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明清时期历史文献学的发展
历史文献学在明清时期大有发展，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
（1）文献目录学
明清时期官私藏书甚富，故著录图书的目录著作亦多。明代除了官修的《文渊阁书目》（杨士奇撰）外，尚有私家目录书《古今书刻》（周弘祖撰）《千顷堂书目》（黄虞稷撰）等10余种之多。另有明代官修的《宋史·艺文志》，这是史志目录。清代的目录著作，官修的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纪昀撰）《天禄琳琅书目》正、续编（敕撰）；私撰的有《也是园藏书目》（钱曾撰）《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毛康撰）等近10种；史志书目则有《明史·艺文志》，以及卢文弨撰《补宋史艺文志》《补辽金元艺文志》、钱大昕撰《补元史艺文志》等。
《四库提要》是明清时期目录著作的代表作，也是古代目录学之集大成者。清乾隆间，在修《四库全书》的同时，分别为著录及存目的1万多部书籍撰写提要，其中包括作者介绍、本书内容和流传情况，并论述书中得失，辨订文字增删、篇帙分合。初由馆臣分别撰写各书提要，后由总纂官纪昀修改定稿，汇集为《四库提要》200卷，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经部有易、诗、书、礼、春秋、孝经、五经正义、四书、乐、小学10类。史部有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15类。子部有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14类。集部有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5类。四部之下列类，类之中有子目。各部有总序，各类有小序，类后有跋语，子目有按语，论述学术流变及分类旨趣。这部目录学史上的空前巨著，在区分类别及论述学术源流、评价各书优劣等方面，条目分明，间有新意；而尊经崇儒，或有粗糙之作。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对《四库提要》多所补正。
清末张之洞在缪荃孙的协助下，编撰了一部《书目答问》，共著录图书2200余种，约为《四库提要》的五分之一；但“此编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时所未有者十之三四”。此书著录，注重实用，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又重视通行的版本。它为读者从浩瀚的文献中了解若干种基本读物，提供方便，便于参考，故流传较广。近人范希曾继之，撰有《书目答问补正》。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他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缪荃孙（1844—1919年），字炎之，又字筱珊，晚号艺风老人，江苏江阴申港镇缪家村人，我国近代藏书家、校勘家、教育家、目录学家、史学家、方志学家、金石家，33岁时会试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此后事编撰校勘10余年。
章学诚撰《校雠通义》，对我国目录学的传统进行总结。他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歆）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这就是说，目录学的任务，不只是甲乙丙丁地排列书目，更重要的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起到指导读书治学的作用。他对编目的体例，也有论列。《校雠通义》在目录学上很有创见，值得重视和研究。
（2）版本与校勘
自印刷术发明后，书之版本日益增多，校勘工作大有进展，于是版本与校勘两门学科随之发展起来。
对版本的著录与研究，南宋尤袤撰《遂初堂书目》已发其端，到了清代有所发展。清代学者治学多重视版本，校勘古籍时，尽力搜集古本、旧本、善本作为校勘的依据。《天禄琳琅书目》正、续编，著录古籍1000余部，以版本时代分类，将宋版、明版、影宋版、抄本分列，并对刊刻时代、地点、收藏者和印章题记做了考证。于是，版本的研究兴起，版本目录著作日多，版本学中的版本源流、传抄经过、纸地墨色、字体刀法、藏书印记、装潢式样等问题都提了出来，并有所争论。但明清时期始终未有系统性的版本学著作问世。
对于校勘，宋人有一定成就，明人则无显著成绩。清代校勘大盛，超越前代。惠栋、戴震、王念孙、段玉裁、阮元、孙星衍等都是校勘名家。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卢文弨的《群书拾补》、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都是校勘名作。清代有许多专门从事校勘的学者，在校勘工作上取得很大成绩，还因工作重点与理论观点的不同而形成两种流派。卢文弨、黄丕烈、顾广圻等一派，注重版本依据，强调保持原貌，主张说明异文正误而不更改。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一派，主张广泛搜集各种版本及其他异文材料，加以分析考证，勇于订正勘误，改正误字。前者重版本，侧重对校，后者重义理，侧重理校，各有所长，可以互补，对校勘学做出了贡献。
（3）辨伪与辑佚
辨伪与辑佚，都是为了揭示或恢复原书的面貌。这种工作，明代以前已有之，至于明清更为发展。
明代的辨伪，以宋濂和胡应麟为大家。宋濂的《朱子辨》，继承了宋元学者的辨伪之学，以年代的先后、思想与事实的异同、文体的风格三方面，来考辨古书的真伪和时代，辨别了周秦以来40部子书的真伪，是一部以辨识伪书为内容的现存最早的专著。胡应麟的《四部正讹》，所论遍及经、史、子、集四部，辨伪书70余种，他在叙论中分析伪书的情况，把造成伪书的原因归纳为“掇拾古人之事而伪者”“袭取于人而伪者”“本非伪，人托之而伪者”等20类。又在卷末提出审核伪书的八条方法，即“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者，以观其人”。这书把辨伪的方法和经验条理化，对辨伪工作大有促进作用。
清代的辨伪，大家辈出，名著继踵。万斯同撰《群书疑辨》，对《易传》《周礼》《仪礼》《左传》等书都做疑辨。姚际恒著《古今伪书考》，共辨经、史、子三类书八九十种，书后还附“有真书杂以伪者”“有书非伪而书名伪者”等五例。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引经据典，揭出《古文尚书》的种种矛盾，列出128条证据，确切而有力地证明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是一部伪书，判明了长期以来的一大疑案。胡渭著《易图明辨》，有力地考证了宋代道学家所宣传的《太极图》《河图》《洛书》是宋初佛道教中人拼凑出来的，跟周公、孔子全无关系。这样辨伪的工作，不仅关系到一两部书的真伪，而且还直接动摇了儒家和道学家所崇奉的经典读物的神圣性。
姚际恒（1647—1715年），字立方，一字善夫，号首源，清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历14年而成《九经通论》，另著有《尚书通论》《礼经通论》《诗经通论》《好古堂书目》等。
阎若璩（1638—1704年），字百诗，号潜丘，山西太原人，侨居江苏淮安府山阳县，著名学者，清代汉学（或考据学）发轫之初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胡渭（1633—1714年），初名渭生，字朏明，号东樵，浙江德清人，与阎若璩等帮助徐乾学修《大清一统志》，撰《易图明辨》，又撰《禹贡锥指》，搜采方志舆图，阐释《尚书·禹贡》，将九州分域、山水脉络的沿革变化，详加说明，特别重视治水及研究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另有《洪范正论》《大学翼真》等。
辑佚工作，清代以前成绩不大，至于清代才有显著的成就。清初，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姚之驷的《后汉书补逸》等都是辑佚之作。乾隆时，采取朱筠的建议，自《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512种。仅《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不包括存目）的就有385种，计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共计4926卷。《四库总目》著录之书总共3000多种，辑佚书却占了十分之一以上。其中史部著录的辑佚书，如东汉刘珍等撰的《东观汉纪》24卷，宋熊克《中兴小纪》40卷，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520卷，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王益之《西汉年纪》30卷，吴缜《五代史记纂误》3卷，都是很重要的史书。薛居正的《旧五代史》，也主要辑自《永乐大典》。至于嘉庆，徐松自《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会要》（1936年影印出版题为《宋会要辑稿》），共366卷，分17类，是宋朝典制史的重要资料，内中多有《宋史》及其他宋代史书所未采录的材料。
清人还从唐宋大型类书及各种古籍中搜找材料，做辑佚工作，成绩也很可观。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雷学淇等辑《世本》，朱右曾等辑《竹书纪年》，汪文台等辑众家《后汉书》，汤球辑《汉晋春秋》，都有益学林。黄爽的《汉学堂丛书》和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都是辑佚的巨编。《汉学堂丛书》收入经解86种，通纬56种，子史钩沉74种。《玉函山房辑佚书》收入经部444种，史部8种，子部178种。但这两丛书所收书，一部分是转录别人已有的成果，有些是两三条、数十字就算一种。
（4）注解和考证
注解和考证，是为了使读者了解古籍或弄清史事。学者对此也很重视，并有很大成就。
古代注家多注解儒家经典。汉时说经者多。唐代有《十三经注疏》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宋元至明，注经者尚空谈，佳本很少。清人经解甚富。《清经解》和《清经解续编》接近700册之多。清人经解之单行者，孙诒让的《周礼正义》、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陈立的《公羊义疏》、焦循的《孟子正义》、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郝懿行的《尔雅郭注义疏》，都是佳注。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是长期以来附属于经部的《说文解字》注解中的一部名著。
清人注解，还有赵一清的《水经注释》、孙诒让的《墨子闲诂》、王先谦的《汉书补注》等，也可称为名作。
清代学者对文字、音韵、训诂颇有研究，又有考证的功力，故其注解多翔实可靠，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但也不免有烦琐之失。
考证（又称考据），是文献学中不可或缺的方法。古时早已有之，明代有尚考证者，但到清代才突出起来。清初，顾炎武著《日知录》，注意考证史实，但旨趣在经世致用。而乾嘉学者崇尚考证，一方面有学术发展的必然性及个人治学旨趣的因素，另一方面是由于封建专制统治的高压，学者为了保身免祸，于是为考证而考证，脱离了实际生活。但他们通过考证，对于古籍的整理，对于旧史的补表、补志、补注，以及对于史料的搜集、考订、辑佚、辨伪、编纂等工作，做出了不少成绩，有益于后人对古籍的整理与研究。
顾炎武（1613—1682年），本名继坤，改名绛，字忠清；南都败后，改炎武，字宁人，号亭林，自署蒋山俑，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属江苏）人，著名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
对于清代的乾嘉考据，郭沫若是这样评价的：“乾嘉时代，考据之学虽或趋于烦琐，有逃避现实之嫌，但罪不在学者，而在清廷政治的绝顶专制。聪明才智之士既无所用其力，乃逃避于考证古籍。此较之于埋头八股文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不可同日而语，欲尚论古人或研讨古史，而不从事考据，或利用清儒成绩，是舍路而不由。就稽古而言，为考据。就一般而言，为调查研究。未有不调查研究而能言之有物者。”这个评论，对前人是公允的，但也说明考证对于治学虽有必要，却不应搞逃避现实的烦琐考证。
2.钱大昕、崔述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史学
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史学盛极一时，名家甚多。钱大昕、崔述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钱大昕，字晓徵，又字及之，号辛楣，晚年号竹汀居士，清代江苏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区）人。生于雍正六年（1728年），卒于嘉庆九年（1804年），享年77岁。乾隆十六年（1751年），大昕经皇帝面试诗赋，特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学习行走。乾隆十九年，举进士，进入翰林院，任庶吉士、编修。后来历任右春坊右赞善、翰林院侍读、侍讲学士、侍读学士、詹事府少詹事等官。先后奉旨参修《热河志》《续文献通考》《一统志》《续通志》等书。累次出为山东、湖南、浙江、河南等地乡试的正副主考官，又充会试同考官，还奉命提督广东学政。乾隆四十年（1775年），因父丧还乡，停住苏州，再不出仕，先后主讲江宁钟山、太仓州娄东、苏州紫阳等书院。大昕一生，主要从事于文化教育工作，专心治学和著述。
大昕结交很广，学问渊博，著述甚多，有《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等著作，后辑成《潜研堂全集》。《廿二史考异》（以下简称《考异》）是其史学代表作。他反对“陋史而荣经”的看法，认为史与经同样重要，故他毕生的主要精力是治史，主要成就也在史学方面。《考异》100卷，是考证自《史记》至《元史》22部正史（不包括二十四史中的《旧五代史》和《明史》）的文字和内容的正误。列出原书纪、表、志、传的标题，于标题下写出所考的原文，然后进行考证。
大昕考证之法，主要是三点：
一是取证。汇集和考辨大量的材料，主要是“正史”的记载，加之以谱牒家乘、稗官野史作为参考，还运用一些金石文字作为佐证。
二是比较。对于众多的取证材料，先排比其现象，继而比较彼此的异同，再观察先后的联系，以求历史的真实。然后断定史籍记载的正误与是非。
三是专题考索。把材料整理出头绪，弄清所考的问题有无价值，再按所考问题的大小与价值写成一条专文，有的条文实是专题研究，如《侯国考》即是。
查《考异》内容，除一些考文字正误的条文外，主要是考证官制、地理、氏族等方面的问题。大昕自言：“予尝论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又说：“予好读乙部书，涉猎四十年，窃谓史家所当讨论者有三端：曰舆地，曰官制，曰氏族。”这是明确交代他的历史考证是以官制、地理、氏族等为重点。
在官制的考证方面，大昕知道“沿革迭代，冗要逐时”的职官制度，考证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但他对秦汉的尚书与中书，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宋辽金元复杂的朝廷与地方的官制，都做过探讨。有的记于《考异》，有的载于《养新录》和《文集》。如言元朝之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与中书省任职之关系问题，《考异》卷99《元史·程巨夫传》条，谈得较为简略，而《文集》卷34《答袁简斋第三书》所谈就具体些。
在地理的考证方面，大昕很注意“今昔异名，侨置殊所”的难题，对秦汉的郡国、晋宋的侨置州郡、唐宋元的地方建置，都有所探讨。如《考异》以两卷之数（卷88、89），列举《元史·地理志》之谬误疏漏，考证元代一些地理问题，指责“明初修史诸臣，昧于地理”。又如《考异》卷19《晋书·地理志（上）》，指出《晋志》“叙江左侨置州郡，多不可信”。因《晋志》往往于晋时侨置州郡上加“南”字，而大昕经过考证，指出“晋时侨置郡县，皆无‘南’字”，侨置州郡的“南”字，“皆永初以后所加”，即刘裕称帝之后的事。
在氏族的考证方面，大昕对魏晋南北朝的门阀与谱系，对辽金元的族、姓，乃至对一些历史人物的姓字、籍贯、年龄等，都有过研讨。他对元朝氏族尤为注意，曾作《元史氏族表》。元朝尊重蒙古、色目人，平时称名而不带姓氏，故史籍中同名者多而姓氏不明。大昕广泛地搜集有关元人族姓材料，加以考证分析，著成《元史氏族表》，使读者得以了解蒙古、色目人的族姓与支系。后来《元史新编》《新元史》多承袭之。
大昕于历史考据之中，偶发议论，对廿二史及其撰者多所批评，反映出一定的史学思想，但因力戒空发议论，故思想并不突出。
大昕博学而有所侧重，重点是在元史，“生平于《元史》用功最深”。他以为廿二史中《元史》最陋，《考异》以15卷的篇幅加以考证纠误，《考史拾遗》《养新录》和《文集》也多有考证元史之文。所著《元史艺文志》和《元史氏族表》，更是补《元史》之不足。他注重元史资料，搜罗元人诗文集、小说、笔记、金石、碑版，撰写《元史纪事》。他曾着手重修《元史》，据他的弟子黄钟说，“稿已数易，而尚未卒业”。可惜书稿已失传，但他对元史的官制、地理、氏族以及元代文献学的深入研究，实开元史研究的新天地，对近百年来元史学影响很大。
钱大昕确是“一位博学而又精专的考据学者”。
崔述，字武承，号东壁，直隶大名（今属河北）人。生于乾隆五年（1740年），卒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享年77岁。
崔述继承家学，志于经史，颇有学识。他认为，中国上古史，几千年来越搞越糊涂，《六经》所载本来较为真实，但经过战国以来的传记注疏多次曲解误传，弄得面目模糊，必须推求本末，考其真伪，才能说清史实。于是，撰著《考信录》，其中有前录2种（《考信录提要》2卷，《补上古考信录》2卷）；正录5种（《唐虞考信录》4卷，《夏考信录》2卷，《商考信录》2卷，《丰镐考信录》8卷，《洙泗考信录》4卷）；后录5种（《丰镐考信别录》3卷，《洙泗考信余录》3卷，《孟子事实录》2卷，《考古续说》，《考信附录》2卷）；另有翼录4种（《王政三大典考》3卷，《读风偶识》4卷，《古文尚书辨伪》2卷，《论语余说》1卷）。还有其他著述。崔述的门人陈履和曾刊《考信录》。近人顾颉刚汇辑崔述著作，名曰《崔东壁遗书》，刊行于世。
我国学者治学，数千年来有其传统的学风，其中有这样两种倾向：一是尚博、好议，即喜于博学，好发议论；一是贵精、务实，即追求专精，致力实学。这在清代也有明显的表现。崔述对传统学风采取批判的态度。他正是对尚博和好议的学风持批判态度，吸取了教训，而作《考信录》的。同时，还对专精、务实的学风予以批判继承。
崔述治史的考信态度是：“平心考核”“打破砂锅纹（问）到底”。他对于“附会”曲解、“以今度古”“先有成见”“心粗气浮”等错误的治学态度，严肃批评，引以为戒。自言“平心考核，辨其真伪”“平心以求其一是”。他说：
“谚云：‘打破砂锅纹（问）到底。’……‘纹’与‘问’同音，故假借以讥人之过细而问多也。然余所见所闻，大抵皆由含糊轻信而不深问以致偾事，未见有细为推求而偾事者……况于《考信》一录，取古人之事历历推求其是非真伪，以过细讥余者当更不知几许。嗟夫，嗟夫，此固难为世人道也。”
这是表明，反对粗心态度，主张“细为推求”。《考信录》就是对古人之事“历历推求其是非真伪”的。这是认真的历史考据精神，值得肯定。同时，崔述主张考证“贵于持平”，求之适当，不可随意抑扬。
崔述的考信方法，很值得注意和研究。他考古史，辨古书，基本的方法是三点：一是具体分析，辨明真相。所谓“分别观之”“考其原本，辨其是非”“究其本末，辨其同异，分别其事之虚实而去取之”；所谓“类而辑之，比而察之”“参互考订而归于一是”。就是分类细析，比较研究，弄清源流，考明史实。如，他说：
“先儒相传之说，往往有出于纬书者。盖汉自成、哀以后，谶纬之学方盛，说《经》之儒多采之以注《经》。其后相沿，不复考其所本，不但以为先儒之说如是，遂靡然而从之……余幼时尝见先儒述孔子言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稽之经传，并无此文，后始见何休《公羊传序》、唐明皇《孝经序》有此语，然不知此两序本之何书。最后检阅《正义》，始知其出于《孝经纬》之《钩命诀》也。”
这是抓住所谓孔子“（吾）行在《孝经》”之语，探究本末，考明真伪，终于揭露其不见于经传而出于纬书的真相。就是这样的具体分析，才考证出一些古代史事和古书之是非真伪的。
二是考察文体文风的时代印记。所谓“文必因乎时”，就是说文章著述必有时代烙印。崔述说：
“唐虞有唐虞之文，三代有三代之文，春秋有春秋之文，战国秦汉以迄魏晋亦各有其文焉……非但其文然也，其行事亦多有不相类者。是故战国之人称三代之事，战国之风气也；秦汉之人称述春秋之事，秦汉之语言也。《史记》有录《尚书》《春秋传》之文，而或不免杂秦汉之语，伪《尚书》极力摹唐虞三代之文，而终不能脱魏晋之气，无他，其平日所闻所见皆如是，习以为常而不自觉，则必有自呈露于忽不经意之时者，少留心以察之，甚易知也。”
意谓文字、语言、文风必有时代特点，而且一定透露出来；抓住它们“呈露”的东西，仔细分辨，就可考定其书之真伪，记事之是非。崔述正是用这种办法，辨析《古文尚书》《论语》等书的真伪纯杂的。
三是进行合乎情理的推测。所谓“凡事不见于《经》者，度其不类此人之事，则削之而辨之”，就是对于一些传记注疏所说之事，既与《六经》无可考信，就只能依据传记或情理“度”（推测）其是非真伪。
崔述这种考信方法，是一种尊重历史的朴素的治史之法，基本上可以肯定。
正因为崔述考信的方法较为得当，故其《考信录》依据经书，清理了一些关于古史的传说，澄清了一些古史上的事实，揭示出战国以后一些传记注疏的“传闻异词”及“沿讹踵谬”，揭露了一些伪书伪篇，说明了一些传说的演变，有利于进一步研究古史。
但崔述信《经》崇儒，卫护古圣贤，有其局限性。今治古史，《六经》仍可参考，然不能仅仅“考信于《六艺》”；既要尊重儒家的历史地位，也要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
钱大昕、崔述等人的历史考据，对近代史学有一定的影响，至今仍然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