我成了一个不太活泼的孩子的原因吧。在煤矿工作的家庭基本都是汉族，只有我家和另外一户是维吾尔族，我们家也基本上不和他家交流。我到现在最感谢我父亲的就是让我完成了一个最基本的而且完整的教育，因为我听说那个年代很多维吾尔家庭的孩子到一定年龄就不上学了，辍学帮家里干活儿，但我父亲一直让我完成了教育。
我父亲是个老实人，在我看来就是一辈子也没惹过谁，至少是不卑不亢，不是那种典型的维吾尔人，也不太爱交朋友，不喝酒。唯一一次喝得酩酊大醉、号啕大哭，是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时候，那是他最敬仰的人，这也是我小时候最深刻的一个记忆。
那天，我爸逼着我和我二姐早上五点钟就起床，那会儿下着大雪，一下就一人多高的那种大雪。我困得一塌糊涂，踩着大人给开出的一条道，左拐右拐地去了煤矿的大食堂里头。那时候还不让开追悼会，我爸就让我们给周恩来总理的遗像磕头。我当时不愿意跪，小孩儿嘛，根本就不知道照片上的是谁，甚至都不知道那是遗像。结果被我姐姐“啪啪”两个大耳光，疼得赶紧磕了三个响头，哭得悲伤得不行，实际上是被打疼的。但后来因为这样的潜移默化，等我懂事，看了很多书之后，周总理真的成了我人生中最敬仰的一个人，没有第二。
那是个动不动就要揪一个人当“反革命分子”出来游街的年代。我父亲也被批斗过，还是被我大姐批斗的。那时候人已经被教化得只有简单的好和坏两种极端的态度，连我都觉得我爸是坏人，觉得丢人。但长大后，似乎所有人都忘了那段经历，我爸、我姐，连我，都不会再提起那段经历。
刚满上学的年龄，我爸就把我送去学校了，我也是迫不及待的。我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不知道第二名是什么感觉，一直就是班委。五年级的时候，我爸从煤矿转到乌鲁木齐市，我从一个小煤矿的子弟学校转去了市里的学校。刚开始肯定会跟不上，但也是在前十名左右晃荡，只是我的老师并不认为我是个有出息的孩子。其实在“新疆小偷”“切糕党”“暴恐”等这些概念出来之前，作为少数族群，甚至在新疆，都需要在不同的眼光底下长大。在那个年代，在新疆盛传维吾尔族人会喝酒、打老婆、闹离婚、不讲理，等等。我转学之后所在的学校没有几个维吾尔族学生，我是班里唯一的一个。当时的班主任老师，一个叫侯乃文的满头白发、很慈祥的老人，把我安排在了整个教室的最后一排，连同桌都没有。我坐的是最烂的一个桌子，每次往抽屉里塞书包的时候，要是不小心，里面的木刺就会扎到指甲缝里去。我没几天就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安排了，他觉得我这样一个少数民族出身的孩子，怎么可能有好的学习态度，怎么可能学出好的成绩，只要在班里不打架、不闹事、不要不讲道理，所有不好的东西不要在班里发挥出来，对他来说就是“阿弥陀佛”了。把我安排在班里最后一排，这是最好的。
第一次期中考试，老师就对我刮目相看了。因为我是总成绩第一名。最好玩儿的是地理考试，我花了三分之二的时间就交卷了，全班同学都还在写，我已经写完走人了。之后同学跟我说，我走了没多久，老师就改完了我的卷子，当堂宣布：“那个热合曼同学是一百分！”总成绩一出来，侯乃文老师立刻对我改变了态度，开始给我课外书看，我当了班委，同桌也有了，有什么活动老师再也不会刻意不通知我了。
因为来自离异家庭吧，父母不在一块儿，对我肯定是会有所影响。之所以那么努力学习，成为最好的学生，也是从小就想要学会保护自己，我读了太多太多的书，太勤奋，太想功课好了，这样老师可以喜欢我，那个时代能被老师喜欢是多大一个荣耀啊！这就是我寻求保护的一种方式，我觉得通过读书，通过学习可以改变命运，总有一天我要鱼跃龙门。我会想办法察言观色，看这个人是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这也导致我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到了二十岁左右，性格都是分裂的。一方面我有豪爽的性格，热情的嘴脸，但同时又不得不采取保护自己、远离人群的方式，不会主动跟人打交道，自卑。
现在岁数大了，开始回顾当时的一些事情。当我翻开日记，再去看我过去写的一些诗的时候，我才发现我那时是生活在恐惧中的一个人，不断地去讨好，讨好的代价就是勤奋、功课好、学品好、人品好，只有这样别人才能说我好，别人才愿意跟我玩儿，对我好。一个破碎家庭的孩子，能想到的也就是这些东西，想不出更丰富的东西了。虽然我父亲离婚之后也再婚了，我也还是特别羡慕别人有一个健康、完整的家庭。
从转学到乌鲁木齐之后，我就开始喜欢历史。在转学前，在西山煤矿的时候，我是从来没感觉到过民族的概念的。我们那儿只有两家维吾尔族人，我也基本上不跟另外一家的孩子玩儿，因为他们学习太差了，而我的汉族小伙伴里没有一个人强调过我是维吾尔族家的孩子。
到了乌鲁木齐，才有人第一次跟我讲维吾尔族人怎么不好，王震是如何杀人的、如何收拾少数民族。所以，我开始找资料，我想要证明没有这样的事情，我明明是中国人，怎么能说我不是中国人，怎么可以说是因为我的民族被杀害怕了才投降了。当我查完所有的历史资料，我发现王震是个将军，不是屠夫，他杀的人在阶级斗争里都该杀，而且那会儿不光是在新疆，其他地方也一样，地主老财不也被杀了吗？
那个破烂的桌子，让我感受到被排斥，我能理解班主任是因为环境的影响给了我那样的待遇，他自己也没意识到，在他改变态度之后，他也成了我的恩师。
当我现在听到、看到一些人说维吾尔族人从小就教孩子仇恨汉族人，我觉得这个人肯定是疯了。
初中的时候，我参加了乌鲁木齐市中学生历史竞赛，获了奖。那会儿的奖品比较简单，就是老师备课用的那种活页夹。我用它写了我这辈子第一个剧本，是受当时看的一个电影剧本杂志的启发，照着写的，现在再看那肯定就不算是剧本了。因为从小就特爱国，看的历史书也多，我写的那个剧本叫《炎黄子孙》，故事发生在1773年，讲的是土尔扈特部落从俄罗斯回归祖国的事。剧本写了一年，我还特意压在了褥子底下。
初三毕业那年，1984年7月1号，就在那前两天，我继母的孩子把我辛辛苦苦写了一年多的这个剧本从褥子底下翻出来，拿剪子给剪了。照今天的说法这就是个熊孩子。我“啪”给了他一耳光，我父亲紧接着给了我一火钩子。火钩子，就是那时候生炉子用来掏炉子里滚烫的煤球用的。那一下直接打在我脸上，一下就肿了，继母还不解恨，我父亲直接把我赶了出去。
两天后的7月1号，是穆斯林的一个节日，我父亲要我去清真寺，我死活都不去，他也没吭气，自己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我说我出去撒个尿，他说好，我就去了。那会儿都是公厕，旱厕，出来碰上我的生物老师，聊了也就十分钟，因为我是好学生，老师也爱跟我聊。十分钟之后我回到家，我爸问：“这两个小时你去哪儿了？”那会儿才早上8点钟，我要真走了两个小时的话，等于早上6点就出门了，这哪儿跟哪儿啊？刚要辩解，就是一顿暴打，打得特别狠，还用上了十字镐，狠到我以为我父亲要置我于死地。他把我的脸压在地上的时候，我甚至听到了自己的骨头在咯咯响。这时候，门口围了几个人，我爸可能觉得不好意思了，脚一松，我起来就给了我爸一拳，然后捂着我流满血的脸，走了出去。我爸追到门口喊：“你去哪儿！回来！”跟电影差不多，我慢慢地回头，用还能有一点视线的眼睛看了我爸一眼，转身就走了。
我去了我妈那儿，我妈也不敢留我，因为离婚后我判给了我爸，她怕我爸来闹事儿，给了我两块钱。我拿着钱去找大姐，上了公交车，所有人自动给我留出了两平方米的空间，没人敢靠近我，因为全是血。我其实是个虚荣心特别强的人，我现在都难以想象当时是怎么从我妈家去的我大姐那儿的。到了大姐家，她又给了我五块钱，因为我大姐嫁了个汉族人，也是费了很多周折，怕我爸来闹事儿，我就去了我一个同学韩军家里，在他家待了很久。得亏我人缘好，有一群这样的朋友，在那段时间，穿百家衣，吃百家饭，朋友的家人对我也特别好。那个年代，家里多个人也就是添副筷子的事儿，从来没嫌弃过我。
初三刚毕业的暑假，我开始找临时工做，新疆人民大会堂有我一份功劳，我在那儿干了两个月，做建筑小工，每天五块钱，一个月也有一百五十块钱。在那之前，我从没有赚过那么多钱，本来想买个吉他，三十六块钱，但知道我爸得了病，要做手术，我就把钱都给他了，自己留了二十多块。然后我报了个曲艺班，刘宝瑞的弟子殷文硕教的，二十块当了报名费。就这样，那个暑假在和家人断绝关系的事件中结束了。
1984年7月的那次节日，是我父亲第一次去清真寺，然后就跟我闹掰了。在那之前我父亲从来不做礼拜，他到六十岁的时候才算是信了伊斯兰教，还不是因为年纪大了想找个心灵归宿，而是因为换了生活环境，周围的穆斯林越来越多了，要适应生活环境。我家没有过饮食上的禁忌，大姐嫁给汉族人时我爸强烈反对，是因为来自社会的压力大，其他人会说“你自己的女儿怎么能嫁出去”。我父亲为什么会这样选择，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那段时间也是个无神论者。
高中三年，我都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一个烂到不行的房子。但这样的环境和需要自力更生的状况，并没有影响我学习，我一样还是尖子生。班里还有女孩给我写情书，用现在的话说当时也是一枚“小鲜肉”。1987年，我参加了高考，我应该是全国第一个不是委派的，而是靠参加全国专业考试考上北京电影学院的维吾尔族学生。现在肯定很多了，但当时就是前无古人。我本来没有立志要去学电影，就是意外在街上看到一张破报纸，看到北京电影学院录取招生的简章。我当时是学生会的宣传部长，就拍了张免冠照片，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寄到电影学院去了。结果电影学院不但给我回了信，还给我寄了一张准考证。我一看要去西安考试，没钱去啊！后来，还是好人缘帮了我，我当时的一群发小，给我凑了一笔巨款，三百多块钱。他们都没让我坐火车，怕我坐久了下火车之后嗓子哑了影响发挥，给我买了飞机票。
考电影学院是个稀奇的事情，比考北大、清华还稀奇。当时谁都不知道上电影学院是什么概念，就觉得我优秀，我能考上。因为我写的作文从小学到高中都是范文，唱歌、演哑剧都很棒，在学校也是个红人。
走的那天晚上我们到了飞机场，俩同学还煞有介事地哭着告别，感觉我回不来了似的。机票上写的九点半，我们纳闷机场咋黑黑的，没人，找人一问才知道是当天早晨九点半的飞机，9:30和21:30的概念我们当时都不懂，飞机都飞走12个小时了。我们吓坏了，团委老师就带着我们去了当时在红山的民航售票处，讲了我所有的家庭情况，也讲了我要去干吗，最后，一分钱没扣，重新给了我一张票，临走时提醒了我一下：“孩子，是早上九点半。”
离开乌鲁木齐的时候，我过完安检，从停机坪走到飞机那儿，还是那两个哭得不行的同学送我。当时送机的人可以走到大玻璃窗的那个位置，他们看着我走到飞机那边。我走了没几步，想回个头潇洒地跟同学挥一下手，突然看到了我那个胖胖的妈妈，我表情没怎么变化，头皮都麻了，赶紧挥了下手就转过来了，眼泪也流了满面。
我以全国专业课和文化课第一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大学上到第四个月的时候，我就开始改学编剧和导演课程了，这也是我现在能做导演的原因。
其实我原本想做律师的。小时候看过《少林寺》，爱上打抱不平，看完巴基斯坦的《流浪者》，里面的律师都是在为穷人打官司，我就想当律师。高考的时候录取我的其实还有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那段时间电影学院一直没来录取通知书，招生办的人在我那个破到连窗户都没有、门打开也不会有人来偷东西的房子门口，等了我几个小时。要知道，那会儿是各路家长去招生办门口堵老师的年代。我那时候“又红又专”，还是班委。那个老师说我成绩这么好，不上重点大学太可惜了，第二天是重点大学最后一天报名，让我12点去招生办，带我见下政法大学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老师。我说我没报，他说他们已经在调我的档案了。但命运还是让我等到了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大学四年，我和张嘉译、刘奕君、张子健、王全安都是同学。四年功课不用讲，一直是学习委员，没人说我不会演戏，也没人说我文化成绩差。毕业答辩是96分，论文95分，表演成绩92，必须是第一。到现在同学见了我还叫我学霸。
大学四年的学费也是我自己赚的，刚开始靠二十五块钱补助，这个每个同学都有的。同学都建议我申请助学贷款，但我不想欠别人钱，就自己找工作，去拍广告，从一天挣五块、二十块，到后来一天能挣八百块。这是一种生存的姿态，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减少我往前走的各种障碍。
1991年，我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抱着拯救新疆电影的宏图大志，回到了新疆，进入了天山电影制片厂。
“你走了吗不是？回来干啥呢！”等到我明白透了这句话，再次离开新疆，也有五年了。
这五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失去了至亲的姐姐，又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我家五个孩子，爸妈离婚后我和大姐跟了我爸，二姐、哥哥和弟弟都跟了我妈。大姐和哥哥都是和汉族结的婚，大姐后来因为社会压力离婚了。二姐嫁了一个维吾尔族。二姐是我们家里面受教育最少的一个孩子，她大我五岁多，因为功课不行，身体又不好，一直没上学，上了也会退回来。所以到我上小学的时候，二姐还跟我同班。她永远是最笨的那个孩子，听不懂老师讲什么，只是坐在那里。我会帮她做很多功课。我这一辈子打架打得最狠的一次，就是为了我二姐。班里有个男生，说了几句侮辱我姐姐的话，我打到他鼠窜，用尽全身的力气在他身上发泄，那是我这辈子身体协调性和爆发力施展得最完美的一次。虽然二姐很笨，但真的善良到了极点，从来不与人为敌。她永远是家里干活儿干得最多的那个。她也是我们家长得最丑的孩子。父母永远把她当作一个奴隶使唤，但她没有过任何怨言，一直都很快乐，只要你叫她一声，她就会笑呵呵地看着你。我不允许有任何人欺负她。
但是就这样善良的一个女人，我的二姐，死于家暴。二姐嫁的男人没有什么文化，经常喝酒，每次喝醉都打人，二姐长期被虐待，我经常看到她鼻青脸肿。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妈又不起任何作用，给嫁了汉族人的大姐施加压力，对嫁了维吾尔族人被家暴的二姐却不管了，我爸也不管她。
直到病理解剖结果出来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二姐是死于窒息，是因为肺部长期积蓄的脓水导致了窒息。而这个肺部的伤口源于早前的一次家暴，那个男人居然用锯条从锁骨捅进去，在肺部开了一个小小的窟窿，之后就开始感染。那段时间她总是咳嗽，也不知道为什么，实际上是因为肺部感染溃脓。最后一次被那个男人醉酒暴打，我二姐被撂倒在地上，胸口被猛踩。我外甥女当时都六七岁了，看到了所有的一切。二姐口吐白沫，最后人没了。
办案的警察放了男人，理由是我二姐是自然死亡。那男人托亲戚找关系被放出去了。我在刑警队看见了他，他一点儿事儿没有的样子，门一打开，他还准备对我笑。我扛不住了，抄起凳子就冲了过去，一直喊：“我一定要杀了你……”
我坚持给二姐做了病理解剖，用了好几年才拿到了真正的病理解剖结果，证明二姐就是家暴致死，才把那个男人绳之以法。这期间我失望至极，在一些人心里，女人就是私人财产，女人没必要享受到爱情，我二姐就是命苦，遇到了坏人。
二姐最后一次跟我聊天，她说：“啥时候能看你的电影啊？”可惜，我演的第一部电影《天地民心》还没公映，二姐就死了，死得太惨，下葬的时候尸体不完整，因为五脏六腑都被拿出来化验。我现在都不知道她埋在哪儿了，我没有去。那会儿我整个人都崩溃了，要是给我一把刀，我肯定自己解决那男人。后来是派出所的哥们儿拽着我，说：“你的命比他值钱。”
二姐去世那天是1991年12月25日，耶稣的诞辰。直到现在，每年12月24日晚上12点的时候，我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往地上洒两杯酒，纪念我二姐。
二姐去世前，1991年11月，我和初恋女友结了婚。说实在的，因为年轻时颇有几分“姿色”，追我的女孩子很多，我喜欢的也不少，但真正确立恋爱关系，最终能走到一起的，就是初恋女友。她是我的中学同学。她父亲是1953年抗美援朝结束后就到新疆来守卫边疆的军人。岳父其实非常不喜欢我，他对维吾尔族人没有好感，但岳母很喜欢我，家里岳母说了算。我和我爱人在大学第一学期就确立了恋爱关系，那时候我在乌鲁木齐还没地方住，岳母就腾出了一间空房给我，每年寒暑假我还能有个落脚的地方，就是跟岳父没有任何交流。
毕业后，我回到新疆就结婚了。那个年代跨民族通婚也是有的，并没有现在很多人谣传得那么复杂。只是领证的时候，规定民汉通婚必须带家长来。我没辙，就叫我妈过来了，我爱人那边来的是岳父。
两个大人坐在边上不吭气。办事员是个维吾尔族的哥们儿，看了看我，再看看资料上写的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用维吾尔语说了句我听了太多太多遍的“我们民族这么优秀的人就让汉族人拿走了”。我岳父和我爱人是听不懂的，那个办事员又开始拿维吾尔语跟我妈叨咕了半天，我妈就开始要崩溃了，准备给我做思想工作，问我怎么办。刚想开口说话，我就瞪着我妈，她立刻改口，跟办事员故做生气状，意思是“我们大人都同意了你就别管了”。那个办事员一看，就开始给我岳父做思想工作，念叨了二十分钟，用一口没有语法的汉语，说：“你看这个维吾尔族嘛，汉族嘛，结婚嘛，生活习俗嘛，宗教信仰嘛……”我岳父呆呆地听着。我感觉那个办事员把他会的所有的汉语差不多说完了，最后问我岳父怎么考虑。岳父没犹豫，说：“给他们办了吧！”
那个办事员脸都绿了。他起身打开后面的一个放空白结婚证的柜子，那时候就是用两张很薄的纸，坐那儿开始非常慢地写，整个屋子安静得只有他的钢笔的声音。大概用了比他做思想工作还要长的时间，终于写完了。办事员交给我们的时候，用很不标准的普通话说：“祝你们‘姓普’（幸福）！”
1994年，我们有了一个女儿。起名字的时候选择随她妈妈的姓，随我的职业，没有选择给她起一个维吾尔族的名字。填民族身份的时候，我填的汉族，当时我爱人和护士坚决不答应，说填少数民族好，将来考试受照顾。我几乎没享受过这些好处，我说我女儿不可能需要靠加分上大学，坚决不同意。我爱人一向听我的话，但想都想不到，她还是瞒着我给女儿填了维吾尔族。
女儿从小就很少受到因自己的家庭情况带来的社会压力。相反，因为长得挺漂亮，还常有维吾尔族男孩儿跟她套个近乎。有时候，也有个别的熊孩子会奚落她一下，我女儿都忍着，从来不跟我讲。她知道要是讲的话，那孩子肯定会被我收拾。因为自己不会说维吾尔语，女儿一度挺忐忑。
女儿的功课也跟我小时候一样，在班里一直前三名，老师很喜欢她。
女儿的变化是在“七五事件”之后。7月5号是我女儿的生日，我那天恰好在北京，打电话回家想祝她生日快乐。爱人告诉我她还没回来，外边游行，道路给封了。我一直等着她回来能给我打个电话，一直到晚上八点多，我再打电话，爱人说女儿打电话了，拦到了出租车。从小学开始我就给女儿雇了接送的司机，不巧那天司机结婚回了老家。好在女儿拦下的出租车晚上九点多终于把孩子送回来了。爱人给我打电话，一直在哭，说大家在传杀了好多维吾尔族人。我还是先给女儿补上了生日快乐的祝福。之后的几个小时，不断地来了几个电话，我才知道是真的出事儿了。
原本7月7号我就要回去了，结果那天又出现另一波事端，我爱人哭着不让我回去。等我再给女儿打电话的时候，她已经不爱说话了。她那天什么都没有看到，但是那之后学校里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很恶劣的对维吾尔族人歧视的声音。她一瞬间开始维护维吾尔族人，跳出来说维吾尔族人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因为她功课好，全班同学安慰她，说不是因为她，是因为的确有坏人，让她不要多想。但是越安慰女儿心里越不平衡。
9月4号，乌鲁木齐全市大游行。因为我家的位置正好能看到人群，暴力驱散人群的场景都能看到。这一系列的事情对女儿造成了极大的触动。
原先我是准备给女儿改族别的，改成汉族，女儿也觉得这无所谓。但那之后，女儿撂话，就是维吾尔族，坚决不许改。虽说她从小遭遇到的更多的是来自维吾尔族人的非议，上大学之后也是，但她坚决不改民族的决定，和之前在班里站出来反对的语言，让我能感觉到，她捍卫的不是自己的民族，是她的爸爸。对一个孩子来说，民族是个虚幻的词，而父亲是真实的情感源泉。
高考的时候，女儿没有选择可以加分的民考汉的身份，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中国传媒大学。
我和王景春、陈建斌都是在乌鲁木齐认识的。陈建斌跟我一样，从学校毕业就回乌鲁木齐了。那时候能聊得来的，特别是在电影方面聊得来的真是太少。我们都在电影方面的单位工作，认识之后就经常一起谈专业上的东西。王景春是1992年年底认识的，当时一家单位请我去导演一个小品，挑演员的时候，我出了个题目，每个人冲进来说“我家着火了”。王景春是面试的人员之一。他进来演的时候，我觉得他挺真挚的，就随口说了一句“你可以考一下上海戏剧学院”。真的就是随口说了这么一句，他就记住了这句话，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了我的联系方式，满世界地找我，要我教他。我还劝过他，说：“学表演没出息，你看我都回新疆了。”他坚持一定要学，还说他爸爸是烈士，生前一直希望家里两个孩子能出一个大学生，但功课都不好。王景春当时是在百货大楼童装部卖鞋，一心想上大学，他的故事打动了我，我就答应了。他又找了两个同学，每天来我家上课，就这么教了一年多。
2013年，王景春从东京国际电影节拿了影帝回来，请我去了庆功宴。他进来就把我一抱，说：“哥，你以后可以说你是国际影帝的老师了！”话说回来，我也真是教出了几个影帝的老师了。
在新疆待了几年之后，我待不下去了。如果继续，我只能在夜总会主持节目、唱歌，发小看见我都说：“你怎么可以干这个？”1996年，我去了成都，和一个朋友合伙做了一个广告公司，干了九个月又回去了。之后我也帮乐队出过唱片，写过剧本，剧本还被领导拿走给自己儿子拍去了。在失意之下，我又去了北京、深圳、成都，接着拍了几个月的广告、MV。因为给吐鲁番葡萄节做了个策划，挺成功的，开始陆陆续续有人找我，最终有机会在新疆拍了我的第一个电视剧《为了你幸福》。
1998年，我的人生有了一个转机。那年我在北京拍《中华交警》，遇到一个台湾来的风水先生，聊了两个小时，他把我从一岁到当时的命都算了个遍，最后说我事业的转机是在三十三岁，然后给了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朗辰”。我从酒店出来给家里人打电话，把名字就这么改了。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转运了，不久就有一个中央电视台的电视剧找我来导演，我毫不犹豫地去了。在这个电视剧的新闻发布会上，我的名字第一次在新疆被人以朗辰的形式叫出来。因为我在新疆已经演过好几部电影了，圈里都知道我，但是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我是不太爱跟其他人打招呼的这么个人。发布会上我站起来的那一瞬间，就听见有不少人在下面“嗯”了一下。后来有个圈里的朋友聊起这件事，我问他当时听到我叫朗辰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他说：“失望，我们民族少了一个优秀的人。”
但其实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改过我的民族。即便让我最失望、最痛苦、最纠结，同时对我事业影响最大的就是我的民族。我折腾到今天，才终于见到一些成绩，才终于开始在圈子里因为能力而被认可，开始能够接触到更大投资的东西，也有了自己的导演工作室。我付出了比我的同学、比我的同辈多出两百倍的努力才到今天，不论是早先做演员，还是后来做导演，很多时候我因为我的族群身份，而不能得到更好的机会，甚至自己的作品直接被拿走，就是因为不被认同。这不是因为我不努力，是因为一看这个民族、一看名字，就会有人出来说“你不懂我们的主流文化”或者“你的能力属于小众”。很多人说我是被汉化了，但我选择这条路，是因为我必须这么做，才能去面对我想要得到的机会，才能去面对其他层面的人。越是有学问、有知识的人，越不会去看你的民族和信仰，只是看你的作品，看你的能力，看你的人。
很多压力是这个社会给我们的，但很多人活了很久也不知道要如何坦诚地面对自己的环境。我的环境就是这样，在我前行的道路上，我必须要面对那个很不一样的环境，要面对因此带来的和别人不一样的问题。同时我也不能忘记我自己是谁，不能忘记我想要做的事情，我想要完成的梦想。坦率地讲，我能如此坦白地去选择这样一条人生之路，只有两个字：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