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是中国史学史的第二个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的成长时期。它的童年过去了，它长大成人了，它做出童年时期所做不到的事情了。
1.司马迁、班固的史学巨著和刘向的文献整理
这个时期出现了两部史学巨著：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史记》有130卷，52万多字。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的天汉年间，是一部通史，也是一部取各种史体之长的综合体史书。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这是史学领域里有意识地“成一家之言”，而在史学实践上也做到了“成一家之言”的第一部史书，在历史观点、史料搜集、文字表述上都有显著的成就。这是中国史学已成长起来的显著标志。《汉书》有100卷，80万字，上起秦汉之际，下至王莽之灭，备记了西汉兴亡的史事。在史体上，它基本上继承了《史记》，而断代为史，为后来所谓“纪传体”史书中断代史的开山之作。但《汉书》中的“志”“表”部分，仍多保留通史的形式。《史》《汉》两家在学风和文风上，各有自己的风格。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迁书“圆而神”，班书“方以智”。这个评论是相当精到的。这两部书反映了当时皇朝空前统一的规模和政治要求的特点。它们对于后来史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这个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工作。刘向奉命跟任宏、刘成、李柱国校定皇家藏书。每校一书，刘向总是采取异本，合并重复，订其讹误。校完一书，总要做出叙录，叙述作者生平、内容大旨和篇章目录。他重视学术流别，把校定的古籍分为6类，38种。他和任宏等校定的书达13000多篇，亦即13000多卷。刘向的儿子刘歆，按书的分类，概括为《七略》一书，而刘向为各书所作叙录，则汇为《别录》。刘向等人的工作，开创了大规模校书的范例、大规模缮写定本的范例。这对于后来的“校雠学”“目录学”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刘向是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创始者。他在中国历史文献学史上的地位，有类于《史记》《汉书》在中国史学编纂史上的地位。
2.从秦始皇焚书到汉武帝尊儒
在这时期，历史观有前后阶段性上的不同。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灭六国、建帝制时起，他就露骨地表现出害怕真实的历史记载，他要抓紧历史阵地为他的统治服务。第一，他要宣扬统一的功绩超越自古以来的帝王，不止一次地刻石颂德。第二，他的皇朝是应五德之运而生，是以水德胜周之火德，衣物尚黑，不惜让朝堂之上黑压压的一大片。第三，焚《诗》《书》、百家语和一切非秦国所记的历史。第四，他要永保封建统治，并建立封建的永恒秩序。这就是所谓“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传之无穷”，就是“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秦曾经奉行过的变革思想，这时因历史条件变化，被秦始皇一脚踢开，他在刻石颂德时就说：“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秦始皇使用暴力推行他的主观愿望，焚书坑儒是他采用暴力控制思想的最明显的形式。他的这种做法并不能实现他的愿望。但他的愿望和他采取的手段，却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表明了史学跟政治联系的新的阶段的开始。一般人们对秦始皇跟史学的关系，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未免是一种疏忽。
秦亡汉兴，历史实践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秦累代经营，灭六国而成帝业，但陈涉揭竿而起，秦一下就垮了。刘邦无尺寸之封，起兵讨秦，又经过对楚的战争，五年而建立汉朝。秦何以亡得这样快？汉何以兴得这样暴？这些问题，是秦始皇时的人所遇不到的，但却正是汉代前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所共同关心的。关心的原因，不只是要了解这种重大变化的原因，还为的是要观察汉朝的统治是否可以巩固下去。当时人关于问题的答案，或归之于民心的向背，或归之于历史的条件，而司马迁则由当时提出的这个问题而提高到“通古今之变”，以考察悠久的历史过程。显然，民心向背的观点是在秦末农民大起义影响下的看法。汉人遇到了新问题，却并没有解决老问题。统一问题、五德之运问题、思想控制问题、永保统治和永恒的封建秩序问题，在汉仍是迫切需要处理的问题。汉处理这些问题的办法，跟秦始皇不一样，效果要好得多。
汉代秦后，在政策上比秦宽得多，在思想领域里也是如此。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摆出了重视学术文化的样子。他又表示尊崇儒术，“以经术缘饰吏事”。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出现了董仲舒和司马迁这两位大师。董仲舒是代表儒学正宗的大师，他发挥了春秋公羊学大一统的论点，为汉皇朝的统一事业服务，宣扬了三纲的论点，为稳定封建统治秩序辩护。他于五行说之外，又宣扬三统说，以补五行说之不足。他倡言“天不变，道亦不变”，强调封建统治的永恒秩序。
董仲舒在历史观上，有自成体系的理论，对于后来的正宗史学有很久的影响。司马迁曾从董仲舒问春秋公羊学，他也拥护汉的统一，尊重孔子在历史上的成就，也有历史循环论的观点，但他的历史观中有不少的唯物主义因素和朴素的辩证观点，这跟董仲舒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有区别的。在维护汉家统治利益上，两人是一致的，而在如何维护这一具体问题上两人有不同的看法。董仲舒和司马迁的思想分歧，决定了二人在史学发展上的不同地位。但从汉武帝控制思想的效果说，从这两人身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从秦始皇抓史学领域的失败，到汉武帝尊崇儒术，以至宣帝石渠阁奏议以前，可说是秦汉时期史学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秦汉时期史学与封建政治结合的新形式初步形成。
3.石渠阁奏议和白虎观奏议
石渠阁奏议是汉代以皇权专制的儒学形式进一步控制学术思想的标志。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诏萧望之、刘向等讲五经同异于石渠阁，帝“亲称制临决”。所谓“亲称制临决”，就是以皇帝的名义亲自到场，决定是非。这是宣帝以皇帝兼宗师、教主的身份出场，宣扬他所同意的教义。《汉书·艺文志》著录“议奏四十二篇”。
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讲议五经异同，帝“亲称制临决”，如宣帝石渠阁故事。帝“正坐自讲所制章句”。据说“冠带缙绅之人圆桥门而听者盖亿万”。当时并没有播音器，不知这亿万人如何听章帝讲经。但白虎观讲经规模之大远远超过石渠阁讲经，是可信的。这一次，又是皇帝以宗师、教主的姿态去强化学术统治的要求。对于这次奏议，章帝命班固作《白虎通德论》一书，这是一部钦定的哲学、神学、经义的法典。
两汉时期，经史不分。这两次由皇帝主持的讲经活动，不能不深刻地影响史学。而且这两次集会，都是史学领域里的代表人物参加。参加石渠会的刘向，还有他的儿子刘歆，在进行大规模文献整理工作的同时，还各著有《五行传》。父子所说不同，但都以《洪范》五行附会天人感应之说，是一种神秘主义的历史观点。参加白虎观集会并总结其成果的人，就是著《汉书》的班固。对于刘向和班固这两位史学家的史学成就和历史观点的错误应分别看待。但也应指出，他们的历史观点不但限制了他们在历史文献学和史书编纂上的成就，而且损害了他们可能取得的成就。他们那些附会正宗儒学的说教，显然使他们的作品减色。
两汉时期的史学发展中，也存在着理论上的斗争。如张衡反对谶纬和王充的各种批判，都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光辉思想。张衡是一个文学家、科学家，也是一个史学家。可惜他的史学作品没有传下来，我们已不能对他进行深入的研究。王充是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而不是史学家，但他批判性的论断多与历史理论有关，这也应该属于中国史学史的光辉思想。
4.秦汉时期的史学成就
秦汉时期的史学，在史书编纂上，在历史文献学上都已有颇具规模的成就。在历史理论上，也可以说有了一些体系。在历史文学上，马、班的风格不同，也都是各有成就的。秦汉时期的史学，可以荀悦《汉纪》为断限。荀悦写这书的时候，曹操的势力已经开始强大，汉献帝实在他的掌握之中。荀悦的《汉纪》却仍是拥戴汉家的。从史书的体裁上说，这是具备一代始末的断代编年史的第一部，在史学史上也是有一定地位的。
