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以历史家著称的第一人，是武帝时的人物。司马迁（约公元前145至公元前90年），字子长，龙门（今陕西省韩城）人。他写的《史记》是一部通史性质的空前巨著，共130卷。他写出了黄帝以来的传说、商周的史迹、春秋战国时期的动荡、秦的兴衰、汉的建立和巩固。他在叙述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过程和特点、评议历史人物、揭示社会情态和人物性格，以及史料的熔炼和史书体制的安排等方面，都有独到之见。在历史观点上，他基本上以帝王将相为历史的创造者，但承认在一定条件下人民群众的作用，承认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承认社会身份在思想意识上的作用，这都是进步的。他的著作，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1.司马迁著《史记》
司马迁的先世原是周朝的史官。父亲司马谈在公元前2世纪后叶官至太史令，有二十几年之久。父亲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能言阴阳、儒、墨、名、法、道各家之学的短长。所论六家要旨，是继承了《荀子·非十二子》《庄子·天下篇》《韩非子·显学》批判精神的传统，并接受了《吕氏春秋》等书总揽百家语之影响的重要论述。父亲因职务上的方便，得以广泛接触古今典籍，并向往先人久绝的世业，重视孔子作《春秋》的历史贡献，有志于历史的论述，但没有实现这个志愿。司马迁答应了父亲，作为一个庄严的任务来完成父亲的遗志。后来写成了《史记》一书。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值汉武帝在位。这个时代，一方面中国境内第一次完成大统一、封建制度已经由长期的过渡阶段进入支配地位、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已经树立，又一方面秦末大起义给社会思想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而当代社会在有了一时的相对安定之后，又出现了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由于前者，司马迁在他的历史学识、历史著作成长的过程中，取得了前人未曾有过的物质的和社会的方便条件。由于后者，他结合自己身世的感受和亲见亲闻形成了对抗正宗思想的异端思想。
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所谓的“古文”，就是用古代文字写的典籍。司马迁看的汉初传习的“古书”，许多是用汉代通俗应用的隶书，即所谓“今文”写的，也有先秦保存下来的、用古文写的。当时的“古文”就是指一些用古文写的书，并非专指某一种书。看来司马迁很早就有古文的造诣。司马迁后来博通《诗》《书》《易》《礼》《春秋》，以至《秦纪》《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以及《禹本纪》《山海经》，还有汉家的档案文书。
司马迁在十七八岁的时候，曾亲受董仲舒的《春秋》和孔安国的古文《尚书》。董仲舒的《春秋》学说和孔安国的《尚书》学说，对年轻的司马迁都有较多的影响。司马迁童年的时候，汉武帝在长安城西北80里的槐里县茂乡建造自己的陵园，其周围三里，把茂乡改建为茂陵县（今陕西省兴平），并鼓励人民移往茂陵，每户给钱20万，田二顷。到司马迁19岁这一年，汉武帝为了加强统治，听信说客主父偃的献计，强迫全国地方豪杰及家产在300万以上的富户迁到茂陵。司马迁一家此时也搬到了茂陵。那时，晚年的董仲舒和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也迁家茂陵。司马迁50岁的时候，汉武帝又一次“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云陵（今陕西淳化县北）”，这时的茂陵，已是“户六万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七”，约占右扶风21县户口的1/3，它已成为一个有名的皇家贵族的游园别墅和公开、集中地管制豪强的大城市了。
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20岁的司马迁云游全国，访问名山大川。他从长安出发，出武关（今陕西商县东），经南阳（今河南南阳市）至南郡（今湖北江陵县）渡江。他到了长沙（国）的罗县，访问了县北汨水，即楚国诗人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而后从长沙溯湘江而上，考察了古代传说中帝舜南巡死后埋葬的九疑山（湖南宁远县境），又顺沅江而下。这就是他所说“窥九疑，浮于沅湘”。此后，他东浮大江，南登庐山。这一带河流密布，“皆东合大江”，他考察了“禹疏九江”的传说。随后顺江而下，东南上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县东南），山上有一洞叫“禹穴”，传说禹王曾逗留过。司马迁到这里来，就是为了探“禹穴”。他后来又回到会稽郡的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和相城区），登上了姑苏山，眺望了所谓五湖。
司马迁游历了江南之后，渡江北上，首先到达淮阴（今江苏淮安市淮阴区东南），这是汉朝名将韩信的故乡和封侯之地。他访问了淮阴父老，并从乡亲们的口中知道了许多生动的淮阴侯的故事。
之后，他渡过淮水，沿泗水北上，到达了鲁国的都城（今山东曲阜县）。这是儒家创始人孔子生长的地方。他拜访了城北泗上的孔子墓和阙里；还瞻仰了孔子的庙堂、车服、礼器等遗物，又看见了在孔子遗风的影响下儒生们按时习礼的情景。他在这里旅居的时间相当长，处处可以观察到孔子的遗风。他还特地到齐国的都城（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去过一趟。司马迁在游历了齐鲁之后，就转向南游。
司马迁在邹县逗留，游览了秦始皇东巡郡县曾到过的峄山。由此向南，经过齐国孟尝君田文的封邑薛的故城（今山东滕州东南），并和父老们谈了话。他从薛再向南，就到了有名的彭城（今江苏徐州市）。这是秦楚、楚汉战争必争之地，也是赫赫一时的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他从彭城向西北，就到了沛郡的沛县（今江苏沛县东）。丞相曹参是这里人。丞相萧何是沛郡的丰县（今江苏丰县）人，和曹参同事。汉高帝刘季曾为沛县泗水亭长，和萧何是同乡。鸿门宴上的壮士樊哙也是沛县人，当日原是卖狗肉的。汝阴侯夏侯婴是沛县人，原以编织养蚕器具为生，还时常为丧家做吹鼓手。司马迁在这里参观了他们的故居，听到他们为平民时的许许多多的故事，闻所未闻。此外，汾阴侯周昌、周昌堂兄御史大夫周苛、蒯成侯周緤、安国侯王陵、辟阳侯审食其等也都是沛县人。
司马迁由沛县向西南，经砀县到睢阳（今河南商丘市南）。颍阴侯灌婴原是这里一个贩卖绸缎的小商。最后，他由睢阳而西，到了大梁（今河南开封），这是魏国的都城。司马迁在这里访问了所谓的“夷门”，原是大梁的东门。当年魏国贵族信陵君无忌谦恭下士，亲身拜访夷门监者侯嬴。父老们还为司马迁讲述秦魏最后一战的故事，据说秦军围大梁、引河水灌城，三日城破，魏王投降了，秦人就灭掉了魏国。过大梁而西，司马迁大概没有再到别处去，就返回长安了。
司马迁这一次长途跋涉，实地考察了历史遗迹，了解了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逸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这对他后来写作《史记》无疑帮助很大。这是司马迁的一次有目的、有意义的漫游，大概用了一两年或者更多的时间。
司马迁在旅游之后，又过了几年，约在二十五六至三十岁之间，开始登上仕途，做了一名“郎中”。这是汉宫廷内部庞大郎官系统中最低一级的郎官，月俸300石，实领17斛。郎官的一般职务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皇帝出巡的时候，他们是车驾的侍从，不出巡的时候，他们是宫门武装执戟的卫士。能在宫廷内部亲近皇帝，很有光彩，一旦由内廷外调，往往改为“长吏”。司马迁由一个地位卑微的史官的儿子，变为汉武帝左右的亲信，已经很不容易了。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冬十月（这时历法仍以十月为岁首），汉武帝开始出巡郡县。汉武帝先到雍（今陕西凤翔县），祭祀五帝，再折向东北，从夏阳到河东。在河东郡（今山西夏县北）的汾阴（今山西荥河县北），立后土祠，举行祭礼，一切仪式是太史令司马谈和祠官宽舒议定的。礼毕之后，汉武帝复南渡黄河，取道荥阳（今河南荥泽县西南）西返，到了洛阳。汉武帝这一次周游河洛，观省民风，司马谈父子都是跟着伺候的。
第二年冬十月，汉武帝又到雍祭祀五帝，再西过陇坂（山名，在陕西陇县、甘肃清水县境），登了崆峒山（今甘肃平凉市西），又北出萧关（今甘肃固原市东南），和数万骑兵一起打猎于新秦中（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地区），然后回到甘泉（宫名，在今陕西省淳化县甘泉山）。
崆峒侍从的次年（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秋后，司马迁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代表汉廷视察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过去20多年来，汉武帝先后派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等去西南，肩负通好和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重大使命，司马迁此时，可以说已经被武帝认为是当朝众多的“辩知闳达，溢于文辞”的人才之一，取得了汉武帝的重视和信任。司马迁当时由长安出发，南出汉中（今陕西汉中南），经巴郡（今四川重庆市北）到犍为郡（今四川宜宾县），由犍为郡到牂牁郡（今贵州黄平县西）。然后到蜀郡（今四川成都市），出零关道（今四川芦山县东南），过孙水（今安宁河）桥，到越巂郡（今四川西昌东南），到沈犁郡（今四川汉源县东南）。司马迁这一次出使，收获无疑也是很丰富的。从此，司马迁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地理、物产、民俗等，便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汉武帝在平定了南越、安抚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之后，便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十月，亲自率领12部将军，出长城，向多年威胁西北的匈奴大示威。匈奴人这时休养兵马，不敢出头。接着东越人也来投降，汉武帝把他们迁到江淮间，便于控制。这样就结束了东南沿海近百年的割据局面，出现了汉帝国统一的新格局。于是汉武帝便决意及时举行“封禅”典礼。这种典礼，表明皇帝是真正的受命天子，完全作为天的唯一合法代表，一统天下。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春正月，当汉武帝东行齐鲁准备“封禅”的时候，司马迁从西南回来，赶到洛阳，见到了快要死去的父亲。因为他出使尚未复命，他作为郎官的职责，促使他不能过多耽搁，必须赶快再去山东，侍从汉武帝。
汉武帝到了山东，先东巡海上，而后在泰山祭祀了天地。复东至海上，沿海北上，至碣石山（在今河北昌黎县境）。巡辽西郡（今河北卢龙县东），历北边，至九原郡（内蒙古五原县）。五月，回到甘泉。司马迁这一次从巡，饱览了长城内外，对祖国北方也有了较为充实的认识。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的春天，汉武帝东巡，又祭祀了泰山。而后亲临濮阳（今河北濮阳县南）瓠子的塞河工地。这是黄河的一个老缺口，20多年来经常泛滥。汉武帝亲临工地，命令文武侍从百官背柴草，参加塞河工程。司马迁此时已知父亲故去，心如刀割，但也必须如常地侍从武帝。在此次塞河工程中，他也加入了负薪的行列。他的《河渠书》就是在这件事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司马迁在郎官的职务上，因为不断地侍从汉武帝或奉命出使，有机会游历了祖国的大好山川，接触了民间俗事，广交了宫廷内外、不同阶层的许多人物，大开了眼界，也广阔了胸怀。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也就是司马谈去世的第三年，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他的郎官生活到此结束。但他在做太史令的时候，还有一种无定而经常的职务，这就和做郎中一样，仍需侍从武帝。汉武帝常要出巡，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冬的北巡（自言“北过涿鹿”，就是这一次侍从的事），次年（元封五年）冬的南巡，又次年（元封六年）冬的北巡，司马迁都因太史令的职务不断地侍从汉武帝。这对当年司马迁的著述来说，不但没有妨碍，反而大有益处，他对祖国的认识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了。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因太史令的专门职务，倡议并主持了改革历法的工作。这个新历，以正月为岁首，即有名的《太初历》，是对古历的一次重大改革。
司马迁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开始著作《太史公书》，《史记》之名是后人将《太史公书》更变所题。这时，汉兴已经百年（公元前206—前104年），秦火之后，司马迁陆续搜集了大量的资料，“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这给司马迁著书以很大的方便。更重要的是，他有20多年的实践经验，调查了许多古代历史传闻和故事，接触了伟大国家的现实面貌和当代许多重要人物，并从许多前代重要人物的子孙后代处，得到了从未记载的许多谈话资料。在著作的形式上，受到过去一些历史著作的启发，司马迁把古今历史做了一次通盘的清理，而纳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不同的体例。本纪，通过帝王的活动提携一代一事。表，记历代大事，特别是要把错综的史事表列得眉目醒然。书，论述某些政治制度和某方面的社会现象。世家，记述享有封爵、能世其家的历史人物的活动。列传，记述各方面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这是包括多种体裁的综合体。旧称之为纪传体是不确切的。全书有本纪十二、表十、书八、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共130篇，上起传说时期的黄帝，下至司马迁的时代，上下三千年，52.6万字。
司马迁开始著作后的第七年，发生了李陵投降匈奴的事件。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司马迁早年见过李广；后来与李陵同在宫廷当侍从，虽未相熟成为朋友，但很佩服李陵的为人，认为他是一个“奇士”，有“国士之风”。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与匈奴战于浚稽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喀尔喀境），最后兵败，投降匈奴。司马迁以为李陵决不会向匈奴投降。因此触怒了汉武帝，下了监狱。审讯的结果，司马迁得了“诬上”（欺骗皇上）的罪名，是一个死罪。这时是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他的全部著述还在“草创未就”的时候。这时司马迁面临三种选择：一是“伏法受诛”；二是拿钱免死；三是受“腐刑”。一是死，不行；二，用钱赎罪，司马迁无钱；只有“腐刑”。“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了著史，他宁受残暴的“腐刑”的屈辱。
司马迁出狱后，做了中书令，这是汉武帝新设的官，“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秩千石”，比太史令高。经常职务是把皇帝的命令下到尚书，也把尚书的奏事呈给皇帝。从此以后，司马迁以一个宦官的身份，在内廷侍候，更接近武帝了。这好像是“尊宠任职”，但司马迁除了坚持他的著述以外，对朝廷内外的一切事务，已经毫无兴趣。
司马迁的朋友任安，于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的四五月间，写信给他，“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十一月，司马迁在给任安的回信中，除了诉说了自己的近况，还告诉任安一个重要的消息：“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样看来，司马迁的著作已基本完稿，那时他已53岁。以后，司马迁的事迹已无可考，但一生与汉武帝相始终。
2.《史记》的编写特点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全部写作计划基本完成，共经过了16年。这是他的著述事业的主要阶段。司马迁晚年的主要工作就是对他的全部著作修补加工。司马迁在致任安书中说他的《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他对著书的概括。他的概括可包含：一、历史是有变化的；二、历史的大的变化，是有阶段性的；三、历史的变化，今不必不如古，有时还更胜于古，所谓“世异变，成功大”；四、在历史变迁中，天道的作用往往是不可知的，人事的作用有时是很显著的，但人事的作用还不能摆脱天的束缚；五、司马迁公开以创史的历史家自命。司马迁的历史思想是很丰富的，其中有唯物主义的因素，有辩证的因素，还有其他进步的因素。
《史记》是一部杰出的历史书，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书，而当中的传记部分尤为精彩。《史记》世家三十篇，其中的《孔子世家》《陈涉世家》，是孔子、陈涉二人的传记，其他各篇也都叙述秦以前地方割据世袭的侯王和汉代侯王的历史。列传七十篇，叙述贵族、贵族公子、各种官僚、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经学教授、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土豪、医生、卜者、商人、俳优、幸臣以及少数民族等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类型人物活动的历史。本纪十二篇，不全是传记，但也有多篇传记。由此可见，《史记》的中心部分是从古到汉，各个社会阶层、各种不同地位、不同职业的人物活动的历史，是历朝历代一系列历史人物的传记，传记在《史记》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这一新的历史方法，是司马迁首创的。
《史记》以人物为中心的思想，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这在书八篇里就有明显的表现。在中心部分，司马迁不但写汉族、少数民族即秦汉以来封建国家以多民族存在的历史，也写了一些域外民族君长与中华民族通使往还，以及斗争的历史；不仅写统治阶级的历史，也写了一些下层社会人物的历史，反映了全面的历史观。其次，他承认历史并不永远是一王一姓的，而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后本纪》依历史变化顺序而编写，突出地反映了这个发展的观点。司马迁认为秦应“世异变，成功大”；指出：“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是不对的。
《史记》人物传记的最大特色是它的实录精神。后与司马迁不远的西汉刘向、扬雄，东汉的班彪、班固父子都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是“实录”。按照班固的解释，“实录”的意思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即实事求是地直录。这里包含着认真对待历史实际的方法和态度。对于古代历史，“实录”是考订、选取、运用历史资料的问题。而对于秦汉以来的近百年史，特别是汉代的历史，就不只是现成资料的摘录、移写，而是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能不产生“忌讳”的问题。司马迁坚持了“实录”的精神。《史记》的人物传记，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以实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到地方长官等，不抹杀他们的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愚昧、偏私、腐朽、丑恶以及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另一面。他揭露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其目的在于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从实录的精神出发，司马迁所选的人物，不取决于其人的官职或社会地位，而取决于其人的实际行为表现，等等，这都反映了真实的历史，是很难得的。
《史记》传记叙事，善于以个性和典型性统一起来。司马迁写人物传记，无固定的格式，大抵因人立传，因事成文。就形式说，有单传、合传、类传的区分，主要意图在于表现传主为人的特征，根据对人物特征的认识取舍事件。取大事，这是当然的，因为它们有关于客观的历史实际，也有关于人物的历史业绩。但也不排除小事。如《李斯传》在传首写李斯“见吏厕中鼠食不洁”和“观仓中鼠食积粟”而感叹；《张汤传》在传首写张汤儿时“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的故事，叙述详细，目的在于表现张汤为人善于治狱，他的酷吏之才，实出于天性。此外如张良、韩信、陈平等传，也都写他们年轻时一些小故事，而这些小故事往往不都是光彩的。司马迁写这些小故事，目的同样是为了表现他们为人的特征。
取事选材不多也是《史记》的特点。不写太多的事件，选取重要的几件事来写，这样叙事是简洁的，不堆砌。项羽、李广都自称身经“七十余战”，但传中写的他们的战事也只有两次。有些事件由于牵连别人或其他原因，则写于别传，这是司马迁惯用的“互见法”。项羽的好多缺点，写在韩信传里，一方面表现出韩信用兵有独到的见解，一方面也赞美了韩信，避免了正面批评项羽。又如写刘邦的事情，大的事件，但看了《项羽本纪》及其他一些传，就会感到刘邦还有另一个面貌。刘邦被项羽打败，逃难，以及把儿子和女儿屡次推下车等情节，都写在《项羽本纪》里。避免在一篇中堆砌事件，影响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为人”的复杂性则于此可见。对于所取之事，无论大小，往往极力描写，有细节、场面，使之故事化，成为历史画面，则又是《史记》传记的风格。这是古代史官记事又一新的高度的发展，实开后世小说的先河。这里历史和文学就分不开了。《项羽本纪》里关于“鸿门宴”的描写，《廉颇蔺相如列传》里关于蔺相如完璧归赵、渑池之会的描写都是最突出的。如以《汉书·高帝纪》中所写的“鸿门宴”与《史记》的相比，那就清楚地看出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差异。《史记》所写的“鸿门宴”，也不是司马迁想象或虚构出来的，而是根据传说写成的。这种风格，实即重点突出，梗概的叙述和具体的描写相结合，形成波澜起伏、繁简相间、引人入胜的独特风格。选择人物，全面了解人物的“为人”，剪裁事件，重点突出。某些事件，既是个人传记，又往往有典型意义，反映丰富的历史内容。这是一个创作的过程，从而塑造了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如《魏公子列传》《项羽本纪》《李将军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酷吏列传·张汤传》《游侠列传·郭解传》等，都是代表作品。
《史记》人物传记的语言很丰富。口头流传的成语、谚语、歌谣，广泛采用。又不回避方言土语，和后来古文家只求“雅”不同。用古史资料，往往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
《史记》人物传记的成功，主要表现在战国秦汉以来的那些篇，既是历史文献而又富有文学性。其特征在于作者根据确实可信的历史事实，加以选择、剪裁和强调，通过明晰通俗的语言，忠实地塑造了各种人物的生动鲜明的形象，有他们的个性和典型性，从而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复杂的社会面貌和本质。司马迁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
由于辞赋和散文的发达，东汉时代产生了文章的概念，人们往往以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为文章家（即文学家）的代表。司马相如是汉武帝时代的著名的辞赋家；司马迁也写过辞赋，但著名的作品则是《史记》的传记散文。他开创了我国古代散文的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史记》的传世，无论在历史学或文学的发展史上都发生了根本和深刻的变化，都具有深远和广泛的影响，其贡献是巨大的，《史记》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稀有的、光辉的历史著作。
司马迁对天文学也有杰出的贡献。他主持了历法的改革，在《史记》中，对天文学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不但在许多篇本纪、表、列传中记载了丰富的天文学资料，而且还写了《历书》和《天官书》，开创了中国史书系统地记述天文学资料的优良传统。我国历代天文学资料之所以能大量流传至今，并成了全人类的珍贵文化财富，追本求源，司马迁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司马迁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天文学家。
3.《史记》的进步性
《史记》是一部有丰富的进步性的著作。它在处理历史重大问题上，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影响。司马迁为《史记》规定了“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这一任务，他以人心向背作为考察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角度。
秦汉兴亡和楚汉成败，是汉兴以来人们感兴趣的大问题。秦因暴政亡于陈涉首倡的起义，这是自贾谊以下，如严安、徐乐、贾山、枚乘、伍被等共同的看法。《史记》为陈胜立世家，置于《孔子世家》之后，汉代诸世家之前，以表示其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篇中着重地写出陈涉起义以后，像一阵风一样迅速地得到各地的响应。篇末还特别指出：“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自序》称：“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这是把陈涉作为开辟历史新时代的人物来看待的，这比贾谊等人的看法要有更丰富的意义。
楚汉成败的原因，刘邦在灭楚后曾作为问题提出。王陵归为刘邦不吝封赏，刘邦则归功于三杰。《史记》立《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吸收了两种意见，而着意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对照着写出了双方的不同。于项羽是写他“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写他坑杀秦降卒20余万人。写他屠咸阳，烧秦宫室，火3个月不灭。写他“阬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于刘邦却是写他破武关后，约束大家“诸所过，毋得掠卤。秦人喜。秦军解，因大破之”。写他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军士”。他“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大家更喜欢了，唯恐刘邦不为王。写他要到南郑时，“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史记》显然同意韩信拜将时对形势的分析，把人心向背作为楚汉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来看。
吕后称制，后来封建史家几乎一致诟病。《吕太后本纪》揭露吕后的宫廷丑剧和政治阴谋，但终于在大处落墨，称赞她“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史记》对武帝时的政治，讽刺特别多。《平准书》和《酷吏列传》集中地写出了征伐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的灾难，写出了“言利事析秋毫”的财官和深文惨急的酷吏互相勾结下的社会的动荡。司马迁以秦事讽喻当时总的情况说：“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这种情况的发展，终于导致各地农民的暴动。“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皇朝面对着这浩浩荡荡的起义形势，派了绣衣使者“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及以法诛通饮食，坐连诸郡，甚者数千人”。经过数年之久，才“颇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竟是镇压不了的。朝廷为此创沈命法以督责官吏，结果也只有“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在司马迁看来，这简直是秦亡前夕的情景又重现了。
《史记》的进步性，在记律令、论道德、传游侠的时候很显著。
汉律，由最初的约法三章发展到萧何的九章，武帝时竟然增益到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酷吏列传》揭露武帝时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等好杀伐、多株连，“上以为能”。揭露这些酷吏利用繁密的文网，任意出入人罪。他们凭自己的爱憎断狱：“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诛灭之。”他们更窥伺人主的爱憎断狱：“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同一列传记载廷尉杜周的言行说：“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这不只是揭露酷吏之“善候伺”，更重要的是讽刺了封建专制下律令的虚伪。
封建道德的教条是跟封建律令密切联系的，它们之间有一致的虚伪性。《李斯列传》有好几处谈忠孝的地方。赵高、李斯和二世在密谋宫廷政变时，各人都有关于忠孝的一套说法。他们陷害扶苏、蒙恬的时候，罪状是不忠不孝。公子高恐怕二世收族，也是因不忠不孝之名，宁愿自杀。这里的忠孝，在司马迁的笔下，完全是阴谋和迫害的一种伪装。《平津侯主父列传》记公孙弘自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这是讽刺公孙弘以曲学媚君为忠。《汲郑列传》借汲黯的口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这是讽刺武帝只是把仁义作为掩盖多欲的幌子。《游侠列传》说：“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这指出：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为了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观点，而有不同的道德标准。鄙人跟侯门的道德标准更是两样的。鄙人不需要讲什么仁义，而侯门窃国，却非讲仁义不可了。《货殖列传》说“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这是嘲笑处士们简直不知道“长贫贱”的人是跟“好语仁义”根本不相称的。《史记》对封建道德的这种看法正是跟当时正宗儒学所宣传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要人们乖乖地接受奴役的道德观相对立。
《游侠列传》颂扬舍己为人、扶危救困的人物。它着重地写布衣之侠，把他们跟“暴豪之徒”严格地区分开来。它指出后者是“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而称道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虽时捍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絜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这里称颂游侠的“信”“诚”，主要是指其“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信诚，这跟封建统治者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是有根本分歧的。这里称颂游侠“廉絜退让”，把它凌驾在“当世之文罔”之上，这实际上是对封建律令的蔑视和抗议。
《史记》的作者毕竟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并不反对全部封建主义，也没有反对作为封建主义基础的社会经济制度。但他并没有着意宣扬封建主义，反而揭露了、谴责了封建主义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方面，反映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小所有者的一部分政治情感、政治要求。这是《史记》主导的一方面，因而使它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历史著作中能够显出耀眼的光辉。
4.究天人之际
如何看待天人之际，这是汉武帝时期重大的政治性理论问题。《史记》从历史上“究天人之际”，是跟当时正宗儒学所宣扬的、方士们所粉饰的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立说的官学相对立的，是以无神论与有神论相对立的。
司马迁是一个有科学知识素养的人。他跟壶遂等所造的《太初历》，比其他各家历都要精密。他论医理，从患者的生活条件、身体状况、思想状况进行考察，并把医术跟巫术严格区别开来。他指出各家以五德终始说古史的互相乖异，断言这样的史论不可信。他通过对父亲遗教的记载，指出阴阳学家所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但所说“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是“未必然也”，是“使人拘而多畏”的。他肯定了阴阳学说中合乎科学知识的部分而否定了它神秘的部分，后者恰恰是官学所宣扬的、能为封建专制主义的皇权装点上神圣的灵光的部分。
关于神秘学说的起源，《史记》从历史上指出原因，一方面由于当权人物在现实苦闷中寻求精神上的麻醉。这就如《天官书》所说，战国“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禨祥、候星气尤急。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从衡者继踵，而皋、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另外一个方面方士有意地伪造，为的是用以猎取禄位。这就如《封禅书》所说，自“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史记》不可能由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上彻底解决神秘思想产生和存在的问题，但已揭露了一部分真实的原因，揭露了它们的虚构，这是很有进步意义的。
针对汉武帝好鬼神，《封禅书》也通过历史的叙述，揭露了历来鬼神之事的诬妄，而特别揭露了武帝之安于方士们相继不断的欺诈。《封禅书》明言“李少君病死”，但又说“天子以为化去不死”。《五帝本纪》已说过“黄帝崩”，《封禅书》又记武帝相信黄帝骑龙仙去，并且说：“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鵕耳。”司马迁自称《封禅书》是“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揭露的方法。在别的篇章讽刺时政的时候，他也常用这种方法。
《伯夷列传》和《货殖列传》有从正面阐述无神观点的有历史价值的论难，《伯夷列传》指出古今的一些事例，作天道福善祸淫的反证。他问道：“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这不是善恶跟寿夭全不相关吗？他又问：“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这不是善恶跟穷通也全不相关吗？一切宗教和有神论都是要麻醉人民以“幻想的幸福”，企图以神的灵光遮盖人民对苦难世界的认识。《伯夷列传》的这些诘问恰好戳破这种幻想，揭掉这种灵光。
《货殖列传》是论述社会经济史的专篇。第一，它肯定社会经济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必然推动社会生产的分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不是政治力量所能创造出来的。它说：“夫山西饶材、竹、穀、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釭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这是一段出色的论述。第二，它指出财富占有的情况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它所谓“物之理也”，是当作自然规律一样去看的，同上引文所说“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第三，它指出财富的占有情况也决定了人们的道德观念，富有者的道德是维持他们的利益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它甚至认为，孔子盛名跟子贡的富有是有很大关系的。子贡在经济上的活动帮助“孔子名布扬于天下”。在上引《游侠列传》文内也说过社会地位跟道德的关系，而这里更是从经济上做了说明。以上三点表明了司马迁认识到物质生产对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财富对社会政治关系和社会意识的决定性作用。当然，这些远远不能跟我们所说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生产关系与阶级关系的理论相比。但《货殖列传》试图用经济现象说明社会问题和社会意识问题，这对当时的有神论之以神意解释社会问题进行了正面的有力的打击。就理论的成就来说，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论点。这是我国中世史学思想史上珍贵的遗产。
《货殖列传》还肯定人们追求财富的合理欲望，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这是对“富贵在天”的有神论的批评，也是对当时皇家经济垄断政策的抗议。
《史记》重视人谋在历史上的作用。《刘敬叔孙通列传》说：“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本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然而刘敬脱挽辂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这段话把汉之成功跟军事上的胜算和政治上的集思广益密切地联系起来，这里并没有神意的影子。汉之成功的反面是楚的失败。《项羽本纪》评论说：“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这就有说服力地、明白地指出胜败归于天意的错误了。
《史记》“究天人之际”，单从这样的提法来说，已是承认天之作用的。但它所谓天，跟有神论者所谓天，有所不同。它所谓天，往往是指时势（在历史变革方面）和际遇（在个人关系方面）。它称萧何“依日月之末光”；称曹参之功“以与淮阴侯俱”，而信既灭，“唯独参擅其名”；称“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称樊哙灌婴“岂自知附之尾，垂名汉廷”；称傅宽靳歙“未尝困辱，此亦天授”；称霍去病行军“亦有天幸，未尝困绝”。这些或明文说天，或没有明文说天，都是讲的际遇，司马迁对于这一类的际遇，显然都看作偶然的现象，并且毫不表示什么敬意，正相反，多半是轻蔑的微词。《魏世家》说“天方令秦平海内”，《六国年表》称秦的统一“盖若天所助”。这两个天字，同论一事而意义不同。前者指时势，其具体的内容就是《六国年表》所说“世异变，成功大”。后者是有意志的天。司马迁于此也并没有承认“天助”，故说“盖若”。《秦楚之际月表》称赞刘邦的成功：“岂非天哉！岂非天哉！”这个赞语是从上文“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引出来的，讲的也是时势。
《史记》在“究天人之际”上的问题是：天人之间在理论上互相打圈子。分开来说，人谋可以影响历史，时势也可以影响人，这都说得过去。但总的来说，究竟谁更起决定的作用，《史记》就答不出来了。
不必讳言，《史记》也并没有摆脱神秘思想的影响。它相信气数，相信祖先的善恶对后代的遭遇起作用。不过这些在《史记》里不占重要的地位。
5.通古今之变
《史记》重视历史变化，重视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变革。它批评吴起、商鞅的刻薄，但肯定他们在楚秦变法的成效。谴责秦“取天下多暴”，但肯定了它的“成功大”。《史记》要求以“通古今之变”的态度去看历史，这是跟正宗儒学对立的又一个方面，是跟后者所倡“天不变，道亦不变”“古之天下亦令之天下”相对立的，也就是以一种历史态度跟武断的非历史态度相对立的。
《史记》十表是最大限度地集中表达古今之变的篇目。其中，如《十二诸侯年表》，是要表达“周室衰微，诸侯专政”“五霸更盛衰”的历史。《六国年表》是表达“春秋之后，陪臣秉政，强国相王，以至于秦，卒诸夏，灭封地，擅其号”的历史。《秦楚之际月表》是表达“秦既暴虐，楚人发难，项氏遂乱，汉乃扶义征伐，八年之间天下三嬗”的历史。司马迁写每一个表，都是要写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写它在“古今之变”的长河中变了些什么。把这十个表总起来看，却又是要写宗周晚年以来悠久的历史时期内所经历的巨大的变化——由封国建侯走到郡县制度，由地方分权走到中央集权。这跟本纪、世家、列传之写汉初的风云人物由布衣而帝王将相，同样显示了《史记》“通古今之变”的如椽的大笔。
八书本来也应该是集中表达古今之变的，但由于残缺较多，且有相当多的部分真伪难辨，已不能显示原来的全部面貌。仅就现有的篇章而论，《平准书》集中地表达了汉兴百年之间社会经济的变化，是全书中的一篇杰作。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最大的部分是有意于表达古今之变的。虽然像《儒林列传》《酷吏列传》《货殖列传》那样集中写一个主题的篇章较少，但如把有关各篇联系起来看，也可以更多地看出作者心中的某种古今之变。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史记》提出的通古今之变的方法。总的来说，这八个字有要求考察诸历史现象、诸历史事件全部发展过程的意思。分开来说，“原始察终”似注意于考察原委者较多，而“见盛观衰”似注意于历史的转折者较多。《六国年表》是以“原始察终”的方法论秦之帝业的。它说：
“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及文公逾陇，攘夷狄，尊陈宝，营岐雍之间，而穆公修政，东竟至河，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
是后，陪臣执政，大夫世禄，六卿擅晋权，征伐会盟，威重于诸侯。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诸侯晏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
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
“……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司马迁评论史事，有时侧重于形势，如说：“厉幽之后，王室缺，侯伯强国兴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纯，形势弱也。”有时，他侧重于兵力，如《孙子吴起列传》对于吴起强兵政策的肯定。有时，他侧重于人心向背和人谋得失，如他对楚汉兴亡的看法。他看问题的不同的侧重点，往往是针对具体的历史情况提出来的。他侧重地提出了某一点，好像很有片面性，但对他来说，却总是经过全面考虑的。这里评论秦的帝业，认为德义、形势和兵力都不是主要的问题，而特加申述的却是这样的三点：第一，从秦建国的全部历史看，一直是奋发有为的。襄公作西畤，文公营岐雍，穆公修伯政，献公以后的常雄诸侯，都在说明这一点。第二，从秦成帝业的特殊历史条件看，当时社会的巨大变动和六国间不可融解的矛盾给秦的发展带来了很好的条件。所谓“盖若天所助”，就是指“世异变，成功大”而说的。第三，从秦帝业在历史上的影响说，给后来的封建政权树立了榜样。所谓“法后王”，这里说得隐约其辞，实际上就是指汉继秦制而言的。司马迁在这一点上，嘲笑了那些书呆子，他们太不会看问题了。尽管对秦的帝业还可以有更深刻的分析，但这种“原始察终”的历史地分析问题的方法在当时是前无古人的。
“见盛观衰”的方法，在《平准书》中可以得到比较明显的实例。《平准书》记述汉兴70余年封建经济繁荣景象后，指出：“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地主们在封建经济发展中增长了的信念、贪纵和腐化，在司马迁看来，这就是一种衰象。这种情况反映到封建政权上，就是会把国家由富庶推向人民困苦和财富衰耗的动荡中。《平准书》紧接着就指出：“自是之后，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
司马迁“见盛观衰”的历史价值，不在于并观一世之盛衰，而在于盛中观衰。他论汉武帝时的整个社会变化如此。他论儒林，一方面说“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一方面又指出儒术所以缘饰文法吏事，也同此意。这在方法论上有了矛盾向对立面转化的朴素的认识，在现实生活上还结合着对时政的抗议。
《史记》论历史变化，如详今略古，如肯定吴起商鞅变法的成效和秦汉统一的成就，都表示历史进化的观点。《货殖列传》反对老子小国寡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历史倒退论，而详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以后商业经济的发达，尤可表示这种进步的看法。《五帝本纪》有把黄帝当作传说人物看待的迹象。《六国年表》说：“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说：“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这也都表示《史记》并不对上古抱有多大的敬意。《史记》还不免受历史循环论的影响。如《高祖本纪》称“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这就好像是董仲舒的口气了。
通观司马迁《史记》一书，在中国史学上的贡献是巨大的。他提出的“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只是自己的工作要求，而且提出了历史工作上的中心问题，并且他做出了空前的成就，为此后的历史学者指出了途径、提供了学习的榜样。此后的历史学者究竟做出了什么成绩，司马迁提出来的几个问题和他已达到的成绩，就好像测量器一样可用以测量出他们的高低来。司马迁之所以成为笼罩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史学大师，其秘密正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