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时期的史学特点
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封建社会固有的各种社会矛盾都呈现激化的趋势，农民和地主阶级内部各种集团的冲突空前加强。生产力在继续发展，而生产关系却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新生产力的发展还不能突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
清统治者在文化学术方面，采取专制政策……对学术文化采取各种办法进行控制。第一，继续提倡八股文、尊崇孔子和程朱，以限制人民的思想。第二，查禁对于清朝不利的书籍。第三，兴文字狱。第四，寓禁书于修书。雍正、乾隆时，先后官修了《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两部大书。在编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通过普遍征书而进行对书籍的销毁，通过对书籍的收录而进行删削窜改，主要目的就是寓禁于修。
这种时代特点与背景反映在史学上，一方面是因循保守气息的充斥，另一方面是反映时代抗议精神的优秀作品不断地问世。
自明代初年到清代乾嘉年代的史学，受时代的影响，呈现波浪式的变化，大致可分明代、明末清初、清代三个阶段。最后，有龚自珍的史学。
2.清初的史学和经世致用
嘉靖、万历以后，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和尖锐，思想领域也显得活跃起来。这在东南地区要更显著一些。明清之际，是学术思想特别活跃的年代，当时出现一些著名的学者和大师，讲求经世致用，有不少名著问世，在学术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从嘉靖、万历年间的“六经皆史”到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这是明清时期史学的第二阶段。“六经皆史”，是要抹去作为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的灵光。“经世致用”，是要消除封建君主专制的淫威。这反映了封建社会晚期“穷则思变”的要求。但这时新生力量还很微弱，还没有可以冲破封建桎梏的能力。在封建的文化高压政策之下，到了乾嘉年代，史学的大量工作便向历史文献学和考据史学的方面转化，明清时期的史学从而进入第三个阶段……
3.清代学术和乾嘉考据
清代学术，包括的范围很广，其中乾嘉考据颇为突出。
章炳麟在其所著《检论》卷四《清儒》篇中，对清代学术有比较全面的论述。他指出，清代学术有经学，有浙东史学，有所谓“桐城义法”，有常州学派。他所谓“经学”，是乾嘉考据所开始经营的范围，后来范围扩大了。章氏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枯。愚民，故经世先生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这是说清代学术，于理学、文史和经世之学均已衰落，才智之士为了避免迫害，大致走入说经之一途。章氏又说：“始，故明职方郎昆山顾炎武为《唐韵正》《易》《诗本音》，古韵始明，其后言声音训诂者禀焉。太原阎若璩撰《古文尚书疏证》，定东晋晚书为作伪，学者宗之。济阳张尔岐始明《仪礼》；而德清胡渭审察地望，系之《禹贡》。皆为硕儒。”他认为这些人“草创未精博，时糅杂宋明谰言”。实际上，顾炎武、阎若璩、胡渭等人的音韵、训诂、辨伪、经解，只能是乾嘉考据的先行者，他们的考据之学在清初学术上并没有多大地位。顾炎武的考据只是经世之学的手段，跟乾嘉考据有很大的区别。乾嘉考据只是继承顾炎武学术之技术性的一面，而舍弃了他的精髓。
关于乾嘉考据，章炳麟认为：“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江永、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
所谓吴学，章炳麟说：“先栋时有何焯、陈景云、沈德潜，皆尚洽通，杂治经史文辞。至栋，承其父士奇学，揖志经术，撰《九经古义》《周易述》《明堂大道录》《古文尚书考》《左传补注》，始精眇，不惑于謏闻，然亦泛滥百家，尝注《后汉书》及王士稹诗，其余笔语尤众。栋弟子有江声、余萧客。声为《尚书集注音疏》，萧客为《古经解钩沉》，大共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已见。而王鸣盛、钱大昕亦被其风，稍益发舒。教于扬州，则汪中、刘台拱、李悖、贾田祖以次兴起。萧客子弟甘泉江藩，复缵续《周易述》。皆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者也。”
所谓皖学，章炳麟说：“震生休宁，受学婺源江永，治小学、礼经、算术、舆地，皆深通。其乡里同学有金榜、程瑶田，后有凌廷堪、三胡。三胡者，匡衷、承珙、培翠也。皆善治《礼》。而瑶田并通水地、声律、工艺、谷食之学。震又教于京师，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皆从问业。弟子最知名者，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玉裁为《六书音韵表》以解《说文》，《说文》明。念孙疏《广雅》，以经传、诸子转相证明，诸古书文义诘诎者皆理解。授子引之，为《经传释词》，明三古辞气，汉儒所不能理绎。其小学训诂，自魏以来，未尝有也。近世德清俞樾，瑞安孙诒让，皆承念孙之学。樾为《古书疑义举例》，辨古人称名抵牾者，各从条列。使人无从疑眩，尤微至。世多以段、王、俞、孙为经儒，卒最精者乃在小学，往往得名家支流，非汉世《凡将》《急就》之侪也。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参密严琛，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
这些话说出了乾嘉考据之概貌，而考据的范围包括了音韵、训诂、算术、舆地、声律、工艺、谷食之学，于经传之外，旁及子史。这些学者确实下了功夫，在古籍整理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使一向难以通解的书得以通解，一向真伪难辨的书得以正确的理解，沉没已久的古音古义得以复现。但这些成绩仅限于很小的天地内，对于明清之际以“经世致用”为目标的史学来说，是无从比拟的。作为皖派领袖的戴震，本来既是考据学家，又是哲学家。但他在哲学方面的学术表现不只为其考据学上的成就所掩盖，而且为其后学者所讳言。风习的移人，于此更可值得注意。
关于浙东史学，章炳麟说：“自明末有浙东之学。万斯大、斯同兄弟，皆鄞人，师事余姚黄宗羲，称说《礼经》，杂陈汉、宋，而斯同独尊史法。其后余姚邵晋涵、鄞全祖望继之，尤善言明末遗事。会稽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近《史通》。而说《礼》者羁縻不绝。定海黄式三传浙东学，始与皖南交通。其子以周作《礼书通故》，三代制度大定。唯浙江上下诸学说，亦至是完集云。”万斯同、全祖望对明史的工作，其兴趣在于保存明代文献，他们还有清初学者那样的民族思想。他们的工作是跟考据家的古籍考订不同的。章学诚是乾嘉年代的史学大家，他的代表作《文史通义》及方志学，很值得重视不究。
历史文献学和乾嘉考据史学，在清代学术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对此，下文做专门介绍。
对于乾嘉年代的撰述，也还值得一提的。秦蕙田的《五礼通考》，是典章方面的通史。毕沅的《续资治通鉴》，是紧接《资治通鉴》的编年体宋元史，两部为史书中有分量的作品。
最后，还要提到龚自珍的史学。龚自珍是思想家，也是历史家。他提出学说，治西北舆地，提倡经世之学，愤恨封建的黑暗，憧憬未来社会的曙光。由于当时社会和文化旧的还很深厚，尚无光明前景，故他思想上新与旧、传统与异端的矛盾交织，显示出新的不免稚弱，而旧的尚很沉重。
总之，明清史学的纷繁现象，是社会变革的矛盾运动在史学领域里的反映，有的反映得明显，有的反映得曲折，有的为封建桎梏所紧紧掌握，有的是要挣脱封建桎梏而又苦于力量的不足。至于龚自珍的史学，则透露出一定的近代启蒙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